梁启超晚年谈对日认识的变化：日本不可不戒备

花生

吴令华
　　
　　梁启超和日本的关系可谓深矣。“戊戌政变”以后，是日本公使馆的主动援救，他才得以流亡海外，旋以东京为据点，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十四年后，他回到祖国，仍与日本多有交往。袁世凯称帝，蔡锷将军在云南奋起护国，梁又是在日本的暗中帮助下，南下助蔡讨袁成功。也就是在此时，他彻底认清了日本奉行军国主义，妄想吞并中国的野心，从而改变了对日本的认识。当年先父吴其昌在天津师门，亲见每有日人来访，梁先生则蹙眉，连呼讨厌讨厌，可怕可怕；但仍不得不冠带出迎。一九二七年新秋，梁先生曾对先父详述其认识转变之过程，通夕不寐。
梁先生说：“我在护国之役前，脑海中全无反日的思想。不但不反日，但觉其可爱可钦。护国之役后，方觉彼可畏可恨又可怖。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我亲见明治维新后一个新国家的兴起，朝野上下，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居然将一个千古无闻的蕞尔小国，变成新兴的现代文明强国，真如呼吸清晨晓风，脑清神爽。回视满清政府的老大腐朽，疲癃残疾，肮脏邋遢，相形对比，越觉日人可爱可敬。当时他们说彼等真心希望中国复兴，愿与中国并立为世界强国，我亦深信不疑。」日人的确救了梁的命，但它是否真希望中国复兴、并立东亚呢？直到后来，梁才恍然大悟：那时的日本，正跃跃欲登世界文明诸国之列，处处想模仿西欧各国，见欧洲现代政治，有保护他国政治犯之事，故也想照行，既可以夸耀其文明程度，又可以插足控制中国。这才是其真实目的。
　　
　　但梁启超真正看清日本军国主义的狡猾阴毒，还是在护国之役前后。他说：“后来日人有贺长雄怂恿袁世凯盗国称帝，我开始觉得其可恶。随后日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迫袁承认，以换取彼对帝制的支持，我此时已知彼凶狠可恶，但尚未觉其狡毒可怖也。”及至松坡发动护国之役，梁决定南下襄助。袁世凯派人日夜监视，把守门口。一九一六年的春天，梁只好购胶皮（天津人呼人力车）车夫著衣，易服夜逃。袁发觉后，杀了便警，并发布“务获梁启超，就地正法”之命令，上印有像片，缉捕较清廷更为严密。令梁奇怪的是：“我自津经沪至港，一路惴惴不知将死于何处，但暗中似有天神护卫，化险为夷，逢凶化吉，反覆思索，不得其解。”到了香港，日人明目张胆公开援助，此时，他“方恍然沿途暗中保护者非天神也，乃日人也。由香港至越南，彼等更是全体动员，举凡官商军民、间谍浪人，均全力助我，虽子孙之事父祖不能过。试问彼为何厚爱于我，又何求于我，而奉我如此？”经过反覆思索，他自称“不禁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方觉日人之阴狠毒辣，喻之为猛虎贪狼，犹为未尽。”自此得出结论：“他日欲亡我灭我者，必日人也，不可不戒备。”

花生

日本明治维新后，实行军国主义，向外扩张，侵略邻邦。面对清末民初中国政治的混乱局面，未知鹿死谁手，它便多方下注，期在必得。故一面支持袁世凯称帝，一面暗中协助反袁斗士，用心无所不及，此所以梁先生感觉阴森可怖也。梁先生自述其对日本政策的认识过程，我以为是真实可信的。后来蔡锷死于日本，更加深了他的戒心。每与先父谈及时事传闻，他常怀疑是否“东洋人”造谣，连蒋介石下野去日，他也耽心会遭日人暗算。梁谈话时，或被日人拜访打断，辄连呼：“讨厌讨厌，又来『保卫』我了，可怕可怕！”一九二八年，北伐军逼近北京。由于历史的原因，他曾萌发出国避难之念，对先父说：“我无力赴美，将暂去朝鲜隐居，作朝鲜理学史或朝鲜学案研究，你能随我去协助否？”而不再考虑他所熟悉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