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姓家族名人

あいしてる

黄琪翔：(公元1898～)，字御行，广东梅县水车墟茶山乡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国战区抗日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6年6月13日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黄琪翔家祖先世代务农。茶山乡在梅江上游，地处僻壤，山多田少，生活困难。他的父亲黄富霖，被迫远渡南洋谋生，在海外经营小商贩，其后改营“水客”业，替邻亲华侨捎带信款或物品，往来于梅县、香港、新加坡、印尼之间，借获微利以维持家小生活。母亲刘桂伍居乡务农，勤俭持家。

黄琪翔童年时在村塾就学，1910年在其族叔黄钧选创办的梅县务本中学读书，其后列广州进优级师范附中求学。1912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活。

从1912年至1919年间，黄琪翔由广东陆军小学毕业，升入武昌第二预备学校，后来加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期间，他由于聪颖过人，成绩优异，为师友所期许。保定军校毕业后，派任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排长。1920年调回保定军校任分队长。

1921年孙中山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举行北伐。黄琪翔受革命思想影响，并因为北洋军阀政府黑暗，财政困穷，一般军政人员欠薪欠饷，生活无着，即于1922年辞去保定军校职务，回到广东参加革命。其时孙中山北伐进军江西，粤军第一师全部参加北伐。黄琪翔到广州就就任粤军第一师少校参谋，留后方办事处。陈炯明叛变，北伐军回师讨逆失败，粤军第一师辗转回到西江候命。黄琪翔应辎重营营长张发奎之邀任该营少校营附。不久该营改为该师第二团第三营。从此黄琪翔与张发奎共事直到大革命失败离开第四军为止。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住宣言中指出了中国之现状及其前途，重新阐述三民主义的真谛，制定党纲及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确定国民革命的任务为：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不久又颁布建国大纲。同年11月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谋国家之统一与建设；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并指出国民革命将分两步走，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化为国民之武力，永绝军阀与帝国主义之祸根。当时的粤军第一师在邓演达推动下，各级军官都曾认真学习这些革命文献，受到很大影响。粤军第一师当年所以能成为革命的中坚，原因就在于此。由于一方面受这种革命理论的指引，另一方面因常与邓演达共同作战，被邓演达的革命意志和艰苦战斗精神，感染日深，使黄琪翔在革命战争过程中对孙中山的信仰和革命思想的认识逐步发展。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领导革命。在整顿粤军中，由于张发奎升为第一师独立团团长，黄琪翔也跟着升为中校团附。同年4、5月间参加讨伐沈鸿英的清远战役和围攻肇庆城战役；11月间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柏塘战役。其时粤局仍极混乱，外有陈炯明盘踞东江不断进扰，邓本殷、申葆藩盘踞南路、高雷、海南岛负隅抗命；内则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部盘踞广州市和附近各县，阳奉阴违，不听指挥。为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亟须扫荡叛逆，统一粤局，广州革命政府乃于1925年春举行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黄琪翔任粤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团(团长张发奎)第三营营长，参加第一次东征。当东征军分路出击时，蒋中正指挥的黄埔军校教导团追至鲤湖、棉湖一带，受到陈军林虎部的猛力抵抗，遂急调粤军第一师第一旅陈铭枢部迅由海丰的六平墟经河田向安流进攻兴宁，断敌后路。黄琪翔率领第三营为前锋，急向陈军总指挥林虎所在地的兴宁挺进。其时，陈军林虎部刘志陆、黄任寰、王业兴、王定华等部两万余人正集结向东征军作包围反击。黄琪翔率部到达兴宁附近神光山下，时已天黑，乃在当地宿营，准备翌晨相机进取兴宁县城。而当时陈军主力亦向兴宁移动，冀于拂晓抵达神光山，与原在神光山巅设防之陈军取得联系。但张(发奎)团一、二营在登山夺取阵地时，即与敌遭遇激战。是时晨雾迷潆，黄琪翔闻神光山枪声甚密，知悉己军尚未夺得山头阵地，而该山是控制兴宁城之制高点，夺得该山，则兴宁城之守敌不攻自破。黄琪翔乃率部直绕敌后，将敌黄琪翔旅包围击败，俘敌甚众，夺下神光山，并即移师援助第二团在普济桥渡河。林虎见大势已去，遂漏夜率残部向江西逃窜。事后蒋中正和苏俄顾问加伦将军到前线视察，对是役机动作战官兵，极为赞赏。

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将驻粤各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粤军第一师扩充为第四军。张发奎升任独立旅旅长，黄升任该旅第二团团长。8月间，叛军陈炯明部乘东征军回师讨伐滇、桂军时，又窜扰潮、梅、惠粤东地区，于是国民革命军又作第二次东征。独立旅参与作战协同友军向东扫荡，由惠阳趋紫金严击敌右侧。敌人回窜潮梅之后，仍有2万余人，还积极作负隅布防。东征军推进当中，遇敌于紫金县龙窝墟，谭曙卿部第三师溃败，总指挥蒋中正慌忙后退。敌军由蓝塘趋安墩，来势汹汹。独立旅正由惠阳趋紫金途中，与敌相遇，时敌兵力十倍于我，在实力大相悬殊下，黄挥军冲杀，突破敌阵数处。随后援军赶到，协力猛攻，激战至次日始将敌击溃。是役敌方主力虽被击溃，而独立旅损失亦重，计阵亡营长罗子良，连排长十数人，士兵则伤亡数百。第二次东征迅速进占潮、梅各地，陈炯明部复向闽赣边境溃散。与此同时，盘踞在广东南路各属附逆作乱的邓本殷部，乘机出兵侵犯恩平、开平、台山、新会各县，广州国民政府遂令李济深为南征军总指挥，率部南征。在这期间，第十二师师长梁鸿林因愤蒋中正驱逐许崇智、扣押梁鸿楷，竟哗变而去职，张发奎的独立旅扩编为第十二师，梁师的第三十四团(团长叶挺)改为独立团。黄任该师第三十六团团长(该师辖三个团，师长陈可钰，副师长张发奎，独立团团长叶挺，第三十五团团长缪培南)，全部参加讨邓战役。12月，第十二师甫抵雷州，即奋向邓部猛攻，旋将敌击败。残敌渡海向海南岛逃窜。残敌渡海后连同原驻海南岛部队共有2万余人，其主力分布于临高、儋县一带，据险固守。1926年1月，第十二师部队分乘帆船两百余艘由雷州之外罗港渡海，直向海南岛的新埠港进攻，占领新埠港后，黄琪翔率领所部欧震营斜出铺前港，一面掩护友军登陆，一面攻击该地之敌以作牵制，使友军经东坡、锦山、三江市之线，于1月3日克复琼州府城。同时临高、儋县之敌也被击溃。卒使邓本殷力穷势蹙，逃往越南。至此盘踞南路多年的邓部已被根除，四分五裂的粤局遂告统一。黄在每次战役中均作出了他的贡献。

1926年6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出师北伐动员令。参加北伐的有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六、七、八等7个军，约10万人。第四军参加北伐的为叶挺独立团和第十师陈铭枢部、第十二师张发奎部，于5、6月间先后由广东进入湖南。北伐战争旗帜鲜明地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号召.同时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建立廉洁政府”等口号，深得人民拥护，形成革命高潮，便利了北伐的军事进行。北伐计划以打倒直系军阀吴佩孚，夺取武汉为第—阶段。湖北、湖南是在直系军阀控制下，故北伐军作战，也就以湖南、湖北为主要战场。在北伐军出发之前，湖南唐生智部表示拥护革命，输诚国民政府.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吴佩孚借口援湘.派兵入湖南，唐生智退守衡阳，困守待援。这时叶挺独立团(战斗序列归第十二师指挥)等作为先遣部队，挺进湖南，应援受困的唐生智。

叶挺独立团到达湖南永兴，吴佩孚派谢文炳、唐福山等部队由赣西进扰湖南，攻击衡阳侧背，唐生智告急。叶挺部由永兴急赴安仁，与原驻安仁的第八军张团奋勇击败敌军，克复攸县。7月3日北伐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共同率所部进驻攸县。这时第四军担任湘江东岸作战，目的是占领醴陵、株洲，以呼应湘江西岸第七、第八两军，同时对赣西监视，巩固北伐军右侧的安全。7月12日，北伐军收复长沙。第四军亦进驻浏阳。敌军集结于平江、汨罗一线，构筑强固工事，其中在于江城附近集结的兵力有第五十混、成旅陆坛全部、第二十五师陈嘉谟之一部、桂军第一路司令韩彩凤部、湘军游击司令周凤岐部之孙建业、娄云鹤、王献臣等部，统由兼平通防御司令陆坛指挥，固守以平江为中心的防御线。另外以汨罗为中心的防御线，在河夹塘、南渡、长乐街、张密碑一带驻有余荫森、叶开鑫、董政国、宋大霈等部。全部兵力不下十万人。

北伐军针对此情况，于8月中旬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第二期作战计划。第四军接受命令，由第十师、第十二师分中、左、右翼指向平江进攻。进攻部署，大要是：一、第三十五团任左翼；向敌佯攻，牵制敌人正面主力；二、第十师任右翼，进攻敌阵地，绕平江城之北，保我右侧背安全；三、第三十六团、独立团任中路，进攻敌阵地后，继续攻平江县城，并占领之。8月18日完成攻击准备，19日开始进攻。担任中路的独立团和三十六团分两路夹击平江之敌。叶挺率独立团扫荡平江西南面外围之敌；黄琪翔率第三十六团扫荡平江东北面外围之敌，分向平江县城进攻。第三十六团向平江东北面进攻，沿路未遇敌人，直至接近县城之金窝山、西坑遇敌军韩彩凤部数百人扼守，团长黄琪翔乃令前卫第二营向前攻击，并以左侧卫前进控制。敌人一触即溃，纷纷窜入县城，第三十六团乘胜追击，占领了平江城东北的古城岭，俯击城中。敌军头目陆坛正在城中，闻警即以全力防守城东北据险抵抗。黄琪翔指挥所部第一营对敌军正面作战，另派第二、第三两营从间道绕过敌阵地占领平江西北一带高地，将敌包围，猛力冲杀。敌阵大乱，溃退入城。黄琪翔亲率第一营蹑尾紧迫，遂于是日午前10时进入平江县城。入城之后黄琪翔率团部直属特务排由民众带路直冲敌司令部。陆沄见状自杀。此时叶挺独立团亦扫清平江外围敌军，进入县城，历时不到一天，城内外残敌均告绝迹。

克复平江之后，敌军防守泪罗、平江一线阻止北伐军前进的计划完全失败。在营田、新市的敌军三万余人，仓皇退守粤汉铁路线上的汀泗桥，沿河筑垒，扼桥固守，以待吴佩孚的援兵。

北伐军第四军攻克平江之后，兼程由平江经通城、崇阳向北推进，于8月25日到达汀泗桥南岸，与敌对峙。吴佩孚在平江、汨罗一线被击败之后，慌忙赶到武汉，亲率援兵刘玉春部万余人由武昌乘火车出发，驰援汀泗桥，此役为北伐军胜负关键，又是北洋军阀生死关头，因此，双方在此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北伐军第四军被阻于汀泗桥南岸，摆在前线的有第十师的二个团，第十二师的一个团和独立团。其位置，桥南端是独立团，稍后是第十师各团，沿河东侧是三十六团；第四军军部在桥南十余里小市集内；第十二师一个团跟着作后卫部队。26日拂晓，全军向汀泗桥发动进攻。敌人凭借优越地形，居高临下。我军向上仰攻，又阻于河流，造成很大伤亡。一旦吴佩孚援兵到达，情势更将不堪设想。当晚在军部开军事会议，共谋对策。黄琪翔建议所部第三十六团全部为前锋，于即晚开赴桥上游某地，强渡北岸(日间已侦察地形，可以徒涉，而又远离敌阵地)，直冲汀泗桥北岸之敌，估计一夜之间可达桥北；我军又从桥南上面冲击。必可一举歼敌，夺此天险。黄陈述意见后，与会各人均赞成此计。俄顾问尼基金盛赞此项意见，并称是胆识俱全的奇谋胜算。会后立即行动，并派第十师协同动作。黄琪翔于是晚10时出发，以急速行军到达偷渡点，下令全团依次渡河。夜静天低，早光闪耀，万籁俱寂，只闻水声。午夜全部渡河，略作整理，即沿北岸疾进，黑夜之中，出敌不意，连夺敌军阵地，占领张央园东北一带高地，继续向据守张央园左方之敌进击。但敌军占有优势地形，火力猛烈。黄琪翔乃向陈铭枢(按：陈铭枢率第十师三个团跟踪而至)建议。乘夜夺取敌中央阵地，作为我军据点，然后于27日拂晓全线总攻。陈铭枢也同意，遂改向敌中央阵地攻击，激烈战斗，反复冲杀，终夺得敌阵地，而第三十六团第一营任前锋作战，伤亡亦复不少。

北伐军已夺得敌中央阵地，但敌仍极力顽抗，以密集炮火向北伐军猛射。第三十六团第一营奋力反击，占领敌炮兵阵地，第十师的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团也同时奋进，，雪领了敌军阵地数处。第十师第二十八团更迂回朱家埔、山窝、廖方、安春等地，直趋汀泗桥之北，截敌后路。拂晓时候桥南岸的独立团和第三十五团在张发奎指挥下向盘踞铁桥之敌猛攻。7时许，北伐军在汀泗桥北岸的部队已将汀泗桥东北一带高地全部占领，分向铁桥冲击。扼守铁桥北岸及其西高地的敌军，除一部分残敌漏网向贺胜桥溃退外，全部被包围缴械。至是北伐军完全占领汀泗桥，并于是日午前1l时进占咸宁县城。

北伐军进攻部队以第四军独立团为前锋，直逼贺胜桥。追击至贺胜桥已是下午4时前后，立即向吴军猛攻。次日上午在北伐军猛烈攻击下，敌军溃向山后奔逃，北伐军把一个个工事都占领了，直冲向车站，向吴所坐火车射击，要活捉吴佩孚。吴虽力图奋战，亦无法挽回危局，只得开车向武昌狼狈奔逃。北伐军进占贺胜桥车站，俘获了大批战利品和俘虏，都交后续部队第八军处理。第四军作战部队，跟踪追击，直至武昌城下。吴佩孚无地立足，逃往河南，由湖北督办陈嘉谟、第八师师长兼武昌城防司令刘玉春困守孤城。第四军和第七军一部分将武昌城围困，并由邓演达为攻城司令指挥作战。于l0月10日攻克武昌。

在围困武昌时候，北洋军阀孙传芳(当时占有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五省地盘，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为挽救吴佩孚败亡，调所部精锐谢鸿勋等五个师从江西进扰湘、鄂边境，袭击北伐军侧后，企图解武昌之围，挽救吴佩孚败局。蒋中正亲率第一军(代军长王柏龄)、第六军(军长程潜)各部从湘、鄂边境进入江西，复调第七军由军长李宗仁统率由武昌开赴修水、武宁、德安间增援。由于蒋中正指挥失当，北伐军从南昌至九江沿南浔铁路作战，将主力暴露在敌人监视下，盲目进攻。

南昌一役，第一军、第六军被孙军击溃，蒋中正仅以身免。德安一役第七军亦被击败，溃退武宁。在此危急之际，急调第四军星夜驰援，时第四军已攻下武昌城，抽调第十二师由张发奎指挥急赴江西前线。孙传芳击败蒋中正后趾高气扬，通电宣传胜利，讥讽北伐军妄自尊大，终必灭亡。张发奎率部到达武宁后侦知孙军主力谢鸿勋部分驻德安、马回岭，设防据守(按：德安与马回岭相距仅二十余公里)，乃以黄琪翔三十六团为左翼攻马回岭以南地面。黄琪翔采用声东击西出敌不意战术，佯向德安进攻，到达聂桥，黄琪翔忽挥军转向马回岭。德安之敌见北伐军向德安进攻，急调马回岭敌军向北伐军后方进击。不料北伐军从聂桥转向马回岭。北伐军行动迅速、勇敢，到达马回岭时，敌没有料到北伐军骤至，措手不及，遂为北伐军冲击溃乱。谢鸿勋师部设在马回岭市街内，黄琪翔率部直捣师部，谢鸿勋足部负伤，由马弁背负奔逃，旋马弁被击毙，谢爬匿草丛中，卒亦被击毙，全师尽歼。德安之敌也被黄琪翔部解决。同时在德安、南昌间各军猛烈进击，歼击孙传芳在江西的四个师，俘获师长；两人，击毙师长一人。至是孙传芳在江西主力全部被解决，少数残余败兵，溃逃南京、杭州，一蹶不振。

占领南昌并击溃孙传芳军队之后，北伐军在军事上获取了全面胜利。第四军第十二师也回到武昌休整候命。第四军在这阶段战争中，克敌制胜，俘获甚多，被群众称为“铁军”。“铁军”不仅是对四军(特别是黄、叶两团)英勇善战、功绩显赫的赞誉，也是对四军不拉夫、不扰民、不筹饷，密切联系群众，深受百姓爱戴的褒奖。休整期间将军队扩编为两个军，即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张发奎任第四军军长，陈铭枢任第十一军军长。黄琪翔、叶挺两人战功最著，在北伐途中已明令晋升为少将(按团长军衔为上校)，至此黄琪翔升任第十二师师长，叶挺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黄琪翔就职之日，邓演达代表军事委员会亲临会场宣布命令，庄严肃穆，视为重典。

在北伐进程中，革命阵营内起了严重的分裂。1926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决议在广州的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来武汉。1927年1月5日蒋中正在南昌宣称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设南昌，这是蒋中正背叛革命的行动表现。经过斗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才得迁来武汉。1927年4月12日蒋中正以凶恶的反革命行动举行、“清党”？在上海、南京、广州以及其他各地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群众，全国进步人士尽皆愤慨。武汉国民政府免去蒋中正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等职。随后以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后扩编为第四集团军)为骨干，由唐生智任北伐军总司令、举行第二次北伐。此前，第十一军因军长陈铭枢离武汉，武汉政府令张发奎暂兼第十一军军长。黄琪翔任第四军军长，率部参加北伐，进军河南。

第四军以黄琪翔为前敌指挥，沿铁路东北以占领开封为目标，经上蔡、临颍、鄢陵、尉氏、朱仙镇直指开封。临颇为奉军主力驻地，号称奉军精锐的荣臻部三万余人，装备有飞机、坦克等武器，严阵固守。临颍战地敌军主防在东西洪侨，在河水环绕的城寨，仅东西两桥可通，布满障碍物和严密火力，飞鸟雄进。北伐军以无比英勇的壮烈牺牲精神，猛力进攻。自晨至午，伤亡极大，全军不惜重大牺牲，坚决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进行决战。第十一军第七十七团团长蒋先云(中共党员)即于是役牺牲。此为北伐战争中最严酷艰苦的一次战役。黄琪翔指挥第四军坚定勇敢与全军共生死，十荡十决，指挥若定，击败了奉军，占领了东西洪桥。

北伐军进击奉军时候，困处在陕西的冯玉洋部国民军(武汉政府编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乘机东出潼关，进占洛阳与北伐军会师郑州，并开郑州会议。冯玉洋以举足轻重之势，提出与蒋中正凋解、妥协主张，北伐军遂退回武汉。将河南伞境交冯玉祥接管，第二次北伐也告终结。

武汉北伐军向河南进军时候，驻防湖北的夏斗寅、杨森等部叛变，进攻武昌。5月20日武汉卫戍部队在叶挺指挥下，击败叛军，武汉解严。5月21口湖南何键部许克祥团突然在湖庙长沙叛乱，袭击农工团体，屠杀农工，是为“马日事变”。6月底何键部队公开叛变，在武汉的唐生智部队，功；受影响，岌岌可危。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决议“制裁共党”，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疯狂地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及工农大众，断送了革命。8月1日，由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了南昌起义。由广东出发参加北伐的第四军，至是分成两部分，即一部分在南昌参加起义，一部分由黄琪翔率领驻在九江。原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至是乃隐藏到幕后，将职务交由黄琪翔代理。

在这次事变中，黄琪翔虽仍有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在广东建立革命基地的雄心壮志，然而在政治上缺乏正确的领导，而又限于水平，提不出政治上的主张，在张发奎的控制下，茫无所向，郁郁于怀，深感困惑，曾说，北伐至此，最觉痛心，拟将第四军所有枪炮抛沉大江中，所存军中若干款项，平分全军作路费还家，做个真的解甲归田。这虽属愤懑之词，亦可见其当时的不安。

在武汉政府反共之前，形势突变中，曾将武汉军校学生编为独立师，以侯连赢为师长。准备编入第二方面军战斗序列中参加东下讨蒋，由武汉移驻九江。但南昌起义后情势一变，乃改编为第四军教导团，以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团长，随同第四军行动，留驻在九江候命。

“八一”南昌起义之后，震惊了国民党内部，在广东的李济深慑于南昌起义部队趋向广东，除派军队堵截之外，另与张发奎妥协，欢迎在九江的第四军部队回粤休整，以增声势。9月初在九江的第四军由黄琪翔率领，经南昌、丰城、清江、吉安、泰和、赣州开回广东。

汪精卫在武汉分共清党，原拟宁汉合流，分得一脔，不料在武汉方面见弃于唐生智，南京方面被拒绝于西山会议派，穷无所归，在第四军回师广东之后，与张发奎、陈公博、顾孟余等回集广州，谋划其政治投机，又勾通原在广东的部队薛岳、黄镇球两师，并与原在广东的第五军李福林妥协，阴谋取代李济深，夺取广东地盘作政治资本。11月16日汪精卫与李济深同船由香港往上海。17日即由张发奎、黄琪翔派兵占领国民党在广州的中央各机关和地方各军政机关，改组广东省政府和政治分会，成立其他新的军政机关，这叫“张黄事变”。事变之后，全省震动，在广东东江的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等正集结回师进击广州；广西方面的黄绍竑率领数师军队由西江东下，夹攻广州。张发奎所指挥部队只得孤军力图挣扎了。

这次事变当中黄琪翔以第四军军长被任为广州卫戍司令，以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该司令部参谋长，拱卫广州，事变后军事紧张，当时决策，东守西攻，对东江方面采取以吴奇伟、李汉魂等师为主力防守增城、石龙一线，西江方面则采取打击计划，集中力量对广西来敌予以严重打击。由黄琪翔统率薛岳、许志锐等师为主力迎击西来之敌。广州卫戍事宜由参谋长叶剑英代拆代行。黄琪翔认为事变已经发生，现处四面楚歌之下，军事上集中全力打击西来之敌，是当前重要关键，卫戍广州只是维持后方秩序，有教导团和后方留守的少数兵力，以及公安局长朱晖日指挥的公安部队就可以了。12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教导团为主力发动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变起仓卒，黄琪翔于是日深夜接到军部值班参谋电话报告军部附近发生枪声，黄琪翔当时对此突然事件，无从判断，乃告诉参谋急报叶剑英参谋长处理。盖黄琪翔已定日内出发西江，一切广州卫戍事宜由叶负责指挥。此时枪声愈紧，乃下楼往找张发奎(当时黄与张共在东山一座楼房，黄琪翔住楼上，张住楼下)叩门时张发奎一手持枪；—手开门，始迎黄琪翔进入。紧急当中遂与张逃出住宅，由腊德渡河往广州河南李福林家，同往军部计议。李福林亦不知所措，经调查得悉广州市内发生共产党暴动事件。乃由张发奎急调在广州附近的薛岳等部回广州协同李福林的部队镇压。第二天薛岳部队即向广州进击。参加广州起义的部队仅有第四军教导团和若干临时组成的工人队伍，力量不大，在第四军的强大兵力压迫下，广州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之后，黄琪翔回到(肇庆会馆)第四军司令部，薛岳等一些将领亦先后来到军部。当时众议纷纷，莫衷一是，黄琪翔建议请叶剑英参谋长到来商议善后。会场有一军官大声向黄说：“军长你不清楚，有人看见叶参谋长在公安局指挥暴动作战，叶参谋长请不来了!”黄琪翔此时才略明真相。大家面面相觑，一时静默。其后张发奎还派人搜查叶剑英住宅，但无所获。

广州起义是在张黄事变反对李济深运动后20余天内发生的。李济深以此为口实，攻击第四军勾结共产党，甚至说与共产党唱双簧。在上海、香港、南京各报上，纷登其事。汪精卫为卸脱自己，保护张发奎，将一切责任都推到黄琪翔身上，公开通电指责黄琪翔掩护和引用共产党，造成广州暴动。第四军内部亦因此对黄琪翔不满，在纷乱矛盾局势下，黄琪翔无以自解，乃只身逃往香港。

黄琪翔于1927年12月15日秘密逃离广州，社会上一般议论以至反动政府都以为黄是制造广州暴动罪人，香港政府亦复注意。故黄赴港时，香港政府已准备在省港渡船一抵港岸即将黄琪翔逮捕。事为梅县同乡丘哲等侦悉，乃先派一同乡富商的游艇驶往海面，登上黄琪翔所乘渡船，将黄琪翔接上游艇。黄琪翔当时只穿衬衣出房门，即为一相熟的同乡和行丁拉进小游艇，其随来家属均未告知，直送到香港日本人开设的旅馆里。黄琪翔在香港匿居约一个月时间，甚感苦闷，得丘哲建议，往日本游历，复得同乡潘植我(在日本神户经商)的招待，于1928年春与丘哲同到日本。游览日本名胜古迹，及对日本工业、生产、社会、学术等情况作研究、学习，略知梗概。

1928年间蒋中正军队继续北伐，在济南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日本军队肆意屠杀中国民革命军队民，还杀了南京政府驻山东外交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中日双方关系紧张。在日本的中国人，随时有可能被侮辱杀害。黄琪翔在日本不能再居住下去，于1928年？月间乘轮船赴德国，打算到欧洲游历学习。

1928年8月间黄琪翔到了德国柏林，进入柏林大学补习一个时期德文(黄在八年军事学校学习过德文，略有基础)。这时邓演达正在柏林作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学习。黄琪翔深佩其学习精神，对邓的言论、主张，更多感受。其时宋庆龄亦在柏林，叶挺也来到柏林，都获会晤。

1929年5月间，黄琪翔接到宋庆龄由莫斯科给他一封电报，说她要来柏林有事和他商量，嘱到车站接她。黄琪翔如约接车。宋庆龄对黄琪翔说，国民党在南京建造好中山陵，要将孙中山灵柩由北平香山碧云寺移葬南京，请宋回国主持“奉安典礼”。并问黄可否陪她回国。黄琪翔略有顾虑说，他在大革命中任第四军军长，反对蒋中正背叛革命，人所共知，回去恐有危险。宋称可以保证不发生危险。于是以秘书名义护送宋庆龄回国。孙中山安葬以后，由宋庆龄的介绍，黄琪翔和蒋中正礼节性地见了面。次日黄琪翔陪宋庆龄回到上海。

1930年5月邓演达由欧洲回到上海，黄琪翔与之会晤。邓氏本着他对中国革命的政治主张，写成《我们的政治主张》作为纲领，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黄力予赞助。1930年8月举行结党式，成立中央干事会，黄亦参加，并担任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组织主要是反对南京反动统治，复兴中国革命，在黑暗的统治下独树一帜，在当时情势下，起了动摇反动统治的影响。1931年8月间，南京当局勾结上海租界当局，利用叛徒告密，逮捕了邓演达和其他工作人员等数十人。反动当局企图一网打尽，也派特务去逮捕黄琪翔。适黄琪翔外出，深夜未归，特务就在黄宅客堂守候。所幸家人特意把亭子间的电灯拧开。黄琪翔为人机警，回来时见亭子间灯光明亮，知有变故，遂绕道逃走，幸免于难。1931年11月蒋中正秘密杀害了邓演达。中共组织上遭受严重的破坏，工作活动无形停顿，各地方组织亦渐次涣散。在这严重的情况下，各方面同志都转入地卜，分散各地。黄琪翔和部分同志仍留居上海，各方属望他主持中央继续工作。黄琪翔在这艰险时期，毅然负责与各地联系，起着中心作用，并编印《邓演达遗著》数于册和出版邓演达纪念集、《演化》周刊等刊物，表示继承邓演达遗志，进行工作。

あいしてる

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震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反动面目暴露无遗。抗日呼声，响遍全国。国民—党内部纷争，由蒋中正扣留胡汉民所引起的宁粤分裂，亦借此妥协，以蒋中正下野为条件，进行宁粤合作，调蔡廷锴部十九路军警备京沪，保持秩序。蔡驻上海，在全国抗日呼声高涨、一致要求团结对外当中，深有感受，亦图奋起救亡，申张正义。黄琪翔与蔡廷锴是北伐前后第四军老战友，关系良好。此时在上海又比邻而居，时相过从。对当前形势，屡经研讨，认为非抗日不足以图存，非反蒋不足以言抗日，默契之下，关系加深。1932年1月28日驻上海日寇向十九路军进攻，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抗拒南京撤退命令，坚持苦战月余之久。黄琪翔曾至前线参与作战，并发动在上海同志组织义勇队参加战斗，发动群众支援战争，进行募捐慰问工作。淞沪抗战在蒋中正妥协政策卜，因断绝支援而告失败，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

蔡廷锴对于南京政府实行对日妥协政策，深为不满，感到政治环境险恶，正义仍须力争。黄琪翔与其商谈打开局面，开辟新道路，在政治上适应现实主张，双方更加密切了关系。蔡廷锴为表示信任起见，邀(清)黄介绍同志任十九路军特务团长。黄介绍周力行(即周士第)担任。

1932年夏十九路军移师福建，蒋中正企图假手红军消灭该军，责令“剿共”，使十九路军走上绝路。1933年6月间红军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主力东进，击败十九路军，情势危急。黄琪翔特感关切，在上海和章伯钧、麦朝枢、彭泽湘等集议，黄认为唯一办法只有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进行合作始有生存立足的可能，应设法在上海找寻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请陈公培设法在上海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并设法转知江西中央苏区，同时秘密通知在福建的蔡廷锴。

1933年8月间，陈铭枢由欧洲回到香港与李济深等在香港协议联系国内反蒋势力，进行反蒋策划，计议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以资号召。于是由陈公培在福建延平西南地区，进入苏区与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见面，商议停战，由彭德怀答复同意，前线情势缓和下来。

1933年9月间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麦朝枢等来到香港与陈铭枢、李济深等商议以反蒋抗日为号召，一面联络各方组织政府，以反蒋抗日、提倡人权、实行民主、改善人民生活，在农村实行“计口授田”为纲领，进行工作，做好准备；一面进行与中共联系，由陈公培、徐名鸿到江西中央苏区商议合作。11月上旬，黄琪翔、章伯钧、郭冠杰、麦朝枢、彭泽湘等来到福州。11月20日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黄琪翔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宣布开会，会上通过了《人民权利宣言》。宣言历述南京政府媚外残民的罪状，宣布中国为中华全国生产人民之民主共和国，中国最高权力属于生产的农工及共同支持社会结构的商学兵代表大会；否认南京政府，号召全国反帝反独裁的革命势力，组织人民革命政府于最短期间召开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会上选出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11人为人民政府委员，公推李济深为主席。22日正式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国号为中华共和国，改元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国旗改用上红下蓝中嵌黄星旗。这就是当时报章所载的改元易帜的“闽变”。

1933年底至1934年初，蒋中正动员了大量军队大规模地向福建进攻，同时出动海、空军力量，猛烈轰炸，袭击福州、漳州、泉州、厦门等地，人民政府虽图奋力抵抗，但由于内部混乱，兵力悬殊，支撑月余，终归瓦解。在蒋军压境当中，黄琪翔曾与蔡廷锴到前线力图挽救，而败局已成，福州危急。1934年1月13日，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纷纷离开福州，经泉州、漳州、龙岩、永定转道汕头到香港。未足两月的福建人民政府就此终结。第二次出国和重建组织1934年初，福建人民政府运动失败后，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郭冠杰等，先后来到香港和在香港的彭泽民会晤，总结事变经过，认为在政治总方针上主张实行民主，团结全国，对日抗战，改善人民生活，解决土地问题，是当前正确方向，今后仍须继续进行。他们为着恢复组织，分别派遣人员在全国各地进行联系。同时因在福建事变之后，形势严重，决定负责甲志分别离开香港，以减少外间注意。黄琪翔去欧洲，章伯钧、郭冠杰去日本，彭泽湘在香港负责联络。

1934年夏黄琪翔秘密离开香港赴欧洲到达德国柏林。其时德国正是希特勒当政时候，厉行法西斯专政。国民党于此时派出一批人在德因留学，在中同驻德使馆庇护下学习法西斯专政手段，对中国在德国的留学生，进行监视。当时中国在日本侵略下，全国各地人民纷起提出抗日要求。在德国留学的中国进步学生，也奋起作抗日表示。1935年初，由留德学生朱江户、许德瑷等组织“留德学生抗日联合会”，在中国共产党员的支持下进行活动。黄琪翔亦叁加该会。在“团结抗日”的口号下，公开活动，开大会讲演，散发宣言、传单，提出抗日要求。

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照亮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前途。这时候在国内外的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同志如彭泽民、丘哲、章伯钧、彭泽湘、郭冠杰都认为抗日救国工作应急起行动，本着过去精神，恢复组织。其时黄琪翔尚在德国，对于抗日救国工作，很是关心。经由国内外同志函商为抗日救国工作的进行，协议恢复组织。黄琪翔极力赞助工作的进行，特筹助经费3000元汇寄香港。11月l0日在香港召开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章伯钧、彭泽民、郭冠杰、丘哲、彭泽湘等二十余人，会上决定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通过了以抗日为中心任务的《临时行动纲领》，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推举黄琪翔(时在德国)为总书记，并确定各部门工作的负责人和各地方工作的负责人。

1936年l0月间，黄琪翔在柏林忽然接到由国民党政府驻德国使馆转来陈诚给他的一封电报，内容是说，现在国内正在进行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要黄琪翔迅速回国，共同抗战。黄琪翔与陈诚虽曾相识(保定军校先后同学，邓演达在世时与陈诚亦有会晤)，但已多年不相往来，现在以共同抗战为理由，要求回国参加抗战，可能是国内政治形势有所好转，团结抗战局面也许到来。于是黄琪翔决心回国准备参加抗战。

1937年7月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蒋中正被迫进行抗战，在庐山召集各方代表人物开会，发表了宣言，表示决心抗战。庐山的训练团也告结束，参加训练的各地军官都分别回转各自的岗位去。黄琪翔也回到南京。1937年8月13日，日寇在上海发动进攻，“八一三”抗战开始。蒋中正派张治中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统率宋希濂、孙元良、王敬久等各部队，还派了德国人法根豪森将军为顾问。又由于陈诚、唐生智、白崇禧等的建议，派黄琪翔为该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在上海作战。随着战事逐渐扩大，蒋中正调集各地军队如广东军、东北军、四川军等杂牌军前来上海参战。在一个多月当中，调集在上海作战的不下30多师。9月下旬，黄琪翔调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11月上旬日寇利用其海、空优势，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绕攻上海之后。黄琪翔闻警星夜赶赴松江，急抽调上海作战的部分队伍，驱逐登陆日寇，无效，乃扼守黄浦江以图阻止日寇前进，保障松江以固上海侧后安全。黄琪翔只率参谋若干人驻松江城指挥，倾注所有残存部队，竭力抵御两昼夜，终于溃败。次日拂晓，日寇坦克冲进松江，黄琪翔由小道退出，转道嘉兴。至是上海完全陷落在日寇铁蹄下。八一三抗战也就以失败告终。

1937年年底黄琪翔由安徽徽州回到武汉。1938年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改组，成立了政治部，以陈诚为部长，黄琪翔为副部长，当时中国共产党方面亦接受蒋中正、国民党的邀请，派周恩来为副部长，并约郭沫若任该部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这是作为团结抗战的一种表示，也可说进步的表现。政治部的设立意味着团结各方面抗战力量，各方都寄予期望。黄琪翔在此力图与周恩来合作，扩大团结抗战的影响。8月间，黄琪翔不容于政治部，被调任为军训部次长(部长白崇禧)，离开武汉前往桂林就职。

1940年9月间，第五战区第十一集团军番号撤销，黄琪翔调任预备集团军总司令，这样就结束了战场生活。撤离襄樊之日，群众挥泪送别，依恋不舍的真挚情景，表达了平日寇民一家共同抗战实际状况，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是罕有的现象。

1941年初，蒋中正为了某种意图，托黄琪翔向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成员转达他的意见，谓第三党(指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是继承邓演达遗志，现在全国抗战是进行民族革命，也是邓演达主张的一部分，第三党的朋友们，应列入全国一致的抗战行列，在艰苦抗战中，也应该由政府分配一些实际工作；拟由政府拨出一笔款项，指定一定地区，由第三党主持进行实验工作，安定秩序，组织生产，以厚国力，继续抗战云云。黄琪翔将此意向当时在重庆的邓演达旧友们庄明远、黎季纯、杨逸棠、丘学训等十余人以及章伯钧等商谈，一致认为当前抗战，我们实际上参加了，各人有各自的工作岗位和应尽的职责。民族革命为邓演达基本主张之一，我们在颠沛流离中，始终不渝地进行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有具体主张，一致行动，只求政府有开明的政治表现，在团结抗战大前提下，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以达到抗战的目的。由政府分配实际工作和拨款资助及划定地区进行工作实非必要。黄琪翔听众意坚决，婉言谢绝了蒋中正的意见。

1941年6月黄琪翔被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由重庆赴恩施。当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参谋长郭忏。第六战区是保障由湘西进入四川之路，抗战中最沉寂的一个战场，但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多已沦陷，产粮地区除四川平原外，仅有洞庭湖以西一带的湘西地区。粮食是战争中之宝，在第六战区成立湘谷转运处，由陈诚任处长，后来诚因事务纷繁。改由黄琪翔兼任处长，主要任务是把湘西的粮食抢运到鄂西以供应各军。征粮业务由重庆粮食部派倪振亚当副处长负责处理。运费由重庆粮食部发出汇到湘谷转运处，分发使用。那时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成风，上下其手，陈诚、郭忏皆知其实况，亦无从抑止。黄琪翔在湘谷转运处任内一年多时间，睹此情况，深感国民党的腐败是从根上烂起，常说对贪污作战，比对敌作战还困难。

1943年在昆明重新成立远征军长官司令部，以陈诚为司令长官，黄琪翔任副司令长官。陈诚不久因患肠胃病不能工作，由蒋中正调回重庆养病，另派卫立煌接任远征军司令长官，黄琪翔仍任副司令长，自原职。中印公路在云南境内称中印公路东段，为维持交通，守备山印度通过中缅边境的油管，成立了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由黄琪翔任司令。

抗战胜利后，1946年初，黄琪翔在撤销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后，由云南回到重庆。









1946年3月17日，在重庆的各党派领袖和各界人士欢宴新近来渝的李济深、李宗仁、田汉以及刚从监狱释放的叶挺和廖承志。与会者有周恩来、邓颖超、张澜、冯玉祥、沈钧儒、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潭平山、黄琪翔等百余人。宾主频频起立为民主奋斗的战士祝酒。黄琪翔在席间慷慨陈词，他说：“我从军队巾来.报告一点军中消息。胜利之初，军人很兴奋。但跟着就渐渐烦闷。很多官兵来问我，他们担忧内战爆发。我当时多方说明国内外大势要趋于和平，保证内战不会发生，要他们安心训练部队。但后来事实一天天证明与我见解相反，心里很难过。特地到重庆来看看。看了回去更觉自己打自己嘴巴，精神痛苦之极。后来政协开会，又给我以恢复自己的希望，天天看报收听广播，知道结果完满，禁止冲突已成定案，心里转而高兴，又特地来重庆看看。经与各方接触，虽然问题不简单，波折仍有，但从大处看，内战已绝对不能了。我衷心希望政协决议实现。”

黄琪翔在“国民大会”闭幕后，估计内战不可避免，他不忍看残害民族生存的内战，自己又无挽救之力，思想上十分痛苦。1947年6月，黄琪翔赴德国任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之职。驻德中国民革命军队事代表团在柏林除了按月向国防部汇报些当时国际情况，作为应付公事之外，简直无所作为，一切问题皆由苏、美两国控制，英、法也是站在旁边，至于其他各国更是站班候命，连同英、美、苏、法代表团都没有什么交往，仅仅和其他小国的驻德军事代表团偶然有些来往。在当时占领柏林之后，苏、美两国冲突很大，特别在西柏林换用新马克问题闹得形势紧张，人们都关心苏、美是否会因此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当时美军总部政治部顾问墨菲曾为此事召集接近西方各国的军事代表团负责人征求意见，多数人表示担心。黄琪翔也参与这次会谈，他认为第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各国人心厌战，第三次大战发生的可能性不大。这是黄琪翔在柏林期间唯一的和美国方面的接触。黄琪翔在当时还存留着希望蒋中正采取和谈政策的幻想。认为在当前国际情势下，蒋中正把希望寄托在第三次大战是画饼充饥，有可能恢复和谈。于是抱着这个幻想回到国内，在南京见了蒋中正。黄琪翔将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者集团的百孔千疮，尔虞我诈，世界人民又都一致反对战争，拥护和平，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说，都不可能发生第三次大战的种种情势，一一向蒋中正作了汇报。蒋中正很感到失望。同时黄琪翔对于目前国内战争和对共产党问题，认为不是战争所能解决的，希望设法恢复和谈，从政治上来处理当前问题。这样一来，蒋中正更加表示不耐烦，当面告诉黄琪翔说：“不必再回德国去了。”并说：“你可到台湾去看看在那里养病的陈诚。”

黄琪翔在会见蒋中正后所有幻想都幻灭了。他感到面临无可挽救的局面，不能有其他选择了，乃对陈诚答以回到上海后商量再定。就此离开台湾回到上海，旋飞广州，连忙出逃香港。这是1948年底的事。

黄琪翔到达香港后即和当地中共负责人取得联系，和国民党方面完全断绝了关系，表示要立刻到解放区去。后来中共负责人接到中央指示，转告他广东尚待解放，希望他暂时在南方做些工作，因此黄琪翔留在香港。此时农工民主党在香港的组织活动，他尽可能地参加，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积极的表现。1949年8月间中共方面通知他到北平去，并且准备好船位、他十分兴奋，带着全家大小连同年迈的母亲，并将他在香港的一些房产变卖，与现款扫数带到北平，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黄琪翔以特邀代表资格参加。他在会议中发言略称；“这次人民政协所提出的三大建国方案，虽然是到现在才完成它的法律手续，可是它的雏型早在毛泽东主席的言论以及历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告中可以看见了。中国人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没有白费，三大文件，完全反映出中国广大人民的要求。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成果。他们是值得赞美的，值得感谢的。”政协会议闭幕之后，黄琪翔被安排为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他还以他自己对于政令法制诸种学识，素无研究，只有从头学起，勉力赶上。

1949年冬中国农工民主党召开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黄琪翔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执监会议秘书长。1950年春周恩来为着推进统一战线，加强各民主党派领导工作，建议原与民主党派有关的民主人士归队参加工作，以便于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等实际工作。自此以后黄琪翔对于农工民主党的工作更多参与。这时农工民主党进行整理组织工作，成立了中央工作委员会，以章伯钧为主任委员，黄琪翔为副主任委员。季方、郭则沉亦负责日常实际工作。其后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黄琪翔被选任为委员，前往参加成立会议。会后，被任为司法部长。黄琪翔在中南司法部长任内，移居武汉。农工民主党成立武汉市组织，黄琪翔兼任主任委员，经常来往于武汉、北京之间，兼顾工作。

1954年大区取消之后，黄琪翔调回北京。是年9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黄琪翔被选为代表参加会议，在第一次会议当中黄琪翔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和法案委员会委员。会后并被任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还是以农工民主党秘书长身份主持农工党工作和代表农工民主党参加各种会议。

1957年4月间中国农工民主党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和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黄琪翔被选举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兼秘书长。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黄琪翔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黄琪翔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身心备受摧残。1966年8月底红卫兵冲入黄琪翔住宅，对他和夫人进行迫害，并将他赶出家门。他万分无奈，只得迁往农工民主党宿舍。从1966年9月7日到1970年5月18日，这四年多的时间里，黄琪翔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冤郁愤激，苦痛钻心，郁结成心肌梗塞之症，虽往医院就医，而当时医院在“造反派”控制下，敷衍了事，以致黄琪翔病势日增，精神锐减。

1970年5月间周恩来闻知黄琪翔的情况后，特予照顾，通知黄琪翔由农工宿舍迁往建国门外灵通观大楼。但造反派们仍不甘心，借题发挥批判黄琪翔“贪图资产阶级享受”，是“资产阶级复辟的先锋”，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在这长期残酷迫害下，黄琪翔身心备受摧残，于1970年12月10日去世，终年七十二岁。

周恩来闻知噩耗，当即委派军代表前往慰问黄琪翔夫人郭秀仪，并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特予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人民日报》、发表消息，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并送花圈表示哀悼。

黄琪翔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于1980年6月间由中共中央明令予以了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