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司马迁,批评及其他(下)

地藏王

从留下的批评文字可以看出，人瑞先生思维缜密，逻辑清楚，脑瓜子转得特别灵泛，照理说长这样脑瓜子的人应不至草草送命。本来他打算把自己列出的六才子书逐一评点，和今天的人定计划一样。我个人的计划就是作日常生活的实录，非官家的这种东西被称为稗史，野史，事实上，野史未必不如官家封策的正史可靠。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自己写则一要真实，二要有趣，二者缺一不可。人瑞先生想必也有自己的一种认识，我想这种认识还对他不搞创作而专司批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清朝给文化人最大的印象怕就是文字狱，故这种推断是完全可信的。至于人瑞先生的品格，从他完成的评点来看，敬业是肯定了的，因此种种，他在当时已屡得好评，计划尚有多半未完，但已显山露水。



拿金圣叹去比司马迁，他人格上面的不足明显就暴露了。太史公定好修史的计划，并且纳入实际操作，中间碰上了李陵事件，犯了读书人多嘴的毛病，一失口成千古恨，亏煞当时的法律允许拿钱赎罪，实在拿不出钱来可以在几种类似于今天捐器官的刑罚当中选一种抵罪。司马迁虽说是吃公家饭的，但级别小，没有钱，最后受了宫刑，后来的事情凡是中国本土的小朋友用不着上几年学就知道了，太史公化悲痛为力量，完成了《史记》。相比较，清朝没有抵罪的好事，有也轮不到秀才人瑞先生。他们那时候的秀才，可能等同于今天的“自由人”，这些人在大众眼里根本就是群怪物和穷光蛋，中间就有我一位。当然，我算比较含蓄的，一点不敢把事和话做和说得露骨半分，即使有也仅限于笔墨之间，还不肯叫外人看见，尽管如此，仍不免被认作邪门，可见我们是遭人恨的一群，假如不是摊上了太平的年月，说不定哪一天也将不保。换了我是人瑞先生，就不会象他一时脑热跑出去起哄，在家继续批未完的才子书多好，自己放了话，给子侄辈提供一部指导作文的教材，以期多几个写作人才。这下好了，子侄辈们的胃口吊起来了，他也撒手去了。这可绝对不是有责任心的表现。有责任心的表现是太史公的表现，再不济也可以象我，背转人偷偷地搞，而且一再坚持。



我今年二十四岁，去年结的婚，天性懒散，日子紧巴巴，心里还算过得去，这在古代是很不错的情操。我以为自己就像奥维德（古罗马）《变形记》中的那耳喀索斯，自恋地要命。通过这个故事，对我而言就是知道了自恋者古以有之。其实自恋每个人都有一些，惟其程度不同而已。相对的自恋是绝对必要的，它有助于人们坚持下去，所以太史公完成了《史记》，与之相比，金圣叹生错了朝代，至于我自己赶上了盛世，多多少少却显得文采不够，触觉嗅觉听觉都欠缺，历数我的身边，爸爸，妈妈，老婆还有弟弟，有个妹妹还总不在家，吃饭的时候大家聚到一张桌子上，一天三次碰头，听得最多的还是咂嘴，老婆呢说着一个内容的话，每天做的事也大相径庭，电视摁来摁去就那么几个台，就那么些节目，书翻来翻去也就那么几十本，那么几个名字，所以有时侯我会嚷出来，嫌身边没有素材。



对此等郁闷感受颇深以后，再试想金圣叹当年，假如真有那种能耐，搞批评未必不是一种选择。事实证明，金先生完全一把好手。后人承认他，给他最高的评价，“批评家”，“奇才”这样的名号，一点不过分。此外，我以为像他当年做的一样，我们应该在批评界让他当上菩萨，以为万世文学批评家之表，随时告戒从此以后有心于文学批评的人，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当然，从这个意义考虑，哭庙案与此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不提也罢，要么做做假，编成哥白尼式的情节，带上相同的寓意，反正清朝已亡，批评将永在，这是一定的。不过，搞假的事得让别人来，指望我那是赶鸭子上架。好在现在找弄假的容易，十个中就有九个，剩下一个还是脸皮薄，不好意思让人听，怕有人跳出来对质时搞得自己下不了台，这个例子就当是我的吧。



在本文中我讲了人瑞先生的坏话，说我老婆在她耳朵里也没一句好话，虽然没忘记提到她的漂亮，但按着惯例仍然要被置疑。很明显，不知不觉也犯了批评的毛病，发作了还来不及控制。如果说老婆专找我的不是，人瑞先生找文豪大家的是与非，那我找什么呢？与其说我找什么来批评，不如说找的正是愿意冲着我来的批评，当然，我老婆那方面的就不要了，人瑞先生的又指望不上，所以我写文章和行窃等身，这是因为除了亲人和已故之人，我谁都不信任。这种想法简直要把我害死。说到底，身为一个害羞的人，有的能承受，有的一定受不住，人家事先不告你，你怎么知道说出来受得受不住？事先我把这些早想好了。



我现在做些换小钱的营生勉强糊口，处境像前人一样的艰难，搞文的里边没几个能发财，所以文人在外人眼里怎么看怎么觉得寒酸。导演冯小刚2002冬天在家赋闲了一段，因为实在没事可干，就写了一本自传式的东西，虽然碍于情面没一一点名，但还是把文化界人士一锅儿卖了，搞得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文人，尤其有名气的吃饭从来不买单，专趁人家不识字的。这中间应该有玩笑的成分，即使清贫如我也是请客难免，只不过人家成千上万一桌，咱们哪怕几块钱一碗。文人们穷惯了，几千年的成见，一时半会也矫正不过来，还是把这事丢开算了。


现在我正儿八经地面对几张纸往桌子上一趴，脸上虽然现出鬼相，心里却明白得很，什么都有一个过程，有过程就有起伏，有起伏就有一个最终的结果。金圣叹做了批评大家，太史公获誉史之至尊；金圣叹掉脑袋，太史公受宫刑，中间可以没有任何关系，有关系也不防碍，反正都是个人所为。读书的好处就在于在家坐着就能知道好多事，相对而言写书的动机就是告诉别人一些事，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一样的。另外，还有一样的地方是我们都为写出了事情而人们没法看到担心。在这个问题上，太史公是公家的人，而且他们家世袭就是写史的，这都是他成功便利的地方。等得罪了皇帝遭了振，他就变得相当乖觉，连“藏之名山”的准备都有过，好在后来的事情远比他想象得要好；到金先生，犯事之前还将就说得过去，可事情一犯所有的作品全都遭禁，不知多少年后才被人重又提起，反正这段时间不短；至于我自己，赶上了好年月，用老人们的话讲，不纳皇粮的事亘古未有，所以是至盛之世，躲在盛世安宁的日子里，一边维持生计，一面提高小说方面的造诣，身边的空气无比的自由，呼吸起来也无比的顺畅，中间的乐趣多到数也数不完。天底下每天都发生很多事，每天都竖着很多想听的耳朵，睁着很多想看的眼睛，单单影视电台决定应付不来，那么多写书讲故事演小品说相声的也不能收罗个尽全，这是保证我我写下去的根本所在，另外年轻就是本钱，没有比时间更值得雕琢的东西，同时什么东西只有被时间雕琢了才能变得比从前值，如果我还算个精明人的话，说的大概就是心中这把小算盘。


我现在经常被我老婆提溜上去看丈母娘，那边的二姨见到我第一事就是上来扯住衣服看看质量，然后下衣服的结论，不下我的是因为已经下过了，评价并不高，除了说我含胸驮背，还说我走路没劲像二战区的兵，相比较丈母娘含蓄得多，只是略一审视，但已经知道自己像个邋遢兵，心里当然直发虚，这种经历每个月都有几次，次数一多，虽说自己还那么一幅德性，但突然却开了窍了，就是批评原来无处不在，叫人无处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