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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不但是一部博大精深、无与伦比的历史名著，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光芒四射的瑰宝，影响巨大而深远。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把有关的历史事件巧妙地融入人物传记中，以此反映历史的进程和演变。司马千以他那支饱蘸强烈爱憎的笔，为我们建起了一道辉煌的历史人物画的长廊。这些千姿百态，各具神韵的历史人物呼之欲出，跃然纸上，使我们产生爱、憎、喜、怒，从他们演出的壮阔的活剧中去了解人生，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领悟历史的足音中所蕴涵的深刻的哲理。
读《史记》，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而且，他著作史记，不象其他作家一样，只写一些大事，名人。他是从小事入手，从小人物入手，通过一个个细节，将自己的感想，当时的社会状态，人民生活于不知不觉中从那发黄的纸张中油然展现出来，他叙述每一个故事，其实都象一个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对自己命运的判定，对当时社会的评判。
司马迁的话，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人。少时有躬耕垄亩的经历,长大后又有纵横天下的壮游生涯,还有随帝封禅、太初改历的令人注目的壮举。然而,谁又能料到,命运却又是如此捉弄人,胸怀大志的司马迁因“李陵事件”
，而使自己受到了人生莫大的侮辱。于是，他奋笔写下了一篇血与泪的控诉书，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报任安书》。他用极其悲愤的语言写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
正是这番话，曾经激励了多少志士仁人，鼓励他们在灾难面前不屈不挠，在挫折面前不卑不亢，获得新的希望。
“太上不辱先, 其次不辱身, 其次不辱理色,
其次不辱辞令, 其次诎体受辱, 其次易服受辱, 其次关木索、被篁楚受辱,
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 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
司马迁一连排比出十种耻辱, 可谓人生极大的不幸, 但这一切,
比起腐刑又算得了什么? 所谓“最下腐刑极矣!” 此六字,
暗含司马迁多少悲愤之情！
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共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位刺客。其中荆轲易水悲歌、金殿刺秦的故事流传最广。而豫让刺赵襄子一事，豫让之矢志不移，鍥而不舍，固然感人至深。而他所提出的一种报恩原则，更值得人们深思。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众人遇我，众人报之；国士遇我，国士报之。”你以普通人对待我，我以普通人的标准报答你；你把我当成“国士”对待，我就以“国士”的标准报答你。如果套用“滴水涌泉”的句式，就是“滴水之恩，滴水相报；涌泉之恩，涌泉相报”。北向而自刭，易水孤行，
豫让是这样回答赵襄子的：“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即使作为一个已死的人的追随者，为了忠义二字，豫让三次失败后，坦然拔剑自杀。
司马迁因为替李将军辩护，被逐于缧绁之中。司马迁此时应是十分委屈无奈的，因为他身上有才能而不被重用，自身很正直却不能被人信服。是最大之痛也！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更何况已丧父的司马迁了！
在生与死之间的漫游与选择，似乎已成了司马迁每天必做的事情。是生是死，是忍辱负重还是一了百了，似乎都不好办，似乎都不令人满意。
在生与死之间的选择，不止是文中的一个小小的“打消”一词能概括的了的。在司马迁乱如杂草的脑海中，生与死在不断地搏斗，死亡在催促，生存在挣扎......
司马迁做出忍辱负重的选择，完全是出于《史记》，似乎一切都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
司马迁与屈原一样，身负才能，博闻强记，深通做人之道，却不能受重用。
司马迁一生为《史记》而生，因《史记》而死。他把自己的一生、把自己的灵魂都埋进了书中，藏进了字里行间。
屈原－－－－－－死，志的证明
司马迁－－－－－生，志的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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