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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民族发展变化的相关思想：
在司马迁的笔下，民族间是可以变化的。《五帝本纪》中有“舜归而言于帝，请（尧）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24]华夏体系内的共工等流放到幽陵等以后就变成蛮夷之族了。先秦时代就已经有了民族可以变化和以居住地论民族的思想[25]，
司马迁显然是继承了这种思想。能反映司马迁民族可以变化思想的史料还有：《周本纪》“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
奔戎狄之间。……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26]又《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27]
不
窋失后稷之业沦为戎狄，古公复修后稷之业，贬戎狄之俗重归华夏；太伯﹑虞仲纹身断发从荆蛮民族的习俗，以示自己为蛮夷；庄蹻从滇人之俗且作其君长，庄蹻连
同他的部下显然是融入滇地民族了。以上史料除了反映作者认为民族可以变化的思想以外，还反映了作者具有以产生方式及生活习俗论民族的思想，徐兴祥教
授在论述孔子的民族思想时把它概括为以文化论民族。司马迁继承了这一思想并逐渐突出了以生产生活方式论民族的特点，比如，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
历史时，这样写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
驼、驴﹑骡、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28]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自然化为戎狄了，经公刘“复修后稷之业”及古公“贬戎狄之俗”，周族经历了一个华夏——戎狄——华夏发展变化过程；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曾说：“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29]西周时期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等级封制,周
王都城周围为畿内，有伯、子、男三级，畿外诸侯国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畿内外都附设有采邑。其它侯外便为蛮、夷、戎、狄。由侯外到侯内，由昔日的
夷狄之属发展到强伯，如此众多的民族也是经历了一个由夷狄进入到华夏的过程。司马迁在《史记》中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要通古今之变，从古到今（汉
代）的民族发展变化，自然也在其考察之列。在他叙述民族变化的笔下，不经意间就流露出民族融合和大一统的思想。
四、关于民族关系的相关思想
司
马迁是主张民族间和平相处的，这种思想是通过对频繁的民族间战争带来的杀掠民人，消耗财物，增加人民负担等恶劣后果的不满表示出来的。《平准书》中就大量
描写了战争导致国困民贫的情形：对匈奴用兵，“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其后四年，而汉谴大将军，
将六将军,军十余
万，击右贤王，获者虏万五千级。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
军士及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在对其他地区和民族的用兵，司马迁写道：“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
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疲矣。”“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30]
然
而，司马迁并不是绝对反对战争。比如在匈奴问题上，司马迁就站在维护大一统的立场上，列举历史上成功的事例，主张对匈奴用兵。他说：“匈奴绝和亲，攻当路
塞；闽越擅伐，东瓯请降。二夷交侵，当盛汉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于祖考矣。何者？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舒是征’，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
服单于，秦缪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自是后，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31]司
马迁所反对的战争是穷兵黩武式的战争。还是在对于匈奴战争这个问题上，司马迁学习孔子春秋笔法，用委婉的方法批评了武帝末年对匈奴民族穷兵黩武：“孔氏着
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曪，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绛纳其说，以便偏指，将率席中国广大，气
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32]《索引》解“不参彼己”为“不参详终始利害”，是对武帝委婉的批评，批其错在不参详终始利害，已经偏离为维护大一统而战争的原则。
民族政策方面，司马迁已经突破了以夏变夷的传统圈子。在司马迁的笔下，由夏变夷的事例很多，如“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33]；周太王之子吴太伯和仲雍为让季历而“奔荆蛮，文身断发”[34]在吴国发展并立国，受到吴人的拥戴；朝鲜王满，原是燕人，后“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35]；庄蹻入滇，“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36]从以上记载看，司马迁并不主张带有岐视性质的以夏变夷。相反，他倒是提到过“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37]一事。对武帝这一政策，司马迁是比较赞赏的，说明他的大一统思想里增加了包容异俗的豁达大度之气，比之狭隘的以夏变夷，实现华夏一统天下的思想要进步得多。
五、结语
司
马迁的民族思想观点从表面上看是零散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比如民族等列思想与“‘毋亲夷狄，以疏其属’，盖谓吴耶？”“太史公曰：诗之所谓‘戎狄是
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等民族岐视思想）。事实上这些思想观点却是以大一统思想为核心而形成一个有机系统。这种思想产生的客观基础是秦汉以来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一现实使这位杰出的史学家敏锐地觉察到自己总结大一统经验的责任，为大一统寻找历史依据，歌颂大一统。由此出发，条理、系统化并坚
信民族一元理论，等列国内各民族，民族可以变化、民族融全、主张和平相处但又不完全反对民族间战争等思想都是为大一统思想服务，围绕着它进行论证的。即使
是民族岐视的思想，在此也可得到合理解释。司马迁之所以会有“‘毋亲夷狄，以疏其属’，盖谓吴耶？”“太史公曰：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
言也。”等言论是事出有因的。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破坏大一统局面，“亲越谋宗，竟以夷陨。”[38]因此才有“毋亲夷狄”之说；“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39]在司马迁看来,淮南王、衡山王为叛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戎狄薄俗的污染所致。谴责其破坏大一统的行为时，自然也迁怒于有此薄俗的民族了。至于大民族主义，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司马迁的民族思想是符合其时代特征的。2000年前的思想家受传统的“内诸夏，外夷狄”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摆脱以华夏为中心的潜意识，从而产生什么民族平等思想的。
司马迁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民族思想，坚持大一统，以客观务实的态度记述民族历史，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民族团结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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