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张氏家族"里的故事 张作霖枪毙不法钱商

我的大中华

奉天省公署

奉天省议会大楼

　　1916年的沈阳，市面流通货币为“奉小洋票”，由东三省官银号(现今沈河区朝阳街21号，工商银行沈河区支行)、奉天兴业银行(现今沈河区朝阳街，东北煤炭销售公司招待所)发行，规定每元纸币比值小银洋10角，可以随时兑换。
　　当时，由于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许多欧洲国家来到亚洲购买物资时，必须“以金易银”，于是形成了“金贱银贵”的金融局面。而且，银块超出了与其含银量相同的小银洋价格。于是，用“奉小洋票”兑换出小银洋，然后在沈阳或者大连，将小银洋熔化成银块，再倒买倒卖。于是，每投资1万元，便可获利五六百元。这样一来，便有一些不法钱商从中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后经官府明令禁止，不法钱商们收敛了此行径。
　　扰乱金融藏祸心
　　然而，日本人却肆无忌惮，我行我素。非但如此，日本商会还怂恿沈阳地区的日本商人、侨民、浪人等，从早到晚围拢在银行门前，轮番用“奉小洋票”兑换小银洋，不久，便从起初每天兑换几万元小银洋，猛增到每天兑换几十万元小银洋，最终造成沈阳地区“奉小洋票”比值不断下跌，逐渐失信于民。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操控的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发行的纸币，却与日俱增地充实沈阳地区金融市场。不少巨资商人见状，遂将其资金转存于日本人的银行。金融界的险恶态势，造成沈阳民众人心浮动，严重危及、动摇了当时的政局。
　　明察暗访揪人犯
　　当时，张作霖走马上任奉天督军兼省长不久，便发现了这个可怕的势头。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日本人怎么会弄走那么多的“奉小洋票”。于是，张作霖派人秘密跟踪调查，最终发现：有几家中国银号、钱庄，暗中与日本人勾结，他们用成万元的“奉小洋票”纸币，委托日本人兑换小银洋。密探们进一步查明：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隔三差五地向兴业银行挂借两三万元不等的“奉小洋票”纸币，并且随借随还。张作霖立即派人，将这些银号、钱庄的执事人抓到军事法庭。命令军法课长颜文海严加审讯。经审讯，“奉小洋票”事态终于真相大白。
　　不法钱商得严惩
　　1916年11月10日下午，张作霖在军署升大堂，亲自审讯。一干人犯如实供认后，张作霖怒发冲冠，大骂这些人见利忘义、辱没国格，然后说道：“我说这些日子坐在楼上觉得直晃荡，原来是你们在底下挖墙脚，这回就要你们用脑袋堵这窟窿。还有什么可说的吗?”听罢张作霖一席话，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急忙喊冤。张作霖回答说：“有冤枉，就到阴曹地府去讲，我这里是不买账了。”随后，军法官宣布罪名：“贩运现银，惑乱金融”，遂判处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瑞昌行钱庄执事吕兴瑞等5人死刑，立即枪决示众。与此同时，将情节严重的兴业银行行长杨玉泉、稽查员阎廷瑞等，送交审检厅判处。
　　经过这次镇压，倒买倒卖“奉小洋票”兑换小银洋风波，一时风平浪静。
　张作霖开“乡老会”安抚民心
　　邀请“乡老”逛省城
　　张作霖要体现自己勤政爱民、关心乡民疾苦，便于1919年11月，在沈阳召开了规模空前隆重的“乡老会”。按要求，60岁以上者，方有资格参加“乡老会”，还必须是与本地官府没有往来关系、经过大家推举出来的朴实公正乡民。与此同时，参加“乡老会”的往返旅差费用，皆由官府发给。
　　当时，奉天全省共有56个县，依据县区大小、选送名额不等，前来参加“乡老会”的总计330人。这些“乡老”从未到过省城沈阳，他们有的还腰扎长布带子，脑后拖着小辫，俨然清朝遗老遗少。参加“乡老会”的也不乏知识阶层人士，如海城推举了师范校长和小学教员参加。大家报到后，分别住进城内外各大客栈。第二天，张作霖便到各个住处看望大家;还委派副官每天前去问候其起居。两天内，机关人员带领“乡老”们游览了沈阳故宫、昭陵等地，特意看了当年位于沈阳故宫大清门外的“大十面”。
　　受宠若惊吃大餐
　　省公署大楼装点一新，张灯结彩、彩旗飘扬。1919年11月14日，“乡老”们人人胸前佩戴红纸花、手持请柬，由招待员引领，依次步入省公署大楼。省公署内，政务厅厅长、各个处室官员，以及省议员伫立迎候。张作霖率领吉林孙督军、黑龙江鲍督军来到之后，军乐队齐奏国乐，大家欢声雷动。继而，排开午宴，宴请众位“乡老”。张作霖礼貌谦恭，请各位“乡老”入席。“乡老”们从来没受到过如此礼遇，受宠若惊，人人不禁欢喜异常，有人竟然感极而泣。
　　午宴过后，张作霖登台演说，其内容要点是：捐税负担、教育子女、培养人才、注重实业、禁止赌博、禁打吗啡，以及弥盗、息讼等事项。其后，省议会议长白永贞等依次讲话。最后，全体合影留念。
　　减少捐税农民乐
　　同年11月15日，继续在省公署设宴，招待众位“乡老”。随后，张作霖传见“乡老”，询问各县经济状况，县知事政绩如何，以及官吏有无苛待民众现象等。这期间，有的“乡老”还向张作霖递上了反映问题的“呈状”。
　　翌日16日午后，“乡老”们集中在省公署，白永贞议长等简短讲话后，大家分别照相，然后来到巡阅使公署。张作霖分别问各个“乡老”里居、姓氏、乡里琐事，并与“乡老”一道计算捐税负担。最后，张作霖决定，将亩捐每日地(六亩)定为年纳1元，并告以通令各县执行。这样一来，较比历年捐税大大减少，“乡老”们自然各个欢欣鼓舞。临近散会之前，张作霖嘱咐“乡老”们：“你们回到乡里后，务须劝诫青年们各安生业，以绝盗源，非万不得已时，不可轻易兴讼，诸‘乡老’应多负息事宁人之责呀!不然的话，现在外患隐伏，时有发生，国内如再多乱，恐怕为人当牛作马的奴隶日子也会得见的。”一席话，说得“乡老”们人人感叹不已，大家一齐表示：一定好生去做，让大帅放心。
　　“乡老会”过后，省公署决定勒石建碑，以记载这次盛会，为张作霖歌功颂德。史料记载，这个石碑曾矗立在奉天公园(现今市府广场一带)内。“九·一八事变”后，该石碑不知去向。
　于凤至进谏张作霖废除“大令”
　　大家闺秀人尊敬
　　张学良夫人于凤至，是辽北重镇郑家屯粮栈老板于文斗的女儿。当年，张作霖在辽北、吉林、内蒙一带剿匪时，曾突然发病，从马上摔下来，昏迷不醒，多亏于文斗将他抬到家中救治，才保全了性命。于是，二人结拜金兰，成为生死之交，与此同时，确定了张学良与于凤至的婚事。
　　于凤至为名门闺秀、知书达理、敬老爱幼，加之父亲于文斗与张作霖的情谊，致使于凤至来到张氏帅府后，备受人们尊敬。于凤至平易近人，即使对佣人也以礼相待，张氏帅府上下人等，都愿意跟于凤至说说心里话。当时，张氏帅府经常举办“堂会”，请当时艺界名流前来演出;于凤至也不时到社会上各大戏院看戏。
　　一次，张氏帅府举办“堂会”后，一名佣人对于凤至说道：在外面看戏十分嘈杂，每次都被“大令”搅闹得乱七八糟。于凤至十分纳闷，说道：“我到社会上戏园子看戏时，怎么一次都没遇见过什么‘大令’呢?”佣人说：他们知道您去看戏，谁还敢来传“大令”?
　　“大令”搅局闹戏院
　　于凤至询问什么是“大令”。一名管家解释说：清朝覆灭后，沈阳的各个戏园子里，都必须设置一个“大令”包厢，由警务厅缉查处委派警官，手持金鈚“大令”，经常到各个戏园子督查。实际上，警官们明里是执行公务，其实就是假公济私白看戏。
　　警官们手持“大令”进出各个戏园子时，还有个十分讨厌的“规矩”：不论舞台上戏文唱到哪里，只要警官手持“大令”一进门，戏园子管事的就必须扯脖子高喊“大令到——”。演员们听到喊声后，立即停唱;乐队伴奏戛然而止，换成大笛子、大喇叭吹吹打打，迎接警官们到来。警官们到“大令”包厢内落座后，演出这才继续进行。
　　更为可恶的是，这些警官胸无点墨、不学无术，根本不懂艺术，他们在“大令”包厢里闲坐一会儿后，便转身离去。警官们一走，戏园子管事的还得高喊“送大令——”，乐队还得吹吹打打欢送。有时候，仅仅上演一出戏，“大令”便来回了好几趟，搅得演员们实在没法唱戏。
　　微服私访废“大令”
　　于凤至听罢，沉思不语。几天后，她吩咐家人：不要惊动警务厅，悄悄在北市场“共益舞台”剧场预订个包厢。晚饭后，于凤至打扮成平民装束，带了几名家人，来到“共益舞台”暗访“大令”。
　　当天演出的剧目是《昭君出塞》，开演不久，当名角筱桂花上场后，第一句“导板”拖腔还没唱完时，剧场内猛然间爆响“大令到——”喊声，演员们立即停演、垂首立站，乐队马上吹吹打打以示欢迎，顿时，剧场内一片嘈杂、混乱。警官们到“大令”包厢落座后，演出才继续进行。没曾想，继续演出后不过20分钟，剧场内便又响起“送大令——”喊声。于是，演出再次暂停，乐队再次奏乐。经这么一搅和，演员们没了唱戏激情;观众们没了看戏情绪，剧场内秩序混乱，宛如菜市场。
　　于凤至见状，顿时义愤填膺。她随即吩咐家人：“这戏没法看，回家!”几天后，于凤至郑重地向公公张作霖提及“大令”的危害，并建议取消“大令”，还给市民一个安静的娱乐场所。张作霖接纳了儿媳于凤至的中肯建议，马上废除了“大令”制度。
　宋庆龄回国途中做客张氏帅府
　　于凤至亲自接站
　　1929年3月，国民党在南京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尽管当时宋庆龄在德国，却仍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宋庆龄接到国民党政府电报，告之南京中山陵业已建成，请她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国葬仪式。
　　于是，宋庆龄取消了赴美国计划，同年4月底，从德国启程，经由苏联回国。5月初，在旅途中，宋庆龄发表了《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5月17日中午，宋庆龄抵达沈阳。张学良夫人于凤至，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宋庆龄。当二人并肩走出站台时，当时的《新民晚报》记者，为她们拍照了合影。
　　张学良盛情款待
　　到达张氏帅府后，张学良热情款待宋庆龄，并概要讲述了决心“东北易帜”的经过。张学良指着墙上悬挂的孙中山1925年书写的“天下为公”题字，激动地说道：“我有幸得以见过中山先生。中山先生给了我亲切的教诲，我一定遵照中山先生教导，不计个人得失，为建设我们的国家尽心竭力。”宋庆龄感谢张学良保护了孙中山的灵柩。张学良站起来说道：“张宗昌这号人胡作非为，根本不懂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推翻清廷、为救国救民鞠躬尽瘁的伟大一生。我们是要永远崇敬中山先生的。”
　　碧云寺保护灵柩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经过防腐处理后，孙中山遗体安置在楠木玻璃盖棺内，暂厝于北京香山碧云寺。张宗昌兵败从前线溃退下来，行经碧云寺时，见到孙中山灵柩，便破口大骂，令其部下驱迫附近居民担草搬柴，意欲焚烧灵柩。守灵人哪里遮挡得住，便立即飞报当时驻扎北京的张学良将军。张学良闻讯后，毅然指派骑兵飞奔往救。
　　当时，柴草已经堆得很高，张宗昌正要点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学良的骑兵火速赶到，当即制止了张宗昌焚烧灵柩的野蛮行为。然而，由于孙中山灵柩的玻璃棺盖已经受到破坏，致使空气侵入，造成孙中山遗容逐渐衰变。无奈，只好将孙中山遗体土葬。
　　此次，宋庆龄来帅府做客，提起往事，仍对张学良心存感激。随后，宋庆龄与张学良又谈及一些国内外形势。于凤至还将几个孩子领出来，向宋庆龄一一见礼。然后，张氏帅府举行隆重家宴，热情款待宋庆龄。
　　当晚近7时，由张学良陪同，宋庆龄从张氏帅府启程，在卫队保护下，直奔火车站。送走宋庆龄回到帅府，张学良立即给北平(北京)的吴铁城拍电报，通报宋庆龄行止，并做好迎接准备。
　张学良“押送”作家张恨水来沈会晤
　　不速客上门硬请
　　1929年8月一天，居住在北平(北京)的著名作家张恨水，刚刚写完一段在报纸上连载的小说，突然房门开启，一军官打扮的人闯进家中。张恨水急忙满面笑容上前迎迓，并递烟倒茶、热情接待。张恨水心中紧张万分，不知何事要降临头上。
　　这位军官一脸严肃，自称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的副官，同时递上一张张学良的名片，说道：“张司令请你与我一道去沈阳见他。”张恨水试探问道：“知道是什么事吗?”副官不动声色，答道：“不知道，去了就知道了。”“几时动身?”张恨水问。“车票已经买好，今晚动身。”副官仍是一脸冰霜。
　　起狐疑私下猜度
　　听说是张学良让他去沈阳，张恨水顿时满腹狐疑：“我与张学良素无交往，只是去年年末在沈阳的《新民晚报》上，刊登过《春明新史》。那是《新民晚报》的一个朋友逼迫我写的。《春明新史》内容不该出问题呀!再有，前不久寄到沈阳代销的《春明外史》，内容也没问题呀!”张恨水左思右想，不得其解。突然，张恨水脑际浮现出了在上海《新闻报》上连载的《啼笑姻缘》。于是，张恨水认定：张学良肯定看到了《啼笑姻缘》，并为此而震怒。
　　张恨水向家人告别时说：“《啼笑姻缘》出事了，可能是张学良认为书中的刘将军，是暗写他的父亲张作霖，导致张学良十分气愤，要我去沈阳走一趟，还派来军官押送我。此行去沈阳后果如何，很难料定，但你们一定要有准备。万一我出事，你们必须及早迁回安徽老家。”顿时，家人陷入一片惊慌失措之中。张恨水带上几件衣服，随同那位副官，当晚登上开往沈阳的列车。
　　座上客疑虑云散
　　来到沈阳后，那位副官将张恨水直接带领到张氏帅府中。令张恨水始料不及的是：当天晚上，张学良设盛大晚宴为他接风。席间，谈及《啼笑姻缘》创作时，张恨水解释说：“沈凤喜确有其人，只是姓名改了;而刘将军则纯属虚构。”张学良豁达开朗地笑着说道：“你不愧是个大手笔，也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活跃东北文坛啊!”此刻，张恨水悬着的那颗心，这才放回原处。
　　当张学良听说张恨水新作《春明外史》，已经寄到沈阳100部，委托《新民晚报》代售时，当即派遣副官去《新民晚报》购买了20部，随后发给张氏帅府中的任事者，几乎人手一部。第二天，张学良又邀请张恨水在张氏帅府老虎厅长谈;安排张恨水游览沈阳故宫、昭陵，并召集沈阳地区文艺界、新闻界人士，与张恨水见面、座谈。张恨水临行时，张学良还送给他不少沈阳土特产品。
　　后来，张恨水创作了小说《黄金时代》，在沈阳的《新民晚报》上连载，以回报张学良的知遇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