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不争主角争人格 名将蔡锷光辉磊落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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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蔡锷与唐继尧

唐继尧：“滇中已有计划，请公南来。”

“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45〕这从1915年12月19日蔡锷给梁启超信中的叙述也不难看出。蔡锷抵达昆明之日，“儿童走卒，群相告语，欣然色喜。不数日，金融恐慌，为之立平，物价亦均趋平静”〔46〕。此前，因为袁世凯即将称帝的消息传来，云南军人不稳的谣言四起，“全城震骇，金融立见恐慌，富滇银行四五日间兑付现金至五六十万，米价亦随之大涨（每石由三元涨至四元余，其他物值亦逐日加昂，风声鹤唳几有草木皆兵之慨……）”〔47〕。

1913年10月蔡锷进京前夕，他推荐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蔡锷在云南不仅得军心，而且得民心，云南人道路传闻“蔡将军在，吾滇何至于此？”有人说唐继尧“忌蔡甚深”应该不虚，但唐最后同意起义反袁，固然是迫于云南“舆情尤为愤激”的形势，不得不然，同时，参加过同盟会、身历辛亥革命的唐继尧也并不认同袁氏称帝。

蔡锷离京前，当时在他身边的袁家普曾不无担心地问他唐继尧的意思不知如何，他则泰然回答说：“无碍。”〔48〕一方面可见蔡锷心中无私，另一方面也可见他已成竹在胸。蔡锷对人说过，唐之为人“沉毅豁达，勇于任事，不愧血性男儿”〔49〕。否则他也不会一再提拔唐。先是在辛亥之际蔡锷任唐为云南北伐军司令，再支持唐为贵州都督，然后推荐他为云南都督。几次云南政局有变，都是蔡锷极力挺唐。当袁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唐和蔡锷函电往来，并派杨纯武为信使进京，当面向蔡锷表示“万难屈从。滇中已有计划，请公南来”〔50〕。

“滇中级军官健者”如邓泰中、杨蓁、董鸿勋等自“筹安会”发生后就非常愤慨，多次向唐继尧进言，“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但唐以不知道蔡锷等的意向所在、不了解各方面真相，几个月都没有表明态度。等到蔡锷在北京的住处被搜查、蔡引病离京的消息传来，云南军中“慷慨激昂之声浪复起”。直到蔡锷派王伯群先自己五日到昆明，将蔡锷在天津写的手书交给唐，唐才下了决心〔51〕。

这是蔡锷当时的说法。但当时从上海报纸的报道看也好像云南举义唐完全是“出于挟迫”，然而从大量当事人的回忆中可知，唐继尧并不是被动的。《中华新报》编的《共和军纪事》当时就说“其实大谬不然”〔52〕。早在1915年9月3日，唐继尧第一次与云南部分中上级军官秘密约定：（一）积极提倡部下爱国精神；（二）整理武装，准备作战；（三）严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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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他第二次召集骨干说：“袁氏盗国，已成事实。吾辈卫国天职，各界信服；若不亟起图维，不惟外无以对国民，即内亦无以对良心。”当然唐也不是没有顾虑，“惟顾及云南一省之力，贫瘠之区，且止一师一旅兵力，而抗袁氏全国之师，众寡悬殊，实有以卵击石之虑”。不过无论何人，处于唐继尧的地位，都会有同感。但唐在这次会议上还是决定，只要中部各省有一省响应，桂、川、贵三省中有一省响应，海外华侨和民党接济粮饷这三个条件中有一个具备，就可起义。如三个条件一个都不具备，云南为争国民人格计，也要孤注一掷，起而反抗。

就在唐继尧暗中下决心之际，袁世凯也得到有关云南不稳的消息，曾派人前来调查。他想用禄位来拉拢唐，再以其他人来牵制唐，因此封唐为“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一等侯”，授“勋二位”（任可澄封为子爵，其他师旅长有封为男爵的）。所以当以唐继尧为首宣布云南起义的布告张贴出来时，唐前一天出的布告还在，署名赫然正是“勋二位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一等侯”。而贴布告的工役不敢将新布告覆盖在旧布告上，故就并排而列。有不满唐继尧者为此拍了照片，制版宣传。同时，袁世凯下令自1915年10月起给云南军官加薪俸，按月由中央拨付，并派侦探南下，散布谣言，说袁做皇帝逢官加一级。

唐继尧虽决心反对袁世凯称帝，但因为极端守秘密，所以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显得很镇静。不少积极策动反袁的中下级军官曾秘密开会多次，议定了四项办法：（一）于适当时期，要求唐氏表示态度；（二）如唐氏反对帝制，则仍拥其为领袖；（三）如中立则送彼往安南；（四）如赞成帝制则杀之。〔53〕据受孙中山派遣返回云南策动起义的吕志伊回忆：“唐是时已决心反对帝制，因极端保守秘密，故中下级军官尚不知。”〔54〕

从唐继尧与海外李烈钧、方声涛、李根源等保持联系以及愿意聘吕志伊为高等政治顾问之举都可以看出，他此时的行为未尝不是主动的。当唐专函邀请李烈钧赴滇时，有人劝李“恐有诈，不宜身临不测”。不过李信任唐。1915年12月12日，唐派代表带亲笔信到香港、上海、南京等地与孙中山、梁启超、冯国璋、陆荣廷、陈其美等各派力量接洽。等蔡锷抵达昆明发现唐已有准备后，所以他才会感慨“不图同辈已有惊人之决心与准备”（当举义之前，唐父担心失败遭灭门之祸，曾劝阻，唐不为所动）。

从陈嘉会1937年1月13日的日记可知：“蔡松坡之入滇起义，乃黄克强所极力疏通。蔡在滇声望甚高，唐继尧敬而惮之，蔡不敢轻入。克强在美，设机关于日本马关，为美国、北京、昆明三处转信，筹商一切。向唐疏通：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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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规约

蔡锷之所以坚持以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居后方，所有举义布告、对外文告、宣言都以唐为首，无非就是要表明自己志在讨袁，不争权力。1916年1月，蔡锷与唐继尧、刘显世（贵州都督）之间有个共有四条的规约：关于滇、黔各本省军民一切事件，滇、黔都督自主之；关于配置军队、筹备饷粮，滇、黔都督会同第一军总司令主之；关于军队行进、作战计划，第一军总司令主之，仍随时知照滇、黔都督，以期连贯；关于大局及对外事件，彼此商定后，由滇都督领衔行之。

这个规约曾在当年2月2日《共和滇报》公开发表〔56〕。据刘云峰回忆：“公事彼此均咨文。关于停战、议和等事，须得内外同意。”〔57〕

以往我们都以为云南巡按使任可澄是袁氏的亲信，其实即使他也不是完全被动举义的。当年的《共和军纪事》说：“滇省反对帝制，始由军人暗中主持，政界中人尚未与闻秘密，平居谈论，不过互相表示愤慨之词耳。巡按使任可澄直至十二月中旬李烈钧入滇后，始知唐都督有此决心。一日唐在将军府治筵为李洗尘，并邀任作陪，一一介绍之曰，某为李协和……任颇错愕。言谈之间，极表同情，并深以同襄义举为荣幸。是日下午，任即单衔致电北京，历数袁氏罪状，故任之参与大计虽较迟，而反对帝制之运动则为滇省之急先锋也。”〔58〕

陶菊隐说唐继尧交蔡锷带出的只是“三千羸师”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蔡锷率领的护国军出发时带了与平时两个月一样的军饷给养费。1916年2月21日、29日，3月24日，6月7日，蔡锷一再致电唐继尧，要求补充弹药、兵员。从6月7日电中“迭电哀恳，究未照办”一语可见，蔡锷此举并未得到唐的回应〔59〕。蔡锷称自己率领的所有入川军队，“每月粮饷需五十万左右。出发以来，仅发火食公费，亦非廿万不办。滇军出发时，携饷不足两月，早经用罄，就地筹借，亦经罗掘一空。前月哀恳滇、黔，仅解到十七万，杯水车薪，立即告匮。如再无饷接济，将成饿殍。万望吾师于各属华侨，赶为设法，以解倒悬”〔60〕。这是他1916年5月3日写给梁启超的信，应是实情。6月28日，蔡锷在给梁启超电中也说：“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火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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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蔡锷给梁启超的函电看来，当时蔡锷军队的处境确实极为困难。但要说蔡锷在前线曾多次请求增援，唐继尧总是空言搪塞，没有及时、充足接济饷械及时增兵，却无虚言，没有补充过一兵一钱一械却与事实不合，至少有过上面提及的十七万。虽然杯水车薪，却也不能说唐继尧对护国之举完全不尽力。为了筹集经费，唐曾将全省的教育经费完全提用，要求中等以上学校一律以延长假期的方式暂时停办。由此使得公务人员只得领取少数伙食费，欠薪年余未清，甚至敬节、养老各会及体仁善堂等慈善机关都得暂时关门。

“大云南”思想

袁世凯死后，战事结束，云南的援军却陆续向四川出动。7月19日，蔡锷致电唐继尧等责以大义：

所最宜注意者，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昵所劫持，实为公私两济。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陋，实未解命意所在。近则已与川军启冲突于宁远矣。若竟徇某君等之一意孤行，必至败坏不可收拾，将何以善其后？

梁启超在签注中说，当蔡锷与大敌相持于川南时，“望滇中援军如望岁，呼吁声嘶，莫之或应。袁倒闭后，而滇中北伐大军，乃日日出发。读者读此电，试作何感想？”〔62〕

蔡锷哪里知道赢得护国首义美名的唐继尧，却抱有“大云南”的思想，想把四川也变成自己的地盘，造成一种“大云南的势力”（当时四川就有人说“滇军抱侵略主义”）。有人说，蔡、唐本来志同道合、相处无间，之所以始合终弃，是因为蔡锷困于大洲驿时，多次电唐希望接济械弹，唐无以应，不免怨愤。加上唐新编军队向四川出发，蔡锷认为唐有余力，所以责以“事急坐视危亡，战停何又增兵？”不过，充其量这也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已。

蔡锷病故，唐继尧曾写过两副挽联，其中之一是：

攻错似曾左，交谊似雷陈，为国家患难相依，竟惨类扼吭，问年只等周公瑾；

发愤如祖刘，代将如郭李，倘时局纷纭多事，恐难鸣孤掌，何处重逢钟子期！

唐以重重叠叠的典故表达了对失去蔡锷的悲伤和痛苦。但据说唐最忌讳有人在他面前称誉蔡锷，言谈之间，“深以蔡死为幸”。这虽无确证，但唐在蔡锷死后成为“大云南”军阀却是事实。当唐在云南盛时，每次出门必乘黄轿，护兵如云，仪仗俨然，冠盖蔽日，其作为已与蔡锷迥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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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军人的唐有才气，能画兰赋诗，自命不凡，留学日本时曾自称“东大陆主人”，刻有水晶图章，常见于他的诗、画册中。因此，他在云南办的大学也叫“东陆大学”。他因护国之役而得名，野心膨胀，做起了“大云南”之梦，盘踞西南近十年，多次对外用兵，且不愿屈居孙中山之下，两次拒就广州护法军政府的元帅、副元帅。

唐对蔡锷的感情很复杂也不假，“生前畏其得军心，死后又恶其名之益彰”。他曾在昆明南门外自勒纪功碑，大书“会泽唐公再造共和纪念碑”。有人建议建蔡祠，纪念蔡锷，唐不能拒绝。等祠堂落成，人们发现“褊小无隙地”，私下无不认为是唐授意所为。

四、“为国民争人格”

“锷一介武夫，未谙政治，国务重任，非所敢承。”

1916年1月4日，蔡锷已开赴四川前线，黄兴在写给别人的信中说：“蔡君松坡赴滇首难，邻省响应。……蔡君军事优长，亦负众望，指挥如意，所可断言。”对蔡锷评价很高。对于个人进退、权位，蔡锷从不萦怀，什么总理也好、都督也好，他其实都不放在心上。

1912年7月30日，黄远生在《陆总理演说后之政界》中报道，陆征祥组阁受阻后，有提宋教仁，有提黎元洪，“又议以蔡锷君为总理者，此亦旧年已有之文章也。此中内情，据一政客告我，谓实有莫大妙用在。盖蔡君系统一共和党人，而其所主张，又颇与共和党接近，提出蔡君，既足以联同盟及统一共和党为一气，又令共和党无从反对，而蔡君之在云南，种种方面人，多不愿意，而不能直言。故莫如用阳推阴倒之术以去之，而统一共和党暨一般迷信蔡君者，乃有拍掌欢笑以为适如我心焉”〔63〕。

如果说当时局势诡谲，有人提名蔡锷为内阁总理只是把他当作复杂政争中的一个棋子的话，那么梁启超推荐蔡锷组阁却是认真的（不过袁世凯没有同意）。1913年6月中旬，梁曾致电蔡锷：“总理一席，人望在君，时事艰难，何不来京一行，共商大政。”〔64〕对此蔡锷明确表示：“锷一介武夫，未谙政治，国务重任，非所敢承。”〔65〕梁、蔡关系的密切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师生之间无话不谈，此时蔡锷没有必要惺惺作态〔66〕。蔡锷的兴趣和抱负不在做大官，不在享受荣华富贵，而在于军事教育，在于练兵抵御外敌入侵。

1913年下半年，就在蔡锷离开云南前夕，其同乡、时为内阁总理的熊希龄提名他回故乡任都督，袁世凯表面上同意了，但段祺瑞、段芝贵等北洋将领心中却不满。他们尽管没有公开反对，却只是坚决主张向湖南派兵。而蔡锷进京以后，袁氏却再也不提起此事，仿佛没有承诺过一般。不过蔡锷也从未对此表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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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不党”论

自辛亥革命以来，蔡锷曾经以通电形式公开发表不少政见，对当时的时局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政见前后也有些变化，但作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坚决支持民国这一立场从未动摇过。蔡锷认为，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不是种族革命。早在1911年11月蔡锷就提出“中华民国政府急宜建设”，定国名为“中华国”，定国体为“民主国体”，定国旗为“赤帜，心用白色中字”，“建设次第，由军政时代进于约法时代，递进而为民主宪政时代”。他不赞成联邦制，主张“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民权”〔67〕。

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蔡锷致电孙中山等提出破除省界，破除党见，唯才是举，变革要稳健、渐进等三点主张。１月２６日，他致电孙中山等，坚决反对君主国体，无论满人还是汉人为君主。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袁世凯称帝，他何以第一个起兵反对。

蔡锷认为，结社自由是文明国家的通例，政党是“结合关于政治上抱同一主义而进行者也”。所以他自己参与组织了共和统一党，主张务实、稳健，以国家为前提，“陈义不求过高，着眼务求远大”，先求国家的平等、自由，再求人民的平等、自由，先国权，后人权。2月29日，他还致电章太炎、张謇、熊希龄、黎元洪、谭延闿等，希望和他们联合组织一个稳健强固的政党，“借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68〕。

袁世凯上台后，蔡锷提出应组织政党内阁，其他政党在旁边监督。1912年6月28日，鉴于当时政党林立、党同伐异，各派意见纷歧、水火不容，他主张解散各党，另外结合政见相同的分子组织健全的政党，并愿意先自取消共和统一党。

蔡锷认为，我国省制幅员太广，应该缩小行政区域。他主张建造强固有力的政府，尊重中国特别的历史、民情、习惯等，不要照搬外国的模式。深感军人任意干涉政治的危险，他对军人入党深为隐忧，首倡军人不入党论，且自己身体力行，谢绝参加“共和建设讨论会”。宋教仁合并六党、组织国民党（共和统一党也在其中）时，他再次宣告脱党。此后他大力倡导军人不入党，并反对军人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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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政见不同如果以武力为后盾，很可能破坏和平，推倒内阁也太容易。他读法国革命史时发现，从拿破仑到第三共和，宪法变化了十九次，主要就是因为没有宪法之前先有了党。所以，他说，政党基于宪法，是“运用及维持宪法之物，宪法不可由政党所造而成之”（当然，他没能做到始终不介入党派，当梁启超邀请他为进步党名誉理事时，他没有拒绝）。

从1911年至1913年进京前，蔡锷用通电形式大量发表政见。1915年12月25日云南举义以后在他列名的檄文、通电、布告中也表达了一些政改意见，主要是要求铲除帝制、重建共和。如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绝于中国；建设名副其实的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划定中央地方权限，使各省自由发展；发挥民权政治的精神，实行代议制度；采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等（他当年是反对联邦制的，这一点不知是否是他所同意的）。

飘然引退

当护国战争临近结束时，蔡锷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功成身退，决不食言。1916年5月7日，他致电唐继尧等：“至弟个人私愿，俟大局略定，决拟退休。非谓遁世，实病势日增，非疗治不可也。”〔69〕5月26日，他在家书中也说：“而大局稍定，争权夺利者，必蜂拥以出。予素厌见此等伤心惨目之情状，不如及早避去之为得。一俟局势略定，即当抽身隐退，或避居林泉，或游海外。”〔70〕这是私人信件，可信性是最强的，显然是他真实想法的自然流露。

6月2日，蔡锷致电贵州都督刘显世等：“惟弟久抱从事实业之志，大局略定，拟即投身矿业，不闻政事。而近月以来，所最感触者，吾国军事教育太觉缺乏，若与外竞，绝无幸理。将来能于军事教育界尺寸之地以自效，亦所甚愿，他则非所乐闻。”〔71〕

6月9日，袁死黎继，蔡锷致电北京各部院及各省，“锷锋镝余生，无意问世，且夙疴未痊，亟待疗养。拟俟本军部署稍定，即行解甲归休，遂我初服”〔72〕。

6月14日，蔡锷致电张敬尧，表示自己“素愿已偿，更有何求？终身为一太平百姓可耳”。同时说，如果林林种种的伟人志士都能致力于实业界，“毋令争名利于朝，则国强民富可操券也”〔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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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蔡锷致电梁启超：“对于国事，除万不得已外，拟不发表何种政见。”〔74〕虽然第二天，他还是提出自己对时局的一系列看法：暂用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改设责任内阁；召集国会；军民分治；速开军事善后会议；惩办帝制祸首。但此后再也没有发表过什么政见。

6月28日，蔡锷给梁启超电：“本拟即日脱卸，飘然远翥，一以践言，一以养疴。”〔75〕第二天的电文再次表示自己愿意引退，“对于政局意兴索然”〔76〕。

蔡锷如此渴望引退，对四川督军兼省长的官位毫不放在心上，乃至弃如敝屣，不仅是身体原因和为了实现当初的誓言，而且还有着功成不居的表率等意图。7月19日，他在给唐继尧等人电中称：需要有人身先引退，飘然远去，“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始非善。而锷处地位，纯系带兵官，战事既了，即可奉身而退，斯亦各国所同然”〔77〕。7月30日，他在给朋友石陶钧等的电文中也说：“弟早作退计，乃愈堕愈深，失我自由之身，良用怃然。”〔78〕

蔡锷之死使他的恩师梁启超悲痛至极。梁在上海追悼会上称他的学生是“天然之英雄”，“心地光明，毫无权利思想”。民国以来，多少总长、总理都不过蝇营狗苟之辈，奔着权和利而来，只有蔡锷“因国事维艰，出为国民争人格，心地纯洁”。梁启超想起了蔡锷经常说的话：“人以良心为第一命，令良心一坏，则凡事皆非。”

他接着说，蔡锷举义云南，反对帝制，“自己担任总司令兼先锋队，每日亲到火线观察敌阵，对于责任，丝毫不肯放松”，而且蔡锷做事谨细缜密，“故以最短时间成就恢复共和之大功”。梁启超特别提到他们当年南下之前的相约：“此次举事，如不能成，决不亡命外洋，使国事更不堪问。故誓言各事不成，情愿身亡。”〔79〕蔡锷自己也不止一次地提到了这番话。哪怕到今天，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只在这个世界活过三十四年的蔡锷这一阳光下的誓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