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白门柳:明末清初“秦淮八艳”顾横波传奇

花生

最可耻的当是那些在清廷彻底暴露了奴役汉民族的野心并施用血腥手段强制推行其政策以后还投怀送抱的人。由于李自成被杀于剃发令再下之前，
凡先降闯后降清者必是在剃发令再下以前投降的，相反，那些没有降闯经历者却多为剃发令下之后才投效的。故言，他们大多比先降闯后降清者更不可谅解，更无耻。至于在北京以未剃发之汉臣身份降于清的龚鼎孳，则不仅没有阿谀新主的表现，还曾以拒绝剃发的前朝官员身份，愤然抵制过这种歧视政策。其大节固然有亏，但起初之降背景复杂，后来种种亦不免因木已成舟，受时势之窘，不应与钱谦益之畏死降清简单画等号。

　　然而龚鼎孳在有清一代遭受的攻击却远甚于钱谦益，主要原因当然不是因为钱谦益曾秘密从事“反清复明”，而是钱毕竟降的是“我大清”，而龚竟降于李闯。而攻击最力者大都并非宁死不屈的忠义之士，反而多系极早归顺了的大清顺民，甚至不少是边骂明朝，边吹捧“我大清”，边责龚鼎孳为“贰臣”的。龚顾二人的我行我素当然更给了这些人以口实，于是他们不但骂龚鼎孳，连顾横波也一块骂，一如九一八政变后国人痛骂张学良的同时连赵四小姐一块骂，据说当时江南人文人骂龚鼎孳者常为其与顾横波并做挽联挽诗以为讥讽，因而龚有“多难感君期我死”之叹。

　　许多人以龚鼎孳元配童氏拒绝进京，拒受诰封之大义讥讽龚顾，窃以为值得商榷。盖童氏不肯进京，并非始于龚鼎孳降清，自龚顾定情后，童氏与龚鼎孳似乎就已只剩夫妻之名，当龚鼎孳为官于京时，固不见其随侍，当龚落难狱中，祸福难卜时，亦不见其有意探看。龚鼎孳虽爱顾横波，但断无理由拒绝元配随侍京城，除非童氏自己不肯。观童氏言“我经两受明封，以后本朝恩典，让顾太太可也”，若只得前二句，自是正气凛然，远胜须眉，但正气之后加上一个“让顾太太可也”，却顿时变味，只觉酸气扑鼻，直上云霄。在下姑作小人妄揣，童夫人并非不耻此封，拒之千里，实因前为龚顾之事不忿，长年避见夫君，未尽妇道，骤闻诰封而奔京，未免为天下笑，尤恐为龚顾轻。故语出讥讽，以退为进，料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妓女为命妇。孰料龚竟顺水推舟，悔之晚已！

　　龚鼎孳也好，顾横波也好，未必便是贪生怕死之辈。前文提到龚鼎孳在崇祯年间弹劾权臣一事，在清军进京之初抗拒剃发一事皆有体现，后文亦有详谈。这里暂时回到“吾愿欲死，乃小妾不可何”上来。前已经指出，此语系指李闯进京之时，非清军进京。而以龚鼎孳的才华和一贯作风，不似能出此言之人。这里再举二段龚鼎孳诗文，当是更加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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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南归舟中述怀寄秋岳》云：”巧值焚琴候，羞称感遇篇。寥莪章自废，谣诼语还传。录罪连螺黛，追仇及管弦。周攻真有策，刘肋合承拳。”其中“寥莪章自废，谣诼语还传。录罪连螺黛，追仇及管弦”四句，显然是说顾横波是受自己之累遭人“谣诼”，可见推过于小妾之说不足信，多半是时人编来讥讽二人的谣诼之词，又被不辨真伪地收入清人笔记中。这也就是解释了前文提出的疑问——“奈小妾不肯何”不但不可能为龚开脱，只有引来笑柄，这是一望可知的。故此语出于“谣诼”者口较诸出于龚鼎孳本人合理得多。

　　其二《绮罗香同起自井中赋记》云:“弱羽填潮，愁鹃带血，凝望宫槐烟暮。并命鸳鸯，谁倩藕丝留住。搴杜药，正则怀湘；珥瑶碧，宓妃横浦。误承受、司命多情，一双唤转断肠路。”《题画赠道公》云曰:“国破之日携手以从巫咸，誓化井泥，招魂复出。”对照看来，龚、顾似曾有身殉明社之举，但为人所救，得不死，则顾横波贪生累毁龚鼎孳名节之说更不足信。

　　四

　　本文的主题是写顾眉，本来不该在龚鼎孳身上着墨太多，然而顾眉对龚鼎孳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正如《南归舟中述怀寄秋月》所言：

　　虎噬都无避，蛾眉那可捐？

　　不妨投昊贄，幸有(左属右立刀)芝田。

　　江今头皆黑，扬雄字尚玄。

　　浮沈聊复尔，草土独休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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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遭虎噬.不舍蛾眉，
归守薄田，甘投有昊。江令黑头，幸此身之未老；扬雄玄学、料问字之有入。盖将浮沈草土终矣。数语颇不失为丈夫气，但亦惟为横波，而后有此气节。”(《横波夫人考》)这话虽太刻薄，却也不是全无道理。

　　因是，龚顾实为一体，欲知顾横波，不可不先知龚鼎孳。

　　有些人投降是因为贪生怕死，有些则是贪恋权势，龚鼎孳的为人，是属于惜命不怕死，敛财不贪财，想当官不嗜权的。他的仕清，较之陈子龙夏允彝之民族气节固然不及，但也绝非卖身求荣，甘心为奴，助纣为虐的无耻之辈。在成千上万仕清的汉人中，他是比较有骨气的一位，尤其是较之那些五十步笑百步，甚至是一百步笑五十步，一面骂明朝一面抨击他“降闯”的汉族臣子们来，实在有骨气得多了。孟森先生指龚鼎孳为人无耻，势利富贵，本人无论如何是不敢赞同的。

　　龚鼎孳降清后，先授给事中，不久就迁太常寺少卿，升左都御史，进入九卿之列。顺治二年，大学士冯铨向降将敲诈贿银，又因贿授官，触发了朝中弹劾冯铨及侍郎孙之獬、李若琳的风潮——这三人是北京城最早剃发迎降的明臣，其中孙之獬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个抢着剃头无处站班的降臣，他的全家男女都早早改了满装以取悦新主。冯铨本来是魏忠贤的亲信，干尽了杀戮贤良，通贿谋逆的坏事，后被崇祯罢官，多尔衮进京后他立刻应召入阁，以大学士衔入内院佐理机务，和洪承畴范文程并列成了“特级汉臣”，多尔衮的亲信。李若琳则是冯铨的党羽，庸弱无行。这三人品格低劣，卑劣无耻，惟以善于取眉当权而得势。这一次，龚鼎孳同属下给事中、御史等言官连连发难，要求刑部鞫问，多尔衮和满族大臣们有意袒护三人，硬说这是汉人嫉恨三人率先剃发而蓄意陷害，反责科道诸臣，公开申斥龚鼎孳，将弹劾最力的李森革职拿问。

　　当龚鼎孳骂冯铨昔日依附魏忠贤，为虎作伥时，冯铨无言以对，便反责龚鼎孳曾降李自成，后来多尔衮问起二人的争执，龚鼎孳当着多尔衮的面说：“岂惟鼎孳，魏徵亦尝降唐太宗！”气得多尔衮大骂“鼎孳自比魏征，而以李贼比唐太宗，可谓无耻！”

　　其实，明朝士大夫出身的龚鼎孳，对李自成并没有太大好感，对于自己以明臣“降闯”一事，也多少于心有愧，他曾在城破之时与顾横波双双投井以殉，在一些私人文书中也屡屡表示过自己“降闯”情非得已。然而龚鼎孳的骨气在于，他不屑于迎合多尔衮！冯铨对他的指责，渗透着以降清为荣，以降闯为耻这种“宁与异族，不与家奴”的思想，而龚鼎孳纵然对李自成不甚以为然，却拒绝就势迎合以取悦当权。他当着多尔衮的面把李自成比唐太宗，摆明了不承认降清降闯有什么“天壤之别”，可见其亏节而不屈心，发已剃而自尊未泯——事实上，这一次的弹劾风潮固然事出有因，并非陷害，但以龚鼎孳李森为首的汉臣们看不惯卖身求荣的佞臣而借题发挥却是实情。被多尔衮大骂“无耻”，恰恰显示龚鼎孳“有耻”得很。

　　龚鼎孳借魏征自辩，是否贴切姑且不论，但确实是真心话，并非自我开拓。事实证明无论对方是崇祯，多尔衮，还是顺治，他总是直言进谏，不避祸福——降于李自成时也为北城御史，看来连大顺政权也颇知他的志向。他的才名与钱谦益吴伟业并列，然而仕途却不风顺，几番大起大落，数为高官又数度遭贬斥，原因却往往是直言获罪——而这一点，又与他我行我素的个性不能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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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清史稿》，龚鼎孳在顺治初为左都御史时究劾颇多，显然没少得罪人，与多尔衮冯铨结怨就不用说了。顺治三年，龚鼎孳以丁父忧归江南，京中趁机翻出他昔日“降闯”“千金购妓”的旧帐，连同他在丁父忧期间行止不检一并清算，降二级录用。结果龚鼎孳这一归籍就未再召还，赋闲在家到顺治八年才起复回京。这恐怕与多尔衮死于顺治七年，福临深恶多尔衮而敬爱汉族士大夫不无关系。

　　说起来，宣统不算，清朝入关后一头一尾的两个皇帝还真像，都是幼年继位，都是雄心勃勃，都不甚囿于民族偏见和祖宗成法，真心敬重汉族士大夫(而不像某些皇帝只是把汉人当看门狗利用)，力主消弥满汉之分，都受到太后的牵制而壮志难酬，抑郁而终，还都是痴情种子。福临因为满汉问题与太后和满族权臣多次爆发冲突，像龚鼎孳这样敢于当面触怒多尔衮，不事阿谀满族权贵又才名远播的汉族才子，自然容易得到他的欣赏。何况顺治自己就是个为情癫狂之人，为了董鄂妃不知做了多少不合祖制的事，甚至不惜和太后及所有满族权贵为敌，他对于龚顾情缘和龚鼎孳想来不止悻悻相惜，而且还羡慕得很呢。

　　于是龚鼎孳在这次召还后，连连拨擢，青云直上，很快升为一品大员。顾横波也就此以“亚妻”身份诰封为一品夫人。

　　然而宦海无常，何况是在皇帝与太后及满族权臣政见不合，暗里相争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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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二年，
龚鼎孳的上疏再次牵涉到冯铨(此人之无耻一如既往，比如有一次皇帝问他，翰林官贤否，他明知道汉族官吏的才学远胜于满人，却回说什么“南人优於文而行不符，北人短於文而行或善”)，列其多项罪过，结果遭到严旨申斥，“胀每览法司覆奏本章，龚鼎孳往往倡为另议。若事系满洲，则同满议附会重律；事涉汉人，则多出两议曲引宽条”，被骤降十一级，贬为散职，补上林苑善育署署远，就是在上林苑看守蔬菜的小官。

　　虽然是以上谕形式加以贬斥，但这似乎并非顺治本意。试问，既然“每览法司覆奏本章”都发觉不妥，为何过去不假申斥，反而一再擢拔重用？而且，当龚鼎孳最初究劾冯铨时，皇帝不但没有表示反感，反而“命指实”，还让龚鼎孳密奏。如果皇帝有意维护冯铨，何不立刻驳回，必令“指实”？等罪状摆出来再说没罪，那不是欲盖弥彰吗？使用“密奏”，又显然是有所考虑。由此看来，维护冯铨，重斥龚鼎孳恐怕并非皇帝本意，而是迫于满族权贵的压力。在他们看来，冯铨纵有诸多不是，却是以汉臣拜倒满族脚下的典范，如果冯铨失势，就会长汉人志气，灭满人威风。

　　然而从这段上谕中，却不难看出龚鼎孳常在职权范围内维护汉人的利益，反对民族压迫——一个明朝的降臣，有多大胆子，敢有意偏坦汉人，苛待满人？只因法有不公，他才校枉过正，尽其所能为同胞争一个公平罢了。而这次贬黜，虽因冯铨一事而起，实可视为朝中权贵对龚鼎孳之不满甚至猜疑的一次爆发。

　　有许多人，在官职卑微的时候，是很豁得出去的，一但平步青云，便贪恋起权势，变得谨言慎行，唯恐有失，而不惜自昧良心了。龚鼎孳却不是。以他的才华，若肯学冯铨，甚或钱谦益，何愁不得仕途平稳？然而他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不意味着没有自己的行事准则。他抱定“做魏征”的志向，无论身为六品小官还是一品大员，无论汉族文人对他如何讥讽谩骂，满族权贵对他如何看不顺眼，他都不泯初衷，凭自己的良心做事。这一点，是可敬的。就凭这一条，我也不能同意把他说成贪生怕死，势利富贵的无耻之徒。只可惜无论崇祯，李自成，多尔衮，顺治，都不堪与李世民比肩，清王朝统治阶层的胸襟眼界更加不能和泱泱大唐的开放兼容自信进取相比，就算真有初唐名臣相佐，也不可能再造一个开元盛世和一个世界强国。

　　在这方面，顾眉始终是龚鼎孳的知音，也是支持他的重要精神力量，故他在这一年自咏曰：“神索风传台柏枝，天街星傍火城移；袖中笼得朝天笔，画日归来便画眉。”

　　龚鼎孳很快又受命往广东，而后再次赋闲，直到康熙元年始复职还京。从崇祯末算起，这已经是他仕途三起三落后的第四次复起了。这一次，他历刑部、兵部、礼部尚书，累充会试正考官。由于他向以轻才好士，擢拔后进闻名，清初名流受过他提拔恩惠或出自他门下者不计其数，因而这一次起复后的仕途总算比较平稳，至康熙十二年死于任上。其中，康熙五年曾请假南归，却是为将顾横波的棺柩归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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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氏夫妇虽然蔑视礼教，不以俗世眼光为意，但自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是非准则与为人原则，为了坚持这些准则，他们不计进退，甚至不计祸福。如果说柳如是钱谦益秘密帮助反清复明活动是冒着巨大风险，那么龚鼎孳为官时每公然为汉人争权益，一再触怒满族权贵，同样需要极大的魄力和胆识。

　　们也保护和帮助过许多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甚至为此奔走的人，兹举数例：

　　傅山，著名南明遗民，长期为抗清活动，后以出道为名着拒不剃发易服，且着朱衣以示不忘前朝，顺治十一年，因与南明总兵宋谦策划起义而被捕，史称甲午朱衣道人案。(因傅着朱服以示不忘前朝)父子兄弟皆受严刑拷问，一直抗词不屈，得龚鼎孳周旋营救而开释。终身义不仕清，后多次违抗康熙圣旨，拒不参加博学鸿词科，被强行授职带到午门谢恩时仰卧于地，坚不叩头谢恩。

　　阎尔梅，曾于史可法军中为参谋，但志向才能均远之。他反对“联虏平寇”，曾多次向史可法建议利用清军内部不稳且正与李自成主力周旋，而北方抗清之势方兴未艾之时机出兵收复失地，反对退保扬州，所议极有见地，奈史可法不听，自趋灭亡。后奔走中原各省招募志士，数图反清起义，被捕逃脱，全家皆殉。阎尔梅亡命天涯十年，直到龚鼎孳为刑部尚书方代其了结此案。

　　丁耀亢：清初才士，曾任镶白旗教习，暗有反清思想，曾做《续金瓶梅》，内容与书名全无关系，实系宣扬反清思想的著作。事发下狱，得龚鼎孳、傅掌雷极力营救而获释。

　　黄宗羲，著名南明遗民，有反清复明思想，钱谦益死前托他代作墓志铭，令其左右为难，因为黄宗羲为坚持“义不仕清”，一直表示自己不再涉于俗事，而钱为清廷要员，如代为墓志铭即难自圆其说，恐惹是非。后龚鼎孳慨为代撰，使黄宗羲“得免于是非”（《思旧录》）。

　　至于被龚鼎孳不避嫌猜，甚至冒着风险资助过的反清志士及其家人更是不计其数。故钱谦益说，“长安三布衣，累得合肥几死”，邓之诚言“艰难之际，善类或多赖其力”，指的就是龚鼎孳利用职权不遗余力，甚至不计个人安危地维护那些反清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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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龚鼎孳的这些行为，
顾横波不仅支持，更身体力行地参与，除了和龚鼎孳一起对抗清志士及其家人慷慨解囊外，她还曾冒着巨大险保护过逃亡中的阎尔梅——龚鼎孳被骤贬出京后，顾横波寓于金陵隐园，适逢阎尔海被清军追捕，逃入隐园中。顾横波藏阎尔海于侧室中，沉着镇定，机智应变，终于化险为夷。那时龚鼎孳已不再是朝廷大员，只是一个以“重汉排满”罪名遭皇帝切责贬黜而赋闲在家的官场失意者。但顾横波未因害怕引来猜疑而有所犹豫，她在保护阎尔海时表现出的义气与胆识可谓不让须眉，袁枚以“礼贤爱士，侠内峻嶒”八字并称她和柳如是，很大成度上也是缘于此事。

　　说到“礼贤爱士”，龚顾更是并有盛名。据《板桥杂记》记载，龚鼎孳原有轻财好士之名，“得眉娘佐之，名誉盛于往时”，遇到慕名来求书画者，常由顾眉代笔，“画款所书横波夫人者也”，这也就是“横波”之号得以盛传的原因。清初词坛上的风云人物陈维崧、朱彝尊等都得到过龚鼎孳的揄扬和“分俸资助”，“康熙初，士人挟诗文游京师，必谒龚端毅公”，而龚鼎孳也总是“倾囊？以恤穷交，出气力以援知己”——此处的“倾囊相助”并非泛泛之谈，龚鼎孳为官清廉，虽其诗画价值颇高，但也不算豪富，据时人宋元鼎说，遇到别人急需帮助而自己又囊中羞涩时，龚鼎孳不惜借债相助，以至死后债主找上门，惟“叹公清介”。正因如此，龚鼎孳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江南江北许多才士失声痛哭，吴绮在挽诗中说，“当年遇主偏辞宠，此世何人更爱才”，朱彝尊在长篇挽诗中说”寄身逢掖贱，休作帝京游“，都哀叹当世再也见不到像那样的轻财好士之人了。而龚鼎孳乐于助人的慷慨高义，得顾眉支持甚多，这在当时也是广为人知的，故《秋灯丛话》记“国初宏奖风流，不特名公巨卿为然，即闺中好尚亦尔”即举顾眉为例。顾眉死后，每当龚鼎孳资助他人时总是想起顾眉，作诗云“伤心青眼綦巾者，不见吾曹击筑歌”，自注云：“追忆善持君，每佐余急朋友之难，今不可复见矣。”(顾眉嫁龚鼎孳后更名“徐善持”，故又称“善持君”“徐夫人”)

　　为民请命，是龚鼎孳为官的另一个身体力行的宗旨，这方面的事迹数不胜数，故吴伟业曾称赞龚鼎孳为官“唯尽心于所事，庶援手乎斯民”。据记载，“龚芝麓拜御史大夫，抗硫每奏时政得失。殆决狱，日必平反数十事。事虽奏当，有毫发疑，必推驳至尽，致辕匕箸，展转含毫，获有生机而后已”，阎尔海因此慨叹“海内感平反，多少再生魂。”在任左都御史期间，龚鼎孳奏疏宽民力，裕赋税，招纳流民，毋令失所，因龚鼎孳之请使清廷免江南拖欠积赋三百余万。即使被连贬十一级降至上林苑任散职，他也仍然不忘为民请命，曾上疏要求朝廷退出屯庄二十二处，仍归民间业主。顺治十八年，清廷以清查逃赋为名打击江南士子，以弹压江南地区的反清情绪，江南士子遭革职者达数万之多，被迫害下狱者亦不少。其时龚鼎孳已赋闲四五载，仍自问责无旁贷，上疏当政，请宽奏销案，以是复职者不下千余人。不仅如此，龚鼎孳也常在替为官的朋友饯行时叮嘱他们体恤民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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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疏以外，龚鼎孳也借诗文悲叹沧桑，品评世事，挟论公允，不避忌讳。如描写民间疾苦的《岁暮行》有“揭竿扶杖皆赤子，休兵薄敛恩须终”之句，即是谏讽朝廷，不要官逼民反。《登燕子矶》云“山泽几同游，乾坤已白头。凭高先忍泪，入洛愧同舟。歌管催残泪，霜枫登晚秋。石城潮渐落，肯为客销愁。”，则是抒发故国之思。龚鼎孳虽然不是以民族兴亡为己任的慷慨之士，却也绝非“此间乐，不思蜀”的毫无心肝人，只是他内心的悲戚常常被外表的长歌痛饮所掩而不为人留意罢了。遗民诗人宋睿就曾回忆，龚鼎孳常在纵酒欢宴，歌残舞罢之余与他相对泫然流涕。而对龚鼎孳的这种心境，知之最深者莫若顾眉，若《题画兰》云：“舟过燕子矶头，江风殊劲，闺人遂拈弄笔墨以敌其势”，何故为此？实念龚鼎孳之“蓬窗相对，客心悲未央时也”。龚鼎孳的这些直抒胸臆的诗文，虽因没有明显的反抗情绪而未惹来大祸，但由此引来当权者的不快，以致成为其仕途多沉浮的原因之一，却是很有可能的。

　　顺治十四年龚鼎孳回金陵为顾眉大办寿辰，是夫妇二人最后一次惊人之举。顾眉虽然不以世情为意，却非常在意不能为子嗣艰难的龚鼎孳生一个儿子。而唯一的幼女在顺治十五夭折，带给顾眉很大打击，从此她的性情有了很大改变，有些心灰意懒起来，开始清心理佛。

　　传说在龚鼎孳复官还京前，顾眉又一次提起兴致，与龚鼎孳相携出游杭州，泛舟西湖，二人年近半百，仍旧卿卿我我，旁若无人，再成一时话题。这很可能是顾眉自觉来日无多而对江南做的一次告别之游，也是想再为夫妻二人再留下一次美好的回忆。

　　康熙三年，顾眉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二年后，龚鼎孳特向朝廷告假，扶灵返回江南，将顾眉的遗体归葬。

　　顾眉去世后，在京文人学士纷纷前往凭吊，丧礼备极哀荣，送殡的车辆多达数百乘。与此同时，远在江南的阎尔梅，柳敬亭，余怀亦于安徽庐州开堂设祭，江南一带前往凭祭者络绎不绝。

　　龚鼎孳尝于北京长椿寺为顾眉起“妙光阁”，于顾眉逝后每岁生辰都到阁下礼诵佛经，直到康熙十二年逝世。

　　龚鼎孳生前著有《白门柳》词集，据余怀说，实为顾眉所作“传奇”。这部词集，当可视为记载二人相恋历程的一部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