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界长袖善舞的宋氏姐妹-记宋庆龄与宋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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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一般被认为仅可从事社会福利等狭小工作，宋氏姐妹早在上个世纪初叶进入中国政界，替中国妇女争来无上荣光。回眸中国近现代史，她们受时代的局限，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注定地成为悲剧人物。然而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当她们利用的特殊身份，站在民族兴亡的风口浪尖上努力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支持。


显赫的门第，美丽的容颜，铭心刻骨的爱情，忠贞不渝的理想，尔雅自然的本色，却让宋庆龄在几乎是一个世纪的变局中葆有了自己寓言般神奇的一生。她的寓言里，寄托着博爱和公正，寄托着温柔和忠诚，寄托着坚定和智慧，寄托着一个女人的幸福、痛苦和自由……

纵观宋庆龄一生，不难发现其早年的经历带着较为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宋庆龄何时认识孙中山先生，缺乏文献证明。但是据宋庆龄的传记作者爱泼斯坦说，宋庆龄与孙先生的首次谈话在1905年。据说当时13岁的宋庆龄对孙先生说：“我们只有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才能救国。”又说，她要为他和她的同一目的——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而奋斗。孙先生听了她的话赞赏地说：“庆龄，好极了！如果你愿意帮助我，我将十分感谢你。”

民国2年，孙中山先生“二次革命”失败后，避居日本，宋庆龄受父亲之命，从美国毕业后直赴横滨，因而得与孙先生频繁接触。在此期间，宋庆龄进一步受到孙先生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的感召和熏陶，大大增强了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和献身精神。在给妹妹美龄的信中，她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写道：“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

女性对于成功男性的崇拜，或者说是某种“英雄情结”在宋庆龄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然而二人定情时，恰是孙先生的革命事业进入低谷时，这也就意味着二者结合必须经受住更多的困境与挑战。

《诗经．邶风》中的《击鼓》有一段名句被广为传诵：“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而《击鼓》却是一篇写远征士兵悲苦心情的诗。他们被迫出征，军容不整，心神不宁，常有家事之思。且自己生死难卜，不觉心酸，不觉痛苦呼号。一股征人的怨苦之气洋溢在字里行间。

9年后的民国11年6月22日，粤军将领陈炯明“叛变”，引得孙大总统不得不易装夜逃，可怜当时已身怀六甲的宋庆龄在逃亡途中不幸流产。因为一句“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孙先生在处理完“陈案”后，题赠“庆龄贤妻”，“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生死。”

民国13年6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长洲岛上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并于16日，即2年前陈炯明“叛变”的日子举办开学典礼。孙先生之所以选择这个特殊的日子是要人们记住这个沉痛的教训，为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而无私奉献、努力奋斗。

这些自然是“正史”上的话，可是事情真正的起因却是孙中山先生于陈炯明先生政治上的分歧。陈先生性刚果，作风廉洁，时与孙先生产生分歧乃至冲突。然而无论是当年孙先生幕僚、国民党的史料还是共产党的定性，诸如“乱臣贼子”、“犯上”、“弑主”、“逆伦反常”之类封建罪名被一一安在了陈先生身上。“德先生，赛先生”真正走入中国人的头脑的路程是很艰辛的。呜呼，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


所谓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也并未如“正史”所记载的那么单纯。蒋公不仅深谙“枪杆子里出政权”之道，所谓“玩弄权术”亦是艰辛的博弈过程。蒋介石在与国民党元老派，孙科的太子派等派系斗法中脱颖而出，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却又急于巩固之。由于当时中共是蒋介石最大的对手，此外国民党左派和一些社会民主人士致力于与蒋介石政权进行不懈的斗争，为翦除“祸害”，蒋介石依靠他建立起来的庞大的特务组织进行镇压。

民国16年7月14日，宋庆龄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站在坚持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立场上与“叛徒们”决裂。民国18年4月，宋庆龄离德国柏林回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的国葬仪式，行前发表《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这些让我想起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描写宋庆龄的一段话：“她温文尔雅，但性格坚强。她对孙中山规定的革命忠诚不移，坚守孙中山关于联共、组织工农的遗愿……”锲而不舍，跟着孙先生的足迹前行。


为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营救政治犯，反对国民党的非法拘禁和杀戮，民国21年12月29日，由宋庆龄、蔡元培、杨铨、黎照寰、林语堂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华安大厦召开成立大会。宋庆龄任临时执行委员会主席。同盟宗旨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迫害，援助与保护进步人士，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由于民权保障同盟坚持不懈地同南京国民政府作斗争，使其极为恼恨，发表宣言，诬蔑同盟为“非法组织”，要求予以解散。1933年6月18日，总干事杨铨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宋庆龄在杨铨被害时发表声明，庄严表示：我们非但没有被吓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但是，由于当时白色恐怖极端严重，加上杨铨被害后失去了一位组织家、实干家，活动无法进行，因此民权保障同盟无形中解散了。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陷入熊熊战火之中。民国27年6月，宋庆龄邀集中外著名人士，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医疗救济和儿童福利工作。所主持的“一碗饭运动”激发了香港各界的抗日救亡热忱，谱写了一曲爱国救难的动人之歌。

民国29年，宋氏三姐妹进行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也是她们各自政治生涯中的联合行动——三姐妹联袂来渝，联手宣传中国的抗战大业，对鼓舞国民的抗战热情，对抗日爱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促使西方各界人士了解中国的困境，并伸出援助之手。

宋庆龄于1950年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1年获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1952年，她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1966年夏，一场史无前例的“红色风暴”由北京开始席卷全国。年逾古稀的宋庆龄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百思不得其解，她苦闷、困惑和忧心忡忡。这位曾在白色恐怖年代保护过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一代女杰，如今也面临着“红色恐怖”的冲击。后来，是在周恩来竭尽全力保护下，宋庆龄才在“文化大革命”中幸免于难。这期间，她深居简出，惴惴不安地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同时，为周恩来一人苦撑危局、四处救火的局面深感忧虑。

世事无常，除了发出这样的空头感叹，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民主，国父孙先生一生的追求，但自己无法逃脱传统思维对他的影响；孙先生的追随者，无论蒋介石还是汪精卫，似乎也逃不出这样的魔障；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国母亦为“民主”奋斗终身，晚年却境遇苍凉。

在长期的国际政治活动中，她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发扬进步文化，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进行不懈的努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而，受到广泛的崇敬，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宋美龄，跨越三个世纪的人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纽约时报》称她为20世纪“最耀眼的、专横的政治家“。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外交能力，最大的亮点及本人最引以为豪的是她在抗日战争实际的外交政绩。宋美龄优秀的外交能力让她在蒋介石接待外宾活动中游刃有余地充当蒋介石的“耳朵”和：“嘴巴”。

民国23年由宋美龄提议发起的“新生活运动”，虽颇受争议，实际取得效果并不显著，但却为她提供了一个表演的舞台，使之成为改革中国旧习惯的旗手：宋美龄在“新生活运动”中大显身手，成为实际推动者和领导人。民国27年7月以后，“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委员会”该组扩大成为领导国统区各界妇女救亡运动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组织，在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宋美龄经常代表“全国妇女慰劳总会”慰问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市民。她开办小学及孤儿院以抚育遗孤；她亲赴前线慰问，率领妇女看护伤病、亲为将士缝征衣。民国29年，宋美龄到达重庆后，两位姐姐宋霭龄和宋庆龄也联袂来渝，联手宣传中国的抗战大业，促使西方各界人士了解中国的困境，并伸出救援之手。宋氏姐妹的行动打动了许多善良人的心。美国记者罗比·尤恩森在重庆报道说，“对这三位富有感情和教养的女士来说，这是一个狂乱的时代，一个恐惧的时代，一个悲伤的时代，但这也是她们共命运的时代，她们共同希望和祈求打败日本的年代。”有记者评论宋美龄说：“有两个姐姐的陪伴，她的情绪更高，且很得意。从照片上看到她发自内心深处自豪的微笑，这是动人的微笑。”

宋美龄的名字最初为国际社会所熟悉，是通过当时的广播和报纸等传媒工具。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夫人，同时谙习西方政治、英语水平无可挑剔的宋美龄就认识到对外宣传、与国际社会沟通的重要性，主动担负起这个责任，常以国民党政府的半官方发言人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利用媒体竭力向美国及世界各国宣传中国的顽强抗战精神，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抗战正义事业。由于她身份特殊，对中国抗战和国民党政府的政策立场的阐述权威而准确，加上她的外交和公关天赋，她很快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宣传者，中国抗战事业的国际代言人。她优雅的形象、犀利的言辞、悦耳的声音以及浓浓的美国南方口音，大受传媒和听众欢迎。

民国26年起，宋美龄搜集了许多日寇暴行的事实，对美国人民广泛宣传，并揭露美国政府的恐日病，指责它批准把汽油﹑轻重武器﹑军用物资大量卖给日本，支持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恶劣行径。宋美龄在文章中指出，在中国战场上缴获和击毁的日方坦克和飞机上有美国制造的零件，毫不隐讳地指责美国在发战争财。她用血的事实揭露日军戕害中国平民的残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谴责西方国家的自私冷漠。宋美龄充满感情的声音和文字引起西方媒体的高度重视，欧洲和美国的新闻频频约她写文章和发表讲话。她也因此利用这个阵地广为宣传。

如果说在抗战初期宋美龄只是在报纸文章和讲话中表达她对西方国家袖手旁观的惊讶、愤慨，那么在以后的几年中，她对他们纵容日本的侵略行径已有理性的认识，了解强权政治的自私与虚伪，“毕竟还是要自己顾自己。”

民国31年，宋美龄又飞往太平洋彼岸寻求援助。这一次她是单枪匹马独闯美国，却得到了许多外国元首都得不到的礼遇和殊荣，成功地博得了美国朝野和广大民众的同情，创造了“美龄神话”。民国32年2月18日，对宋美龄、对中国女性甚至是中国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宋美龄被美国国会邀请，分别向参、众两院发表演说，成为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第一个中国人。

第一夫人独自出访美国，有其生活背景作铺垫。宋美龄被称为“西方雕琢的东方美人”。

她胆识且才华出众。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张学良将军囚禁，在南京的宋美龄和国民党其他一些领袖制止了何应钦的错误，毅然带领一批官员飞赴西安，在各方之间斡旋，促进了这一事件和平解决，为各派携手准备抗日战争，立下了大功一件。美龄后来曾回忆，当她赶到西安看他时，“他惊诧得以为我是一个幻影”。“在他稍微安定之后，他给我看那天早晨他所读的经句中的一句：‘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

宋美龄在演说中表达了中国军民抗战之决心：“不如光荣地冒失败之险，去争取胜利”。

结尾摆脱俗套，以极富诗意与哲理性的话作为结束语。她说：个人之品德，于困厄中验之，亦于成功中验之。以言一国之精神，倍加真确。”

的确，她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此行的目的是争取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援助，但她的演说以维护中国国家尊严，宣传中国抗战对全世界的贡献，阐明中美友好关系为原则，以世界眼光说明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慷慨激昂，义正辞严，丝毫不见乞怜的痕迹，但每次演讲却使美国人民众口一词要求政府加快加大援华力度，民众亦慷慨解囊纷纷捐助。

另一方面，罗斯福夫妇在私人小餐厅内举行“家庭晚餐”，宴请宋美龄。席间，罗斯福问她和蒋介石如何处理战时煤矿工人的罢工。宋美龄用—个涂色的长指甲姿式优美地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意思是“砍头”。这使同桌的所有人惊讶不已。罗斯福为了掩饰尴尬，假装大笑起来。埃莉诺在私下里说：“她对民主制度能够讲得很漂亮，但是她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

在抗战胜利后，“夫人外交”仍在继续。在蒋家王朝即将崩溃的1948年，及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1952年、1954年、1958年、1965年，宋美龄仍以“第一夫人”的身份，频频往返于太平洋两岸，充当“亲善大使”的角色，千方百计在美国为蒋氏政权争取经济的、军事的一切外援，并始创“度假外交”，邀请各国名流来台湾，以此打开台湾的困局。宋美龄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

1995年适逢二战胜利50周年，宋美龄应邀重返国会山庄接受致敬，并发表讲话。

对于久未露面的98岁的宋美龄出席这样一个荣耀的酒会，在华府停留了7个小时，与会的台湾人士有如下记述：高贵优雅的气质，迷人的风范，未因岁月飞逝而稍减半分，她举止从容，言态镇定，处处展露风格天成的“领袖”风采，她依然是受人敬爱的世界“领袖”，高贵夫人，与会的中外人士，对她的美丽、健康、风采依旧最为赞叹欣赏，啧啧称奇，大家都忍不住重述所感，喜极泪下。百年美龄，不老的美龄，依然风采迷人，这是宋美龄留在国际舞台上最后的形象。8年后，斯人乘鹤仙去，她留给大家的是酒会上的祝福，所及有人对她表示的是尊敬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