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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与盛氏家族（上）
一、江南望族
1917年11月18日至21日，一位晚清大臣的隆重葬礼哄动了上海、苏州两地，成为一时的社会新闻。葬礼的主人是曾被人称为“一手握十六颗明珠”的中国第一代实业家盛宣怀。
盛宣怀1916年4月27日逝世于上海，1年后，盛宣怀的夫人和子女决定将盛宣怀的灵柩运送至苏州留园山庄暂时停放，然后再挑选吉时运回江阴阳歧镇的盛氏家族坟地安葬。这个决定见报之后，在半个多月的时间内，盛宣怀的大出殡成为上海各大媒体争向报道的热点新闻，特别是出殡队伍的行进路线，更是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申报》、《大公报》那些嗅觉灵敏的记者很快得到了出殡队伍行进路线的信息，并争相在报上披露。灵柩定于1917年11月18日10时从静安寺路110号的盛公馆发引，送葬队伍途经大马路（南京路）、广西路、四马路（福州路）到外滩的轮船招商局金利源码头上船，用船运送至苏州。由于排场盛大，估计出殡队伍前后将达三里之长，上海总商会的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特地给上海工部局打了一个报告，要求工部局采取一些措施，保证盛宣怀出殡的正常进行。工部局决定用巡捕为出殡队伍开道，并维持沿途的安全，电车公司暂停沿途电车行驶半天，以免路途堵塞，引起混乱。
盛宣怀的大出殡甚至轰动了上海周边的浙江、江苏地区，人们都想亲眼目睹这位在清朝末年有着传奇经历的大人物的出殡盛况。沪宁、沪杭铁路的客车在那几天生意出奇地兴隆，车票出售一空，车厢拥挤不堪，挤满了特地赶到上海来观看大出殡的江浙游客。出殡队伍经过的大马路、四马路一带本是市中心，旅馆、茶馆、戏楼和游戏场所云集，大出殡给老板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商计，旅馆沿街带阳台的房间一个星期以前便被预订一空，沿街的茶馆、戏楼也纷纷做起了预售座位的生意，大大赚了一笔。
出殡那一天，只见特地从天津广春局雇来的64名扛夫，抬着盖着金顶和红缎绣花罩的盛宣怀灵柩，一路缓缓前行，前有仪仗，后有乐队，沿途不时停下接受路祭，五华里的路程，整整走了五个小时，一路上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前拥后挤，甚至屋脊上也爬满了看客，上海就像过节似的，热闹非凡，盛况空前。
11月22日，盛宣怀的灵柩运到苏州，苏州又是一番热闹景象。灵柩经过的马路，苏州警署都已事先关照，要商店一律将沿街的货物收起，路上不准设摊，茶馆、酒店不准营业，以免人挤混乱。为避免路途堵塞，马车、黄包车停行半天，车夫的营业损失则全由盛家补贴。沿途沿街的旅馆，有了上海的先例，也乘机涨起价来，并要事先预订。苏州警厅为保证安全，还采取了一些特别措施：水警派了四艘巡逻船，停泊在河岸边护卫，马路上的岗亭，一律派了双岗，另外还派了十五名警员，以便沿途处理特发事件。驻地军队还下了命令，这一天所有军士一律不准请假外出。灵柩上岸那天，还在早上七八点钟，胥门、盘门一带马路就已挤满了人，到十一点，苏州各城门都已阻塞不通，马路两旁几无立足之地。这一场大出殡成为上海、苏州两地市民酒前饭后的谈资，多年之后，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一个前清时代的官员、遗老，为什么在民国初年去世后，他的葬礼会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强烈的轰动？是因为盛宣怀和盛氏家族的富有吗？不错，在晚清时代，盛氏家族不仅仅在上海可称是首富之家，在全国，盛氏家族的富有也是人所共知的。但富有与社会地位的高下并不总是一致的。盛宣怀赢得社会的认可，更重要的是他的一生在中国实业界作出的业绩，以及因为对社会的长期贡献而自然形成的他在上流社会中的影响，就如上海总商会给上海工部局的报告中表露的那样：“本埠商民对于盛公愿予以特别敬意”。
盛宣怀，字杏荪，号愚斋、补楼，晚年又号止叟，江苏武进人（现在的常州），生于1844年11月4日。那个年代的中国，正是一个多灾多难，兵荒马乱的年代。在他出生前四年，1840年，发生了对中国的近代化有着巨大影响的鸦片战争。1842年，清朝政府战败，签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在《南京条约》中，清政府被迫同意将广州、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对外开放，成为西方列强踏入中国国土的大门。随着商品经济的强大冲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经济、技术、文化也源源不断地输入了国内，中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地变化。盛宣怀出生在这样一个特殊地时代，他的成长无可避免地有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在清代，盛氏是常州的大家族。盛氏祖先延一公长子睿公于明代永乐年间从南京迁居常州，在龙溪河畔居住下来，繁衍不息，传至盛宣怀一代时已近二十代，成为当地很有影响的大族人家。盛宣怀的祖父盛隆，字惺予，嘉庆十五年（1810年）中的举人，道光四年（1824年）以后在浙江做了近三十年的地方官，在德清、安吉、山阴当过知县，在海宁当过知州，官不大也不小，算得上是一个官宦之家。盛隆是一个老式的读书人，信奉诗书传家，讲究仁义道德，曾经编过一部《人范须知》，书中摘录了许多前人的言论，例举了不少古人的例子，宣讲做人的规范和道理，那都离不开儒家的传统思想。
盛隆在家族中的地位和威信很高，由族人公推担任了宗长之职。他一生中两次主持增修宗谱，他要继承先人遗志，垂范百世家法，在家谱中重新修改制订了十四条的《宗规》。其中第一条“乡约宜遵”，要求族人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和睦乡里，教育子女，安分生活，不要胡作非为。盛隆认为这六句话包含了做人的道理，将来不管你是成为忠臣还是做个孝子当个良民，都是要从这个基本道理做起。家谱中还有《家训》十四条，《教约》十八条，都是要求族中子孙能够勤奋读书，勤俭持家，约束自已，遵守公德。盛隆很信奉行善积德，他在《人范须知》中编写了很多前人关于行善积德的事迹和哲言，劝人多做有益于社会的事。他时常引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样一句老话来规劝人们。《人范须知》中还化了很多篇章宣讲作为社会上层人物的士大夫要有救济穷人、赈济灾荒的意识，要帮助社会上的孤儿寡妇。
盛隆身体力行的是儒家传统的济世利民思想，他的这些思想对盛宣怀的成长和以后的处世为人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赈济灾荒的思想，对盛宣怀的影响很大。常州盛家到了盛隆这一代，已经形成了大户人家气候，颇有规模和影响了。
盛隆生有四个儿子，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排行老二，字旭人，生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盛康小时候长期跟随父亲盛隆住在浙江的官署中，因此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盛康参加会试，一举考得进士，从此走上了仕途之路。盛康和他的父亲盛隆不同，他虽然也是科举出生，可是思想上走的是另一条路，一条讲求理财、讲究实用的经世济民的道路。这和盛康所处的时代有关。他的青年时代，正是由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引起的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动荡时期，在清朝政府遭受多次挫折和失败之后，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体制、科学、技术的洋务思想，这些思想对盛康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也和他的经历密切相关。
盛康最初在京城任工部主事，后来被派遣到安徽庐州、和州当地方官，因为曾在工部任职的关系，主要负责地方的水利工程建设。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建立了反对清朝政府的太平天国，太平军一路北上，不久就打到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清军节节败退，前方军事紧急，水利工程也顾不上了。咸丰三年（1853年），正在南京率兵与太平军作战的湖北总督向荣奏调盛康去江南大营，出任粮台，负责军队的后勤采购工作，此后又被湖北巡抚胡林翼调去，负责部队的资金管理、军需补充、后勤调度等事务。1858年，盛康被委任湖北粮道，后来又担任湖北盐法武昌道，管辖的是与一省财税密切相关的粮食、食盐等重要部门。盛康做的官大多和经济部门有关，因此富有经济头脑，善于理财。在这过程中，盛康逐渐形成了一套务实不务虚，追求实用、讲究实效的经世济民思想，而这种务实思想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思想是一致的。他的这种思想对盛宣怀的影响很大，此是后话。
同治六年（1867年），退休后随同儿子盛康在武昌生活的盛隆去世，按照当时的惯例，官员父母亡故，要回原籍居丧二十七个月，称为“丁忧”。盛康于是辞了官扶送盛隆的灵柩回到常州。那时候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不久，江苏的常州、无锡、苏州一带曾经都是清军和太平军作战的重要战场，属重灾区，那些因为战争而弃家捐舍逃难在外的农民和城镇市民纷纷回到了故乡，人们要恢复生产，重建家业，但是由于缺乏资金而遇到很大困难。与盛康有着同年之谊的李鸿章当时正在江苏巡抚任上，他给盛康出了一个主意，要盛康回常州后集一点资金，开几家典当行，用实物典当的办法给那些回乡的战争灾民放一些贷款，以便帮助灾民恢复生产和生活。盛康辞职回家，居丧守制，本来也就闲着无事，听从了李鸿章的意见，一回常州就积极筹办此事，第二年七月，第一家典当济大典就在吴县（今属苏州）开张了。没想到由于小额贷款的需求十分旺盛，典当的生意出奇地好，盛康看出这是一门生财之道，接下来在常州、南京、江阴、无锡、宜兴、常熟纷纷开办典当。为了融资的需要，盛康又集资办起私人钱庄，资金与典当互相流通，随时调济。到光绪五年（1879年），盛氏旗下的典当共有二十八家，资产高达数百万两白银。典当和钱庄成了盛氏发家的基础，到了光绪初年，常州盛家尤如旭日当天，远近闻名了。盛家已不仅仅是“望族”，也已成为了豪门。盛康字旭人，果然是个好名字，也许他的字号早就预示着当发了。那些年盛康忙于典当、钱庄业务，对复出做官也已兴趣不高了。
盛氏本合族居住在常州龙溪河路湾，那是在常州的西北郊。盛康一代在经济上发达之后，就想到城里择地造房，准备搬到城里去居住。盛康选中了常州的青果巷，在那里大兴土木，盖起了前后九进的府第。青果巷不过是一条长约一里，宽仅数丈的青石板路，不过这里及比邻的马园巷却出过许多江南名人。明代的著名文人唐顺之家族就曾居住在这里，唐顺之故居“贞和堂”及“唐氏八宅”曾占据了青果巷很大一片土地。曾经住在青果巷的还有清初名画家恽寿平、晚清小说家李伯元的后人，近代藏书家陶湘、董康，革命家瞿秋白、张太雷，语言学家赵元任……说青果巷是块常州城里的风水宝地，一点不假。古人有言：“择地而居”，
青果巷人气如此之旺，盛康选择这里盖屋迁居，那也是看中了这里的环境有利于家族的发展和发达。搬到青果巷后，盛氏家族很快就融入了常州城里的士绅社会，先后与常州的富室大户董家、庄家等联姻，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姻属关系。盛宣怀后来在督办汉冶萍、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时，很多下属和帮手都是来自青果巷，这种同乡加姻属的人缘关系，在那时候对盛宣怀的事业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盛氏家族有一个传统，遵循尊老爱幼的族规，喜欢几代同居，追求人丁兴旺、合族和睦的族风。盛隆在浙江做官的时候，夫人和子女大多和他一起住在衙署，甚至孙子盛宣怀小时候也曾在浙江呆过。等到盛隆退休了，盛康便把盛隆接到湖北武昌他的官府居住，盛康甚至把敷闲在家的兄弟盛赓，侄子富怀、宇怀也带到了武昌一起居住。盛隆的《人范须知》一书，就是在盛康的武昌衙署中编印的，孙子宣怀、富怀、宇怀还一起参加了校对工作。等到盛宣怀飞黄腾达之后，长期住在上海，在斜桥（今天的南京西路成都路口）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盛公馆，盛康退休后也就经常住在上海了。
盛宣怀是盛康的长子，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那一年春天，盛康在北京考得进士，秋天盛宣怀在武进老家出生，盛家可谓双喜临门。那年春天盛隆正在浙江安吉知县任上，据说一天晚上梦见家乡老宅的一棵老杏树杏花开得花团锦簇，唐诗有“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新宴曲江头”，古人常用“杏园”比喻进士及第，盛隆醒来后得知盛康之妻有孕在身，就觉得这个梦是个好兆。这一年果然喜事接踵而来，老太爷自是喜不自胜，亲自为盛宣怀取字“杏荪”，以应杏花烂漫之吉兆。盛康先后一共生了四个儿子，长子盛宣怀生有六个儿子八个女儿，是盛隆一脉人丁最为兴旺的一支。
盛宣怀幼年时正逢战乱，生活不太安定，祖父、父亲又在外做官，他时而在家乡武进，时而去浙江祖父处，17岁那年又和祖父一起为躲避战乱跑到武昌父亲那里。他的思想兼受祖父盛隆的传统儒学思想和父亲经世致用的洋务思想影响。虽在封建末世，盛宣怀也免不了走一走科举入仕的道路，毕竟祖父和父亲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可是他的这条路走的不太畅。同治五年（1866年），盛宣怀回常州参加童子试，考中了秀才，那年他已经22岁了，之后他三次参加乡试，去考举人，但都名落孙山。最后一次去赶考时盛宣怀32岁了，那时他已经在李鸿章手下做事，忙于湖北的煤矿、铁矿开采事宜，心思已经不在科举上了，看看这条路走不通，干脆就死了这条心，做他该做的事情去。秀才是封建科举制度中的最低学历，大概就相当于初中生吧，盛宣怀一生没有中过举，但却一直做到邮传部尚书，位至二品，学历很低，却做了朝廷大官，成就了大事业，这在封建社会中是十分罕见的。
在盛宣怀的成长过程中，更多的是受到李鸿章等清末洋务派思想的影响。盛宣怀的经济头脑更胜于父亲盛康，他走的是一条全新的路，一条实业兴国的路。由于受到洋务派领导人物李鸿章的赏识和提携，盛宣怀从一个军营中的军需采购员做起，一点一点做到掌握十几家国家洋务企业实权的掌门人，成为晚清政府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盛宣怀是盛氏家族中最为成功的人士。如果说他的祖父盛隆给盛氏家族的振兴打下了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的话，在他父亲盛康时代则为盛氏家族打下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到盛宣怀一代，盛氏的事业已经和整个清政府的存亡兴衰结合在一起了。盛宣怀为盛氏家族打下了政治基础，甚至慈禧太后也要亲自咨询他如何与洋人打交道的问题。不过一旦和政治过深地纠合在一起的时候，危机也就潜伏其中了。1911年10月26日，盛宣怀因为“保路运动”被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当作替罪羊被抛了出去：“宣布革职，永不叙用”，不过那时候离清皇朝的覆灭已经没有几天了。所谓“盛极必衰”，
盛宣怀也终于亲自尝到了世态的炎凉。
晚清时，盛氏家族盛极一时，富可敌国。辛亥革命时期，盛宣怀作为满清官僚被革了命，抄了家，后来由于孙中山的帮助，又发还了部分财产。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盛氏家族仍然是当时的豪门。盛氏到底有多少财产？这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据1920年盛氏财产清理处的统计，动产加不动产，总共还有一千一百六十万两银子，那时距盛宣怀去世已有四年了。
二、实业领袖
咸丰十年四月（1860年5月），陈玉成、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击毁了围攻南京的清军江南大营，势如破竹地向常州、无锡、苏州进军。江南一带凡殷实一点的大户人家纷纷携老带幼地弃家外逃，流民遍野。盛宣怀那年17岁，正在家乡常州读私塾，准备应考。大兵压境，书是读不下去了，正在湖北做官的盛康赶紧派人到家乡把已退休在家的父亲盛隆、母亲、自己的子女以及一帮无处可去的亲属都接去武昌。一路上走得非常辛苦，为了躲开太平军，他们要绕道海上，先坐船去宁波，再走浙江金华、衢县，经江西、安徽到湖北，路上整整化了半年。17岁的盛宣怀和堂兄盛柏荪一路上照顾老人，带领弟妹，经受了一次艰苦的锻炼。
从17岁到23岁，盛宣怀在湖北生活了6年。在这6年中，虽然没法安心读书，可却长了不少见识，给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了特别的基础。
盛康那时任湖北粮道，后改任盐法道，在当时，粮、盐都是与国家税收密切相关的重要物资，管粮、盐，是一个理财的差使，责任很重，权力也不小。盛宣怀闲来无事，便帮着盛康料理一些官署中的杂事，倒也逐渐熟悉了衙门公务，这对他以后在李鸿章幕僚中的工作是十分有用的经历。由于父亲的关系，盛宣怀结识了不少湖北官场上的人物，有了他最初的人脉关系。更重要的是，在盛康的影响下，他的经济头脑在这一段时期得到了启蒙和培养，并且显露出了他的思想的敏捷性。有一年，四川和安徽两地为争夺湖北食盐市场的销售份额而闹的不可开交，由于湖北过去主要是川盐的销地，安徽挤了进来，四川有意见，盛康为之头痛。宣怀看在眼里，私下起草了一份“川淮并行”的建议，交给盛康，认为不如也给淮盐一定份额，让两家竞争，有利于盐市的发展，税收又可以增加。盛康看后，觉得有理，采纳了宣怀的意见，对儿子不免也刮目相看，感到他是个可造之才，要他多学点有用的知识。不尚空谈求实用，不重八股重经世，盛康在培养子女上还是有独到眼光的，这对盛宣怀的人生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同治五年（1866年），盛宣怀回常州参加童子试。两年后，盛隆去世，盛康守制辞官回家，也回到了常州，父子重又团聚。盛康回家后，继他父亲盛隆之后也被族中公推为族长，忙于家族事务，设义庄、建私塾、置义田、修家谱，忙碌的很。作为长子，宣怀当仁不让地要参与其中。盛康又秉承李鸿章的意见，在江南各地集资开办典当、钱庄，盛宣怀也帮着料理。这几年，书没读多少，理财的知识和经验倒增长了不少。
同治九年（1870年），湖广总督李鸿章受朝廷之命，率部前往陕西征剿回民起义军。那时候，太平天国战争已经结束，活跃在山东、河南、河北的捻军也已大部被剿灭，陕西一带的回民起义军就成了清朝政府的心头大患，调能征善战的李鸿章淮军远征陕西，可见朝廷对李鸿章的倚重。由于常年作战，军营中缺少参谋和管理人员，急需补充，李鸿章要求手下人多多推荐。盛康的一位老朋友无锡人杨宗濂，也是李鸿章手下的重要幕僚，想到盛宣怀正在家乡闲着无事，赶紧把这一信息告诉盛康，打算推荐盛宣怀去李鸿章军营中做事。盛康那有不从之理，马上同意了。盛宣怀入李鸿章幕，是他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盛宣怀从此平步青云，四十年的刻苦经营，他从一个军营文秘成长为掌握国家十几家垄断企业的实业界巨人，这是一个从来没有预想过的辉煌。一个人的成长，除了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之外，机遇不可少，贵人更不可少。“贵人”就是伯乐，“贵人”就是能够赏识和帮助你的上司。李鸿章是盛宣怀的“贵人”，
李鸿章法眼识俊才，李鸿章也提携和帮助盛宣怀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这里，良好的人缘关系依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李鸿章与盛康的关系本来就相当密切，1858年，盛康在湖北巡抚胡林翼手下做事的时候，李鸿章也被调到湖北，在曾国藩的湘军大营中襄办营务，两人是同事，在筹办军需军务方面有很多相同的见解。1868年，盛康因父丧辞官回原籍守制时，李鸿章已升任两江总督，就是他建议盛康回去后集资开办典当，“以便劫后穷民”，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对于盛宣怀这位“世侄”的到来，李鸿章当然不会亏待，在大营中给他委派了一个文案兼营务处会办的职务，做些文件处理和后勤工作，是李鸿章的贴身秘书。
盛宣怀不像一般的富家子弟，出来只为混个差使，混个功名，他对李鸿章是十分景仰的，希望有朝一日也能象李鸿章一样能够成为一个青史垂名的人物，所以他不愿放过这个对他今后的发展可能会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的机遇。他对他的工作十分尽心，也十分努力，加上曾经在湖北衙署中的经历，他的工作才干很快就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更重要的是，作为洋务派领袖人物的李鸿章，当时正在酝酿创办一批民用企业。李鸿章是靠组建淮军与太平军作战起家的，他的淮军用西式武器装备，战斗力明显要比其他部队强，李鸿章深感学习西方技术，引进西方设备，创建自己的军事工业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战争结束后，他认为将来中国的威胁会主要来自西方列强，把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创办民用企业，认为这是一条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无疑是先进的，但要付诸实施，却又阻力重重。办企业，建工厂，这在当时的中国完全是新鲜事物，除了守旧的顽固派的反对外，尤其是缺少有进取心、敢于创新、具有经济头脑的实干人才。虽然在西征军中相处的时间不算长，但在直接接触的过程中，李鸿章发现盛宣怀是一个可塑之才，一个在他的洋务宏图中可以重用的人才，有意识地给他提供了一些处理各种事务的机会，对他刻意地进行培养。在李鸿章的保荐下，盛宣怀很快就获得了“尽先题补候补道”的官衔。虽然这还是个虚衔，但对盛宣怀今后步入官场、操办大事却是不可少的。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为了夺回被英、美两国轮船公司垄断了的沿海和长江航运的利益，李鸿章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在创办的准备过程中，李鸿章有意要盛宣怀参与其中，让他和上海的航运世家朱其昂、广东的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分头起草章程，给他一次锻炼的机会。没想到盛宣怀起草的那份章程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充分显示了他在企业组织及经营方面的清醒认识和独到见解，可以看出他对洋务企业早有所图，作过认真思考的。李鸿章本也有意把他主持创办的这第一家民用企业交给盛宣怀打理，但考虑到他毕竟是初出茅庐，不比在洋场上混了十几年的唐廷枢，也不比在航运界干了一辈子的朱其昂，人头还不熟，由他出面集资可能会有问题，让他主持的时机还不成熟。1873年1月14日，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挂牌成立。李鸿章任命朱其昂为轮船招商局的第一任总办（总经理）。半年后，又任命唐廷枢接替集资遇到困难的朱其昂为总办。盛宣怀被委任为会办（副总经理）。这是盛宣怀第一次在一家中国近代的大型民用企业中任职，虽然是个副职，对他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从此他走上了洋务实业之路，实现了他年轻时憧憬的“做大事”的梦想。
自从跟随李鸿章以后，盛宣怀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做自己可以独揽大局的事，他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不甘心只是当一个副手。他对轮船招商局的“商办”思想与朱其昂的“官本”体制也有很大的分歧。有一段时间，盛宣怀对轮船招商局的事务不太关心，他只在局里挂了一个名，甚至薪水也不领，跑到湖北去经营煤、铁矿的开采了。轮船招商局成立后，与外商的旗昌、太古、怡和三家航运公司的竞争非常激烈。1876年，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国旗昌公司在竞争中败退下来，打算把公司卖了，退出中国的内河航运业务。如果能把旗昌公司整体买下，轮船招商局就有了和太古、怡和相抗衡的绝对实力，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但是整体收购旗昌公司需要二百二十二万两白银，轮船招商局全部资产只有七十五万两，拿不出那么大一笔资金。再向股东集资，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这时候局里想到了盛宣怀，因为他与李鸿章的特殊关系，请他出面向官府去借钱，或许会有办法。盛宣怀感到这是扩充企业实力良机，倒也不含糊，通过他的积极游说和活动，轮船招商局从两江总督沈葆桢那里借到了一百万两白银，解决了大问题，完成了近代史上这一次著名的中企购并外企的交易。但是盛宣怀的成功也遭到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妒忌和排挤，有人甚至利用借资购并旗昌事件，弹劾他从中渔利，把他排挤出了招商局。由于有李鸿章的坚决支持和保护，几年后，盛宣怀被洗清了污名，1885年重又回到轮船招商局。这一次他是以“督办”的身份回来的，盛宣怀在其他领域取得了成功之后，终于又坐上了轮船招商局掌门人的宝座，实现了最初的梦想。在盛宣怀的坚持和努力下，轮船招商局的体制正式改为“官督商办”，他是以一个政府委派官员的身份来行使管理的职权的。在他的管理下，轮船招商局经历了一个稳健、高速的发展时期，成为洋务企业中最为成功的企业之一。
在盛宣怀的一生中，他第一个主持创办的企业则是采矿业。年轻时他在湖北生活时，就已了解到大冶等地富于煤、铁等矿产，洋务派关于开矿可以致富致强的言论对他的影响很大，他是个有心人，甚至还去实地考察了一番，一心想在中国的采矿业上掘得第一桶金，有所建树。这一想法与李鸿章可谓不谋而合。由于轮船招商局的开办和扩展，煤的需求量大增，急需在国内兴办采用机器采掘的西式煤矿。经过几年得调查，1875年，盛宣怀向李鸿章提出由政府投资，设立机构，在湖北开采煤、铁矿。这一想法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他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李翰章一起上奏朝廷，委任盛宣怀督办开采湖北煤铁矿务，在湖北成立了“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先在武穴、广济、兴国等地开掘煤矿。为了“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的创建和发展，盛宣怀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和心血，他跋山涉水，亲自到实地勘查，学习和了解国外煤铁矿建设情形，招募管理人员，聘请外国技师，订制外国勘探采掘设备，还要处理矿区与当地居民的纠纷。他把它看作了自己的事业。
“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办得并不成功。由于是在中国第一次创办西式机器采矿企业，一切都要从头学起，难度相当大。加上本身经验的不足，所请英国勘矿师水平不高，官办企业的官僚和腐败，效率低下，“湖北开采煤铁总局”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1879年，上面拨下的经费都用完了，盛宣怀不得不停止官办的“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的运行，另外筹办股份制的“荆门矿务总局”，试图另起炉灶，开发荆门煤矿和大冶铁矿。但是由于“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的不成功，商人裹足不前，“荆门矿务总局”没有能够募集到足够的资金，至1881年，“荆门矿务总局”宣布撤销，盛宣怀结束了他在近代采矿业上的第一次试水。
盛宣怀没有掘得第一桶金，他在“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和“荆门矿务总局”上赔进了15万两银子，但是他却没有气馁过。他在湖北这几年还是有相当收获的，虽然付出了巨额学费，可是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实践经验。他坚信发展采矿业有关“富强大局”，机器采矿业是有前途的。在这之后的三十多年中，他坚持不懈地参与了辽宁金州铁矿、山东登州铅矿、徐州利国煤矿、吉林三姓金矿、安徽宣城煤矿、陕西延长石油等十几家矿业企业的策划和创办，成为我国近代机器采矿业的创始人。19世纪最后20年，中国兴起了一股投资采矿业的热潮，由于盛宣怀是这个行业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被公认为采矿业的领袖人物，各地关于勘矿建厂的私函公文纷至沓来，几有不可招架之势。他吃够了官办企业的苦头，在以后的企业策划中，他坚持商办的原则，坚持股份制企业。对于国家企业，他坚持采用“官督商办”的方针，即政府派员管理，以便加强控制，资本来自民间，盈利由投资者共享。这种经营思想，使得他在以后的企业实践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得到了民间投资者的拥护，他自己也因为在股份制企业中大量入股而发了财。
1896年，盛宣怀重新杀回了他最初跌倒的地方湖北。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大冶办起了汉阳铁厂，但是他没有吸取盛宣怀过去失败的教训，仍然坚持官办。5年以后，张之洞用完了五百万两官银，汉阳铁厂却办的一塌糊涂，无力维持下去，准备把企业卖给洋商经营。盛宣怀知道后，竭力反对，他认为这种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资源产业，不能让洋人染指，不然近期可能有所获益，长远来看祸害无穷。盛宣怀的这个意见还是颇有见地的。他表示可由他来负责招商承办。张之洞最终同意了他的意见，盛宣怀接下了汉阳铁厂这个亏损累累的烂摊子。1898年，为了解决汉阳铁厂的用煤问题，盛宣怀就近创办了萍乡煤矿。1908年，他将汉阳铁厂和萍乡煤矿合并，成立了中国第一家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总公司，这是一个大胆的创举。作为中国第一家近代工业托拉斯的董事长，盛宣怀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实业界巨人。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在中国实业界的影响延续了将近100年。
在中国近代实业史上，盛宣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创建中国电报局，成为中国现代通信事业的开山祖。186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之后西方各国不断尝试在中国架设电线，开通电信。在与洋人的交往中，李鸿章、沈葆桢等洋务派人士敏锐的看到了电报通信在战争中传递情报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强烈反对西方列强在中国架设电线，一方面又竭力主张自行创办电报事业。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承担了保护北京门户的重任，更感到创建电报通信工程的紧迫性。1879年，盛宣怀在湖北的两个煤铁公司相继停办，李鸿章把他调到天津，委任了一个天津河间兵备道的代理职务，可以在他身边做事。盛宣怀到天津，李鸿章和他谈起国家自强大计，盛宣怀认为，当前大计，一是铁路，二是电报，而电报比铁路更紧迫。他的见解和李鸿章几乎完全一致。在这之前的5年间，沈葆桢、李鸿章先后在厦门、天津架设了几条短途电报线路，尝到了电报快速便捷的甜头，不过那都是所谓“官线”，只供政府和部队使用的。但是盛宣怀却看到了电报的商机。盛宣怀拟了一份《电报局招股章程》，提出了“通军报为第一，便商民为其次”的意见，认为电报通信的便利应该让政府和商民共享。不久，他又进一步提出：“中国兴造电线，固以传递军报为第一要务，而其本则尤在厚利商民。”向李鸿章建议在天津试办电报局，建设一条以商用和民用为主的电报线路。他的这些观点得到了李鸿章的首肯，经向朝廷奏准之后，全权委派盛宣怀筹办上海到天津的电报线路工程。
1880年10月，中国第一个民用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盛宣怀为总办。一年以后，盛宣怀请求把“中国电报总局”由官办改制为官督商办，他任督办。盛宣怀在主持电报局的工作中显示了他的熟悉洋务、精明能干、头脑敏锐、长于经营的优点，他规划体制格局，筹集资金股份，定购器材原料，聘用洋匠技师，大小事务，无不顷心关注。为了在这一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新型企业中摆脱对洋人的依赖，盛宣怀在天津设立了电报学堂，利用聘请的洋技师，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他的这种思想和做法是十分有远见的。不到一年时间，中国电报总局完成了津沪电报线路的架设，并投入了使用。这是中国的民用电信事业的开端。1881年到1899年，将近二十年，盛宣怀先后主持了南至海南琼州、北到黑龙江珲春，西抵新疆伊犁，遍及中国各地的几十条电报电线的建设，为中国的近代电信事业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如同一切新鲜事物一样，盛宣怀在电报事业的创建工程中也不断遇到麻烦，有时候成功之时就是诋毁和诽谤降临之时，对付保守势力和竞争对手有时候比对付自然的挑战更困难。当电报线路连绵不断地在全国各地延伸的时候，反对派和嫉妒之徒也在不断给皇帝上奏书，攻击盛宣怀的种种不是，要求撤掉他的中国电报局督办的职务。1895年，皇帝不胜其烦，要求当时接任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的王文韶调查，并推荐可以代替盛宣怀的人选。王文韶调查后上了一本，说：二十年来，中国学习西方各国图谋富强，只有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是最成功的。盛宣怀从光绪六年起就一手操办电报局，经过二十年的磨练，盛宣怀“具兼人之才，而于商务洋务，则苦心研究，”其他人“或历练未深，或声望未著，急切求之，实难其选。”找不到可以代替盛宣怀的人，还是盛宣怀最合适。王文韶的评介是公允的。
在近代实业上，盛宣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主持全国的铁路建设工作。
盛宣怀早在光绪二年（1876年）就与铁路打交道了，说来好笑的是，那一次他不是去修铁路，而是奉命拆铁路。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中国的西方列强纷纷游说清朝政府，想获得在中国修建铁路的特权，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遭到朝野有识之士的一片反对，被挡回去了。但是英国商人用欺骗的手法，却偷偷在上海修建了一条淞沪铁路，1876年6月30日建成通车。上海道台冯焕光知道后，大吃一惊，坚决要求英商拆除这条未经许可私自修建的铁路，酿成了外交争端。朝廷要求李鸿章处理这件事，李鸿章于是委派盛宣怀到上海，与英国领事馆的代表梅辉立进行谈判，最后是由清朝政府出钱把淞沪铁路买下后了事。买下铁路后，按盛宣怀的意思，是由清朝政府自己来运营的，但是当时的很多官员把这一外来事物看作洪水猛兽，坚决要求拆除，盛宣怀没有什么发言权，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在中国建成的第一条铁路在通车后不到一年就被人为地拆掉。
和当时的一批洋务派有识人士一样，盛宣怀早就有修建铁路的愿望，在经手淞沪铁路谈判二十年后，他终于实现了这一愿望。甲午战争以后，修建铁路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重要性终于被朝廷所认可，1896年，政府决定成立铁路总公司，修建北京到武汉的铁路，称为卢汉铁路。铁路总公司的督办由谁担任？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王文韶等一致推荐盛宣怀。有这样两位权势人士的强烈推荐，加上李鸿章的支持，朝廷的任命很快下来。1897年1月，中国铁路总公司在上海成立，盛宣怀走马上任，担起了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的重任。
修建卢汉铁路最大的困难在于资金，清政府拿不出那么大一笔钱，向华商集股也是有限，西方各国愿意出钱、入股，甚至由他们包干，但这样有失去主权的危险。盛宣怀不愿意这么做，他要把这第一条铁路的建造权、营运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不愿意听从洋人的摆布。权衡再三，他提出了一个方案，先由政府投资一部分，用已建好的那一段铁路做抵押，再向外国借款，这样可以少受牵制。借款的国家选择了比利时，也是煞费苦心，因为他认为比利时是个小国，侵略性不像英、法、俄、美那样强，容易应付一些。
卢汉铁路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式开工，盛宣怀亲自参与线路勘查，经常到施工现场巡视，倾注了大量心血。卢汉铁路的起点站后来因为从卢沟桥延伸至北京前门，遂改称京汉铁路。京汉铁路全路于光绪三十四年闰四月（1908年6月）竣工，用了整整十年。其中的黄河铁路大桥工程勘称十九世纪的世纪工程，盛宣怀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功绩就像这座黄河铁路大桥一样，是开创性的，也将永垂于史册。在铁路总公司期间，盛宣怀还先后主持了粤汉铁路、宁沪铁路的修建。
盛宣怀在近代中国实业界的地位，由于担任了一系列洋务实业的掌门人而蒸蒸日上。他曾染指纺织业，出任过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的总管；他又投身金融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并任督办；航运、铁路、电信、纺织、矿业、冶金、银行，如此众多的大型实业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无怪乎当时一位著名实业家经元善要不无妒忌地形容他是“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了。洋人则有洋人地评价。1897年5月25日香港出版的《循环日报》译载了一份西方报纸地评论：“中国海禁宏开，与各国互市，实开古今未有之变局，卅年来，其始终一力主持此议者，首赖李中堂一人。其能办事者，则唯新授铁路大臣盛宣怀一人，如轮船、电报等事，皆能力排众议，一力承担，此才具可知。”并称他是“非常之人成非常之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同了盛宣怀的能力与才干，也认同了他在中国实业界的地位。这是盛宣怀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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