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国忧民的于谦

花生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永乐十年（1412年），其文学才华在钱塘一带已极有声誉，得晋钱塘县儒学生员（秀才），“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常以唐陆贽的奏疏为范本，研究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永乐十九年（1421年），中进士（本来为会试第一名，因“策语伤时”被置三甲第九十二名）。永乐二十年（1422年），出任山西道监察御史。履新不久，即以“廉干”著闻。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出巡湖广，犒劳官军，招抚四川、贵州起事者。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出按江西，颂声满道。宣德元年（1426年），宣宗朱瞻基任命于谦为御史，从驾征讨谋反的汉王朱高煦。在这次平叛中，于谦胆识过人，展露头角，深得宣宗信任。宣德二年（1427年），明廷始设“巡抚”。巡抚，为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其职权在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三司之上。

　　巡抚山西 泽济苍生

　　宣德七年（1432年，），宣宗朱瞻基钦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巡抚山西、河南二省。自此，于谦开始了长达19年的巡抚山西、河南两省之生涯。

　　无论是做御史还是都御史还是做巡抚，于谦都十分关心百姓的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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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地久久没有下雨了，于谦就夜不能寐。其诗《望雨无寐晓起偶题》有云：“云霓常在望，天地岂无情？坐待甘霖降，群黎各遂生。”天空满布了云，于谦高兴了。可是，过了一会，风吹云散，于谦又开始焦虑。《次日阴云密布不雨复散》中云：“泼墨浓云布，漫空雨意悬。斯须露红日，依旧睹青天。祈祷知何益，焦枯亦可怜。菲才膺重寄，值此更凄然。”他希望“挽将天上银河水，散作甘霖润九州。”有时田间喜降雨，或者下了瑞雪，或久雨新晴他都十分喜悦。“一声雷送雨，万国土成金，……天公应有在，知我万民心。”“谷日晴明好，丰年信可期。……忧民无限意，对此暂舒眉。”《于肃愍公集》中的 《暑月将自太原巡汴诗》《太行途中杂咏诗》《太行山中晓行诗》《自叹诗》《于肃愍公集》中《悯农》《田舍翁》《采桑妇》《荒村》《收麦》等诗，《于忠肃集拾遗》的《入京》诗等，都生动地记述了于谦悲天悯人的为官情怀。我们谨录《晋祠志》（刘大鹏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记载的于谦“遇旱亲诣晋祠祷雨，已而果得甘雨”一事和《遇旱诣晋祠祷雨》。诗曰：晓行数里未天明，路绕汾河听水声。斜月带星横远汉，清风传漏振残更。中心但愿灵祗格，远道何须父老迎。好挽银潢作甘雨，博沾万物润苍生。

　　于谦在山西、河南巡抚任上的十几年中，年年是冬春两季在太原，夏秋两季在开封。我们从他的诗集里，处处可以看到他的行踪。如：“三晋冲寒到，中州冒暑回。山川元不改，节侯自相催。”是写他巡视不计寒暑，年年都要往返于太行山。又：“秋雨黄河水，春风碗子城。巡行知几度，侯吏厌逢迎。”是写他忠于职守，不辞劳累；而且访求民隐，却怕官吏迎送。又：“行过亭望潞州，四围山色远凝眸。风尘滚滚迷官路，烟雾茫茫照客裘。龙跃天池云气合，鸡鸣野店曙光浮。停车暂宿余吾驿，一夜无眠不到头。”是写他风尘仆仆，夜晚到达余吾驿（今屯留县余吾镇）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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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姓丰年好过，灾荒之年艰难，他就创造性地设立了尚义仓 （捐资输谷的贮藏处所）、平准仓（丰年贱价买进，遇到凶年照昔日贱价平粜的仓库）多处。仓前均立碑写名，说明某人捐资若干、某人输粟若干。其中，捐二百金以上的给予冠带，贱价平粜过千百石的建坊给匾，并免捐资输粟者各色差徭冗役，教人民口碑传诵，以此旌表地方贤良和社会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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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治腐败，于谦照例出手不凡。于山西、河南任上，他规定：民间有冤狱枉屈的事，可直接到巡抚衙门申诉。于谦自己时常亲自处理，迅速予以判决。因而先后平反冤狱数百起，维护了社会正气，打压了邪气；同时，鉴于山西、河南濒临黄河，水患严重，亲督官民增筑黄河堤障，以防水患。灾荒之后，疾疫流行之际，于谦又设“惠民药局”，救治各地农民的疾病……两省因此大治。当时流行着这样的歌谣：“凶年饥岁贫无粟，处处人民皆枵腹。儿女卖与富家翁，一男止换六斗谷。春来只有四斗粮，兼粞夹糠煮薄粥。夫妻共食一月余，面渐羸皮又搭骨。引领看看作饿莩，精液耗于无泪哭。忽闻巡抚到此邦，开仓赈济饥与荒。示民出粟自捐俸，谆谆复谕富贤良。幸蒙尚义诸耆俊，贷资输谷到官仓。大家小户皆得食，顷然面色生荣光。鳏寡孤独俱有养，医药调理救灾伤。赵父杜母今复见，天遣恩官拯二方”（自《于太保萃忠全集》）。

　　当时，不仅贪官污吏听到于谦的名字就胆破心寒，就连盗贼响马听到于谦的名字也远远避开。史籍记载：正统五年（1440年），于谦从河南前往山西，轻车简从，夜间经过太行山时，突然遇着劫路的盗匪挥刀呼啸而来。于谦大声叱责，劫路的匪盗发觉他是巡抚于谦，迅而各自散去。《明史》云：“威惠流行，太行伏盗皆避匿。”

　　威惠流行 两袖清风

　　作为明代巡视两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于谦在山西、河南等地任职达19年之久。19年中，他“威惠流行”，甚得民心。每逢朝会期间，别的官员总要对京城的达官显贵交际馈赠，唯独于谦什么也不带。他在《入京》诗中写道：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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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的“两袖清风”，引起贵宠官僚的不满，把持朝政的太监王振更是气急败坏。正统十一年 （1446年），王振虚构了一个“久未升迁，心怀不满”的罪名，把于谦送交三法司，判处死刑。山西和河南的百姓听说后，数万人自动联合起来，到京请愿，就连封地在河南、山西的周王和晋王等朱姓藩王也上书替于谦申冤。朝廷看到众怒难犯，只好命于谦仍回原任。

　　力挽狂澜 民族英雄

　　正统十三年（1448年），明朝边防日益吃紧，兵部事务日加繁忙，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期间，边防战乱不断。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两千余人贡马，向明朝廷邀赏。由于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瓦剌借机就制造衅端，于这年七月率大军向边境骚扰。明军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率五十万大军亲征，结果在土木堡惨败，明五十万大军“死伤过半”，英宗本人也被瓦剌俘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尽管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同时得晋兵部尚书。代宗立，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不久，加封少保，总督军务。英宗既归，仍以和议难恃，择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以安。其时朝野多事，乃独运征调，悉合机宜，号令明审，片纸行万里外无不惕息。因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没有于谦，大明的历史有可能突然转向；没有于谦，明朝两百余年的国祚延续也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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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剌进攻北京失败后，其部族首领“也先”挟英宗逼和。于谦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坚决不同意，瓦剌被迫释放了英宗。英宗回来后，被弟弟景帝囚禁在南宫。

　　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徐有贞、石亨等人诬陷于谦谋立襄王之子，于谦被逮捕下狱，以和岳飞同样的罪名 “莫须有”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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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7年正月二十二，是于谦被杀的日子。于谦慨然赴死，时年六十岁。史料记载于谦被杀时，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行路嗟叹，天下冤之”。北京城内还出现了怀念于谦的童谣：“京都老米贵，那里得饭广（指范广）；鹭鸶水上走，何处觅鱼嗛（指于谦）。”就连当朝孙太后听说于谦被杀后，也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于谦被杀后，家属受到牵连，长子于冕充军山西龙门，于谦妻张氏发配山海关，家产也被抄没。当锦衣卫来抄于谦的家时，家中没有发现任何值钱的东西。只有正屋一间，大门紧闭，上面一把大锁牢牢锁着。锦衣卫大喜过望，忙撞门进去，但里面装的都是皇帝御赐的物件，蟒袍、剑器、圣旨等，一件一件地摆着，并没有金钱宝物之类。见此状况，就连负责查抄的官吏也涕然泪下。

　　成化二年（1466年）八月，遇赦回乡的于冕上疏为父讼冤，宪宗朱见深亲自为于谦昭雪，将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的于谦故宅改为 “忠节祠”，遣官祭奠英魂。宪宗亲自撰写诰语：“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群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弘治二年（1489年），明朝廷赠于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

　　弘治三年（1490年），陈汝言继为兵部尚书，不到一年便因事获罪，结果抄家时抄出了赃款巨万。英宗下令将这些赃款摆在大内廊庑之下，召集大臣去看，还感叹道：“于谦在景泰朝深受重用，死的时候却家贫如洗。陈汝言当兵书尚书不到一年，就有如此多财富，贪得也太多了吧！”同样是兵部尚书，于谦掌权时间很长，却是“家无余物”；陈汝言掌权时间极短，反而“赃私藉甚”。英宗对杀于谦的懊悔之情也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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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英宗痛心的是，于谦死了以后，蒙古又开始屡屡骚扰明朝北方边境。英宗忧心不已，经常长吁短叹。恭顺侯吴瑾（蒙古人，土木之变中战死的吴克勤子）有一天看见，趁机在旁进言：“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听了默然无语。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于谦遇到不如意事时，每每拍胸而感慨万分时说的话：“我这一腔热血，不知竟洒何地？”回顾于谦豪迈而又清贫的一生，相信大家和笔者是一样的心潮起伏。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兹谨录《咏煤炭》一诗，与大家一起祭奠我们的好巡抚于谦。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