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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大聂元梓贴出大字报，到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播电台播出之前的一个星期中，我们还只是有所耳闻，因为那时还不准校际之间串联，有偷偷去北大的回来在私下里传播,大家都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
有一天早晨，我和同室的张春良同学去操场玩，在篮球场看到经常早起散步的党委书记程今吾，以往见有同学在操场打球，他也走过去投几个篮，今天显得心事重重，步履有些沉重。我立刻联想到近日来关于北大的传闻。
程今吾在延安时就是搞教育的，我在图书馆里曾看过他在延安时写的一本关于教育的书。如今也相当于部级干部，与上层多有接触，又亲历过那么多运动，会有很强的政治敏感，他一定预感到形势的严峻而有某种担心，因为文革的前奏正是从文化教育部门开刀祭旗的。
果然，没过几天，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现在北饭厅外的大墙上，贴大字报的时间是清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师生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把大字报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字报的标题记不清了，大意是说校党委执行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并牵强附会地与北京旧市委、与彭陆罗杨反党集团挂上了钩。这张大字报比北大的晚了几天，他的震撼力和轰动效应要小得多，但确实是它拉开了北师大文革的序幕。
大字报的落款是谭厚兰等七人，他们都是政教系的应届毕业生，七人当中只有谭厚兰是党员，她的名字写在了最前面。当时他们正在《红旗》杂志社实习，《红旗》是党的机关刊物，党的喉舌，消息灵通的所在，他们写大字报，是受在《红旗》任副总编辑的原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生林杰的鼓动与指使。以后他经常窜进学校，了解运动动向，暗中为谭厚兰出谋划策，面受机宜。
谭厚兰是调干生，比同年级的学生要大三、四岁，此人其貌不扬，当口两颗门牙向外呲着，极不雅观，她的语言表达能力极差，在公共场合讲话，总是结结巴巴。时势造英雄，这样一个人竟因为一张由别人授意的大字报而声名鹊起，以至后来成为北京高校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走进中南海，接受文革发动者的接见，并且率团出访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真是风光得可以。
学校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席墙上，树干上，沿街楼房的墙壁上，地面上，花花绿绿，令人头晕目眩。在大字报的猛烈轰击下，从党委到系党总支再到年级党支部陷于瘫痪，整个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
不久，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由于工作组是从几个单位临时匆忙拼凑起来的，面对纷乱的学生群体和复杂的局面，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他们既不敢公开站在党委一边，也不敢明确支持造反派的造反行为，基本上保持中立，没有什么鲜明的立场和倾向，这种不偏不倚的骑墙暧昧态度，引起造反派的强烈不满，再加上当时鲜为人知的政治背景，工作组要求按照他们的步调有序地开展运动，就不可避免地与学生产生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于是与其他各校一样，掀起了驱逐工作组的风波。
在对待工作组的态度上，谭厚兰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驱逐工作组的大字报是物理系的几个同学写的，他们指责工作组压制造反派，包庇走资派，犯了方向错误。并提出“踢开绊脚石，自己闹革命”的口号，整个学校乱成一团糟。到中文系领导运动的是一位文弱书生，面对这种局面束手无策。工作组的处境十分尴尬。
那天晚上八点钟，工作队队长孙友余（一机部副部长）向全校师生发表了二十分钟的广播讲话，肯定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告诫人们警惕上坏人的当。他的讲话简短有力，铿锵有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讲话后几分钟，谭厚兰组织起一支队伍，他走在队伍最前面，高呼支持工作组的口号，在校内游行。
第二天，校园里显得异乎寻常的平静，大家仿佛都在期待着什么，都预感到会有什麽重大的事情要发生，吉凶祸福谁都无法预料。
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仅隔一天，谭厚兰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支持工作组转而反对工作组，声称自己是受了蒙蔽。工作组根据市委指示，不久就仓惶撤退了。而谭厚兰的这一次翻跟斗，使得她的威信骤然下降，原来跟着她支持工作组的那些人感到受了愚弄和欺骗，而反工作组的一方说她翻云覆雨，一副投机政客嘴脸，骂得她狗血喷头，就连最初和她一起写大字报的那几个人都背叛了她，从此销声匿迹。后来知道，谭厚兰的转向又是受林杰的指使。
人们不会忘记，谭厚兰率领部下到曲阜破四旧抄孔府砸孔庙的事，行前林杰蛊惑说：“你们去砸，我写文章声援。”谭厚兰在曲阜近一个月，肆行无忌，烧掉古书近三千余册，古画四千余轴，砸毁孔子墓碑在内历代古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林，刨平孔墓，揪斗学着，罪行累累，罄竹难书。据说后经周总理制止，孔府才免遭更大劫难。
反谭呼声越来越高，她的出尔反尔直接导致井冈山红卫兵的分裂，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李先华和王颂平，拉起一支队伍成立了井冈山造反兵团，树起了反谭旗帜，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很有活动能量，对谭的威胁极大。他们写了几张大字报，不反黑帮，不反权威，只是对时局发表自己的看法，理论性很强，自称为“新思潮”。在我看来，他们的理论很超前，他们的政治主张，或者自己还比较朦胧，或者有碍于时局，不便明确端出。他们甚至心里觉得整个运动都是一幕滑稽剧，他们想得更深更远。都觉得他们是一群有政治头脑的人。他们目空一切，不屑于与任何个人和对立组织辩论，视他们以外的人为“群氓”，尤其鄙视谭厚兰的幼稚与无知。后来武斗时他们被围困在一座楼里，实行断水，断电，断食的三断政策，但这些人宁死不屈，一直与谭厚兰较量到最后。
在谭厚兰陷入被动的泥潭时，冒出了一个叫李春秋的人，他是政教系的青年教师，抛出一张题为《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是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分水岭》的大字报，贴在了校园的最显眼处。这张大字报像一枚重型炸弹在校园内爆炸，进一步掀起拥谭和反谭的轩然大波。拥谭派高声叫好，反谭派嗤之以鼻：谭厚兰算是什么东西，也配做什麽分水岭。但反谭派始终没形成气候，因为谁都知道，谭厚兰背后有强大的靠山，那就是中央文革。
其实，所谓“五大学生领袖”，哪一个没有特殊背景。就拿聂元梓说吧，在她贴出大字报前后，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一直坐阵北大，在幕后操纵，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以后，康生不打自招并不无得意地说：“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北师大除了谭厚兰的井冈山红卫兵外，没有一个足以与它相抗衡的另一派组织，只是内部发生分裂，他们之间的矛盾和争论，属于狗咬狗窝里斗。
就是在谭厚兰处境最困难的时候，林杰召集谭厚兰等几个核心人物，向他们做了三条指示：一是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二是要结成死党；三是要引导对方犯错误。
如果说，谭厚兰等人一开始还是怀有某些革命热情投入运动的话，那么从此以后，在三条指示下的所作所为，偏离革命越来越远，以至最后彻底堕落为政治流氓与无赖，“五大领袖”概莫能外。以后愈演愈烈的各派之间的相互争斗，都只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而且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任何手段。
我的内心倾向是反谭的，认为谭厚兰太厚颜无耻，而井冈山造反兵团要光明磊落得多，尽管我也不赞成他们的一些极端的看法和做法。持我这种观点的人是大多数，拥谭的井冈山红卫兵中文系大队，就是麇集着那样一帮卑鄙龌龊的势利小人，这更引起我们的憎恶与反感，不愿参与其中而置于运动之外，成了逍遥派。
当文革进行到刘少奇下台，标志着运动发动者的目的已经达到，红卫兵已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也就是说，他们被利用充当炮灰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识时务者本当偃旗息鼓，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特别是中央文革成员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作为变色龙和小爬虫被揪出来以后，他们膨胀起来的头脑继续发热发烧，时代宠儿的自豪感丝毫没有减弱，还不能从“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美梦中清醒过来，对个人欲望的追求依然不做收敛，已经四分五裂的红卫兵组织，依然以保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名义争斗不休，对上面的一再打招呼置若罔闻，一意孤行，这只会给文革的发动者带来麻烦，帮倒忙，其中更深层的原因，就不是我们所懂得的了。
六八年七月，我们那一届毕业生开始分配，原则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工矿，面向边疆），我们走后不久，谭厚兰就被隔离审查和监督劳动。文革结束，七八年以反革命罪被捕，锒铛入狱，由风云一时的共产党的政治人物，沦为共产党的阶下囚，后死于癌症。
解放以后到文革结束的三十来年，曾有过多次的政治运动，每一次政治运动，在上要揪出一个政见不同的“反党集团”，或挖出一个暗藏的“反革命集团”，在下培养和造就出一批假运动以投机的小人，借革命以营私的政客。
谭厚兰早已寿终正寝，但她的升天与坠地的大起大落的人生，留给我们多少回味与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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