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金熙宗 56：金主完颜亮 57：海陵南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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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辅七年（1123年）八月，金太祖去世，其四弟完颜晟（女真名为吴乞买）即位，改元天会，是即金太宗。他在太祖朝久任谙般勃极烈，地位仅次于太祖，继承皇位是理所当然的。这时，辽天祚帝只是流窜待捕的丧家之犬，因而金太宗即着手对北宋的战争，灭亡北宋进而进攻南宋是他在位期间的主要业绩。已在宋金战争的有关节目中细说，这里只说金太宗一朝的内政与政局。

随着灭亡辽朝和北宋，金朝的版图也基本确定，他大体包括辽朝旧地和北宋淮河、秦岭以北的州郡。在这一广袤的疆域里，可以划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人文地区。一是原辽朝统治的东北地区，包括女真、契丹、渤海、奚族等各族人民，其中契丹、渤海等族已进入封建制，而个别民族还处于比女真更为落后的氏族制时代。一是原辽朝上京以南直至燕云十六州地区，这里辽朝立国以来已处于封建制统治下。一是原宋朝淮河秦岭以北的汉族地区，是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为了统治这三色拼成的政治版图，金太宗在遵循太祖“一依本朝旧制”的思想同时，也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分别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先看政治方面。

其一，改革勃极烈制。定员四人，以谙般勃极烈为皇位继承人，其他三员依次为国论忽鲁勃极烈、国论左勃极烈、国论右勃极烈。这一改革使太祖时代尚带部落贵族议事痕迹的勃极烈制进一步成为制度化的金朝中枢权力机构。

其二，沿用辽朝南北面官制。当金军占领燕京以后，因无法全面贯彻本朝旧制，即已沿用这一体制。金朝南面官指燕京地区的汉官制度，天会四年（1126年），建立三省制，任命辽朝汉人大族韩知古的后裔韩企先为汉官宰相，治理燕云州县。北面官即指本朝旧制，最高政治权力掌握在女真贵族手中。

其三，推行科举南北选制。自天会元年（1123年）起，金太宗即连续两年在原辽朝汉族州县三次考试进士。天会五年，新占河北、河东后，根据辽、宋科举的不同，以“南北选”考取进士。

其四，扶植傀儡政权。金灭北宋，立宋朝降臣张邦昌做皇帝，国号楚，但宋高宗南宋政权一建立，张邦昌就反正被杀，存在仅数月，未起实际作用。天会八年，金军再克汴京，让原宋济南知府刘豫为齐国皇帝，把原北宋中原和陕西地区交给这个儿皇帝去统治，实行的基本上仍是北宋制度。

其五，设立两枢密院。天会三年，金太宗把太祖末年设在广宁的行枢密院迁至燕京，实权掌握在东路军主帅完颜宗望（斡离不）手中。大约在天会二年，完颜宗翰（粘罕）在云中也设立枢密院。金人分别呼以南北朝廷，表明金朝当时统军贵族的势力足以抗衡中央，也埋下了熙宗朝政争的伏线。大约在宗望去世一年以后，天会六年，宗翰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将燕京的枢密院并入云中，成为太宗朝最有权势的大臣。
次看经济方面。

其一，在金朝内地推行牛头税制。太宗继续推行女真受田旧制，即奴隶主凡占有耕牛一具（三头），民口（包括奴隶和女真平民）二十五人，受田四顷四亩。与此同时，天会五年规定：“内地诸路，每耕牛一具，纳粟五斗。”这种征税因以牛具为单位，故称牛头税，是国家向奴隶主和部分平民征收税粮。

其二，在燕云和中原地区维持原来的生产方式。金朝征服辽宋的过程中，曾把大批契丹人和汉人迁往金朝内地充当奴隶，但遭到强烈反抗，这些人相继逃亡。金太宗在燕云实行汉官制同时，一再严禁女真贵族在当地俘掠奴隶，女真受田制也未推广到这一地区，封建生产关系依然存在。而齐国统治下的中原和陕西对北宋先进社会经济制度更是未作改动。在经济地理上，金朝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三色板块。

这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制度在金朝统一国家内的平行发展，不能不引起不同的政治派别在统治政策上的激烈较量。作为第二代政治领袖，金太宗在灭辽攻宋的战争中勾勒了自己的领袖光环，兼之当时主要关注点集中在金宋战争上，尽管太宗晚年也有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意向，但未及着手。熙宗即位，这种较量就再也无法掩盖和调和，终于趋向公开化和白热化。

金熙宗完颜亶，是太祖的嫡孙，本名合剌。金初皇位，兄终弟及，故而太宗即位，其同母弟完颜杲（斜也）即为谙般勃极烈，确立了皇位继承权。不过，他天会八年就死了，尽管太宗有子，但宗翰、宗幹和希尹建议立完颜亶为谙般勃极烈。在没有弱弟的情况下，皇位仍还给长兄的嫡子或嫡孙，似是兄终弟及制的惯例，太宗也只得同意，熙宗就这样继承了皇位。

熙宗即位之初，宗翰的权势炙手可热，朝政他说了算。熙宗借官制改革的机会，以相位易兵柄，任命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把他从中原调回朝廷。同时以尚书令宗磐为太师，宗幹为太傅，与宗翰同领三省事。宗磐是太宗长子，满心指望能继承皇位，太师虽为三公之首，却不再是名分上的皇储。熙宗此举显然意在借助宗磐、宗幹来牵制他们的政敌宗翰。

熙宗还把宗翰的腹心都调入中央，以便控制，以燕京枢密院事韩企先为尚书右丞相，西京留守高庆裔为尚书左丞，平阳尹萧庆为尚书右丞。天会十五年（1137年），在宗磐派的支持下，熙宗以贪赃罪将高庆裔下狱，向宗翰传达了敲山震虎的消息。宗翰愿意免官以赎高庆裔的死罪，熙宗也不允许。

临刑前，高庆裔对哭别的宗翰说：“我公早听我言，事岂至于今日？我死后，我公要善自保重。”这话显然是针对宗磐派倾陷而言的，《大金国志》据此认定，高庆裔“常教粘罕之反也明矣”，纯属臆测。熙宗和宗磐派借高庆裔案连坐甚众，狠狠打击了宗翰派势力。

这年七月，宗翰郁愤而死。关于其死因，《金史》回避不载，而据《三朝北盟会编》所载熙宗《下粘罕诏》说他“持吾重权，阴怀异议。国人皆曰可杀，朕躬匪敢私循”，他即便不是赐死，也至少是囚死狱中的。

宗翰一死，被他控制的伪齐政权也寿终正寝。为防止刘豫反侧，熙宗命挞懒和兀术伪称攻宋，大兵抵汴，擒其父子，才宣诏废齐。这个傀儡政权僭号八年，终于被主子一脚踢开。熙宗改伪齐尚书省为行台尚书省，作为朝廷派出机构，金朝至少名义上在全境实现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宗翰死后，熙宗以完颜昌（挞懒）为左副元帅，以完颜宗弼（兀术）为右副元帅。天眷元年（1138年），完颜希尹被罢左丞相之职，熙宗总怀疑他心存异谋。而宗磐和宗幹成为两大对立势力的领袖，宗磐跋扈专横，不把熙宗放在眼里，当着熙宗的面与宗幹发生争执，持刀要杀宗幹。为制约宗磐，熙宗任命宗幹的同父异母弟宗隽为左丞相。不料，宗隽反与宗磐联手，与挞懒搞在一起，主张把河南陕西地归还给南宋，以换取纳币称臣，熙宗居然也同意了。次年初，宗隽升任太保，领三省事，宗磐派权势大增。此时，希尹又官复原职，宗幹与他结盟，联合了翰林学士韩昉，准备反击。

在这关键时刻，宗弼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把挞懒视为主要对手，便密奏熙宗，以为宗磐、挞懒力主还宋河南地，与宋必有勾结。六月，郎君吴十谋反处死，辞连宗磐、宗隽。熙宗倚靠宗幹与希尹的力量，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宗磐、宗隽和依附他们的一大批朝廷达官。当时挞懒因握兵在外，熙宗投鼠忌器，便说他属尊功高，未予追究，降任燕京行台尚书左丞相。但他到燕京后骄肆不法，与太宗子鹘懒谋反。熙宗下诏诛杀，他欲南投宋朝，被宗弼在祁州（今河北安国）追杀。

宗磐派被彻底铲除，宗弼的地位便扶摇直上，他容不得在诛锄宗磐、挞懒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希尹。希尹是开国三朝大臣，智略过人，对金朝制度文化的建设颇有贡献。但他因与宗翰长期在一起，熙宗一直对他放心不下，声称“朕早就要杀这老贼”。天眷三年九月，熙宗杀希尹和尚书右丞萧庆，诏书说：“帅臣密奏，奸状已萌；心在无君，言宣不道”。所谓帅臣密奏，是指宗弼，《金史·宗弼传》以史家笔法记道：“宗弼已启行四日，召还。至日，希尹诛。越五日，宗弼还军。”而所谓言宣不道，是另有僭毁者说希尹明知熙宗这时还未有皇子，却窃议“神器何归”，这也触犯了熙宗的隐痛，于是，希尹和他的儿子们便非死不可。

皇统元年（1141年），重臣宗幹去世。其后几年，金朝军政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宗弼手中。他对外采取强硬路线，迫使南宋纳币媾和，促成了绍兴和议；对内继续支持熙宗改革，并趁汉人大臣右丞相韩企先病故，以自己培植的蔡松年为首的汉官集团取代了韩企先为首的汉官集团。皇统七年，宗弼任太师，领三省事，依旧担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次年去世。

熙宗一朝，政争酷烈可谓空前。各派领袖和骨干在辈行上几乎都压熙宗一头，而熙宗头上也没有太祖、太宗那样的伟人光环，兼之金朝制度正处于向中央集权制度的转型改革中，因而那些前辈、兄长们谁都试图在这种转型中唱主角，捞一把，你死我活的政争也就不可避免。今人喜欢在各派中划出改革派和保守派，一直众说纷纭（例如希尹究竟属于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就莫衷一是），实在大可不必。实际上，未见那一派是彻底反对所有改革的，各派主要还是为自己集团争权力。

熙宗利用各种矛盾，制衡和消除那些威胁君权的政治派别，而整个改革就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逐步推进。这也不是熙宗有雄才大略，他还担不起这一评价，关键还是改革已成为时代的需要，各种政治派别都不可能阻挡这一进程，而一个看似平常的帝王也可以成为金朝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开创者。

现在来说说金熙宗的改革。熙宗改制主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进行，时间跨度从继位到皇统初年。
先说政治。

首先，废除女真旧制，推行汉官制度。天会十三年（1135年），熙宗宣布废除传统的勃极烈辅政制度。仿辽、宋官制，兼采唐制，设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并领尚书省事；朝中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设尚书令，专管大政事，下设管理政务的左右丞相和副相左右丞；门下省长官侍中和中书省长官中书令皆在丞相之下，分别由左右丞相兼任。地方仍一国两制，既有依辽、宋旧制设立的路府、州、县，女真族所在各地仍置猛安谋克，猛安比照州，谋克比照县。

其次，颁布天眷新制，深化官制改革。天眷元年（1138年），颁布的新制，一是增设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作为宰相和副相的助手，以加强相权；二是设立御史台，监督百官，以强化皇权；三是规定了新制和原女真或辽、宋旧职的换授等第，以统一官制；四是颁布封国制度，强调贵族大臣封王授号，只是荣誉勋爵，并不拥有封地，以削弱分裂势力。

再次，加强法制建设，颁行统一法规。天眷三年，复取河南地，诏所用刑法皆依律文。皇统时，根据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考辽宋之法，制成《皇统制》，统一了全国法律。
次说经济。

最重大的是改革猛安谋克制。一是皇统五年废除辽东汉人、渤海人猛安谋克承袭制度，既保证了“兵柄归其内族”，也使渤海、汉人的封建生产关系得以继续保存和发展。一是皇统元年绍兴和议以后令大批猛安谋克户南徙中原，与汉人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标志着猛安谋克制内部土地经营方式的重大变化，推动了女真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另一方面，废除伪齐以后，在中原也实行了新政策。一是放伪齐军士悉令归农；二是因岁饥而典雇为奴婢者，官赎为良，放归还乡；三是减伪齐旧税三分之一。这些都有利中原经济的恢复。
再说文化。

其一，扩建上京。太宗时，虽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建造乾元殿，成为金朝初期的政治中心，但十分简陋。熙宗时，改乾元殿为皇极殿，还仿照汉制，建敷德殿为朝殿，以供百官陛见；建庆元宫为原庙，以安放太祖以下遗像；又修建太庙、社稷。至此，上京始有皇都气象，金世宗时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北京（今辽宁宁城西）、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和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并为金五京。

其二，详定礼仪。具体包括定法驾仪卫之制和宗社朝会之礼。

其三，创制新字。天眷元年，熙宗颁行自己改制的女真小字，这是一种比女真大字笔画更为简省的新字。熙宗下诏，规定女真字与契丹字、汉字同为官方通用文字。

熙宗改制显示出女真社会接受汉文化的历史趋势，也反映了金朝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迫切需要。其中，完颜希尹的决策作用是值得重视的，韩企先也是参预改革的关键人物，其他例如韩昉和金朝扣留的宋使洪皓、宇文虚中也发挥了参议的作用。熙宗改制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加快了女真社会汉化步伐，在金朝历史上的积极意义不容低估。

金熙宗不但不是雄主，也难称令君。直到皇统八年（1148年）宗弼去世，朝政大权依次被宗翰、宗幹和宗弼所把持，熙宗只是俯仰其间而已。宗弼死后，早就交通朝臣的皇后裴满氏迫不及待的填补了权力真空。她是天眷元年被立为皇后的，皇统二年，所生之自济安被立为皇太子，意味着皇权世袭制的确立。但太子不久病死，她掣制熙宗，致令皇嗣数年不立。而熙宗也似惧内的胚子，内心不平，无处发泄，便酗酒狂怒，挥刃杀人。裴满氏无所忌惮的干预朝政，朝官往往走她的门道博取高位。

当时朝臣中大体可以划分为亲帝派和亲后派，前者以太师、领三省事兼都元帅完颜宗贤为首，后者以领行台尚书省事完颜勖和左丞相兼侍中完颜亮为首。宗贤力劝熙宗选后宫以广继嗣，遭到裴满皇后与完颜亮的攻谮，一度被罢，由完颜勖为太师、领三省事，完颜亮兼都元帅。其后数月间，宰相和副相各职在两派主要成员间频繁变动，一如弈棋，反映出熙宗方寸大乱，已经无力控制政局。

皇统九年十月，河南军士孙进自称“皇弟按察大王”起事，熙宗便把自己的两个弟弟常胜和查剌都给杀了。十一月，熙宗在寝殿杀死了裴满皇后；又连杀嫔妃和宗室多人。熙宗杀红了眼，朝贵大臣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这就使素有问鼎之心的完颜亮有机可乘。完颜亮是宗幹之子，与熙宗同为太祖之孙，自以为也有做皇帝的资格。

十二月九日，代国公主为裴满皇后做佛事，为谋逆者提供了策划密室的良机，完颜亮、秉德与乌带得以在唐括辩府中聚议。秉德是代国公主的驸马，时任平章政事，乌带时任大理卿，唐括辩任尚书左丞，他们都受过熙宗的严刑责罚，早就与完颜亮串通一气，密谋废立。护卫十人长仆散忽土原是宗幹的旧属，另一十人长徒单阿里出虎与完颜亮是姻亲，也已被完颜亮网罗，这夜正是他们当值。给事寝殿的大兴国也被熙宗无辜杖责以后，早与完颜亮和唐括辩沆瀣一气。

计议停当，这伙人衣下藏刀，在二更潜至宫门前。大兴国打开宫门，将他们迎入宫内。熙宗发觉谋逆者进入寝殿，急取榻边佩刀，早被大兴国藏起，忽土和阿里出虎持刃行刺，完颜亮补上一刀，杀死了熙宗。

《金史》说，熙宗敬礼大臣，委以国政，“继体守文之治”，颇可观瞻；但末年酗酒妄杀，以至“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终致杀身之祸。作为君主的个人才具，熙宗实在不值得称道，但有金一代的重大改革却成功在熙宗朝，正应了形势比人强的说法。


细说宋朝56：金主完颜亮


完颜亮是金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他死后被金世宗先是降封为海陵郡王，后又追废为庶人，史称金废帝。他弒君弒母，好色乱伦。南宋后期，这些事迹就被编为《金主亮荒淫》的话本，广泛流传。但近人刊刻《京本通俗小说》和《醒世恒言》，还是因为过于秽亵，未敢翻刻。对他的反面评价，主要即根据《金史》和这些小说家言。但自二十世纪后期起，颇有为他翻案的论著。其一生行事，是非功过究竟应如何评价呢？

尽管金熙宗晚年确有滥杀无辜的荒政，但完颜亮毕竟是弒君夺位。金熙宗虽是太祖的嫡孙，太宗子孙对其继位尚且一直不买账。如今完颜亮位登九五，其父亲幹乃太祖庶长子，不仅太宗子孙，甚至连太祖子孙也未必服气，他必须左右开弓，铲除太祖和太宗子孙中的所有反对派。

在太祖诸子中，宗敏是完颜亮的叔父，时领行台尚书省事。他辈高望尊，且有才干，完颜亮在夺位前就打算除掉他，苦于没有机会。刚杀了熙宗，完颜亮就派人召宗敏入宫，准备下手，却生犹豫。乌带提醒道：“他是太祖之子，不杀，众人必以为他是皇位的当然继承人。”他这才命仆散忽土在殿内击杀宗敏。

太宗一系在朝地位最高的要推宗本。他是太宗之子，熙宗被杀前，就已以太保领三省事，早就被完颜亮视为眼中钉。完颜亮一继位，虽赐政变死党秉德、唐括辩、乌带、仆散忽土等以誓书铁券，却对政变骨干分子充满了忌疑猜防。

政变得手时，秉德没有立即向完颜亮劝进。完颜亮耿耿于怀，政变次年即让其以左丞相兼左副元帅出朝，领行台尚书省事。乌带这个政治流氓，其妻与完颜亮私通，又与家奴淫乱，秉德不以为然地对熙宗说起过此事。他如今窥伺到完颜亮对太宗子孙的忌恨和对秉德的猜疑，便在完颜亮面前奏告秉德与宗本有联手谋反之意。

天德二年（1150年）四月，完颜亮以“击鞠”（打球）为名召宗本和太宗另一子宗美，设伏将他们杀害。与此同时，完颜亮把为他火中取栗的政变死党尚书左丞相唐括辩和秉德也一并解决了，有铁券也不管用。完颜亮借所谓宗本谋叛案株连杀戮太宗子孙达七十余人，太宗后裔几乎绝迹。此外，宗翰一系三十余人和其他宗室五十余人也难逃劫运。

这次大清洗，去掉了完颜亮的心腹之患，他把女儿许配给诬陷宗本案有功的萧玉之子时，说过一番心里话：“朕始得天下，常患太宗诸子方强，赖卿发其奸。朕无以为报，使朕女为卿儿妇，代朕事卿。”

完颜亮因皇位来得不正，心虚理亏而猜忌刻毒，对可能腹诽其政变和威胁其皇位的宗室大臣大开杀戒，也是意料中事。说他是为巩固帝位而打击政敌，也比较在理；倘若把他所杀的宗室大臣都指为女真旧势力，并为这种不择手段的诛杀做出历史合理性的辩护，则大可不必。

完颜亮杀熙宗夺帝位，却继承了熙宗开始的加强中央集权的进程。他首先要解决的是行台问题。熙宗虽强调行台尚书省隶属中央的关系，以维护中央集权统治。但因行台大权向为金军统帅所执掌，且兵民统管，财讼兼理，权限极大。绍兴和议以后，行台所管辖的中原地区进入经济恢复时期，所掌握的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中央，朝廷也不免受其掣肘。因而行台作为实体继续存在，完全可能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的尾大不掉的因素。完颜亮借宗本一案杀领行台尚书省事秉德，也有担心他在行台自立的因素在内。

秉德被杀，长期统兵在外深得士心的撒离喝任左副元帅、行台左丞相，但在完颜亮弒君后自立入朝，把此事比作唐太宗杀李建成，并建议完颜亮效法唐太宗多行善政，完颜亮大为不快。他命挞不野为右副元帅、行台右丞相分夺其权。

天德二年十月，元帅府令史遥设秉承旨意，以一份模仿撒离喝签字的家书，诬陷撒离喝父子约定日期与平章政事完颜宗义勾结谋反。于是，撒离喝与宗义都被族诛，牵连致死者二十余人。两月以后，完颜亮下诏正式废除行台。行台之废，彻底结束了金朝立国以来权力分散的局面，最终完成了金朝中央集权统治，其意义不仅仅取消了一个地方行政机构。至于撒离喝无辜致死则是大清洗的余波。

行台既废，金朝经济中心在中原汉地，而统治中心上京会宁府却孤悬在版图东北，于是，“以北则民清而事简，以南则地远而事繁”，“供馈困于运输，使命苦于驿顿”，这对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有效控制中原地区，割断女真族旧势力的牵连，加速封建化进程，都是相当不利的。天德三年（1151年），完颜亮在大多数汉官的支持下，下诏迁都燕京。

在尚书右丞张浩的支持下，征发民夫八十万，军匠四十万，历时年余，仿照汉人都城宫室之制，增广城池，经营宫城，燕京城焕然一新。天德五年二月，完颜亮由中京（即辽中京）前往燕京，三月的入城仪仗，俨然汉家天子，场面空前壮观。

完颜亮以迁都诏告中外，改元贞元，以燕乃列国之名，难为京师之号，便改称中都，府名大兴。同时，以汴京开封府为南京，辽中京大定府为北京，与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并为五京。其后，他在中都郊外大房山营建金朝皇陵，把始祖至太祖太宗的棺椁从上京迁葬于此；还下令拆毁上京的旧宫殿和女真大族第宅，以示与女真旧制彻底决裂。

迁都前后，完颜亮对金朝政治制度进行了系统改革。

其一，统一科举制。天德二年，他开始实行殿试制，把取士大权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次年，他把自太宗以来的南北选和二为一，并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至此，金朝选举制才归于一统。

其二，罢废元帅府。天德三年，完颜亮废除元帅府，改设枢密院主管军事，受尚书省节制，朝廷直接任命枢密使副。与此同时，下诏罢女真世袭万户官。统兵之臣左右朝政的局面从此终结，中央集权的统治大为巩固。

其三，颁布新官制。此即正隆元年（1156年）颁布的正隆官制。新官制废除了中书、门下两省，只保存尚书省直属皇帝。尚书令为最高长官，以尚书省左右丞相为宰相，废除平章政事官，尚书省仍设左右丞与参知政事。这样，尚书省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唯一的行政机构，权力更为强化和集中。尚书省以下的机构分别为院、台、府、司、寺、监、局、署、所，各统其属以掌其职。正隆官制是金朝政治制度史上最彻底全面的改革，其中有着北宋元丰官制的明显印记。尽管完颜亮身后被人唾骂丑化，但诚如《金史·百官志》所说：正隆官制因“纪纲明，庶务举，是以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焉”。
在社会经济方面，完颜亮的改革措施主要为两项。

其一，加大猛安谋克的南迁力度。熙宗以来，就对猛安谋克实行南徙安置计口授田的做法。迁都以后，完颜亮仍贯彻这一方针。大批南下的猛安谋克户，亟需大量耕田安顿。正隆元年，金廷派人在大兴府、山东路和真定府拘括荒闲牧地、侵官地和官民占据的逃户地。这一做法虽然加剧了中原地区的土地矛盾，但女真猛安谋克户散处中原，从事农耕，不仅有力推动了金朝封建经济的发展，而且加快了女真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其二，发行金朝统一的纸币铜钱。金朝自立国以来，一直沿用辽宋旧钱。贞元二年（1154年），完颜亮命户部尚书蔡松年主持印制大金交钞，以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和十贯为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和七百文为小钞，七年为期，以旧换新。正隆二年，金朝开始自铸“正隆元宝”铜钱投入流通。

总之，以正隆官制的颁布、迁都燕京的成功和猛安谋克南迁中原为主要内容，标志着完颜亮在推进熙宗以来的全面改革中，已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为金朝其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说完颜亮是熙宗改革的继承者，并为金世宗的大定之治完成了前期准备，是毫不为过的。

然而，完颜亮还有他的另一侧面。在为他翻案的论著中，也有为他淫乱宗室妻女作辩解的。确实，正如元人苏天爵所说：“海陵被杀，诸公逢迎，极力诋毁，书多丑恶”，《金史·后妃传》关于完颜亮宫闱秽闻，必有夸张失实之语。

但有些记载还是说明他在宫闱之内的荒淫乱伦。例如，完颜亮既夺宗室阿虎迭之妻蒲察阿里虎为妃，又与阿里虎与阿虎迭的女儿重节相乱。他杀了叔父宗敏之后，将其妻纳为昭妃，有大臣以为宗敏族近辈尊，这才放其出宫。宗望、宗弼、宗隽的女儿都是完颜亮的堂姊妹，他也无所忌耻的与她们发生性关系。他还把自己的亲甥女纳入后宫，以致他的母后也说：“虽舅，犹父，不可。”这些有违人伦的举动，也完全超出女真旧俗的界限，恐怕不能一概以女真旧俗作为申辩。至于他随心所欲的召宗室之妻（包括后来世宗的夫人乌林答氏）入宫，喜怒无常的杀戮后宫的女性，也是不难想见的。

后人不必完全相信话本《金主亮荒淫》的秽亵细节，对《金史·后妃传》的记载也应打些折扣，但也不必讳言完颜亮在个人性格上的好色和滥杀。至于完颜亮正隆攻宋的是非得失，将另有细说。


细说宋朝57：海陵南侵和采石之战


在金朝历史上，除了太祖、太宗，完颜亮称得上是唯一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的帝王。他在夺位以前，曾对亲信高怀贞吐露志向有三：“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帅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第一个大志，就是自立为帝；第二个大志即攻灭南宋统一天下。

正隆四年（1159年），他一览使节带回的临安山水图，就题诗画屏道：
万里车书一混同，
江南岂有别疆封？
提兵百万西湖侧，
立马吴山第一峰。

这首诗气势雄豪，寄意明快，以车同轨书同文混一天下的秦始皇作为自己追慕效法的榜样。一说此诗乃文士捉刀之作，这倒不是问题所在，关键是其后战争的结局事关此诗评价。若胜，便是诗以寄志，立志高远；若败，便只是虚火攻心，狂妄自大。

历史若仅以成败论人物，未免有点势利眼。完颜亮声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作为少数民族出身的政治家，能有这种统一和正统的思想，应属难能可贵。时至今日，对历史上统一问题，是不必也不应有大汉族情结的。关键在于：完颜亮的统一之举在当时有无实际的可能性。

完成了迁都燕京和正隆官制两件大事以后，完颜亮就迫不及待的谋划统一江南的日程表。他向尚书令耨碗温敦思忠何时可以灭宋，温敦思忠答以十年为期，他不耐烦的表示要以月计算。这未免把消灭南宋统一天下看得太易如反掌，正如这种急性症导致他的轻举妄动。在急于求成思想的驱动下，完颜亮紧锣密鼓的开始了南下侵宋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正隆四年，距迁都中都仅仅六年，完颜亮就命左丞相张浩主持重修汴京的浩大工程，以便在不久的将来把统治中心进一步南移，便于攻宋兵力物力的调动和指挥。张浩虽然受命，却表示忧虑：“民力未复，一再征用，恐怕不像营治中都那样容易成功。”而实际上营建汴京工程，其规模远过于中都。

在统一号令下，民夫五征其三，工匠三役其二，日常施工人夫达二百万。由于劳动强度过大，所用工匠每四月一轮换，这些工匠来自全国各地，归途所需近者半年，远者逾年，抵家月余，又要启程，疲于奔命，民怨沸腾，逃亡反抗不断，社会矛盾激化。完颜亮在汴京城外驻兵二十万以备镇压。整个营建工程不计工本，宋朝原有的宫室全被拆除，新宫殿便饰黄金而间杂五采，不合要求，成而再毁，以至“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金朝处于恢复时期的经济水平显然承受不起如此巨大的投入。

正隆四年二月，完颜亮下令征集各路猛安谋克军，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的丁壮都纳入军籍听候调用，其中以女真兵为主包括契丹和奚族在内，供给正军十二万，另配副军十二万。次年，再征发十五路汉军（包括渤海），每路一万，与猛安谋克正军合计达二十七万，分为二十七军。另有海路水军一万。其后，完颜亮从猛安谋克军中挑选“硬军”五千亲自训练，声称“签兵数十万，只是张大声势。取江南，有这五千人足够。”

与此同时，各路总管府赶造兵器，箭翎和皮筋一时紧缺，价格上涨。工部则在通州（今北京通县）潞河加紧打造战船，但这里通海的二百八十里水路不畅通，完颜亮硬是命民工开河担水，挽舟入海。全国还以户为单位征调骡马，富室征发有多至六十匹的，全国共计五十六万匹，仍令本家饲养，随时应付军用。

这种超限度的举国大征发，造成社会经济的巨大灾难，劳力被摧残，物力遭破坏，危机四伏，天下骚动。正隆三年以后，中原地区先后有山东开山赵、东海张旺、单州杜奎、河北王九、济南府耿京等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而金朝征发西北路契丹丁壮从军，直接激起了契丹撒八、窝斡领导的各族人民的起义洪流。

但完颜亮没有从这些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中体察到社会危机的严重性，还是一意孤行的推进他的侵宋计划。太医师祁宰上奏反对侵宋，分析颇为在理：谋臣猛将，异于往昔，宋人无罪，师出无名，征调烦重，怨声载道，是为人事不修；舟师水涸，舳舻不继，江湖岛渚，不宜骑射，是为地理不便。但完颜亮已听不得反对意见，一怒之下，将他戮之于市。

正隆六年四月，尚书省、枢密院等中央官署迁往汴京，六月，完颜亮也到达汴京，作进兵江南的部署。这时，完颜亮的生母已去世，嫡母徒单太后，对他弒君迁都都是反对的，对侵宋更是多次谏劝，完颜亮忿怒的命人以残忍的手段将其虐杀，同时被杀的还有侍奉太后的宫婢、护卫等十余人。有人为他这一举动辩解，说完颜亮乃是为了制止母后干政而动杀机。实际上，以完颜亮专断刚愎的性格，根本就没有母后干政的余地，即便徒单太后确实反对完颜亮一系列做法，但以其当时权威，也绝非只有弒母一策。

对完颜亮决意南侵，宋高宗不是不知道。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宋使归报金朝在汴京大兴土木，准备迁都南侵，建议早为之计。高宗虽然震惊，却宁信其无，说：“恐怕只是营造行宫吧！”完颜亮利用宋高宗的苟安心理，一边积极备战，一边对宋使大放烟雾弹，说是因为喜欢中原风土，故而准备巡幸汴京，让宋朝不起疑防之心。

这年，台谏官抖落出宰相沈该谄谀秦桧的旧账，沈该罢相，陈康伯升为右相，汤思退进任左相。次年正月，金使施宜生赴宋贺正，他原是福建士人，以暗喻向宋使传达情报道：“今日北风甚劲。”唯恐对方不解，取笔扣案说：“笔来，笔来！”以谐“必来”之音。宜生北返，因此被烹死。而宋使也一再密奏完颜亮势必南侵，高宗这才同意宰相陈康伯进行备战。绍兴三十年岁末，汤思退以秦桧余党被劾罢政，陈康伯成为首相，加强了抗金的战备。

正隆六年四月，完颜亮自以为一切就绪，指使金朝生日使公开向宋朝挑衅。金使一行在运河沿途用箭射两岸居民，宋方忍气吞声。高宗接见时，金方副使厉声索要宋朝的汉淮之地，并突然宣布“赵桓（钦宗）已死”。

在这种挑衅面前，高宗仍不放弃委屈求和的最后努力。他仍按礼仪接待和礼送詈骂自己的金使，对陈康伯举荐张浚领导抗金，坚决表示反对。他甚至做好了“幸蜀”的打算，康伯对他说，“今日之事，有进无退”，他这才让康伯转告都堂集议的朝廷要员说：“今日更不论和与守，直问战当如何？”

自绍兴和议以后，南宋军队的素质急遽退化，将骄兵惰，无复战备，将领都去经商敛财，士卒皆成行商作贾。连投降派万俟禼都承认，这样的军队，一有缓急，不足倚恃。宋朝不得不临阵易将，宿将刘锜出任镇江府都统制，兼江淮浙西制置使，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成闵兼湖北京西制置使，领兴州都统制吴璘兼四川宣抚使，主持东中西三大战区，另派李宝任浙西马步军副都管，率水军负责海上防御。

宋朝仓促命将刚定，金主完颜亮已经全线出击了。八月，尚书令张浩和左丞相萧玉再次谏止攻宋，都被当场杖责。九月，完颜亮命他俩与皇后、皇太子留守汴京，亲率三十二总管兵南下侵宋。

战争按惯例在淮南、荆襄和川陕三个战场上展开。完颜亮以河南尹徒单合喜为西蜀道行营兵马都统制主西路战事，以太原尹刘萼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主中路战事，显然这两路只起牵制作用。他把四分之三的兵力集中在东路的亲征军和浙东水军，以期大兵直下淮南，渡江以后与直捣浙东的水师对临安形成钳制攻势，以工部尚书苏宝衡为浙东道兵马都统制率水军由海道南下。另派徒单贞率兵二万由淮阴一线南攻，可视为东路战场的侧翼。

总的说来，完颜亮的战略意图颇有可取之处。相比之下，南宋九支御前诸军和三衙军则平分兵力，分散指挥，连刘锜、成闵和吴璘都不能统一指挥本战区的各支军队，在集中优势兵力上，金军就比宋军高出一筹。

就在完颜亮亲率大军由汴京向淮河开拔时，一些猛安谋克军纷纷举部逃亡，公开声称“前往东京立新天子”。他对远在东京辽阳府的宗室完颜乌禄的号召力严重估计不足，只派一支偏师前去镇压，自己依然按原计划南下。这是严重的失策，他统一之心太切，以为只要统一了江南，再挥师北上收拾篡立者也易如反掌。他不知道自己因强征国力发动战争，违背了南北人民渴求和平恢复的普遍愿望，已经失尽了民心的支持。他也不明白“安内”的紧要，一旦祸起萧墙就会连皇冠都被褫夺的，而独夫一旦沦为匹夫，被解决也是轻而易举的。

李宝曾任岳飞帐下统领，在担任沿海提督以后，侦知金朝水师大本营在密州胶西（今山东胶县）沿海，便决心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兵法，把决战的战场主动移到敌境之内。其时，北方忠义人魏胜攻取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十月，李宝率水师三千，战船一百二十艘从明州开赴海州。船队刚到东海县（今连云港南，当时尚是海岛），正值数万金兵进攻海州，李宝挥师登岸，与魏胜会合，与金军血战，保卫了海州。

李宝通过魏胜联络山东豪杰，命令他们向胶西集结。而后率战舰驶抵胶西陈家岛（今薛家岛），与停驻在唐岛（今黄岛）的金朝水师仅一岛之隔，相距三十里。尽管金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李宝指挥有方，命令火箭环射，中箭的敌船烟焰连天，延烧数百艘。少数未着火的敌船还想顽抗，李宝令水军壮士跳上敌船，短兵相接。胶西之战共杀伤金军将士三百余人，俘虏汉军三千余人，金朝浙东道水军都统制苏保衡逃跑，副都统制完颜郑家奴被击毙（一说活捉）。

这次海战的意义，一在于首次在世界海战史上使用了火药兵器，一在于彻底摧毁了完颜亮从海路直取临安的战略计划，有力保障了浙东沿海，尤其是行在临安的安然无恙，与采石之战同为确保南宋王朝转危为安的关键战役。

再来看东线的陆战战场。南宋负责东路战场的刘锜扼守清河口，意在阻击徒单贞金军的南下，但建康府、池州、真州等地的御前大军都不归其统一指挥。负责淮西战场的建康都统制王权一听完颜亮大军渡淮，就望风披靡，放弃庐州，由和州（今安徽和县）一带渡过长江。由于王权不战而退，刘锜在淮东也难以孤军撑持，只得退师渡江，驻守镇江。金军实际上已控制两淮，饮马长江。

完颜亮进抵和州，听到完颜乌禄在东京即位改元大定的消息，慨叹道：“我本想在灭宋以后改元大定的，莫非是天命？”但他仍不愿罢兵北上，与乌禄逐鹿中原，而执意把侵宋战争进行到底。他得知战船因梁山泊水涸不能沿运河南下，即命金军在长江边赶造战船，督责苛急，将士日夜不能休息。他准备渡江攻下采石矶，为金朝大军渡江夺取桥头堡。

宋高宗听到王权败退江南的军报，第一个念头就是再次航海避敌。他给陈康伯下了“如敌未退，放散百官”的手诏，康伯断然焚烧了御批，理由是既不能执行，又不能私留，并苦口劝谏道：“百官一散，主势即孤。”高宗这才与康伯考虑对策。

在康伯的坚决请求下，高宗首先下诏亲征，北上建康（今江苏南京）；其次，召回主战派领袖张浚，命其判建康府。除了这些姿态外，在军事上也有所调整。一是因刘锜在镇江染病，命李横权统其军督兵渡江，但李横孤军渡江仅以身免，金军屯驻瓜洲，依旧一苇可航。于是，只得命中路战区的成闵率本部兵马东来取代刘锜，中路再调鄂州都统制吴拱主持。二是将王权召回，以池州都统制李显忠代领其军，中书舍人虞允文以参谋军事的身分前往芜湖迎接显忠，并犒劳军队。

虞允文抵达采石时，王权已去，显忠未来，败兵残将散坐道旁，解鞍束甲而群龙无首。而完颜亮正在对岸临江筑台，筹划渡江。允文即召诸将，勉以忠义，有人对他说：“你只受命犒师，没受命督战。别人坏事，你来顶缸吗？”他斥责道：“危及社稷，岂能退避！”将士都愿死战，于是部署防务，准备迎战。

十一月八日，完颜亮亲掣红旗指挥战船渡江，十余艘战船由杨林河口进入长江，两船先抵南岸，因不谙航路而搁浅。宋军利用水军优势，释放霹雳炮，令金军难以抵挡，并以海鳅船冲撞或拦截敌船，敌舟或溃或沉，不少金兵被杀死在江中，即便强行登陆的数百金兵，也都悉数被歼。战争持续到日暮，金军才退回江北。半夜，允文派一部分战船开赴上游，一部分战船到杨林河口阻击。次日，敌船再度企图强行渡江，遭宋方战船夹击，大量船只被烧毁，金军大溃。这就是闻名一时的采石之战。

完颜亮不甘失败，移师瓜洲，准备强行渡江。虞允文也从刚到采石的李显忠那里分兵一万六千，驰援镇江。这时，京口已集结御营宿卫使杨存中和东路主帅成闵的大军二十余万，从数量上也足以与完颜亮大军对垒抗衡。允文部署车船，在江上回转如飞，威慑金军。

直到这时，完颜亮仍不审时度势，限令诸将三日渡江，否则处死。军士开始结队逃亡，完颜亮下令：军士逃亡，杀其蒲里衍；蒲里衍逃亡，杀其谋克；谋克逃亡，杀其猛安。金军将士越发感到危惧。十一月二十六日，完颜亮勒令次日渡江，有敢后退者斩。次日清晨，金浙西都统制耶律元宜联合若干将领闯入御帐，射死了完颜亮，然后退兵三十里，遣使向镇江府宋军议和。金军将士临阵逃亡和兵变，说明这次侵宋战争是不得人心，而完颜亮苛酷惨急的军令更是加速了将士的离心力，导致了自身的覆亡。

完颜亮对金朝历史起过积极推动作用，堪称有为之君，这主要表现在完善中央集权，推进封建改革，改定官制，迁都燕京。但他不合时宜的急于完成统一，完全超越了国力条件，横征暴敛，穷兵黩武，给南北人民都带来了灾难，与人民所渴望的统一事业南辕北辙，最终身死军前，也是咎由自取的。不过，金世宗为了证明其自立为帝合乎道义，在大定三十年间，公开号召朝臣凡能诋毁完颜亮的，就给他好官做，因而留给后人的形象就大有丑化的成分，抹黑应该洗雪，但就正隆南侵而言，他毕竟是一个有重大过失的历史人物。
由于虞允文当机立断，组织军民，奋勇抵御，赢得了时间，使南宋转危为安，避免了一次劫难，采石之战的历史作用确实是不容低估的。宿将刘锜对前往问病的允文说：“朝廷养兵三十年，一筹莫展，大功倒出自一个儒生，我辈愧死。”这话说明两点：采石之战竟由儒生指挥，并获得胜利，都有一种偶然性；而这种侥幸取胜和成名的背后，却是南宋战备的废弛和兵政的腐败。其后不久，宋孝宗君臣以这样的军队来进行隆兴北伐，岂能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