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园春”——从完颜亮看毛泽东诗词之长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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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史家论完颜亮，说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女真族政治家”。他在位的十三年，至少做了两件了不起的大事：迁都北京和改革官制。毛泽东定都北京，心里未尝没有想到这为一千年前的异族英主。公元一六一年，如果不是一介书生的虞允文出乎满朝意外赢得采石之战，南宋很可能在赵构手中便划了句号，完颜亮本人也不会死于兵变。

历史确实没有如果，但我们也须明白，历史同样没有必然。中国从唐宋元明清走到现代，走到现代是必然的，但唐宋元明清这样的路却不是必然。完颜亮并不必然败亡，毛泽东也不必然成功——最起码，在毛于三十年代写下《沁园春·雪》的时候，他并不能断定今后的几十年，就一定是他的天下。

毛泽东赢得了政权，所以他在词中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一通狂贬，就是有远大抱负；假如他不幸失败，就是文人陋习，吹牛皮。这方面，完颜亮做了毛泽东的镜子。前引那些诗词，就有不少为人讥笑。倒是岳飞的孙子岳珂在《桯史》中评得还算公道，说他“颇知书，好为诗词，语出辄崛强，矫矫有不为人下之意。”

咏史诗的一大部分作品便是比谁敢说大话。话说得大，就显得见识高，气派宏伟。在任何一个皇帝甚至割据一时的土军阀手里都可以像小鸡一样被捏死的文人们，说起前代人物，都一惯不可一世。不说喝下斗酒就不知天高地厚的李白一流，就是那些平日委委琐琐、老实八交的，照样大言不惭。鲁迅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连骑着毛驴病病歪歪的李长吉，也嚷着“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袁公”哩。咏史诗的精神意淫，也算一个悠久的传统了。像杜甫那样能坚持实话实说的，不多。

手无寸铁的文人如此，在沙场和权力场上驰骋的政治家就更有理由和资格。所以在毛泽东这里，放大话一方面是文人积习，一方面是政治家的豪情。前者要求诗人的胆识和才气，后者使他多少能从老调中唱出新意，而且带上几分“写实”的味道。

前已说过，毛泽东喜欢用“万”“千”这样庞大的数字，“江海”“风雷”“大地”这样同样庞大的意象，论者若仅仅因为“大”而把毛诗捧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就不仅是对艺术不公平，也是对毛泽东的不公平。大也好，小也好，关键是艺术表现的功力，否则，一句振臂高呼的政治口号，像“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是比所有诗歌更雄壮有力，更包含阔大吗？

古时候有个笑话：一书生对文友吹牛，说杜甫不是最了不起的诗人吗？我还能比杜甫高出一倍。文友惊问如何说法，书生说，杜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我如今改为“四个黄鹂鸣翠柳，两行白鹭上青天”，不是比杜甫高一倍吗？

毛赞赏的“革命领袖”洪秀全传有一首诗，口气之大，之狂，除了疯子，大概没人做得出：

一张天榜蔑古贤，文王武王皆是犬。屈指盘古迄明世，风流数我洪秀全。

且不论文辞的粗鄙，单说眼中无人的“气派”，不是大大超过毛的《沁园春·雪》吗？能说它是好诗？毛心里虽然想着“舍我其谁”，毕竟碍于身份和舆论，不敢明说，只好打哈哈，泛泛说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是当时人，如极为“仰慕”毛泽东的柳亚子，还是看出了毛的帝王气（见一九四五年跋文：中共诸子，禁余流播，殆以词中类似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讦之资；实则小节出入，何伤日月之明……），以至于毛在一九五八年为文物出版社刻印的大字本《毛泽东诗词十九首》中，特地为此词加注，自云咏雪是反封建主义，笑别人略输文采，稍逊风骚，是“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都是错的。”毛还强调，风流人物，“是指无产阶级”，云云。

和洪秀全相比，功败垂成的造反者黄巢，一句“满城尽带黄金甲”，虽然杀气腾腾，还算十分雅驯呢。然而，即使该诗非常地“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黄巢还是失败了。如果较真，黄某的大气就不折不扣是吹牛。所以说，论诗只能就诗论诗，文学艺术不是三峡工程，非要称斤论两，拿尺子丈量。

其实古代的评论家对于这种“阔大”，也不是一味叫好。这类“阔大”的诗风，他们称为“不羁”。不羁，就是没节制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