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清代碑学复兴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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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一次拍卖会上机缘巧合，“捡漏”拍得清朝学界巨擘阮元晚年所作的一副对联。

  这副七言对联以“隶底碑面”的字体，在红地洒银的笺纸上书写“物外笑谭无畛地，雨余泉石长精神”，上款“道光戊申秋仲八月以应元椿先生大雅之属”，落款“邗上颐性老人书”，钤印“扬州阮伯元章”、“云台”(图1)。“颐性老人”是清道光朝太傅阮元的别号。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云台)，江苏邗江人。他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登进士第，历官山东、浙江学政，内阁学士，礼、兵、户、工部侍郎，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加衔太子太保，晋太傅。阮元既是封疆大吏，又是经学大师，其仕宦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政务冗繁，但于学术研究却终生孜孜，著述不辍，凡经史、小学、历算、地理、金石、考据、校勘、西学等无不涉猎，时有“一代通儒、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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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画艺术方面，阮元建树颇丰，其中尤以对书法理论的贡献为最。

  第一次将书法明确为南北两个流派，把原先被奉为不二法门的“二王”还原为流派之一，把长久不为世人看重的北碑书法提到与“二王”比肩的高度，由此引致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碑学运动，冲击了颓靡书风，推动中国书学发展迈入第三个高峰期。阮元并对两派书法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精到分析，认为南派为帖、北派为碑，同源异流，同居正宗：“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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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还对延续千年的“惟王独尊”格局大胆提出非难，认为南帖就是由于过重妍态，才走上绝路，尔今欲复兴书法，就要取法北碑，以北碑之厚重古朴，纠正南帖之妍美漂浮。尽管囿于所见，阮元不知有日后发现的南朝碑版、西域木简及写经残纸之类，因而以南北地域分书风等立论未必尽妥。后来包世臣、康有为等在阮说基础上又有发展，进一步深化了碑学理论。统而观之，清代的碑学发展，系由“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流，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康有为助其澜，始成巨流耳”(丁文隽：《书法精论》)。清代碑学之兴也是中国书法史上首次“理论先行”的变革，而为变革奠定理论基础的正是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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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阮元之书名常为其在书论方面的建树所掩，实则他于书画艺术同样造诣精深。阮元精鉴金石，曾奉敕续编《石渠宝笈》，书擅行楷隶篆，笔力浑穆，画善花卉木石，笔致秀逸。在国家文物局颁发的《1795年至1949年间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名单》中，阮元被列为“精品和各时期代表作品不准出境者”。

  颇具意味的是，如此大力推崇碑派书法的阮元，其本人却总以帖派书风示人，传世之作往往非行即隶(图2)，致有“纯理论的人物”之谑(陈振濂：《品味经典》)。此次本人拍得的这副对联，以隶结体而笔锋如碑，厚重中绽放金石气韵，在阮元作品中难得一见。这副对联作于道光戊申年，即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时阮元已八五高龄，正谓人书俱老。由于拍场诸公未省“颐性老人”为何许人，故而此副对联以“无底价”起拍，不及两千元就落槌了，让笔者拣了个“小漏”。（来源：石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