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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藏书世家
曹培根
摘要
翁氏为常熟典型的藏书世家，其藏书来源为家传、购买、抄录、交换，藏书富有特色，藏书思想对后人多有启迪，藏书印章和题跋又各有特点。
常熟翁同龢藏书被列为明清九大藏书之一，翁氏藏书积六世、历时160余年，翁氏后人万戈2000年通过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精品80种、542册转让给上海图书馆，这些精品被誉为迄今为止我国从国外收购到的一批数量最多、品相最好、种类最全、价值最高的珍稀古籍善本书。此举被称为海外收藏的最后一批中国善本的回归，也为清代以来藏书楼画上句号，标志着中国古代、近代私家藏书历史的终结。翁氏藏书的揭秘，为中国私家藏书史添写了新章。
一、翁氏藏书世家
中国私家藏书流派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形成于明代的虞山派。其特点之一就是多藏书世家，翁氏藏书世家便是典型的个案。通过这一个案的剖析，再次证明“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⑴(p.329)的定律，藏书总有一个积聚的过程，家族藏书也必然打上文化世家的烙印。
翁氏为明末以来常熟八大家族之一。明万历十六年(1588)，翁愈祥考中进士，官至吏科给事中，自此翁氏家族耕读而仕，以文入世、经世，成为世家望族。勤奋读书成为翁家世代恪守的祖训，有所谓“读书当务其大者远者，得一科名不足为重也”⑵(p.30)
；“富贵不足保，惟诗书忠厚之泽可及于无穷”⑶。
读书赖藏书，常熟本是明清以来私家藏书中心地，翁氏受熏陶，逐步建立起家族藏书。
翁同龢的祖父翁咸封(1750-1810
)，字子晋，号潜虚。翁赓五世孙。咸封父谦，字尊光，晚自号赘庵，孤贫力学，读书不辍，卒年七十。咸封从小读书夙明大义，乾隆四十八年（1783）举人，官海州学正，著有《潜虚文钞》4卷、《诗钞》3卷、《潜虚制义钞》、《翁咸封制艺》，参与修《海州志》。翁咸封终身“讽咏不绝于口，丹黄不辍于手”
⑵(p.13)，则当有自己的藏书。
翁同龢父翁心存(1791-1862)，字二铭，号邃庵。清道光二年(1822)进士，任庶吉士，授编修。次年任武英殿总纂。此后典福建、顺天、四川和浙江乡试，任广东、江西、奉天府学政，累官至大理寺少卿，两度入值上书房授亲王读。道光十八年(1838)回籍奉养老母，家居十年，其间主讲于游文、紫阳书院。二十九年回京，再入值上书房。历任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咸丰元年(1851)，任工部尚书，三年兼署顺天府尹。四至八年，历任兵部、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户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体仁阁大学士。十年(1860)，因户部有兑换宝钞事，被劾革职留任。同治元年(1862)特诏起用，开复原官，以大学士衔管理工部，任实录馆总裁，入值弘德殿授读同治帝。卒于位，朝廷震悼，帝命亲王致奠，追赠太保，谥“文端”。丧归里，沿途护送。他的著作有《知止斋日记》不分卷、《知止斋遗集》111册、《知止斋诗文集》16卷等，还刻印了其父翁咸封的著作。翁心存为为咸丰、同治两朝帝师，恪守“富贵不足保，惟诗书忠厚之泽可及于无穷”的祖训，受父亲影响，爱好聚书，虽家境不富，仍节衣缩食购书，甚至变卖岁谷换藏书。如遇卷帙浩繁、价昂无力购买的书籍，就借回抄写装钉成册。翁心存曾为常熟藏书家张金吾爱日精庐校勘书籍，还常向好友陈揆稽瑞楼借书读。陈揆藏书主要来自钱曾述古堂、毛晋汲古阁和黄丕烈士礼居，数量不下10多万册，以藏抄本、名人校本著称于世。陈氏死后，藏书散出，翁心存便以重值购进陈揆藏书约4、5万册，这部分书构成了翁家藏书的重要部分。其中不乏宋元刻本，明清两代名贤手稿。翁心存通籍后凡俸禄收入悉以购书。因长年在外做官，藏书一直留存在常熟故居綵衣堂内，藏书室名“知止斋”，又名“
陔华吟馆”、“震无咎斋”，后编成《知止斋书目》（未刊），藏书印有“二铭”、“心存”、“知止斋”朱文方印等等。翁心存也喜抄书，见诸记载的有明代焦玉《火龙神器阵法》、宋魏了翁《毛诗要义》20卷等20余种。翁氏家族大量贮书自翁心存始，尤其是得到稽瑞楼的善本，使翁氏家族藏书质量大为提高。
翁同龢兄同书、同爵均好藏书。
翁同书(1810-1865)，字祖庚，号药房，又号巽斋。翁心存长子。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任庶吉士，授编修，典广东乡试，任贵州学政，擢中允。咸丰三年(1853)，命赴扬州佐钦差大臣琦善军事，后历任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少詹事。六年(1856)，帮办德兴阿江北军务，擢詹事。八年(1858)，任安徽巡抚，帮办胜保军务。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奏劾同书防御捻军不力，定远失守弃城走寿州，复寿州又陷，被落职逮问论死。父心存病笃，暂释侍汤药。心存卒，复命持服百日仍入狱。二年，改戍新疆。三年，命赴甘肃军营，因军功赐四品顶戴。四年，卒于军，复原官，赠右都御史，谥“文勤”。翁同书喜博览，好书如癖，读书过目成诵。他幼时家中藏书不能满足其读书求知欲望，便常向爱日精庐和稽瑞楼借书阅读，陈揆为翁同书的刻苦好学精神所感动，将经义注疏音韵字表之类书赠予他。他在京时，曾读遍大学士朱拭家藏书。他在贵州学政任上数年，总是“簏多藏籍，丹黄未曾离手”。悉心搜集当地名人学者的著作多至数十百种。在扬州军营，他书卷不离手，并大量购书，将俸银购买流转于扬州的宋元明三朝秘籍孤本，数年间积书不下数千卷，可惜大营失守，数千卷善本书俱成劫灰。但焚佚不移购求志，他吸取教训，购到书便寄往京师家中保存，最多一次寄家分送父亲、兄弟、儿子的书多达100余种。他自己的藏书还分为“归”、“凯”字号，内容涉及经史子集、诗词书画、名贤稿本等方面。以后，还从清代著名学者秦蕙田后人处购得秦氏“石研斋”大量精品。虽在战乱中，仍密切关注文化典籍的聚散事。翁同书长于史学，他的著作有《巽轩杂记》、《使黔杂记》、《巽斋奏稿》、《药房诗文集》等，与同爵同和合稿《翁文端公行述》等。抄本有黄宗义《今水经》1卷，宋黄庭坚《黄太史精华录》8卷等等。校勘的《新唐书纠缪》20卷有翁同书跋文：“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以知不足斋本校勘于寿春围城中。”从戎之暇仍不忘校勘图籍。翁同书有“双桂轩”藏书处，在綵衣堂内，又有巽斋、柏古轩之名。翁同书藏书印有“庚子翰林”、“蠹鱼活计”、“祖庚过眼”、“祖庚在军中所读书”、“从吾所好”白文方印等，“常熟翁生生于郁洲长游京师”、“借一瓻馆”等朱文方印。翁同书的藏书连同承继大部分父亲的藏书，下传到了孙辈翁斌孙手中。
翁同爵（1814—1877），字侠君，号玉甫。诸生，以荫授兵部主事，后任至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卒于官。同爵精于书法，研习兵制，著有《先母许太夫人行述》1卷《年谱》1卷（与翁同龢撰）、《翁氏奏稿》、《皇朝兵制考略》6卷。翁同爵在京时常与翁同龢访书，在陕西布政使任上时重视刊印经籍，抄有《西岩集》等。
翁氏家族藏书至翁同龢为鼎盛时期。
翁同龢（1830-1904），字声甫，又作笙甫，号叔平，别署均斋，又作韵斋，又署瓶笙，一作瓶生，晚号松禅、松禅老人、瓶庵、瓶居士、瓶庐居士、井眉居士等，别号天放闲人。清咸丰六年（1856）状元，授修撰。先后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历官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其在军机时，值中法战争爆发，主张抗战并支持刘永福的黑旗军保卫疆土。中日甲午战争时，又力主抵御外侮，反对李鸿章求和。后举荐康有为，支持变法维新。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被慈禧太后削职回籍；十月，又被下令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翁同龢归里后，隐居西门外鹁鸽峰墓庐。困顿七年后，卒于里第。宣统元年（1909），吴中士大夫请为湔雪，由两江总督端方代奏，准开复原官，后追谥“文恭”。翁同龢诗文简炼凝重，书法纵横跌宕，力透纸背，有颜真卿风骨，著名于时。遗著有《瓶庐诗稿》、《瓶庐文钞》、《翁文恭公日记》，今人辑有《翁同龢诗词集》。翁同龢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爱好收藏，由于久宦京华，地位特殊，收藏图书精本极多，郑掁铎称其“没有一部不是难得之物”。翁同龢藏书除父兄传给的外，大部分是为官以后积累的。翁同龢在京寓藏书处名“均斋”、“宝匏斋”、“一经堂”，晚年在常熟又有瓶庐等处。翁同龢的藏书印有“常熟同龢藏本”虎形印，“叔平得金石文字”、“国卿图书”、“均斋秘箧”、“文端文勤两世手泽同龢敬守”朱方等，“翁同龢校定经籍记”、“常熟翁氏一经堂藏书”白方等。翁同龢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归里后，由其侄孙翁斌孙于第二年将翁同龢存在宣武门外南横街京寓的典籍字画手稿等，一部分移存天津，一部分运回常熟。藏书后来传到翁之廉，最后归翁兴庆。
翁同龢嗣子翁曾翰，侄翁曾文、翁曾源等曾字辈，侄孙翁斌孙，曾孙翁之廉、侄曾孙翁之憙，五世孙翁兴庆(万戈)等均好收藏。
翁曾翰（1837—1878），字海珊，小名筹儿。同爵三子，同龢嗣子。咸丰八年（1858）举人，官内阁中书，负责保管典籍，又授内阁侍读，参与编校《国子监志》，著有《海珊自叙年谱》1卷、《海珊日记》、《皇朝谱法考》、《吟雪山房诗草》1卷，日记手稿现存北京图书馆。翁曾翰喜藏书抄书，十六岁时抄录《宋四家词选》，藏书处名松竹斋。翁曾翰英年早逝，其藏书后归翁之廉收藏。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在宋刊《施顾注苏诗》题跋中说：“忆癸丑（1913）甲寅（1914）间，余侨居津门，与常熟翁敬之观察（即翁之廉——引者注）衡宇相望，晨夕过从，谭讌欢洽，藉谂松禅师藏籍半归其守护。暇日敬请拜观，因出旧椠名钞十许部见示，其最珍秘者，宋刊《鉴戒录》及是书也。”这两种珍秘古籍即是翁同龢悉心搜集到的，由此可知翁同龢存在天津的那部分藏书传翁之廉。
翁曾源（1834—1876），字仲渊，号寔斋，亦号旭斋。翁同书次子。同治二年（1863）状元，翰林院修撰，官至浙江布政使。翁曾源著有《后汉书评阅摘要》、《翁文勤公（同书）行述》1卷、《记里鼓》1卷、《咸丰同治殿试策》、《寔斋诗稿》2卷、《寔斋草》1卷、《集唐联语大观》1卷、《宋四六选》1卷。翁曾源能谨守父亲翁同书藏书，手钞《读书方舆纪要总纪》等书，藏书处名“华严室”，藏书印有“旭斋手痕”、“仲渊校读一过”、“仲渊手録”、“华严室词翰”等。翁曾源逝世后，翁同书一支的藏书也归了曾孙翁之憙。
翁斌孙（1860—1922），字弢夫，又作弢甫、韬夫，号笏斋，又作简斋、笏庵，又号廉访，晚号冰楞、笏居士。翁同书的孙子。光绪三年（1877）翁斌孙17岁（1877年）即进士及第，以侍讲衔任翰林院检讨，任功臣馆、国史馆、方略馆、会典馆协修、纂修、总纂、武英殿纂修、内阁侍读、大同知府、冀宁道、直隶提法使，是翁家在清末的最后一位大吏。翁斌孙支持并积极参与变法，加入了强学会。后清帝退位，翁斌孙隐居天津“读书自娱”。著有《湖楚行踪》、《春闱小记》、《笏斋所藏物》、《一笏斋集》30卷、《会试朱卷》1卷、《殿历》1卷等。翁斌孙爱好藏书，藏书处名“笏斋”。他对祖父翁同书的藏书又有所增益，如以600元购宋本《古文关键》4册，以800元购明钞《古堂类范》32册等。《藏园群书经眼录》载翁斌孙藏《独醒杂志》10卷，《四当斋书目》载翁斌孙藏《焦山鼎铭考》，《苏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载翁斌孙藏《晚唐诗纪》，有“翁斌孙印”藏书章。同时他还收藏字画碑帖，常熟市图书馆古籍部藏有翁斌孙著《笏斋所藏物》1册，著录内容为碑帖，在每种碑帖下都注明了“家传旧物”、“文勤公旧藏”、“父亲藏”、“叔祖赐”或购于某地等。翁斌孙抄书很多，有《穆天子传》、《百夷传》、《五国故事》等。留在常熟綵衣堂内的藏书，有翁斌孙从北京带回的，也有祖上遗留下来的，也多精品。
翁之廉（1882-1919），字锦芝，一作敬之。翁斌孙长子、翁同龢嗣曾孙。受业于翁同龢门生常熟学者孙雄之门，曾任观察，又官直隶候补道，著有《戊申日记》、《凤城仙馆词》。翁同龢1904年去世，他主持处理后事，继承嗣祖父翁曾翰所藏翁同龢藏书，基本无所增益。翁之廉1919年去世，无子女，其亲弟翁之憙的第三子翁兴庆（万戈）过继其为嗣子，翁同龢藏书便归翁兴庆。
翁之憙（？—1972），字克斋。翁斌孙幼子。善书画，著有《西山（虞山）胜迹图卷》、《虞山游记诗钞》。翁之憙继承了翁同书藏书归翁曾源的部分，多为古籍善本。翁之憙在北京琉璃厂的虹光阁古玩店拥有股份，店掌柜不时要将字画古玩旧书带到天津呈给翁之憙鉴赏，看看是否收购。因此，翁之憙对于父辈之藏典守遗泽数十年，功不可没。1950年夏，天津解放不久，翁之憙将家藏善本绝大部分捐献国家，其子翁宗庆抄录有《常熟翁氏捐献书目册》一部。另有书目内未注明“翁捐”的书籍，如翁心存所著《知止斋遗集》稿本111册，翁同龢著《瓶庐丛稿》稿本26种30册等，为赵万里从常熟翁氏故居“綵衣堂”复壁中发现。这些捐赠藏书，为翁同书一支的藏书。翁之憙自留一小部分剩余书籍，后归其长子翁开庆，但文革中被抄家，藏书散失殆尽。
翁兴庆（1918-
）字万戈。翁之憙第三子。1918年生于上海，2岁时过继为翁之廉嗣子，成为翁同龢一房的玄孙。早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机电工程专业，1938年赴美留学，学习美术，一生从事绘画、电影等项工作，为国际社会活动家、学者兼书画鉴赏家。其前妻即为著名出版家和版本学家张元济孙女张祥保。1947年翁兴庆回到祖国，因国内战事不断，便将其过继父亲翁之廉传给他的翁氏藏书精品，交由开滦矿务局一艘煤船由天津运抵上海。正好这一年其后妻程华宝的父亲程远帆就任中央信托局局长，有此关系，这些书画古籍较为顺利地装上了由沪赴美的海轮，于1949年初运抵纽约，后藏于自己寓所“莱溪居”。翁兴庆1953年入美国籍，他带去美国的翁氏藏书是百年来不为人知的孤本秘笈。
翁兴庆在《略述常熟翁氏藏书》一文中谈到：翁氏藏书“到我成长之后，交到我的手中。所以从我高祖翁同龢到现在，这一部分古籍，已经守藏五世，少数的书，从高高祖翁心存算起，那就有六世了。”翁氏藏书从翁心存到翁同龢及翁同书第二世，再经“曾”字辈第三世和“孙”字辈第四世至“之”字辈第五世，一直到“庆”字辈第六世，历时160余年。翁氏家族后人或使翁氏家族藏书所有增加，或守护翁氏家族藏书，直至使翁氏家族藏书或捐公或回归，均对翁氏家族藏书的延续和保藏作出了贡献。
二、翁氏藏书数量和质量
翁氏藏书历经数代聚集，数量巨大，但因战乱等原因，散失亦多。翁氏家族没有固定于一处的藏书楼，家族成员在外任职带出图书，常熟老家、京城及天津等地均藏书，后期翁氏家族也较分散，加之没有一部完整的翁氏家族藏书目录，因之藏书无法统计。然而，对翁氏捐公和回归书作一统计，也可窥翁氏家族藏书一斑。
翁同龢被革职后，其藏书由侄孙翁斌孙于次年移存天津，一部分装运回常熟。
新中国成立后，翁斌孙幼子翁之憙经当时主持北京图书馆善本室的赵万里介绍，将所藏图书分五批献交国家，共3779册，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其中有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刻本《论语集说》、南宋咸淳元年（1265）刻元修本《说苑》、南宋中期刻本《本草衍义》和《昌黎先生文集》，以及元、明、清刻本，明清抄本。1950年9月18日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在《一年来“文物工作”纲要》中称：“翁之憙捐献的明清抄校本书籍等尤为国之重宝，化私为公，得为人民所有，实为从来未有之举。”⑷(p.71)
翁之憙子翁开庆有《辑录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翁捐”书目后记》，其中记：“1950年夏，天津解放后不满半年，北京图书馆赵万里、高熙曾两先生来访，下榻我家，遴选家中所藏书籍，昼夜不息，历时半月有余。凡所选善本，父亲悉数举以献交国家。事后赵万里先生编成《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并将其中父亲所献缀以‘翁捐’字样。”
对于父亲捐书之举，翁开庆在后记中说：“翁氏藏书历经翁氏六代人的维护保存及其先祖的校跋注释，二百多年来，几经战乱，辗转流离，幸免于天灾、人祸、虫蚀、鼠咬，终于得能珍藏于国家的宝库，石室金匮，可以永久的保存下来，不能不深为庆幸。”
常熟翁氏老家的藏书中，经赵万里在翁氏故居“綵衣堂”复壁中发现的部分，其中有翁心存《知止斋遗集》稿本11I册，翁同龢《瓶庐丛稿》稿本26种30册等等，均由北京图书馆收藏。
另一批书捐献给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该馆有《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清点常熟翁氏捐献藏书书目》，封面题“清点常熟翁氏捐献书草目，一九五O年十二月廿日起至卅一日止，共清理七千余册”。该书目按书籍造册，共23箱，著录书名、册数，注明“残”本、“钞本”，另有用麻袋装的“杂书”778册。书目后注：“总共七千九百廿四册，一包小夹，三幅，十五束。”书目收书954部，另附《有关常熟地方文献书目》，共I15册，34部。其中《冶金》、《化学》、《开煤要法》等部分新书为翁氏后人的收藏。
常熟翁氏老家的又一批书400余种，1712册，由翁氏后人捐献给常熟图书馆。其中有《贞观政要》、《才调集》、《羽庭集》、《皇极经世》、《今水注》等20种明刻本、清初刻本、抄本和稿本，以及翁同龢手校汲古阁刻本《后汉书》残本、翁斌孙抄校本《东华录》及翁曾源、翁曾荣、翁之润、翁之廉等翁氏家族的藏书。
归常熟博物馆收藏的有稿本《皇朝兵制考》、稿本《笏斋日记》(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等。
此外，上海图书馆藏有稿本《蓼野自订年谱》、《翁铁庵自叙年谱》等。
上述图书大多属于善本。
翁之憙三子、翁之廉嗣子翁兴庆(万戈)继承的翁同龢部分遗书，于1949年初由天津整理装箱，经上海赴美轮船运抵纽约，在温湿合度、防虫防火的环境里秘藏，至1969年台湾艺文印书局影印翁氏藏书《施顾注东坡先生诗》，翁氏藏书几乎没没无闻。1985年翁氏藏书在美国华美协进会展出，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文物界的震惊。1987年近代著名版本学家傅增湘孙傅熹年赴美国考察各机构所藏中国书画及古籍善本，并乘当年圣诞节的假期访翁兴庆新汉普沙州莱姆镇莱溪居所藏翁氏遗书，回国后，傅熹年在《书品》杂志1989年第3期发表《访美所见我国善本书籍简记》，使学术界对翁氏藏书得以进一步了解。
1996年文物出版社影印了32册《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丛书》，使销声敛迹的秘籍变成了新发现。2000年2月22日，翁兴庆夫妇在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帮助下，身带翁氏遗书从美国飞回祖国，转让上海图书馆。如今入藏上海图书馆的这批翁氏藏书，共计80种，542册。
其中宋刻本11种，如果把宋福建刻本《邵子观物篇》后附《渔樵问对》作为独立的1种，则为12种，156册；元刻本3种，52册；明刻本12种，明抄本1种；清刻本27种，清抄本25种，清稿本1种。
这些书，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编有《常熟翁氏藏书图录》，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业务主管古籍专家拓晓堂执笔，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26日出版，载录了翁氏所藏的80种善本图录及解题文字。
这80种书中8种特级珍籍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集韵》10卷，宋丁度等撰，南宋高宗时明州(宁波)刻本，清初为钱曾所藏并载人所撰《读书敏求记》，铃有“虞山钱曾遵王藏书”印，后转人清怡亲王府，同治四年(1865)为翁同龢购藏。清康、雍以来280多年世人不知其下落。传世《集韵》有影宋抄本两种，其一为钱曾述古堂影宋抄本，现上海图书馆收藏；另一为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现宁波天一阁收藏。此外，北京图书馆和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南宋淳熙间金州军刻本各一部。翁氏藏宋本为以上各本的祖本，是《集韵》现存最早的刊本，也是这一刊本目前仅存的孤本。
《邵子观物内篇》2卷、《外篇》2卷、《后录》2卷，附《邵子渔樵问对》1卷，8册，宋邵雍撰，有“后学天台吴坚刊于福建漕治”牌记，为南宋度宗时建宁刻本，亦为清怡亲王府藏本，同治初年为翁同龢所收。为传世仅存的孤本。
《长短经》9卷，唐赵蕤撰，有“杭州净戒院新印”牌记，为南宋绍兴八年以前的刻本，开卷有乾隆三十八年进入四库馆朱记及清高宗弘历(乾隆帝)题诗，为清《四库全书》所据底本，传世仅存的孤本。现今所传此书的各种抄本、刻本都出自此本。
《重雕足本鉴诫录》10卷，五代后蜀何光远撰，南宋中期浙江刻本，巾箱本，2册，此书历经明清项元汴、朱彝尊、顾广圻、黄丕烈诸名家辗转递藏，多名人题跋识语，为世所重。
《会昌一品制集》存10卷，唐李德裕撰，南宋孝宗时浙江金华地区刻本，经李廷相、黄丕烈、陈揆递藏。此书明刻本或名《李文饶文集》二十卷、《别集》十卷、《外集》四卷，补一卷，曾收入《四部丛刊》初编。在此宋刻本发现以前，明刻本成为此书传世最早之本，而据此宋刻本校明本，发现明本讹脱甚多，此宋刻本虽为残本，但孤本仅存，十分珍贵。
《丁卯集》2卷，唐许浑撰，南宋后期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唐诗丛集之一，书棚本，此书历经项子协、沈松、季振宜、黄丕烈、陈揆递藏，为传世孤本。《四部丛刊》初编所收《丁卯集》，即据此本之影抄本。此本与北京图书馆所藏宋蜀刻十二行本唐人集之《丁卯集》同为宋刻许浑文集传世双璧。
《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存42卷，宋晁公遡撰，宋乾道四年(1168)蜀刻本12册，有晃
瑮、叶国华、刘熹海藏印，为宋刻传世孤本。后出抄本都据此本。此书清藏书家刘熹海散出后，即为翁氏秘藏100多年，不为人知。
《注东坡先生诗》存34卷，原书42卷，宋苏轼撰，宋人施元之、顾禧注，南宋嘉定六年(1213)宁宗时淮东仓司刊、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修补印本，由善书者傅穉手书上版，34册，原为清怡亲王府藏物，同治十年(1871)为翁同龢购得。此书被誉为代表宋版雕印水平的名品。现存世有共三帙：一藏台湾中央图书馆，存19卷，有清翁方纲、李文藻等70多人题记。当年翁方纲得此书后，奉若至宝，颜其室曰“宝苏斋”，每年东坡生日召集亲朋，设奠祭书。光绪末年此书遭受火灾，虽抢救出，而各册书口书脑烧毁较重。一藏国家图书馆，仅存6卷。只有翁氏所藏最多，而且品相完好。
以上8种国宝级的文物，其中《注东坡先生诗》1969年由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出版，其余7种(实为8种)由文物出版社1996年影印出版，分为两函，冀淑英撰写了每部书的提要，翁万戈在书后写了《略述常熟翁氏藏书》。
此外，还有《汉书》存78卷，原书100卷，汉班固撰，宋绍兴江南东路转运司刻，宋元递修本，57册。《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全10卷，唐般刺密帝、弥伽释迦合译，宋刻本，10册。《分门集注杜工部诗》25卷，唐杜甫撰，宋刻本，10册。除宋刻本外，翁氏藏书中的元明刻本及明清抄本、稿本，均是难得的善本。如元本《南史》全80卷、元本《隋书》全85卷、元本《汲塚周书》全10卷等。清抄本如《营造法式》，为丁氏八千卷楼抄本和陆氏皕宋楼所藏郁氏宜稼堂抄本所据底本，精善秀美，是抄本上品。
三、翁氏藏书来源
翁氏望族自心存起父子入阁为相，同为帝师，叔侄联魁状元及弟，三子公卿四世翰苑，为世泽绵延的文化世家，处于文学之乡常熟，加之家族成员在京城等处任职等，都为其家族藏书的积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翁氏藏书来源之一是家传。如宋本《汉书》存78卷、宋本《丁卯集》2卷、宋本《会昌一品制集》存10卷、清木活字印本《斜川诗集》4卷、翁嗣贤小楷精抄本《文献通考详节》24卷等为翁心存旧藏。
《汉书》有翁心存印及同解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月所撰题跋：“右《汉书》宋栞大字本，先公所宝重，得于同邑某氏，汲古阁旧藏也……”。
《丁卯集》有翁心存藏书印及题跋，《汲塚周书》及《斜川诗集》有翁心存跋，《文献通考详节》有“文端公遗书”印。明抄本《石湖居士文集》为翁同书旧藏，有翁同书题跋及“文端文勤两世手泽同龢敬守”印。《丁卯集》亦有“文端文勤两世手泽”印。
此外，翁同爵的部分藏书也转给翁同龢，如《三友图》翁同龢跋称：“道光己酉先公得之吾邑沈氏，喜诵其诗，常以自随。先公卒，吾兄玉甫携之入湘入鄂。去年余省墓归，又携以北。每一展卷，不知涕泗之横集也。”
翁氏藏书来源之二是购买。当年翁心存的部分藏书精品，得诸同邑陈揆“稽瑞楼”。如《丁卯集》前有道光己酉二月翁心存题识：“稽瑞楼藏书大半已化为云烟，此《丁卯集》及元刻《丽则遗音》皆子准当日以善价得诸吴门黄氏者，幸未售去。余借观经年，弥深人琴之感。今将入都，聊题数语归之贤子孙，幸善草藏，勿遗失也。”书后翁同龢跋称：“先公不忍是书流落俗子手，遂以原价收得之。”还有《会昌一品制集》、稿本《大痴道人遗记》及《附录》2卷、稽瑞楼抄本《崔舍人奏议》1卷等。
翁同书的藏书大多用俸银购置，1856年在扬州江北大营任上时，购书达数千卷，其中包括宋版《周礼疏校》、《经典释文》等。1858年，翁同书一次寄给京师家中的书籍达100多种，他尤其是购得“石研斋”所藏绝佳精品，如《姓氏遥华韵》、《刘涓子遗方》、《读千文篆注》之类。⑸
翁同龢所藏书也大多为购买，如宋本《集韵》等。见诸《翁同龢日记》所载，同治四年乙丑(1865)二月初十(3月7日)，“得见宋本《集韵》，钱遵王家物，惊人秘籍也，酬以三十金不售”。二月十一日(3月8日)，“至厂访求《集韵》，畀以四十金，约以送来，而贾人转欲居奇不售矣，可恨，可恨”。二月十三日(3月10日)，“诣书肆问《集韵》”。二月十四日，“宋本《集韵》模糊处甚多，然确是也是园旧物，古香馣馥，遵王所谓‘巍然鲁灵光’者也。修伯所藏抄本，每页皆有‘虞山钱遵王述古堂藏书’一行，实从宋刊本影印，二百年后乃得并几校勘，又适在乡后学之室，亦奇缘也”。二月十五日(3月12日)，“始定议以三十四金易《集韵》，此怡邸物也。曩尝与三兄极力购求而不可得，今乃落吾手，异日对床话雨，当增一段欣赏耳”。从《翁同龢日记》看，翁同龢为购《集韵》，自该月初十起几乎天天访书，终于在5天内购得，此后有“韵斋”号及“均斋”等印章。
翁同龢尤其是购得大量“怡府”藏书，十分珍贵。怡亲王府邸主人弘晓，卒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其父允祥为康熙第十三子，封怡亲王，雍正八年(
1730
)弘晓袭封怡亲王，建藏书楼九楹名乐善堂，又名明善堂、安乐堂，积书充栋。钱谦益绛云楼未烧前宋元本大半为毛晋、钱遵王所得，两家书散出时半数由徐乾学、季振宜所得，徐、季书散出时经何焯介绍全归于弘晓，而乾隆四库馆开时怡府藏书未进呈，故其中多罕见之书。同治帝即位，怡亲王戴恒因擅政被治罪赐死，怡府藏书流落民间，翁同龢、杨绍和、潘祖荫、朱学勤得之最多。翁氏藏书中除《集韵》外，还有《邵子观物内篇》、《外篇》、《后录》、《邵子渔樵问对》及清刻本《佩文诗韵》5卷、《注东坡先生诗》等均为怡府藏书。
翁氏藏书来源之三是抄录。翁心存的抄本有明焦玉《火龙神器阵法》、宋魏了翁《毛诗要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翁同书的抄本有黄宗羲《今水经》、宋黄庭坚《黄太史精华录》、明危素《说学斋稿》等。翁同爵的抄本有宋翁卷《西岩集》等。
翁同龢书法精良，被誉为乾嘉后第一人，抄有《妙法莲华经》、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题宋李清照《打马图》、《归震川集》、《法严经》、《谱双》、《两汉石续》、《三家村老委谈》、《朝鲜纪事》等。
翁同龢还请人据善本抄录纪晓岚批本《玉台新咏》、邵懿臣批本《四库简明目录》等书。
翁氏藏书来源之四是交换。文人间藏物的互相欣赏、传抄、交换等均是富有文化内涵的活动，翁氏在与文人间交往中，以典籍为媒也是常有的事。
翁氏藏书中有一部分也就是受赠之书。如明姑苏叶氏刻本《新刻原本王状元荆钗记》2卷为端方于1897年翁同龢出京时相赠物，翁同龢题跋记：“光绪戊戌同龢被旨放归田里，方治装，一二友人有以书画赠行者，自非昵好皆不受也。此书及元刻《琵琶记》为午桥观察端方所贻，观察为桂莲舫侍郎之犹子，收金石最富，八旗中雅人也。是年五月十日同龢记。”清康熙曹寅楝亭影宋抄本《重雕足本鉴诫录》为王懿荣藏本，后转赠翁同龢，使之与翁氏所得宋刻巾箱本重归一处，成一段藏书佳话。清乾隆十八年（1753）丁敬手书陈又民刻本《冬心先生续集自序》为潘祖荫藏物，后转赠翁同龢。清蒋因培乌目山房抄本《苏园公先生文稿》为朱梧庭旧藏，后转赠翁同龢。此外，受丁日昌赠《通鉴》，受艮峰先生赠《孝弟图说》1本及《弟子规》2本，受钱绥卿赠其祖先所评《李义山诗集》，受黎召民赠《十三经注疏》，受伯寅赠小浮山人《闭门》及《船庵》二集，受翁韵秋赠《船山集》及《望山集》等等，均见诸《翁同献日记》所载。
四、翁氏藏书特点
从翁氏存世藏书看，翁氏藏书特点有以下几点。
翁氏藏书特点之一是好宋元本。在这一点上，翁氏继承了虞山派藏书家的收藏传统。虞山藏书流派是崛起于明嘉靖以后，明末清初以钱谦益为代表的具有辐射和影响力的独特流派，其收藏传统之一是好古收藏，所藏多宋元本。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9“吴门书坊之盛衰”条中称：“国朝藏书尚宋元板之风，始于虞山钱谦益绛云楼、毛晋汲古阁。”又在卷10“藏书偏好宋元刻之癖”条中说：“自钱牧斋、毛子晋先后提倡宋元旧刻，季沧苇、钱述古、徐传是继之，流于乾嘉，古刻愈稀，嗜书者众，零篇断叶，宝若球珠，盖已成为一种汉石柴窑，虽残碑破器，有不惜重赀以购者矣。”翁氏继承此收藏传统，遇宋元本，翁氏总是倾囊购置，即便是残本，亦珍若球珠。宋本《汉书》为翁心存购得，而至咸丰十年（1860）李秀成兵过常熟，此书散毁成残件，翁同龢于同治七年（1868）、光绪二十四年（1898）两次加以治装整理，可见对宋本书的珍爱。
翁氏回归书80种中宋元本为15种，占19%。著录入《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的“翁捐”书，也有宋刻6
种、宋刻元明递修本1种、影宋刻1种、元刻3种、元刻明修本8种、元明递修本1种等，在“翁捐”书中宋元善本占了相当的比例。
翁氏藏书特点之二是多抄本，这也是虞山派藏书家的嗜好之一。虞山派藏书家好抄本，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10“明以来之抄本”条里，论述明以来抄本书最为藏书家所秘宝者共23家，其中常熟藏书家占了12家。潘祖荫在辑刊《滂喜斋丛书》时序陈揆《稽瑞楼书目》云：“吾乡藏书家以常熟为最。常熟有二派：一专收宋椠，始于钱氏绛云楼、毛氏汲古阁，而席氏玉照殿之；一专收精钞，亦始于钱遵王、陆孟凫，而曹彬侯殿之。”顾广圻认为嗜好抄本是“常熟派”
藏书家的主要特色，他在《思适斋书跋》中说：“藏书有常熟派，钱遵王、毛子晋父子诸公为最盛，至席玉照而殿。一时嗜手钞者如陆敕先、冯定远为极盛，至曹彬侯亦殿之。彬侯名炎，即席氏客也。各家书散出，余见之最早最多，往往收其一二。乾隆年间，滋兰堂主人朱文游三丈、白堤老书贾钱听默皆甚重常熟派，能视装订题脚上字便晓属某家某人之物矣。”翁氏有虞山派藏书家的嗜好，更刻意收藏抄本。在《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翁捐”书中，就有影宋抄5种、明抄28种、影明抄1种、清抄281种，占“翁捐”善本书的60%以上。其中多罕传之书，如明抄本《北堂书钞》为明陶宗仪写本，是现存抄本中最古之本，人称海内孤本。钱大昕手抄的《景定建康志》、乾隆时张德荣抄并有黄丕烈校跋的《重修毗陵志》、祝京兆手抄的《兴宁县志》、明抄本《说邪》、影宋抄《资治通鉴释文》和《重续千字文》等均为罕传图书。
翁氏回归书80种中多彭元瑞、陈揆等名家抄本，以及翰林院抄本，弥足珍贵。如《春明退朝录》1卷，有“知圣道斋钞校书籍”字样，为彭元瑞抄本，并有其朱笔校。《崔舍人奏议》1卷，为陈揆蝇头小楷精抄，校字如粟米。《大痴道人遗记》及《附录》2卷，有陈揆跋及批注。《水道提纲》28卷、《均藻》1卷，分别为翰林院抄本及翰林院所藏清初抄本，均有翰林院印章。特别是清嘉庆间张蓉镜小琅嬛福地抄绘本《营造法式》4卷，有黄丕烈、孙原湘、钱泳诸名家题跋，是内阁大库残宋本及故宫藏钱曾抄本发现前最重要的传本。
翁氏藏书特点之三是重稿本。翁氏注重稿本的收藏，如回归书等中稿本也占相当的比例，龚橙撰《古文说》即为龚橙手稿本。《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翁捐”善本书中稿本有33种，其中翁氏先人稿本21种，还有如苏先撰明稿本《苏子后集》8卷、陈鎏撰明稿本《陈子兼文稿》不分卷、清翁方纲撰《复初斋诗集》70卷、清钱谦益辑《明诗选》不分卷、清陈揆撰《稽瑞楼文草》1卷、清孙承泽撰《畿辅人物略》不分卷等均为珍贵的稿本。
翁氏藏书特点之四是批校注本。翁氏家族为读书者的藏书家，这一点也继承了虞山派藏书家的收藏传统。虞山派藏书家的特点之一就是读书者之藏书家。脉望馆赵用贤、琦美父子喜藏书，精校勘，开虞山派藏书家藏书、校勘之风。钱谦益是读书者之藏书的典型代表，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记钱谦益“每及一书，能言旧刻若何，新板若何，中间差别几何，验之纤悉不爽，盖于书无所不读”，“去他人徒好书束之高阁远甚”。钱曾在《读书敏求记》卷2引清常道人跋后称：“予尝论牧翁绛云楼读书者之藏书也。”钱曾终身苦读勤藏，《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和《读书敏求记》载录了其校勘成果。毛晋于经史全史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源流，审津涉。毛晋子毛扆承其家学，为搜辑古椠本，考订勘雠，正世本之失。张金吾被黄丕烈称为“真读书者之藏书”者，他强调“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藏书而不知读书，犹弗藏之。读书而不精覃思，随性分所近，成专门绝业，犹弗读也。”他的《爱日精庐藏书志》是其藏而读的成果，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用。瞿氏铁琴铜剑楼数代惟好藏书，经史子集手自校雠成为传统。周星诒(1833—1904)在《钱曾〈读书敏求记〉校正》的《题记》中概括虞山派藏书家读书者藏书的特点说：“藏书家首重常熟派，盖其考证板刻源流，校订古今同异及夫写录、图画、装潢、藏庋，自五川杨氏以后，若脉望、绛云、汲古及冯氏一家兄弟叔侄，沿流溯源，踵华增盛，广购精求，博考详校，所谓读书者之藏书者，惟此诸家足以当之。”翁氏家族作为读书者的藏书家，为读书而藏书，终生与书为伴，丹黄未曾离手，因此翁氏藏书中除了家族著述外，所藏之书多经家族成员的校勘、装治，留下许多批校注本以及题跋本。可以说，翁氏藏书均是经读之本，异于束之高阁仅供欣赏或贩卖者的书。对于名家的批校注本，翁氏也重视收集。在翁氏回归书80种中多批校注本，书中留有翁同龢一人题跋、批注的就有24种，占30%。明万历丁巳年(1617)
闵齐及刻朱蓝墨三色套印本《苏洵批点孟子》2卷，本是名家批点本，翁同龢又用黄色笔在书册中过录刘海峰批注，并撰题跋。清道光三年(1823)三元刻本《史记测义》24卷，留有翁同龢批注。清雍正十年(1732)翁嗣贤小楷精抄本《文献通考详节》24卷，有翁嗣贤朱笔评点及翁同龢校正。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鲍廷博知不足斋刻本《庚子销夏记》8卷，有翁同龢题跋，书中过录何义门批注以及程瑶田、江秋史、朱笥河、翁方纲批注题记等。清初黑格抄本《巴西邓先生文集》，有翁同龢题记，并于咸丰辛酉年(1860)以东武刘氏嘉荫
抄本校。
翁氏藏书特点之五是乡邦文献。翁氏世家的兴盛得自常熟及其周边丰富的文化滋润，因此翁氏家族成员具有浓重的乡土恋情，无论在他们的著述中，还是在他们的藏书中均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特点来。翁氏注意收藏常熟藏书家曾经收藏过的图书、常熟藏书家的抄本和批校注本、常熟人的著作及有关常熟的文献。在翁氏回归书80种中就有不少原为钱曾、陈揆、张蓉镜等人的藏本，海虞许山撰《弃瓢集》等都是孤本，清抄本钱谦益撰《明史断略》为不见《增订晚明史籍考》的罕传书。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清点常熟翁氏捐献藏书书目》中另附有《有关常熟地方文献书目》共115册。
五、翁氏藏书思想
翁氏耕读起家，为读书而藏书，藏书为读书、用书，为此，翁氏家族成员爱好聚书，并不惜以俸禄收入悉以购书。翁同龢在《题石谷匣端》诗中说：“《长江之图》如有神，翁子得之忘其贫。卖屋易画今几人，约不出门客莫嗔。”虽贫也要卖屋易书画，而晚年虽贫也不卖书画。翁氏曾藏有宋本《鉴诫录》，该书“计叶论钱”，
翁同龢《题所藏宋本鉴诫录后戊戌五月时在成山洋》：“标题签字真成陋，计叶论钱亦太酸。传与后生增一笑，海涛声里几回春。”这种珍贵的宋版书，如果拿来换回金钱珠宝，是足可由贫成富的。翁同龢辛丑年(1901)六月四日作《自嘲》写道：“松禅先生真贱儒，半生出人承明庐，黄金横带紫绶纡，谓非干禄谁欺乎!忽然被放归里闾，所在编管如囚拘。家无薄田输官租，又无一椽安厥居……先生虽贫乐有余，案有笔研架有书，奈何只知谋一躯。皇天鉴物无私储，汝箧名碑好画图，兼有古籍《施注苏》，胡不以之易贝珠，亦足数辈尪羸扶。坐视戚戚何其愚，嗟哉先生真贱儒。”《施注苏》即宋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是翁氏回归书中被誉为代表宋刊书写和雕镌水平的名品，翁同龢这样的书痴自然是视之若生命的。
翁同龢曾为翁家石梅先祠思永堂撰联并书：“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靠读书”。联语总结了翁氏家族数代人的人生经历，又成为后代的祖训，激励一代代翁氏家族成员为之努力。此语也道出翁氏家族读书、用书与为善、立业的关系，强调诸方面的统一。相传翁同龢为瞿氏铁琴铜剑楼题联并书：“入我室皆端人正士，升此堂多古画奇书”。此联也可看出翁氏强调藏书、读书与端人正士的关系，这种藏书思想或曰藏书精神、藏书文化给后人以启迪，我们今日需要弘扬的正是这种精神。
翁氏这种藏书思想，继承了虞山派藏书家的藏书开放思想。虞山派藏书是开放者之藏书，虞山派藏书家中虽然也有藏书私秘的保守派藏书家，但藏书致用、流通古籍的思想占主导地位，他们通过编印家藏书目来传播藏书信息，或以刻书为己任来广传秘籍，或提供借用以共享私藏。脉望馆赵氏父子通过精校刊刻、编目撰跋、提供阅抄等途径交流私藏，为后人树立了榜样。钱谦益绛云楼失火后吸取教训，将焚余之书悉数相赠钱曾，并在《牧斋有学集·李贯之先生墓志铭》中颂扬李如一“天下好书，当天下人共之”的藏书开放思想。毛晋“缩衣节食，遑遑然以刊书为急务”，《汲古阁歌》赞扬他“君获其书好示人，鸡林巨贾争摹印。”张海鹏以毛氏汲古阁为榜样，“以剞劂古书为己任”，提出“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张金吾抱着“乐与人共，有叩必应”的态度公开私藏，并说：“若不公诸同好，广为传布，则虽宝如球璧，什袭而藏，于是书何裨?于予又何裨?”瞿氏铁琴铜剑楼更是公开其藏书，供读书人前往浏览、校勘、转抄、参观，使藏书发挥作用，还编印《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铁琴铜剑楼题跋集录》及撰跋以飨海内外人士，提供所藏善本影印入《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翁氏继承发扬了这种藏书开放思想。翁同龢凡得到珍贵的书画，并不秘不示人，总是乐与人共同鉴赏、研究。
翁氏回归书中多种宋刻惊人秘籍，翁同龢购得后没有束之高阁，并不秘不示人，而总是要找合适的机会介绍给他的朋友，让同好一起鉴赏，共同享受。如今这些珍贵的古籍上留有的题记文字便是明证。如宋本《集韵》有潘祖荫等多人题记，《长短经》有汪鸣銮等多人题跋，《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也有潘祖荫、汪鸣銮等人题跋题记。“卖屋易画”的《长江万里图》，翁同龢1875年6月8日实际花了“白金四百”购得，并让李鸿藻、治麟、徐陠、曾纪泽等人一睹为快。在《翁同龢日记》中，与同好一起鉴赏、研读其藏书的记录甚多。
不仅如此，翁同龢还志愿刻印私藏，化身千万以传播文献。翁同龢光绪六年（1880）撰《翠寒集》题跋：“欲将家藏旧抄次第刻之，而职事牵迫，寅入申退，又以贫，故此志不逮。”他盼望“海内无事，谷禄有赢”，好实现自己的愿望。
翁同龢在清抄本《永嘉书目》题跋中称：“余以家藏数种付之，刻人《永嘉丛书》中。”这只实现了其部分愿望。
翁氏后代翁之憙为避传世家藏遭天灾人祸，护书备尝辛苦，而新中国成立后能一破旧习，不私诸子孙，毅然将珍藏捐赠给国家，为此受到中央人民政府和文化部的奖励。
翁氏后人翁万戈将翁氏藏书回归祖国，是举世瞩目的大事，受到世人赞扬。翁氏后人此举是与翁氏家族藏书开放思想一脉相承的。翁氏藏书转让入藏上海图书馆之前，1997年4月下旬，翁万戈曾参观上海图书馆新馆，对上海图书馆的环境、服务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当时已在考虑其世藏古籍善本的最终归属了。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1999年9月24日与翁万戈先生签订了委托拍卖转让合同，合同规定，翁氏藏书必须整体转让，不得分散出售，受让方必须是一流的图书馆或博物馆。2000年1月18日，嘉德公司向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文化部提交了《关于美籍华人翁万戈先生拟将珍藏中国古籍善本送回大陆拍卖情况报告》。2月初，任继愈(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张岱年(北京大学教授)、启功(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王世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朱家
氵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宿白(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金冲及(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史学会会长)、谢辰生(国家文物局原顾问)、冀淑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傅熹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等12位著名学者联名写信给国家文物局张文彬局长、国家文化部孙家正部长并报李岚清副总理，指出翁氏藏书中的有些书“是学人仰望而不知其存否的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善本，以国内标准论应属国宝级重要文物，是包括我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国内外图书馆所无的珍籍”，希望国家“能于公开拍卖之前慨拨帑金，设法购归”。2月22日，翁万戈夫人程华宝女士携翁氏世藏古籍善本分装在9个大行李箱内坐飞机从美国抵达北京。2月28日，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致信上海市领导，提出《关于翁氏世藏中国古籍善本协商转让给上海图书馆的请求报告》，3月1日，又向市领导提交《关于翁氏世藏中国古籍善本协商转让给上海图书馆的补充报告》，指出“综观翁氏藏书，其80种藏书全部符合国家三级文物以上之善本标准，而其中不少种则属一级文物，乃国之重宝”，“若上海能接纳这批国宝，将是功德无量，史册永载”。3月13日，上海图书馆起草了《关于翁氏世藏中国古籍善本协商转让给上海图书馆的请示》。3月23日，徐匡迪市长批示同意。3月24日，上海图书馆和嘉德公司签订翁氏藏书转让合同。4月6-19日，上海图书馆按合同汇出二笔转让金额共450万美金。4月13日，翁氏藏书运抵上海图书馆善本库，经核对80种、542册准确无误。4月26日，《翁氏藏书图录》由上海图书馆所属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了翁氏所藏的80种善本图录及其解题文字。4月28日，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图书馆、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上海图书馆多功能厅隆重举行“常熟翁氏藏书转让入藏仪式”，庆祝文物界和学术界举世瞩目的翁氏世藏古籍善本终于正式从海外回归到祖国。翁氏藏书整体回归到祖国，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载入史册。
1907年6月日本人岛田翰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称：“盖海内藏书之家，称四大家，近又加五：聊城杨氏，钱塘丁氏，常熟瞿氏，归安陆氏、宗氏、盛氏，德州徐氏，武进董氏，湘潭袁氏，常熟翁氏是也……叔平尚书、漱六太守，所积充初，几埒四家，今皆无尺蹄片纸矣。”人们认为翁氏藏书早已不存在，后有捐献及回归书事，又由此认为翁氏藏书秘不示人，是保守派藏书家。从现有史料和实际情况看，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
六、翁氏藏书印章和题跋
翁氏藏书印章甚多，仅据翁氏回归书80种统计，翁同龢的藏书印章就有18枚，有的书中盖有多枚印章。
铃印情况如下：“常熟翁同龢藏本”20种书，“虞山翁同龢印”6种书，“翁印同龢”5种书，“翁同龢印”4种书，“同龢私印”1种书，“龢”2种书，“同龢”2种书，“翁同龢校定经籍之记”１种书，“翁同龢校正”1种书，“同龢读书”2种书，“常熟翁同龢所藏书画金石印”1种书，“均斋秘笈”7种书，“均斋考藏”1种书，“松禅”1种书，“常熟翁氏一经堂藏书”１种书，“文端文勤两世手泽同龢敬守”1种书，“文端文勤两世手泽”1种书，“文端公遗书”1种书。
80种回归书外，略见翁同龢其它藏书印章还有：“翁同龢私印”、“叔平”、“臣翁同龢”、“松禅居士”、“松禅老人”、“退思补过虞山翁同龢印”、“长生安乐翁同龢印”、“紫芝白龟之室”、“
同龢松禅过眼”、“ 翁同龢观”等。
这28枚藏书印章有的表示归属，用翁同龢的名号、斋名等；有的表示鉴赏校读情况，包括校定、校正、考藏、读过等；有的表示藏书来源，包括文端公遗书、文端公遗书传给文勤公的藏书；有的表示珍惜之意，如“文端文勤两世手泽同龢敬守”；有的表示志趣，如“长生安乐翁同龢印”，等等。
翁同龢藏书印章除了版本鉴别和了解藏书流传源流外，还提供了翁同龢得书的时间线索等信息。如“均斋考藏”、“均斋秘笈”章当在同治四年(1865)二月十五日以三十四金易宋本《集韵》之后使用的。“退思补过”章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被开缺回籍之后使用的。翁同龢回籍山居期间筑“瓶庐”，自署松禅老人，又号瓶庐居士，这才有“松禅”等章。
翁氏藏书大多有题跋，仅在翁氏回归书80种中，有翁同龢题跋批注的书共24种。在《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载“翁捐”善本书中，也多有翁同龢题跋。
翁同龢题跋常常借所题写的图书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和对时事的感慨，同时对图书的收藏经过也有具体的叙述，是我们了解翁同龢人生态度和藏书观念的重要史料；书跋记录一书的内容、价值、流传概况以及版本鉴定，从中可以获得可靠的证据和进一步考索的重要线索。
如翁同龢在宋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上的题跋，可知书的来源及价值：“曩尝于叶润臣家，得见嘉泰本《施顾注苏诗》，叹为瑰宝。一日坐殿庐中。桂侍郎以怡邸残书见视，忽睹此本，以二十金购之”。“此虽景定补本，然字划清劲，粲若明珠，恐人间无复数本矣”。
翁氏所藏南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刊本《丁卯集》后有翁同龢所写题记，“明年三月遂以三百金易《鉴戒录》于吴门旧家，与此书并藏于均斋。”
翁同龢在原翰林院藏《四库全书》呈进本《均藻》一书的跋文中记载了清末翰林院藏书的重要史料。
翁同龢经历丰富，见识广博，在其书跋中得以充分体现，为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史料。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翁咸封.潜虚文钞(卷一)[M].30.常熟图书馆藏.
[3]翁心存.《常熟璇洲里翁氏族谱》序.常熟市博物藏.
[4]国家文物局.郑振铎文博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5]翁同书.翁氏家书(六) [M].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
[6]曹培根.文献史料论丛[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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