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翁氏》评析

端木庆龙

《常熟翁氏》评析


近读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谢俊美教授的《常熟翁氏——状元门第
帝师世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为“文化名门世家丛书”之一），发现书中错误，俯拾皆是，与朋友交流，亦均有同感。为此，斗胆求疵，撰成此文，就教于有关专家。不当之处，愿与商榷。
　　　　　　　　　　　　　　　
关于古文诗词

　　文史文史，史与文一向密不可分，治史学不能不懂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一些史学大家如陈寅恪等，不仅史学造诣极高，古文功底之深厚也非常人能比。一般治史学者也应懂得一些古典文学，要有一定的古文基础，其中，了解、掌握一点中国古典诗词的常识，懂得诗词的格律、平仄、对仗的基础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诚然，并不要求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是古典文学高手，都是诗词专家，但至少要有一点古文基础。但《常熟翁氏》的作者于此显然是门外汉。
　　试举几例：
　　第19页上有翁孺安的诗：
　　天涯何日是归期，暗地相思泪湿衣。
　　虽说秦楼今已近，谁教双凤并时飞。
　　深院谁怜翠黛销，残更短梦最无聊。
　　偷弹红泪知闺思，何日秦楼弄玉箫。

　　稍有点诗词常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两首七绝。因为从押韵看，从三、四两句和五、六两句不成对偶看，根本不合律诗的格式。而文中却将其合而为一，排成了一首诗。
　　第21页上《渔樵耕牧四绝句》：
　　风回沙渚蓼花香，小艇斜横醉夕阳。
　　忽见路鸥惊逸散，苍茫烟水动鸣榔。
　　半肩明月晚何来，隔岭烟萝采不开。
　　转入山坳青嶂望，那堪荒藓暮云哀。
　　陇头雨过半黎新，就饷还看籽未匀。
　　试问谁家先荐岁，可怜不是力田人。
　　行遍前村酤酒旆，鹁鸪倩雨上蓑衣。
　　何缘野犊归来瘦，郊北郊南草未肥。

　　这明明是四首七绝，看看它的韵脚就一目了然，且题目中已点明是“四绝句”，但书中却合而为一，成了一首七古。

　　23页上翁孺安的《代婿怀美人》是五首七绝，也是一口气连贯起来成了一首诗。

　　69页上有翁心存写的两首诗，可以从韵脚“荷、多、和、波”和“连、缘、鲜、诠”所押韵的不同而看出是两首五言律诗，但文中却合并为十六句的一首。
　　84页上
“他不由感慨万千，遂欣然命笔，写下了四首七言长诗”，这里其实是两首七律，这从诗中第三、四句颔联和五、六句颈联的对仗上就可以看出来，作者却将其生生割裂为四。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352页上：
　　七年之后，她途经扬州再次赋诗，抒发对亡姊的怀念：
　　
重来风景尚依然，回首繁华事可怜。
　　
二十四桥春正好，绿杨如荠雨如烟。

记随阿姊泛归舟，云散遥空已七秋。

今夕倚弦成独望，梦魂还逐大江流。

　　不论是从韵脚还是从对仗形式上看，都可以看出是两首七绝，书中却排成了一首诗
（此诗中“荠”与“弦”，
原文如此，疑有误）。353页上引用的《虞山》诗和《题夫子燃烛修书图》也犯了同样的毛病，而356页上单士厘的四首七绝则变成了两首“七律”。为节省篇幅，不再一一抄录。

　　如果说作者因为不谙古诗格律而造成律绝不分，那末，对词牌的乱标点则同样闹出了笑话。

　　356页上有两首《十六字令》，一为钱楞仙作，一为翁旋华所作，书里是怎样标点的呢？不妨照录：
　　钱作：星银汉西斜点点明
流萤过一样照空庭。
　　翁作：云薄似轻罗剪水纹
微皱处新月露眉痕。

　　好家伙，一首十六字令，干脆一分为二，来个八字对八字，且中间不用任何标点符号。真叫人瞠目！

　　其实，所谓十六字令者，是一首共十六个字的短令，正确的断句应该是：
　　钱作：星，银汉西斜点点明。流萤过，一样照空庭。
　　翁作：云，薄似轻罗剪水纹。微皱处，新月露眉痕。
　　这样一点，不是意思明白意境又好吗？

　　标点错乱的还有20页上的《秋闺吟》和21页上《减字木兰花·
题日涉园》。

　　我们不苛求每个文史专家都谙熟诗词，都是诗词方面的专家，但作为历史学家，如果真的不懂古诗词格律，最好别任意乱点，不妨找几本讲诗词常识的工具书看看，例如王力的《诗词格律》，龙榆生的《唐宋词格律》。笔者并不熟记词牌断句，但中学读书时课文中念过的毛泽东的那三首《十六字令》却还有深刻印象：“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此外，可能是抄摘原始材料时粗心而出现的差错，也有多处。如74页所引翁心存的诗“太息藩篱先自撤，弯孤畴敢射长鲸”，“筹运乏状猷，柔远纡庙算”，弯孤应是弯弧，状猷应是壮猷。只要想一想意思，就会发现其中之差错。

　　写到这里，笔者联想到作者以前所著另一本名为《翁同和》的小册子（列入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丛书》），书中也犯有同样的毛病。该书162页有张謇一首诗《虞山谒松禅师墓》的摘引，其中几句，不妨照录：
　　

鸽峰注吾瞩，停舆入墓庐；
　　空庭冷花竹，亟趋墓前拜。
　　这诗读起来感到别扭。原来这首诗押的是入声，应该这样标点：
　　……
　　夹道坟几何，鸽峰注吾瞩。
　　停舆入墓庐，空庭冷花竹。
　　亟趋墓前拜，眦楚泪频蓄。
　　……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诗在初版中的错误到了修订本中仍没有得到改正。

关于科举

　　何谓“致仕”？《辞海》上的解释为：“交还官职，即辞官”，古代的官员因为年龄或别的原因辞官不做了，把官职交还给皇帝，称“致仕”。也可以将“致仕”理解为官员退休。同理，“致政”即是交还所执掌的政权。因为致有交还、归还的意思。但《常熟翁氏》一书中是怎么理解的呢？不妨引证几处例子：

“读书并不全是为了致仕，但由‘耕读而致仕’的也十分普遍。”

“许多富豪子弟乃至普通平民子弟往往由耕读而致仕。”（以上两句见第9页）

“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博得一第而致仕。” （见第10页）

“这种通过读书、科举考试而致仕，在苏常一带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见第11页）

　　很明显，作者把“致仕”理解为做官。也许作者认为“致”有达到的意思，故“致仕”就是做官。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可能不理解“致仕”两字的含义，但历史学家应该知道。这种望文生义的理解出在历史学家笔下，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其实古代职官方面的名词解释在《辞海》一类的普通工具书里就能很方便地查到。
　　科举方面另一处错误出现在第15页上：

　　1646年（顺治三年），翁长庸考中举人，次年顺天会试，赐进士及第。

　　科举常识，进士通过殿试，选拔的头三名称为一甲一名、一甲二名、一甲三名，亦即状元、榜眼、探花，称为“赐进士及第”。这是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称二甲，二甲的进士称“赐进士出身”。再下面是三甲，三甲的进士称“赐同进士出身”。翁长庸在二甲三十五名，不能称“赐进士及第”而应是“赐进士出身”。

　　对于这种专业性的历史知识，可能一般读者并不太熟悉，毕竟科举考试离现代人比较遥远了。但对于专门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专门家来说，这一点知识是应该掌握的。

　　尤其要指出的是，就在本书前面的插页上，就有一张会试金榜照片，不妨照录上面的文字：
　　　奉
天承运

皇帝制曰咸丰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马元瑞等二百一十六名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故兹诰示

看，有关进士的等级，这里不是写得明明白白吗？

关于书中涉及的常熟历史人物

　　对于一本专门研究某地方历史的著作，作者最重要的是对该地方的历史人物的了解，首先要对这个地方的历史文献进行系统的研究，对这一地的历史人物进行系统的研究，大量掌握第一手资料，对充份占有的素材进行去伪存真的筛选，然后再进行详细的考证，理顺头绪，弄清关系。这是每个历史学家做学问的必然过程，所以过去称做学问叫“钻故纸堆”。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有句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每一位负责任的历史学家都应该而且必须具备的治学态度。我们并不要求每个历史学家所写的文字一点瑕疵也找不出，每一条史料都绝对正确无误，经得起检验，但至少要做到事件有据可查，言之有理，不说空话，不能信手拈来，任意引用，或以臆想代替事实，以推理代替史实，甚至凭空捏造，无中生有。拿这样的标准来看《常熟翁氏》这本著作，不能不使人遗憾地感到，作者没有这样做。

　　第4页上：虞山画派中著名的画家有王翚、王原祁、吴历、杨晋（子鹤）、黄鼎（尊古）、马元驭……

　　虞山画派指的是以王翚为代表以及他的弟子、后人所形成的画派。王原祁是太仓人，不是虞山画派中人，吴历虽是常熟人，但并不属虞山画派，前者为清初画坛“四王”之一，后者加上“四王”和恽南田又称为“清六家”。

　　第5页上：明清之交，则有邵鞾父子五人……名于吴中，有“五凤齐飞”之誉。

　　所谓“五凤齐飞”，明代监察御史章珪五个儿子仪、表、格、律、楷，其中章仪字来凤，章表字翔凤，章格字韶凤，章律字鸣凤，加上章珪从子章度字虞凤，因都做过官，时人称为“五凤”。至于邵家的“五凤齐飞”，应指邵齐烈、邵齐焘、邵齐熊、邵齐然和邵齐鳌，且时代不在明清之交而是在清中叶的乾隆时期。

　　第6页上：继后则有钱尊王（钱谦益后人）的“述古堂”……钱曾的“也是园”……

　　钱尊王与钱曾是同一人而不是两个人。钱曾，字遵王，他是钱谦益的后辈族侄孙而不是直系后人（在401页上第16条注释“钱遵王”，仍说他是钱谦益后人，所幸的是，这里“钱遵王”没有错写成“钱尊王”）。这一段涉及人物很多，也显得很乱，所写的人物、藏书楼差错比比皆是，由此可以认为作者根本没有对此进行过认真的爬梳清理。其实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在常熟是很容易找到的。

　　第17页上：翁叔元……于1672年（康熙十一年）参加顺天会试，殿试中式一甲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是江苏昆山的徐乾学。

　　查《常熟县志》，翁叔元明明是第三名探花，不知怎么会无端提升成了榜眼。而第三名的徐乾学根本不与翁叔元同榜，早在康熙九年就是探花及第了。另外，“顺天会试”也不对，应是顺天乡试，所谓乡试就是省试，所以冠以地名；而会试即全国性的统一考试（本书对中国科举制度多有误解，如乡试、会试、殿试的区别，科名的定义等，屡出差错）。

　　第25页上：翁孺安虽然被杀，但其才华终究“世不可淹”。1630年（明崇祯五年），她的诗被刻成《素兰集》。当时，以遇事敢为、不避权贵而著称的“海虞二冯”之一的冯舒对她的诗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冯氏，字已苍，号默庵，工诗，与弟冯班齐名。他在其《怀旧集》中写道：“之于素兰，既怜其才，而刻其诗，又似恶其人，而不欲浼己之名”。冯氏曾因营救瞿式耜而被捕下狱，后又被县令瞿士达所忌，典死狱中，其墓在虞山言子墓前旁。

　　这里的“瞿士达”其实应叫“瞿四达”，常熟县志中有载；“典死狱中”应是“曲死狱中”。前者姑且看作是笔误，后者很有可能是打印出错而未校出，但冯舒并未葬在虞山言子墓前旁却是事实。葬在虞山言子墓前旁的是冯舒的弟弟冯班，至今其墓坊仍在。这件事在常熟并不是历史秘闻，随便问一问就会搞清。作者不知怎么会张冠李戴，把弟弟的葬身之地当成了哥哥的坟墓所在。

　　72页上的许建诰、邵渊跃应是许廷诰、邵渊耀，这一差错又在75页上重复了一遍，实际上在常熟的县志中都有载，只要一查就明。而73页将常熟极有名的明代赵用贤、琦美父子的藏书楼脉望馆写成了博望馆，这在《常熟市志》中也记得明明白白。

　　156页上：杨希铨，字研芬，进士出身，时官广东惠州知府。其子杨泗孙，字濒石，进士，官至太常少卿；杨沂孙，字豪叟，举人，官至安徽铜陵知县、凤阳知府，为晚清著名书法家。


不去说他在排列上先写弟再写兄的不合理，单说这个杨沂孙，到了187页上，就变成“字牬海晚号濠叟，道光举人，历任安徽青阳知县、凤阳知府。”同一个人，上称字“豪叟”，后称号“濠叟”，究竟孰是？其实只要查一查县志即可知是后者。《重修常昭合志·人物志》载：“杨沂孙，字咏春，希钰子。道光癸卯顺天举人，选知安徽铜陵县，调署黟县……擢知凤阳府，旋以父忧归……以官凤阳，遂号濠观，晚更号濠叟……杨泗孙，字钟鲁，号滨石，沂孙弟……”志书中写得很清楚，杨沂孙、杨泗孙是杨希钰的儿子，不是杨希铨的儿子而是其侄子。不仅辈份搞错了，而且兄弟俩的字、号，也都给弄错了（怀疑作者并没有看过常熟的志书，或者没有仔细看过，否则不会出现这样的差错，但在本书末的附录二参考书目举要中却又明明白白开列了《常昭合志》；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常昭合志》与《重修常昭合志》是分别完成于晚清和民国期间的两部志，前者为庞鸿文主纂，应称《常昭合志稿》，然该志无1948年铅印本，后者是丁祖荫主纂，有1948年铅印本）。

　　第188页上：在游文书院读书期间，翁同和还与常昭地区的书法家发生交往。钱泳之外，他还常常出入赵园，与赵烈文论文弄墨。

　　这里也是作者随意臆测。钱泳生于1759年，卒于1844年，不是常熟人而是金匮（无锡）人，后来才寓居常熟翁家庄。所以，《重修常昭合志》的“人物志”将他列入“游寓”中。翁心存主讲游文书院是1846年（见本书456页附表），其时，赵烈文还没有到常熟来，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买下吴氏的“水园”并将其改为“赵园”，翁同和怎么可能“常常出入赵园，与赵烈文论文弄墨”呢？而此时的钱泳早已死了两年了，翁同和如何会与他交往？这不是笑话吗？
　　对地方历史不了解而匆促成书也造成了书中的差错。

第334页上：翁同和为了找到明初张洪所修常熟县志《桑志》、《榆志》，曾托汪鸣銮向苏州有关私人藏书家查找借抄。

这里大错。张洪是明初常熟人，确曾修过一部县志名《常熟新志》，但此志在明代即早佚，未见传世。至于《桑志》、《榆志》，只有在明中叶有桑瑜修过县志，世称《桑志》，而从未听见过有什么《榆志》。不知作者为何任意乱写，杜撰出不存在的旧志。这几部志书，在《常熟市志》“附录”中写得很明白，作者应该看到的。

　　第372页上：会馆敦睦堂内悬挂着翁心存的大学士匾、翁同和与他“状元及第”的匾额。他的这块“状元及第”匾额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常熟翁氏故居彩衣堂内。

这块匾的照片就印在本书的插页中，但一看，不对呀，那上面明明是“状元第”三字而不是“状元及第”四字。

研究常熟历史名人，照理说，有关常熟的历史文献、地方志书、名人家谱、有关诗文等，都是应该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可是看了这本《常熟翁氏》，又似乎作者并没有看过，然在书后开列的参考书目举要中，作者开列的参考书却又不少，这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关于其他历史名人

　　历史学家是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而要查找历史人物的资料，就要查找有关历史书籍。但一些历史名人只要翻一些普通的工具书就能查到。如果连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也会搞错，那真是犯低级错误了。但《常熟翁氏》恰恰犯了这样的低级错误，而且不是一两处。
　　第7页上：曾与昆山顾祖禹一起研究地理学……

　　顾祖禹是无锡人，但他后来居住在常熟境内，所以也可说是常熟人，不过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昆山人。笔者妄猜，也许作者写到这里时，头脑中模模糊糊记起有个姓顾的昆山人（顾鼎臣？顾炎武？），于是凭此印象草率下笔。

　　117页：贵阳多明代遗迹……明万历年间，学者王阳明谪居龙场……

　　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曾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他死于明世宗嘉靖七年，被谪贵州（注，不是贵阳）龙场驿丞为明代正德年间事，书中居然说他于万历年间谪居龙场，那时他早已死去四五十年，真是活见鬼了。作者是研究晚清史的，也许对明史并不太熟谙，但对于王阳明这样一个历史上很有名气的人物，在写到他时，理应取材正确而不能信手乱写。就算一时手头没有有关材料也应该先查找一下，仔细考核清楚再落笔，否则就会闹出笑话来。

　　第122页：杨氏，字龙友，贵阳人，明万历举人……为有明一代文坛八大家之一。

　　众所周知，唐宋两代有“唐宋八大家”，而明代文坛上，只有前七子、后七子、吴中四才子，没有听说过有“八大家”的。杨龙友以书画名，为“画中九友”之一。作者杜撰明“八大家”，真叫文学史家哭笑不得。
　　127页上：袁鉴《通鉴纪事本末》、韩愈《六一居士文集》。

　　撰《通鉴纪事本末》的是袁枢（188页上仍有袁鉴的《通鉴纪事本末》），韩愈有《韩昌黎集》，没听说过有《六一居士文集》，六一居士是北宋欧阳修，这里明显是张冠李戴。

　　196页上：在介休，（潘祖荫和翁同和）揭拓了蔡中郎（襄）所书墓碑。

　　我没有到过介休，不知文中提到揭拓的是谁书的墓碑。蔡中郎，应是汉代大学者蔡邕，书法家，《三国演义》上有记其夜扪曹娥碑而读之事，而蔡襄则是宋代与苏东坡等人齐名的书法家，此蔡不是那蔡。这里既说是蔡中郎，又在括号中加注是蔡襄，真把人给弄糊涂了。作者是把二蔡相混淆，岂不是“关公战秦琼”式的笑话！

　　同样相混的还有213页上：认为欧阳修的《道林寺碑》中的不少字“大小不相称”。

　　没听说过欧阳修写过此碑，大概是欧阳询吧？两欧阳不可混为一谈。

　　第353页上：旋华青年时代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与翁家有戚谊的、浙江萧山人汤贻芬在对英作战中壮烈献身，给她留下了强烈印象。

　　此处又是张冠李戴。首先，汤贻芬不是浙江萧山人而是武进人，也不是“在对英作战中壮烈献身”，而是在咸丰三年太平军攻陷江宁时，他要为清室尽忠，赋绝命诗，投池而死。清廷谥“贞愍”。将这样一个与太平起义军为敌到底的大清忠臣，说成是为反抗外国侵略而献身的勇士，不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吗？更何况，就是在作者引用的翁旋华作《和汤贞愍公贻芬绝命诗》中就明明白白写着：“金陵经浩劫，义烈此其尤。”作者抄录时难道竟视而不见？其次，与翁家有戚谊关系的不是汤贻芬而是浙江萧山的汤金钊，翁同和的原配妻子汤孟淑是汤金钊的孙女，汤修之女。在作者早先所著《翁同和》一书中明明写得很正确，不知怎么搞的，到了这本书里就错乱了（附带说明一下，作者前著《翁同和》一书，有些正确的资料到了《常熟翁氏》一书中就出现了差错，不可理喻）。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大名鼎鼎，许多辞典中都收录。但《常熟翁氏》一书中在说到此三人时，也都出了差错。

　　黄宗羲，少年时代从刘宗周游，曾与顾杲等一百多人在南京上《留都防乱公揭》。文中把刘宗周写成刘从周，把《留都防乱公揭》写成《留都防乱公帖》。（见258页）

　　顾炎武，初名绛，号亭林。书中写成“初名绎”；“母亲王氏，16岁未婚守节，抚育他成人”。（见259页）实际上王氏是顾炎武的继母，否则，既然16岁未婚守节，何来儿子顾炎武？这里应该说明。

　　259页上：王船山，字夫之，一字而农，又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应该是“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

　　385页上：在京期间，翁曾桂……拜访了在京常昭籍的官绅友朋季士周、叶昌炽、唐蔚之（文治）、俞佑莱、孙师郑（同康）、叶菊裳……

　　跟上文将钱曾、钱遵王当成是两个人一样，这里也把叶昌炽与叶菊裳误认是两人，鞠裳是叶昌炽的字。作者不仅当作二人，还擅自改动鞠裳为菊裳。难道作者竟不知写过《藏书纪事诗》一书的金石、版本学家叶昌炽的名字？
　　
翁氏家族人物的生卒年与人际关系

　　研究一个家族，最难搞清的是这个家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搞错，弄出笑话来。
　　在《绵世泽莫如为善
振家声还靠读书——翁家“曾”字辈的生平与作为》一章中，首先提到的是“曾”字辈中的一位状元翁曾源。翁曾源，字仲渊，他是翁同书的次子，翁同和的侄子。生于道光十四年五月（1834年6月）。同治二年，为庆祝同治帝登基，朝廷特地举行了恩科会试，翁曾源的试卷被列为一甲第一名，也即状元及第，被授翰林院修撰。翁氏家族叔侄同为状元，在中国科举史上被传为佳话。翁曾源从小体弱多病，患有严重的癫痫病且经常发作，为治病而不断延医服药。光绪十三年，因病去世。此事在《翁同和日记》及自订的《松禅年谱》中记得很清楚。如年谱有记：“（光绪十三年丁亥）七月，永定河开口，直隶及南省皆水灾。得南信，仲渊侄于是月十三日长逝，盖久病也。”但《常熟翁氏》一书却记为：1876年（光绪二年）因病去世，享年42岁。不知此条材料从何而来。作为一个翁氏家族的研究者，不会连翁同和日记都不看吧，看过此日记，当不会不知此事。但不知何故，会出现如此大的差错，遂使一个常熟末代状元“少活”了十一年。
　　类似的生卒年份出错还可以举出不少，不再一一赘述。
　　在人物关系上的差错则更多。

　　第34页有辈份示意图，其中“翁大中（俸）”，作者当作同一人，其实是父与子两人。翁大中号静庵，翁俸，号天申，是其第二子。

　　第356页上：一位是单士厘，钱恂的夫人，钱愣仙的侄媳，即今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的曾祖母。

　　这里的人物关系，要弄清确实不易。简单点说，翁心存次女名旋华，又名端恩（即翁同和二姐），其夫是浙江吴兴人钱振伦（为当代国学大师钱仲联之祖父），钱振伦有弟振常，生二子钱恂、钱玄同，钱三强是钱玄同的儿子，也就是说是钱恂之侄。单士厘为钱恂之妻，也即钱振伦之侄媳，因此，她是钱三强的伯母，作者竟说成是钱三强的曾祖母，把她的辈份生生提高了两级。

　　第405页上：翁之龙系翁颖封一支，高祖为翁人镜，曾祖翁同福，祖父翁曾绍，父亲翁芑孙。

　　第407页上：翁之麟为翁之龙的弟弟，早年也留学德国，专业为机械制造。

　　这里不仅把父子关系搞错了，而且也把兄弟次序颠倒了。翁芑孙是翁之麟的二伯父，不是他的父亲。翁之麟的父亲叫翁锦孙，之麟是锦孙长子，之龙是其幼弟，二人中间还隔着一个之谷，下面还有一个老四之凤。作者要写翁氏家族中人物关系，应该仔细查考《翁氏族谱》，弄清复杂的人际关系。如果作者没有弄清其中的关系，不如避开不写。

　　第408页上：1949年后，翁之麟到了台湾。据说，他曾任台北烟酒专卖局的专员。

　　其实翁之麟早在1942年就去世了，作者说他在1949年后到台湾，此说不知有从何而来，“据说”也不知是据谁说，道听途说得来的东西可靠吗？
　　类似的错误在书中还有多处，这里不再一一举例。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此书在引证某些为文史学者所熟知的一般资料时，也有出错。如第1页上“君子之世，三世而宰”，其实原文应该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11页上注释1，沈玄的诗《过海虞》转载自曹家俊选注《古今百家咏常熟》，古吴轩出版社，1994。其实该书是常熟政协内部资料，未正式出版，与古吴轩出版社毫无关系，说是古吴轩出版社出版，要引起版权纠纷。3页上“一时逊国难为弟，千载名山还属虞”；“东南开道脉，今古挹文澜”明明是对联，前者在常熟虞山仲雍墓坊上，后者在言子墓道文学桥柱上，但在补
遗注释中却随意写成是程光炬的诗、言如泗的诗，并写明转载自《古今百家咏常熟》，你要是真的去翻这本书，是找不到的，原来出于另一本书《常熟楹联选话》中。也许作者只凭依稀的记忆，就贸然下笔。还有的资料注明出自翁同和日记某年某月某日，但真的去翻书却查不到，不知为何。
　　
　　《常熟翁氏》，匆匆浏览，掩卷深思，感慨良多。

　　《常熟翁氏》一书对常熟的翁氏一族连同有关的历史人物都作了一定的研究，作者也下了一番功夫进行了考证，写出了洋洋洒洒三十多万字，确实付出了不少心血。我们应该尊重他的劳动，感谢他为常熟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做出的贡献。但看完全书后，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书中存在太多的差错，也是不争的事实。《常熟翁氏》硬伤如此之多，真叫人不知说什么才好。
　

　　　　　　　　　　　　　　　　　　　　　　　　　　　　　写于2003年6月
《博览群书》2003年12期刊登时因篇幅关系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