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综述二

哲别

(继)中国在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逐渐发展壮大，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中国大地开始了人民解放战争。家族中武兆□这一辈人中，铭刻后世者，当兆有莫属。武兆友，（加简历）1948年初春，西北野战军经过冬季整军，准备开始外线的进攻作战。春节前，司令员贺炳炎和第1军政委廖汉生带着武治安等全纵指战员，快马加鞭赶到米脂县的野司驻地，参加野司召开的作战会议。会上，彭德怀总司令引导大家分析作战方案。在贺炳炎发言后武治安做了补充说明，得到彭德怀的肯定。会议决定：春节一过，西北野战军即挥师南下，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也许是老天有意增加战争的难度，2月28日下午天气突变，开始是霏霏细雨，后来是雨雪交加，入夜则是鹅毛大雪漫天飞舞。贺炳炎命令358旅向瓦子街东南方攻击，堵住敌军南逃去路。358旅旅长黄新廷和政委余秋里商量后，决定派714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团”）和715团1个营执行这个任务。714团在任世鸿团长、武治安参谋长的指挥下，连续夺取了南山数个阵地，堵住了敌军的南逃去路。该团夺下的阵地恰好是敌29军和90师指挥部所在地，是敌突围的主要突破口。因而敌军不惜血本，向714团占领的阵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冲锋。战斗异常惨烈，团长任世鸿、参谋长武治安壮烈牺牲，政委徐文礼、副团长薛常义身负重伤。（做七言律诗一首收尾）。
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统治西北的是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中国共产党逐步在农村渗透，一场消灭剥削，农民翻身做主，解放农村生产力并为革命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土地改革逐步铺开了。武治安从前线也捎信给家，让父亲把土地全部分给贫下中农，而应元以为，所有土地是他主持下，家里的人汗流浃背苦死苦活地劳动成果。一时的不理解加之性格刚直，没有听从兆友的信劝。1948年当武应元及家族中人得知武治安在解放陕西的战争中牺牲时，家内痛苦万状，随后派武兆 和武兆祥两兄弟前往陕西瓦子街收尸。武应元始终认为，自己为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贡献了力量，为共产党培养了革命烈士，即使土地被没收，也不会有过激行为。
1949年解放后，武应元一个开明绅士的刚直，得罪了当时的保长曹 。据乡间老人说，这时的论古是乡公所，曹某是乡公所的领导，心胸狭小，受不了应元刚直之气，私仇之心昭然，挟私报复，便材料奏请县一级土地革命领导小组，慌称武应元胡作非为、农民怨声载道、血债累累！上级未做调查，命令下来立即枪决。1951年 月 日 时，永新村在 地方召开农民大会，对武应元游街示众，押送刑场，开展公决。刑场设在永新村北面沙河滩（现在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一天，家族的一位重要人物倒下了！武应元临刑前呼唤兆有的名字，斥责上级没有调查就枪决，临死前说“我培养的烈士给他换了一颗子弹、给我换来了一颗子弹！天理难容啊！”铁骨铮铮的一条硬汉随即脑浆四溅、血染沙滩。之后，据说，在枪决前，上级公文已到，谓“革命烈士之父，开明绅士，暂不枪决！”，然曹某人私掩公文，先斩后奏，说“人亦枪决，无法挽回！”不了了之。一位将自己的儿子送到革命阵营、并且对这个阵营作出巨大贡献的开明绅士，1951年就这样在受尽折磨和污辱后死于非命。与此同时，整个家族陷入了被全方位攻击的绝境。
土地改革时，在“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号召和鼓动之下，各村纷纷成立的农会临时委员会正在取代各级行政基层组织行使仅力，论古也不例外。农会支持农民对地主挖浮财、没收工商业、人身消灭。对家族挖地三尺寻找底财的工作在武应元上刑场之前就开始了，家族中的兆瑞、兆吉受残最重，就连二十出头的兆祥、兆义都关进牢内未能幸免。值得追述的是雒鸣莲，排行老三兆吉之妻，精明能干、泼辣干练、心直口快、善于管理，为家族中的帐务总管。土改期间，多次被斗死，死而复生，折腾的半死不活。老人回忆时说，在小学的高庙教室里，用麻绳捆绑吊起，打死后用冷水激活，追问底财，逼其交出财产。在此之前已经上交了财产，然农会认为没有交完，再酷刑相逼也没有底财可交，只有吃皮肉之苦、押生命之微薄，一位妇女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然天公并未让这位“管家婆”早逝，相反，享年 岁，子女贤孝、多成大器，真乃酸幸半生、荣幸半生。在九队村（武应举大约在何时搬迁到九队村的？），是武应举遭殃之地。武应举为人和善、性格刚柔并济、内敛低调、生性理智、善于论理。面对土改对家族带来的毁灭性的打击，（我不清楚武应举是如何去世的？在此补充一些资料）猝死身亡。（此处补充武应杰、武兆丰两支的家庭成份情况，社会地位及在土改中的有关素材，请武建忠、武忠提供一些资料）。
1948年、1951年是族人历史上永远不该忘记的两个年份！家族损兵折将，一个特殊的时代结束了，一个兴盛的家族败落了！土改后的论古，经济雕敝，农民不仅未蒙其利，反先受其害，以至食不果腹，甘肃有好几个地方发生了群起抢粮仓的事件。土改后，族内不少人沦为乞丐，其中典型的就是张德英，武兆亿之妻。武兆亿当过教员，身体魁梧高大、素质强健力壮，嗜好篮球体育，经常痴迷于土球场，长期以往，咳嗽哮喘。土改后，得肺结核病，无钱医治，1958年去世，年仅三十，留有武壮兄弟四个和一个女儿，长女今12岁，最小的武军仅1岁。张德英成了寡妇，不得不沦为乞丐。张德英半个世纪未嫁，忠贞不二，一心乞讨育子，撰谱时康健。一个寡妇何以养活五个孩子？野草树根吃遍了，除了乞讨还是乞讨！三寸金莲多年踏遍方圆近百里，这是何等的功绩啊！这是何等的伟大啊！土改给武家带来了财富的灭绝是历史的原因，是政治的需要，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大局的必然，但是最大的遗憾恐怕还是过火行为给族人心理带来的恐慌和创伤，这种伤痛深入骨髓，弥久不散。千钧赅浪哪能消于一瞬？这一腔心思且说与谁？土改后，武氏家族，不论大小皆被他人呼唤以“地主子女”，不让就学、不让从工，不让入党。地主成份的人在当时要比别人低一等。很多人把族人用“地主子女”、“地主子子”等名词代替，近30年受到侮辱和歧视。以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当时的社会现实，的确土改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与遗憾，但不可否认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尤其是农村社会。
1957年成立论古公社，1961年划分为太和、永新2个公社，归北滩区管辖，1968年撤区并社，成立永新公社。文化大革命的10年，由于甘肃多次连续大旱和极左路线的破坏，群众生活依然贫困。曾任甘肃省委书记、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平同志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到靖远一带，几乎见不到草，真是赤地千里。许多情景真叫人看不下去。”自然灾害固然无情，人为的因素也不能低估。这时正值十年浩劫之中，从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段队伍”运动，这时已升级为“刮十二级台风”，在这场“台风”中，不少无辜群众和干部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施行“群众专政”，轻一些的被送进“学习班”或“五七干校”进行批判或改造；“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批判“三自一包”之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在这种情况下，干部领导农民进行生产自救的权力和义务受到极大限制，甚至被完全剥夺；可以领导生产的也只能“抓革命促生产”，而农民也慑于运动的威胁，恐惧于“割资本主义尾巴”，连一只鸡也不敢多养。这对连年遭灾的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论古村上，就发生了一小孩吃因饥饿吃杏仁中毒死亡的事件。家族的人员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煎熬！家乡人说“困难不困难，想想民国18年；苦不苦，比比家史和父母。”农民一年苦下来，除从生产队分得一些粮食、柴草、之外，根本分不到现金，甚至倒欠集体的。农民的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大批促大干”的这场文革中的闹剧，不仅没有“批”出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水平的提高。70年代开始农业学大寨背沙拉沙垫沙地，地主子女首当其中，受到他人的歧视、侮辱、谩骂。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社会不再“左”下去了，社会开始有理性了，国家开始用经济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了，新的曙光终于来临了。原来“小队核算——大队核算——公社核算”这样由小集体到大集体，由集体到全民的老框框发展模式打破了，开始包产到户了，由于逐步放宽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农业生产的状况有了很大好转。但是，从评工记分到定额管理，从队为基础的小段包工到大包干的作业组，仍没能彻底解决平均主义的问题。实行评工记分本身就只能记个“大概工”。实行小段包工，其结果又是“只要千分，不要千斤”，只图数量，不顾质量。实行联产作业组，虽然经济核算单位缩小了，群众利益比过去直接了，但仍有群众算不清帐，仍然改变不了“出工人等人，干活人看人，收工人赶人”的现象。分组以后，三级所有又多了一层组长，很多地方时间一长，组长又成了“摔手掌柜”不干活，生产队的“大锅饭”又成了作业组的“二锅饭”。有些组甚至已经划到了三十几户人家的规模，也还是搞不好。
1983年，农村体制改革，永新乡成立并执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发回和扩大了自留地，有些地方另外划分了饲料田、口粮田、部分责任田，都收到了极其显著的效果，是中国几千年农村改革的最伟大的创举和壮举。武氏家族各支才真正脱离地主成份的阴影，走向了艰苦创业的发展道路。此后，家族中人才辈出，谋求发展的愿望在积极地实现，家族在社会中有了与他人同等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条件，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与壮大，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科学的发展理念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领导包括家族成员在内的全中国人民迈向暂新的未来！


为先辈先祖英烈叩首
孝后：武建成执笔
二00五年十一月深夜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