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寻祖、少年时代，徐氏兄弟（2）

云卷云舒

这位郁郁不得志的先生，后来据说也是日渐沉沦下去。苦闷无着，吸上鸦片，日渐穷愁潦倒似孔已己状。先生名字叫吴乐天。是否当年仰慕白居易而取名为：乐天呢？便不得而知。吴先生是曲高和寡，自视甚高。高的不成，低的不就。最后闹个一生未婚。可想而知，无论万家灯火，还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是何等孤独寂寞啊。简直连“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都不可得啊!人生最苦是精神苦旅，当年教这些黄嘴丫子没退的稚童，先生能说什么啊。风烛残年，死于辽阳。据说是死于妓女身上，患上梅毒，无钱医治。这已是日本鬼子统治东北时期的事。

徐放从懂事起，就已经很同情先生，但在当初，却也很让先生操心，正因如此，怀念之情益重，为自己年幼无知而悔恨终生。这诗词学养的根基是跟吴先生读书时打下的基础。当初背《论语》：”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故意读成：父母在，必远游。游必无方”。你想这样的学生还得了!既然一个个先生是先后都被我们这些难教的孺子气跑了。唯独这位先生铁下心来要把这些难驯之徒，教化好，调教过来。俗话说：烈马难驯，一定要实践孔夫子的孺子可教的教诲，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就像《石头记》里第九回：训劣子李贵承申饬，嗔顽童茗烟闹书房：一幕一样把事情闹大。气得先生铁青着脸，拂袖而去。事情捅到”贾政”那里。父亲就是贾政老爷，老七就是父亲眼里不可教化的贰臣逆子。

孙悟空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在先生和父亲的威严面前。孩子们永远是：”弱势群体。”是连招架之功都没有的败军。况且自知理亏，只好被逼着跪下来认错。这时大救星出现了。平时爷爷就教育男子汉敢作敢当的精神。常告诉儿孙：男儿膝下有黄金。可这一回老七早把这祖训丢到九霄云外了。这膝下连一点黄金的影子也没有。被父亲严惩跪在供奉祖宗牌位的屋子里。供奉祖宗牌位的屋子自然是气氛十分庄严肃穆。人入其境，真有一种《哈姆雷特》神灵在头顶上出现的感觉，严肃极了。幼小的心灵真有一种灵魂在升华的感觉。但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命令弯腰请罪，面向伟大领袖举着红宝书，口口振振有辞的喊着：”要斗私批修!狠触灵魂私字一闪念”的情景差不多吧？但无论如何，再也没有当年那种圣洁虔诚的感觉了。

跪在祖宗灵位前，即不挂大牌子，头上也不戴高帽子，因为戴帽子是亵渎神灵，要遭到报应的。父亲当即下口喻，要跪到三排香的时间。试想，对于一个小孩子，这三排香焚烧完毕是何等漫长的时间啊。简直和平时天天盼过年时那种漫长的感觉一样还要漫长难熬。好歹平时给嫂子报信放哨积下的功劳在，这回可轮到嫂子们积极表现来回报了。暗中相助。这香可比平时的香焚烧的快多了，真是神佑啊。原来有人在旁边看着，嫂子们在点香时，已经不声不响的偷偷的把香掐去一段，用手捂着插在香炉里的样子：这真叫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人啊，平时一定要广结善缘。人生都有过河的时候，最好互相搀扶一把。亲不亲线上分，嫂子们在关键的时候，都和七兄弟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她们名义上是执行点香任务，暗中釜底抽薪帮倒忙，真是“打着红旗反红旗”。那时虽不讲活学活用，但能感觉嫂子们很聪明。当然这时的风气和后来的反胡风、反右风、十年文革时人们的反戈一击也好，落井下石也好是大相径庭的。

就和现在的“3.15”消费者活动，打假打击小商贩短斤少两的伎俩如出一辙。嫂子们的神不知鬼不觉的三排香掐去一段又一段，充其量能有两排香的时间就不错了，有的腿快的像探马时迁一样急急忙忙跑去报信，就像贾府里搬出老祖宗一样把爷爷搬出来了，但这事爷爷也不便太护短了。明知是孙子的不对，那厢满屋人向父亲求情，有时学满人称呼“父亲”为“阿玛”就饶了老七这一回吧。这厢爷爷看着差不多到火候了，就用长烟袋敲一敲炕沿说叨：“起来吧，这书别念了”。父亲见此情景借机说道：“起来吧，滚蛋!”。顺便看似狠狠的，其实并没用力的踢上一脚。当然，这中间有时也少不了父亲跟爷爷闹一闹，耍一耍脾气：“都是你给惯坏了，老护着，要不哪敢这样?”当然爷爷有时也不无疼爱的用手指戳着小孙子的脑袋：“都是你这小东西不做脸，总给我丢人，以后我可不管你了。”

在当时念书时，必须一边唱着念，一边晃着脑袋，一副完全陶醉在书里的神情。不知道这和增强记忆有关系，还是有益于血液循环，健身强体。大约也符合少年儿童好动坐不住的习惯，治疗多动症吧。耄耋之人的徐放曾不无感慨的说：“想想人的一生很有意思。小时侯，大人管。读书了，先生管。大学时国民党管。解放后组织管。入狱管教管。晚年了，儿女管。难怪这自由二字总是被哲学家和政客蒸了炒，煮了炖没完没了的炒作”。

淘气虽然是有了名的，玉不琢不成器，不规矩不成方圆。随着年华的增长总算被教化过来了。试想连二千年前未曾开化的孟获被孔明擒了七次，放了七次以后，都被孔孟之道教化过来了。何况孺子乎?!虽然小时总是闲不住，装野猫，挠窗户纸、追同学闹。一次老师教学生读孟浩然的诗老师很进入状态的念道：“不耻食微禄，高堂见老亲”。看着老师那清瘦的身影，慈祥善良的面容，年幼的徐放被老师那苍凉深情的语调深深的感动了。不禁严肃起来，呆呆的听着，等先生吟诵完了，还一动不动，泪珠已不知什么时候挂在脸上。

从此再也不闹了，开始认真读书。晚上在洋油灯下还手不释卷的看书，这时孟母三择邻，孔融让梨、凿壁借光、车胤夜读、程门立雪、沙盘学字、牛角挂书……。这些少年苦学的故事才真正成为幼小心灵上的榜样和动力。见微知著。不光先生，连父亲都发现儿子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都觉得很奇怪……与其说棍棒出孝子，不如说感化的力量，教化的力量。

至今回忆起大家族吃饭时的情景，徐放仍然津津有味。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盛况，堂屋中央，长条桌子、长条凳子、一群小孩各自先是规规矩矩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假装文明的等着。偶尔相互之间也为那个花碗是我的，这根筷子是你的一类矛盾而争吵，等大人把饭菜在桌子上摆放整齐，只要爷爷一动筷子，就像杨家将里杨令公下了战争动员令一样。一阵野猪闯进庄稼地的声音，谁也不甘示弱，尽管大人总是讲文明礼仪，夹菜只夹离自己盘子近的菜，不要抢好菜夹，但还是免不了常有你筷子夹着我筷子两双筷子夹住一跟萝卜瓜子的现象。可谁也不服谁，总是把责任推给对方，小嘴都很雄辩，个个灵牙利齿，仿佛都是苏秦、张仪的材料。小孩说出的理由简直让你捧腹。大人总是批评自己的孩子，作出一副生气的样子。

爷爷看到这场面却很高兴，从不说谁，顶多说一句：“快吃!不要像狗打架一样。”立刻就化干戈为玉帛，烟消云散。吃饭时最累的自然还是有孩子的女人们，又要给大人，孩子们盛饭，又要添菜加汤的，还要照顾在门外凑热闹的鸡鸭鹅狗。见此情景，你才能更深刻更生动理解：吃饭问题是个大问题的伟大意义。按下葫芦起来瓢。庄稼院里的女人们从来是难得稳稳当当坐下来吃一顿饭的时候。这就是生活。这就叫过日子。端坐在堵头的爷爷乐呵呵的一副张大帅阅兵的神情。很满意的样子瞅瞅坐在身边的小孙子说：”看什么快吃!”这样精彩动人的场面在中国现代家庭恐怕是再也见不到了。

每当听到徐放在缅怀往昔的时候。我想这大概是老先生晚年倍感寂寞的表现吧。并且听到先生说“即使我身陷囹圄，在秦城监狱的时候，有时坐在一角捧着碗，望着正在狼吞虎咽的狱友们的情景，不仅出神的脸上溢着笑意的时候，都奇怪这表情的由来，怀疑是否精神出了毛病。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眼前正浮现幼时和兄弟们围在一张大桌子前吃饭的热闹情景。

唉，往者不可谏，来日犹可追。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就是百年。生活使一切都政治化了。政治使一切都复杂化了。人生有多少最平常，最普通又是最珍贵的东西变成渴望而不可及了。

还记得在吃饭的时候，父亲常常是一边吃着，一边就日常过日子发生的事做些布置交代，提醒说明。这情景，颇有些现在午餐会的味道。只不过没有海陆空俱全的山珍海味，而全是些没鱼没肉的绿色食品。随着岁月的流逝，沧桑的变迁，许多往事都流逝了。

章怡和面对着刻骨铭心的往事，自然是《往事并不如烟》。而梅志先生的《往事如烟》看似说得平淡轻松，其本意，正是不堪回首那沉重的不堪触摸的往事。从哲人的角度，从大历史的永恒，为了忘却这刻骨铭心的痛，只好作个《往事如烟》告别吧。同样是女性的细腻，文笔如行云流水般不动声色地静静道来。自有细心的曾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读者，才会因感动而潸然流下的惊心动魄！泪水的辛酸，血与火的烧灼!苍松折断、芳草燃尽、黄钟毁弃、瓦斧雷鸣的悲惨凄凉!

靠落井下石的”运动乐”是无论如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是无法体味殉道者的滋味和历次运动给我们民族所造成的浩劫损失。更不敢、也无法正视因为这一段不亚于日寇和八国联军给我们造成的戕害。因为这一戕害是以名正言顺、道貌岸然的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因之，这一流毒危害更甚。

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以人为本”虽然仅4个字，也许，这是世界上古往今来的政治家提出的最言简意赅的政治宣言。最切中时弊的治国纲领。这丰富的哲学内涵、政治内涵、历史涵量足以真正的够党史国史专家们写出汉牛充栋的论著诠述的。比起红学家们海阔天空的对《红楼梦》高深见解，比治天下的半部《论语》还半部《论语》的尽在不言中的造福子孙的大学问。

往事总是些坏天气。只有回忆才是抚慰不幸者最好的偏方。童年的回忆，即使苦难，也是苦涩的咖啡清神的龙井。徐放说，许多童年往事得以回忆起来，有许多事情是得益于因胡风问题被问罪，在挖地三尺，查祖宗三代的内查外调中专案人员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把大量宝贵的国库资金却浪费在调查被视为洪水猛兽般的胡风分子身上了。这些辛辛苦苦的，总希望像考古人员又发现兵马俑墓葬或大型汉墓一样的意外收获的外调专案人员，不辞劳苦地工作，不像现在有些人借公费出国考察之名，行洗钱，转移资产之实，是这些精神可嘉的左派们搜集整理，才把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甚至连徐放本人都早已忘记的重大事件，如小时候，几岁几岁下地偷了一个茄子包吃了，蹬墙头摘杏，把贫农张二驴子的土墙踩坏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反动“本质。甚至，连小孩子撒尿和泥玩的一举一动都查得清清楚楚。

教小学时。老师是倪溥泉先生，他可能是个国民党员。不光书教得好，而且，吹拉弹唱皆会。当时，学生们都很钦佩崇拜他。尤其是他的一曲《苏武牧羊》，至今仍记忆犹新：“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冰天，穷愁十九年……”也许，正是这种苏武精神灌输支撑着，伴着“九一八”的流亡歌曲，心头在流血，走进抗日烽火，奔赴延安，从成为胡风分子走近秦城，遣送回辽阳东山，直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的春天！……

那时上晚自习叫“念灯书”，每个学生都打着灯笼，就是那种“风吹蜡烛四面摆，纸糊灯笼外面红”的灯笼，每个学生都很用功。此时，徐放学习成绩已经很突出，尤其是语文、音乐都很好。只是因为家长受传统观念影响，哪能干说说唱唱那一行呢，也就作罢。后来，在华北大学教书的时候，李焕之教声乐。王昆、周维峙已是六个孩子的父母了。为了躲避敌机的狂轰乱炸，经常要躲进防空洞里，大人们在战争里生活、孩子们在战争中成长。当时王昆与贺敬之是比较要好的同志。一位是演员，一位是编剧，工作经常在一起切磋，而且都很有名气。但那时的空气在这些问题上是清醇的。要好的同志或朋友之间常常是心心相印，或者是心仪已久，绝不越雷池半步。似乎有一种马克思加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人们在百废待兴的气氛中又紧张地投入到抗美援朝的运动中。那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几乎人人会唱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这首令国人热血沸腾的歌曲的词作者就是周维峙同志。那时，虽然不像现在的演员，尤其女演员一曲唱红，身价倍增，一夜暴富。但词曲作者仿佛永远只能作幕后英雄，作架设演员走向荣誉高地的人梯。

回过头再说上小学时，教我们的倪溥泉先生。这时，教这群孩子已不必太劳神了。唯独他的儿子却让他很操心。为了管教儿子，让我们帮着他把儿子摁在凳子上，扒下裤子，狠狠地打屁股。其望子成龙的心情之切可想而知。在任何意义上讲，父爱的感情之深都是不亚于母爱的。而父爱的表现方式，常常是理性大于感情，强硬多于温暖。父爱往往更偏重长远的目标和责任，这也是男性的性格使然。而母爱的表现内容和方式，往往更偏重的是物质上的和感情上的，表现方式也是温情大于严肃，这也是以柔克刚的母爱天性。

对于倪先生的教子方式且不说是否恰当，至少有几个儿女在此时能理解父母的心情和苦衷呢？！倪溥泉先生后来因为穷困潦倒情绪悲观绝望，最后竟上吊自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十分震惊；虽然深表同情，但都是爱莫能助。俗话说，家家都有难唱曲。自己祖坟都哭不过来的人们，哪还有心情哭别人的乱坟岗子呢？！

最震惊的莫过于徐放这些感悟先生的身教言教的孩子们。先生那慈祥而严厉透着忧郁的目光仿佛就在眼前，敦敦教诲的学识渊博的声音就在耳畔。这些天真无邪的少年，仿佛一下子成熟了许多。望着大人们的目光，听着大人们的叹息，似乎又说不出个中缘由。在印象中，唯独这上吊的死相是最阴森恐怖惨不忍睹的。幼小的心灵一直在想，以先生这样斯文优雅的人怎么能当吊死鬼呢？因为乡下孩子在恶作剧的时候，深长舌头装扮吊死鬼。乡下最吓人的口头禅就是“狼来了”“吊死鬼来了”。就像抗战时期，一句：鬼子来了！”无论多么不听话的孩子，立刻安静下来一样，或者是吓得撒腿就跑！先生的死听大人们背后议论，大约因为历史问题。爱面子和尊严又有点士可杀，不可辱的迂腐。

岂知，死者容易生者难。这死给活着的人留下的是更大的刺激和创伤，留下更大的麻烦。他的家属和亲属再也走不出“历史反革命”、“畏罪自杀”的阴影。而长期阴影下的植物和花朵又如何健康而不畸形呢？！当然，他的儿子再也不会遭受父亲把他摁在凳子上打屁股的滋味了。其实，倪先生的儿子既不太淘气、学习也不错。只不过作为父亲把全部希望和压力只能发泄到儿子身上而已。皇帝欺压大臣；大臣欺压百姓！老子管教儿子，丈夫打老婆，古来如此。

不知作为倪先生的儿子是更加怨恨父亲丢给他们的政治包袱，还是此刻才更深刻体会到父亲内心世界的痛苦呢？在中国这个社会群体，最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就是既是为人师表又是身为人夫人父的男人吧？！后来知道，倪先生加入国民党是在一九二八年后的国共合作的北伐时期。其实，后来大约看过一部名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纪录影片的观众，便可以在银幕上看到：在这个国共合作，共同北伐的大浪淘沙的年代，朱（德）毛（泽东）都穿着国民党军服的镜头的这一载入千秋史实。到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已经是十分忌讳的话题了。竟是别有用心的诬陷罪。一定是比蒋介石还蒋介石的狼子野心的造谣。

后来以“知识青年”的光荣自豪身份，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小将，唯独是没有也不需要有这个历史知识。岂止无知，正如列宁所说偏见比无知更可怕。因此，不是问题的问题，都成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这位倪先生除了因为教书识字，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发展为国民党员，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具体行为。在乡下一直是个穷教书的。晚年很凄惨！死时大约五十多岁，背着历史问题这样沉重包袱而英年早逝。那是个豪情满怀的年代，也是个阴郁恐怖的季节，弗洛伊德学说并不适于中国特色的国情。表里兼治的中医才是国医。像倪溥泉这样的人在当时并不在少数，自然也不在同情范畴。大浪淘沙的年代，是捷足先登、适者生存、成者王侯败者贼。谁会演戏，谁可侥幸。



大学时代的徐放（1945年摄于重庆）







你们到底要向何处去？

生活如手铐和铁镣啊！

永远在枷锁着你们！

永远在羁绊着你们！


——徐放《大道边》46年秋天


（三）路在何方？

盛世自有盛世的昌平，乱世自有乱世的艰辛。在这风雨飘摇的年代作为父辈则一考虑到这些绵字辈的前程，可谓格外担忧，颇费周折。

徐放的父亲是个不愿意料理家政的人，只在外面做事。由于资助当地建立了正规的学校，只好非此莫属的出任第一任学董，管一些学校行政总务的事务。父亲本来患有北方人经常患有的沙眼这种并不难治的常见病，偏偏遇上个缺医德的少医术的江湖郎中。医术并不高明偏又是卖假药的，庸医害死人，何况这是个比庸医还可恨的江湖骗子。把父亲的眼睛治坏了，一双眼睛红肿迟迟炎症不退，视力严重下降。父亲是个很开明的人，拥护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专制腐败的黑暗统治。一家人经常在一起议论这些绵字辈将来的前程问题。哥哥出主意学法律或者学医。即能为天下人主持公道又能治病救人，什么时代都是一种有用的谋生手段。都可以养家糊口。这和当年鲁迅、郭沫若都首选学医的想法很是相似。

母亲是位善良朴实的农村妇女。看世界的眼光也透着淳朴现实感。不同意儿子们去学医也不同意学法律。朴素无华的哲学往往是穿透世界的哲学。母亲认为世道太黑暗，学好法律也没法做清官。打官司告状靠关系，靠权势，不是靠法律。至于学医呢，如果医术不精容易治错病，更误人子弟，人命关天的大事情。医术太精明了又往往只为宫廷服务，何况穷人是没钱治病的。母亲的一番见识真是让人无可奈何，平时不多见的宏论高见。如数家珍的捏着指头给家里的土地，人口算了一笔经济帐。确之凿凿的认为，祖祖辈辈只要有个好身板，有没有文化都一样种地。只要把家里的这些地种好了，日子过得不缺吃不愁穿就可以了，不必太好高骛远。只要有点文化认识一些字、能写信、写对子、能记好豆腐帐就行了。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以后的日子还不知怎么个变化呢。当然，这些绵字辈并没有头发长见识短。母亲却据理力争的说道：“兵荒马乱的别看这些读书人，一时荣耀，到头来有几个好下场的。历朝历代都是奸臣当道，忠良被害。”父亲似乎有些瞠目结舌的瞅着母亲，半晌说道：“没想到，你还有这些想法。虽然这大家庭过日子的规矩不像朝廷里的嫔妃不得干政，但在夫权社会女人还是不能喧宾夺主，母亲说了这许多，也是因为做了徐家的媳妇年头多了，说话办事一直深得公婆的赞成，正所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多年的大道趟成河。

不知道母亲是出于女人天性的敏感，还是出于作母亲的但求儿女平安和农家固有的朴实和天伦之乐的思想。老子的知足常乐，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思想，是最适合中国农村经济环境。绵字辈这几个读书人日后的命运，都被这位没文化的母亲不幸言而中了。这是偶然还是天意？当然母亲说的话也不全对，毕竟母亲只是普通的农家妇女，不是政治家，农村的土地关系是母亲所始料不及的。结果四哥北大农学院毕业，五哥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又进了北京政法大学研究班；加上七弟徐放这个东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三兄弟都比书念得少的其余四兄弟饱尝更多的坎坷磨难。以至城墙失火殃及池鱼。看来还是母亲了解中国国情的。摇摆不定云遮月，身世飘零雨打萍。先后历经十四年以三千五百万中华儿女流血牺牲为代价的抗战结束了。历经三年的解放战争结束了。

当年那个在父母眼里乳臭未干的老七终于回家探亲了。提心吊胆，分散了多年的七儿终于回来了。少小离家老大回，虽然不是乡音未改鬓毛衰，但已是快进而立之年的风华。父亲的欢迎方式总是别具一格。绝不是母子重逢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作一团，抚摸着别来无恙的游子，破涕为笑的情景。在喜庆的气氛中，当儿子要站在父亲的面前问寒问暖的时候，令儿子意想不到的是乐极生悲的父亲，哆哆嗦嗦的摸着炕沿要找东西，大约是要找棍子向儿子打来，嘴里一边责骂着“你这个不孝之子，还回来干什么？你还有这个家呀？”一边眼睛止不住的流着泪水。原来只因徐放在远方读书，参加抗日学生运动，大学毕业从四川又辗转投奔到延安。参加共产党。消息传到家乡，国民党反动政府抓不到闹革命的徐绵德，恼羞成怒只好拿徐绵德的老子示问。让父亲交出儿子，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虎毒不食子。当年燕王喜杀了太子丹，并把太子丹的首级晋献给秦王，那是为了保护燕国百姓和社稷的安全，才迫不得已而为之。徐万春不是燕王，更无献出儿子的道理。况且，七儿干的是为国为民的大事情，父亲虽然思子心切，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典故，当年没少像孩子们灌输。只是这事株连到老子，父亲被抓到派出所就是村公所，被逼着当众跪下，两手举着麻杆，虽然没有后来的红卫兵时兴戴高帽子，挂大牌子游街。但这跪着举麻杆。已让老人家蒙受了奇耻大辱。本来眼疾一直没医好，加上这一股毒火攻心，两只眼睛全瞎了。在没有政治民主、政治自由的国度，搞政治自然要付出沉重地代价。更大悲哀是莫说是双目失明的父亲，就是目光如炬的革命者，又有几人曾料到用自己的青春和鲜血甚至生命为之理想而奋斗的民族精英，日后还将继续遭受着越来越荒诞绝伦的政治迫害的不白之冤。

当时的徐放去长春王道书院。这个王道书院不知是取中国儒家的“王道”之意还是取自日本鬼子的“王道”乐土之意。其实日本的“王道”也是中国“王道”的嫁接。只是徐放没有进这个王道书院。日本军国主义的“王道乐土”正是中国人的人间地狱。它的内容就是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无人村”、“万人坑”、“南京大屠杀”……连挂羊头卖狗肉都谈不上，赤裸裸的反人类罪。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当年的日本鬼子，渡海制造的都是火焰！都是灾难和浩劫。这些日本鬼子可以说一半是罪人，一半是魔鬼，唯独没有一点人性。日本鬼子的暴行比起德国纳粹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近些年却没有得到全世界各国的重视警惕，我想这是中国的阶级斗争和东西方的冷战思维让日本蒙混过关，捡了个大便宜。近年美国对日政策大有养虎为患之势。危巢之下安有完卵？即使郑孝胥出于民族良知想作一件善事义举。尽管他亲自办书院，自任院长，在中国土地上在日本人刺刀下办书院，也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无论长春的“王道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关内的“同文书院”，顾名思义都是秉持孔子杏坛讲学和后来的“白鹿书院”、“华南书院”、都是当时的高等学府。陈苍猷（陈少猷）叶毓林都曾在此任教。结合武训的“办义学”可见一斑，中国近代的教育史是一部血泪斑斑的苦难史。即使有蔡元培、陈独秀、陶行知、胡适这样的学者教育家，在内有军阀党棍，外有强虏的夹击下，哪里还有中国的教育事业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