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壮志未酬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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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80年前，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留下几句简单的遗言，自沉北京颐和园昆明湖，将他生命里程的终点定格在了这一年的风风雨雨中，也为中国文化留下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今年是王国维先生自沉80周年暨诞辰130周年，正当国内“国学热”方兴未艾，谈起国学言必称“王国维”、“人间词话”时，无论学术界和民间却少有真正研讨大师的纪念活动。文史哲学界聊起王国维，大多也只拘泥于“自沉之因”或人云亦云“景仰”的重复。王国维几十年来可能早已经“抽象化”了，成了所谓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商标”。“王国维”的学术田园里面到底有什么？用王国维先生曾孙王亮先生的话说，“大家都只在精耕细作、掘地三尺一小块，却始终不去扩展更宽广的领域。”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像往日一样8点来到清华大学办公室处理常务，9点忽然向人借钱雇了车夫来到颐和园。他请车夫不要走开，车夫等到下午3点多仍然没有等到客人。一代国学大师早已留下一纸遗书，在鱼藻轩效屈子自沉昆明湖了。

  王国维几十年来几乎成了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商标”，然而真正潜心研究王国维学术的寂寞学者并不算多，值得庆幸的是，一部19卷的《王国维全集》即将在明年出版，这部主要由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们默默编辑整理的《全集》耗尽了他们数十年的光阴，也许只有这些甘坐冷板凳的老先生们才有资格说，王国维是怎么样的。虽然他们都很谦虚、很沉默，就像80多年前的王国维。

  1877年，王国维出生于海宁，故乡几百年来学人辈出的传统在青年王国维身上留下深刻印记。而据王亮的说法，其先祖可以追溯到北宋守卫太原的王禀。其先祖王禀孤军守太原达一年之久，后在太原城被金兵攻破之前，怀抱宋太宗玉像跳城自尽，其家族随后跟随朝廷南迁封在海宁。先祖的忠烈影响了王国维一生。

  王国维一生是忧郁、悲观的一生，最后导致了其人生悲剧。而据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的观点，如果潜入青年王国维心灵深处，就会发现悲观在其青年时代早已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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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 天才之梦

  到王国维父辈，家道早已败落。和科举时代的其他人一样，王国维开始读书应试，但屡应乡试而不中，这让他的父亲王乃誉感到很失望。1898年起，王国维在上海《时务报》打工，闲余在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他也很快得到罗振玉赏识。王国维与罗振玉后来亦师亦友甚至结为亲家的故事，一度成为上世纪初的一段佳话，但这对学术双子星最终的决裂成为一段公案。

  罗振玉看到了王国维身上的天分，1902年他资助王国维东渡日本留学。满怀信心的王国维到日本后不到半年，就因身体不适回到上海。王国维自视甚高，但他的才华和当时的传统书生那种考科举、“修身齐家平天下”不同，他喜欢考据、历史，他的时间不都花在科举上，最后名落孙山。而此次东渡日本最后也意外中断，让这个怀有天才梦的青年非常沮丧。王国维是一个好学之人、有期待的人，但“家贫位卑、身体不好，又加上乱世，这些原因成为阻碍他实现天才梦的重要因素。”夏中义说。王国维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也说自己“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

  而叔本华思想中的悲观色彩和天才观与王国维忧郁的性格深为契合。回到国内的王国维开始研读哲学，希望从哲学上寻到人生的答案，排解忧生之苦。他捧起的第一本哲学著作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而王国维想要从哲学中获得的是一种对人生更直接的理解，所以看了康德之后很快就放下了。他在《静安文集·自序》中说：“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癸卯春始读康德之纯理批评，苦其全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巧合的是，在学社中有一位日本老师，他对王国维很感兴趣，把自己的一本小册子给了王国维，王国维就从日本老师的小册子中看到了关于叔本华《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的内容，于是他就找到这本书，前后研读两年。“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为伴侣之时代也。”在叔本华那里，他读到了人生的痛苦，叔本华的痛苦让王国维豁然大悟：所谓痛苦，有肉体上的痛苦，也有精神上没有追求、空虚的痛苦。

  在研读叔本华的两年里，王国维领悟到自己的主要痛苦就是在于，不知如何实现天才梦。“对生命质量顶真的人才会有生命的痛苦，感到痛苦是对生命的在意。”夏中义教授说。这时候，王国维体悟到，自己的痛苦是因为精神上优于他人，所以他“解放”了，而这种“解放”是其两年研读叔本华的成果。1904年他出版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第一部通过西方美学、哲学来解读红楼梦美学成就的著作，1905年出版《静安文集》，1907年出版《静安文集续编》，随后于1907年出任清朝学部图书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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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曾孙王亮专访

  “曾祖立下规矩，后辈不要从文”(早报记者 石剑峰)

  “曾祖立下规矩，后辈不要从文，所以我们这些后人以学理、医居多。”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文献整理研究员的王国维曾孙王亮昨天在家中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社会上崇拜王国维的人很多，但真正全身心研究的人其实很少。

  早报记者（以下简称早报）：现在王家后人有多少？

  王亮：我爷爷辈还有两位健在，一位是在台湾，一位在美国。曾祖以下现在有100多人，其中三分之一在美国。

  早报：小时候家人经常提起这位著名的曾祖父吗？

  王亮：事实上，小时候父辈很少提起曾祖。当时因为历史原因有所忌讳，而且不觉得以“王国维”为荣，因为大家说他是满清遗老，我们家也或多或少受牵连。比如我们海宁老家的伯伯，现在还是不愿意提起曾祖。几十年来，他的形象始终是负面的，“王国维热”也只最近几年的事。

  早报：曾祖对你们后辈有影响吗？

  王亮：我们多数的生活道路和他关系不是太大，后辈学理、学医居多，比如在美国的后代许多人是医生。曾祖曾立下规矩，后辈不要从文，所以我们这些后人以学理、医居多。他有大学问和大成就，但并不希望子女走他的路。但说王家后人没有从文的报道就不是事实，相对来说我现在研究的学科与他比较接近，其他的后辈从文也有，我的水平也有限。而我小的时候，家族影响更多是潜移默化，人格、性格的影响也是大了以后才有的。

  早报：怎么看曾祖的死？

  王亮：去年凤凰卫视采访我的时候，也主要谈论这个问题，大家最关心的也是这个。外面各种说法很多，同样的事情都有不同解读，要我们判断也很困难。死因我们确实不太好说，我们掌握的材料也不比外面多。

  早报：有说法是，你曾祖之死可能与亲家，也就是挚友罗振玉有关，他们关系后来的破裂确有其事？

  王亮：他们关系恶化是真的，我看到过相关的信件，所以事实真相容易判断。我大爷爷去世之后，罗家把女儿接回去，这在以前是很忌讳的。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罗振玉积极参加溥仪小朝廷的政治事务，曾祖当然对溥仪非常尊敬，但对那个小朝廷非常痛恨。罗振玉则希望曾祖能帮他，我曾祖不愿意置身其中。这可能是后来他们决裂的主要原因。

  早报：怎么看你曾祖的悲观弃世？

  王亮：他对整个国家的走向是比较悲观的，这和性格有关。但悲观是当时一大批人的集体意识，很多人都是认为国家已经不可挽救，神州落沉，所以曾祖不是特例。但导致曾祖自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尽完全是外部环境太过于恶劣，当时他的身体也不好。陈寅恪“为中国文化而死”的说法大体是可以成立的。他性格接近忧郁，但长辈回忆他对小孩子很友好，从不训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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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怎么看国内学术界研究王国维的现状？

  王亮：业余崇拜他的人很多，真正全身心研究的人很少。我把对曾祖的研究比作土地，有一部分被精耕细作，掘地三尺，但还有很大一块是不毛之地。早报：大家都说你曾祖是个天才，你怎么看？

  王亮：现在大家强调其天才，但他用功方面谈得太少。他一辈子主要用来读书的时间多，专题研究是在读书基础上水到渠成。我们现在的感觉是他天赋太好，随便怎么研究都有东西出来，这是不对的。

  早报：今年你们家族会有相关的纪念活动吗？

  王亮：我们没有定期的家族聚会，但海外家族成员也经常回来。今年9月，海宁会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纪念会议。现在海宁那边还在筹建王国维纪念馆，现在的纪念馆是他的故居，但陈列条件不太好，所以就准备在旧居附近单独建纪念馆。

  专家观点

  罗钢（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王国维热”是文化不自信的体现

  “王国维热”与当下思想界的变化有关。季羡林先生对他的评价是，近代以来东方民族都没有创作出独创性的文艺理论，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王国维。当我们国家经济政治强盛的时候，当然也不希望是个文化上的侏儒，所以大家几十年来都很焦虑，最后找到一个王国维。

  事实上，“王国维热”一定程度上是我们民族文化不自信的体现。在我看来《人间词话》的独创性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在同时代有比这更好的著作，但我们都不会记得。王国维晚年对《人间词话》的评价也不太高，他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而且他的国学也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伟大，他最主要的成就还是在西学上，所以现在的“王国维热”有一点点不正常。只是，我们需要一个偶像支撑文化自信，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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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中义（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教授）：

  讨论“自沉”世俗性，没有意义

  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评价是“为中国文化而死”，学界对这一评价几十年来都十分赞同。虽然对王国维之死的猜测有许多，但学术界都倾向于王国维是为其信奉的某种文化而死。当他看到1912年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无可挽回的衰亡之后，他的悲观主义从“忧生”转到“忧世”，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他在学术上从“纯学术”转向“经世”，另一方面也积极投入到保皇运动中。所以，陈寅恪的这一评价很有穿透力，也高高树在那里，讨论其“自沉”的世俗性，没有太大意义。

  谈到青年王国维的忧和苦，主要由于自身原因，他对自己的期待很高，但家贫、位卑、身体不好，又是乱世，这阻碍了他实现梦想。这一悲世态度，使他和叔本华有着天然的亲昵，在叔本华《意志与表象的世界》里，他读到人生的痛苦，但也恍然大悟自己的痛苦是不知如何实现天才梦，而他这样较真也表示自己在精神上优于他人。

  链接

  王国维自沉的六个原因

  王国维自沉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处于激荡变革之际。1924年，冯玉祥兵临北京，逊帝溥仪被逐出宫。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往日宁静。

  据当年的当事人回忆，其时王国维虽然日常言行无异常时，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殉清”说

  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

  二、“逼债”说

  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他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惊惧”说

  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但这种说法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谏阻”说

  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

  五、“文化殉节”说

  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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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诸因素”综合说

  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王国维纪念碑

  1929年夏，清华国学院停办，该院师生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学者，募款修造了这座纪念碑。碑文是陈寅恪教授所撰，语意深长，为一时之杰作。其文曰：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成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金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

  碑式为梁思成所拟。闽县林志钧（宰平）书丹，郭县马衡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