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豹四两拨千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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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漳河的故事》　　姚伟

　　行经百度水，只是一漳河。
　　不畏奔腾急，其如转折多？
　　出山通远脉，兼雨作洪波。
　　偏入曹刘赋，东流邺下过。
　　三曹七子及鲍照、岑参、乾隆、毛泽东等等不同时代的诗人都曾在漳河边上放声吟咏，而以上则是明代诗人谢榛所感悟的漳河。这条“兼雨作洪波”的河流，曾经是邺地的心腹大患。

　　西门豹施展“乾坤大挪移”的手段，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轻轻巧巧就将为祸邺地的巫婆一干人等收拾了。一出手就赢得了满堂彩，消除了一大祸端，初步安定了邺地民心。

　　但西门豹还有一个更大的对手，那就是水势凶猛、暴虐成性的漳河。这是邺地的“命门”，如果对漳河无可奈何，任由其泛滥成灾，那么很可能不久之后，“为河伯娶妇”之类的把戏就会换个面孔卷土重来。

　　对付汹涌的漳河，更是只能智取，不能力敌。
　　西门豹再次使出了轻巧手段，“缰绳”套在了野性十足的漳河上，这条亘古以来但知为害一方的河流“收敛”了性子，乖乖地开始造福邺地。据史书记载，西门豹不但化解了漳河水势，而且让邺地贫瘠的田野变成一片沃土。当时魏国的土地制度，是每人100亩地，唯独邺地是每人200亩地，因为这里的土地太贫瘠了，每亩地收成只是其他地方的一半；西门豹治理漳河之后，这里的田地变为沃土，每亩地的收成比别的地方多出一倍！邺地成了最富庶的地方，对魏国向太行山以东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富有创造性的西门豹找到了化水害为水利的巧妙办法，但治理漳河是一项庞大的水利工程，由于史书记载缺失，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个中详情，但西门豹为此付出心血良多，却是确定无疑的事情。

　　遗憾的是，后世谈及西门豹，大多喜欢说起极富戏剧性的投巫事件，而对于造福后世苍生两千多年的西门豹渠，则大多语焉不详。
中国淤灌第一人
　　北宋年间，包括安阳在内的黄河以北地域常为契丹所侵掠，朝廷上下深为忧虑。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太常博士王沿上书，认为以往政府实行的妥协求和政策不可取，为求得边境安宁，必须务农实边。他认为黄河以北农业兴盛了，御敌能力必然大为增强，此乃御敌之上策。王沿提出的办法，就是在漳河等地实行淤灌。

　　王沿的意见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当时洺州(治在今河北邯郸东北)通判王轸提出不同意见，他说“漳河岸高水下，未易疏导；又其流浊，不可溉田”，认为王沿是一厢情愿，利用漳河灌溉在技术上几乎行不通，并且效果也不会好。

　　“二王”之争针锋相对。王沿追溯了漳河一带古人引浑水灌溉发展农业的历史经验以及后代淤灌事业中辍的教训。他认为：“夫漳水一石，其泥数斗，古人以为利，今人以为害，系乎用与不用者尔。”也就是说，对泥沙不能单纯看到害处，还要看到益处，能否变害为利，要看你有没有超乎常规的创造性和想像力。王沿表示，自己“愿募民复十二渠，渠复则水分，水分则无奔决之患，以之灌溉，可使数郡瘠卤（贫瘠的盐碱地）之田变为膏腴”。

　　王沿的观点得到宋仁宗的称赞，但遗憾的是当时并未实行。到四五十年后，在王安石变法的高潮中，放淤才在北方大规模推行，国家投资占到当时财政总收入的千分之一，汴水、漳河、黄河、滹沱河、永定河等河流先后建起淤灌设施。所取得的效果极明显，著名科学家沈括的评价是：“（黄河以北）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为美田。淤淀不至处，悉是斥卤，不可种艺。”过去每亩“旧值三两千，收谷五七斗。自灌淤后，其值三倍，所收至三两石”。

　　王沿的高见和王安石的实践，其实都受到了一个先驱者的启发，那就是西门豹。

　　王沿所说“愿募民（修）复”的“十二渠”，就是由西门豹开创的著名的引漳水利工程，那可以说是一条古代的“红旗渠”。

　　王轸说得没错，漳河“岸高水下”，多雨季节水势汹涌，肆意横流；平时需要灌溉田地时却有水用不上。但王轸不知道的是，早他1400多年，西门豹就找到了对付漳河的办法。按现有史料记载，西门豹是中国最早实行淤灌并获得极大成功的人。

　　漳河有两大支流，一是浊漳河，古称潞水、潞川，水浊如黄河。而一条是清漳河，出了太行山，这两条河汇流成漳河。所以漳河的水量和泥沙含量很大，春夏季节，极易泛滥成灾。

　　另外，由于地下水位过高，漳河两岸平原多是“千古斥卤（盐碱）”之地，土地瘠薄，产量很低，按照魏国的土地制度，每人分地100亩，独邺地每人200亩，可知此处地广人稀，土地贫瘠。

　　邺地有如此环境，足见造化弄人。
　　如今我们已无从知道西门豹是如何踏勘漳河两岸地形，如何勘破造化的奥秘。但我们知道的是他让邺地“两害相攻成其利”，设计并动员邺地百姓修建了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水利工程，漳河不是“岸高水下”吗？西门豹就在上游的黄土塬地带凿开漳河南岸，利用自然落差，引水入渠自流灌溉下游平原。这就是后来被邺地百姓称为“西门渠”的引漳十二渠，这个工程一举三得：一是分杀了漳河水势，如同给这条野性河流套上了“缰绳”；二是利用水力冲洗田地中的盐碱；三是利用漳河水夹带的丰富泥沙淤地肥田。

　　据史书记载，“西门渠”如同在邺地变了场神奇的魔术：漳河不再肆意横行，贫瘠的平原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富庶之地。民谣赞颂西门豹说：“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民富兵强的邺城很快成为魏国重镇。由于西门豹治邺有方，深受百姓爱戴，当地人民为他修祠建庙，祭祀不断，后世英雄过此，也往往入西门豹祠抒发景仰之情。如南朝宋著名诗人鲍照《题西门豹庙》云：“恭闻正直祀，良识佩韦心（西门豹性急，佩韦以自缓。记者注）……漳流鸣磴石，铜雀影秋林。”
坏官易做好官难为
　　西门豹所修渠道还有遗迹吗？在安阳县县志办原主任许作民先生的陪同下，记者在漳河南岸向上游追寻。约走了10里许，记者看到，漳河南岸的河岸变得陡峭起来，安丰乡渔阳村一带是自然形成的河曲，河岸竟高20米左右。而在渔阳村北，壁立的河岸显出一个数十米宽的大豁口，许作民说，相传这里就是西门豹“引漳十二渠”中第一个渠首。

　　许作民介绍说，西门渠的建造方法是“磴流十二，同源异口”。“磴”就是高度不同的阶梯，西门豹在不同高度的河段凿开12个豁口作为渠首，相应在漳河中流筑12道拦水坝，将水“逼入”渠首，这就叫“磴流十二，同源异口”。据记载，每个磴相距300步，分布在20里的河段上。

　　据现代水利专家考证，12道拦水坝实际上是低溢流堰（俗称滚水坝），每条渠的进水口都设有闸门，可以调节水量。十二引水口最后合并成一条渠，把泥沙含量丰富的漳河水输送到远处的田野，构成大型引水灌溉渠体系。引水十二渠各有闸门控制，“令互相灌注”，显然是一个系统的闸门配水枢纽。现代水利专家对西门豹的做法不能不表示佩服，这种多渠口引水的方法很是巧妙，既方便调节水量，又可拦洪防灾，是世界水利史上的一项伟大创举。

　　根据地形考察、有关遗迹及《史记》记载，西门渠的十二个渠首，就在渔阳村以下的河段，如今都是安阳县安丰乡的范围。而安丰乡的丰乐镇村，在引漳十二渠之下，恰恰是西门渠首先惠及的地方，所以老百姓选在这里建西门豹祠并非偶然。据许作民先生介绍，“安丰乡”、“丰乐镇村”这些地名都很古老，是“西门渠”建成后开始使用的。

　　西门渠经后世修复，在2000多年的岁月里造福邺地百姓。漳河岸边流传着这样的诗句：“持酒登堂酬西门，邺城千载甘棠芬”，说的就是后世邺地人感西门豹之恩，相聚携酒拜祀西门豹祠的场面。

　　战国和汉代，就有修复西门渠的记录。而影响较大的一次修复，是东汉末年曹操主持的。曹操经营邺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按西门渠原形式整修，改名天井堰。据《水经注·浊漳水注》记载：“天井堰二十里中作十二磴。磴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显然与西门渠如出一辙。东魏天平二年(535年)再次大举修复这个水利工程，改建为天平渠。清代雍正十二年(1735年)任彰德府同知的李光型留下了他所见到的天平闸遗迹的记录：“天平闸旧址在西高穴村滨河高阜间……其闸石前后上下左右至今完具。闸设两门，各阔八尺五寸，自顶至底高二丈五尺，长四丈七尺。”唐代复修天平渠，并开分支，灌田十万亩以上。

　　据安阳市文联主席张坚介绍，西门渠所采用的技术，对中国后世很多水利工程有重大影响。有资料表明，都江堰、郑国渠修建时，都受到西门渠的启发。特别是郑国渠引泾水灌淤盐碱地，使“关中为沃野，无凶年”，从水利技术上看，明显与西门渠有承续关系。而上文提到的宋代大规模放淤，更是直接受到西门渠的影响。

　　记者行走在漳河岸边，目睹又宽又深的旧渠遗迹，很为当年的工程量震撼。《史记》记载说，当时百姓觉得修水渠太辛苦，都不愿意去挖渠。台湾大学教授张文亮谈到这种现象时说：“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件事，百姓宁愿年年牺牲一个女性的生命，而不愿彻底地解决真正要面对的问题，这是一种长期迷信所辖制、所产生的人心爱拾便宜、走捷径的败坏表现。”

　　当时西门豹对自己要干的事很是自信，他说：“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性格坚忍的西门豹实施了他的权力，最终建渠成功。

　　西门豹成功了，他所走过的荆棘都变成了鲜花。但这个“好官”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韩非子》有一个和西门豹有关的故事，听来让人觉得古人很懂得“黑色幽默”。

　　西门豹初做邺令，终日勤勉，为官清廉，嫉恶如仇，一丁点的私利也不图。但他对魏文侯身边的人却很简慢，从不去刻意巴结讨好。于是魏文侯身边没人帮他说好话，却拉帮结伙地说他坏话。任期期满后，西门豹回国都向魏文侯作述职报告，可是投巫、修渠这样的政绩竟然没能给西门豹挣个“及格”，被蒙蔽的魏文侯收了他的官印，罢了他的官职。

　　西门豹很清楚自己被罢官的原因，便向魏文侯请求说：“过去我缺乏做官经验，现在我已经开窍了，请允许我再干一届，如治理不当，甘愿受死。”魏文侯心中一时不忍，又将官印给了他。

　　西门豹回到邺地后，便疏于政事，搜刮百姓，逢年过节就把搜刮来的东西奉送给魏文侯身边的人。

　　再次任职期满，西门豹回到国都时，魏文侯亲自迎接。西门豹对魏文侯说：“以前我为了国君的利益治理邺地，而你罢免了我的官职；去年我为你身边人的利益去治理邺地，你却以君拜臣，这样的官我不能再做了。”于是他交出官印要走，魏文侯省悟过来，连忙对西门豹表示歉意说：“过去我对你不了解，有偏见。今天我对你加深了认识，希望你继续做官，为国效力。”

　　清正廉洁却被罢官，重敛行贿却名美位固。西门豹当官前后判若两人，想必他也对为官之道是十分清楚的。他不想做一个谀上欺下的“坏官”，只想做一个清明、严正、廉洁的“好官”。但做“好官”难，做“坏官”易，封建时代官员考核和提拔的依据，从这件事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韩非子》的这个故事是实有其事，还是假托“名人”西门豹抓读者眼球？真相如何我们很难考证了。不过西门豹以邺令这样微小的官职留名千古，用《史记》的话说：“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这个好官总算是做得很值。

　　《史记·滑稽列传》写西门豹时，引用了《论语》的一段话并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谁最贤哉？辨治者当能别之。”这三个人谁最贤能？自古以来争论不止。

　　子产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明察秋毫，把郑国治理得“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子贱为官单父时，以德化教民，“鸣琴而治”，身不下堂而单父治；西门豹治邺，“以威化御俗”，对舞弊贪赃、愚弄人民者毫不留情。三人谁最贤能，确实不好判断。魏文帝曹丕曾就这“三不欺”问题与臣下讨论，诸臣以为，“三不欺”的区别在于：民不忍欺子贱，是因为子贱以德政教化治民，民感道义之所在。民不能欺子产，是因为子产以权术伺察治民，民怕“欺”之而被发觉。民不敢欺西门豹，则是西门豹以刑法治民，民畏“欺”而获罪。民不欺子贱，是出于内心的自觉要求；民不欺子产和西门豹，是迫于外在的约束。所以单纯地衡量三者，子贱的“不忍欺”最可称道。

　　但曹丕的大臣们同时认为，“纯以恩义崇不欺与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概而比量，又不得错综而易处”。就是说，还有一个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因素在其中，比如西门豹的威在单父没有用武之地；而子贱的德在邺地也未必能打得开局面。

　　如果是你，你会在哪种情况下不欺瞒你的上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