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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帝国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佚名《击壤歌》（沈德潜《古诗源》版）
夏侯惇出生在一个帝国里，朝代汉。和同时代人一样，他知有汉、知有帝、知有国，却不知“帝国”为何，更不会使用“汉帝国”或“秦汉帝国”的说法。帝国概念还要到他出生——具体年份已不可考——的一千七百多年后，被多次在游戏、动漫、小说中杜撰他的音容笑貌的日本人翻译“empire”或“emperium”而得再传给中华帝国的子民，同时再传的还有“imperialism”——我们经常高呼要推倒打倒的那个。概念非中华帝国首创，其首指自然不是中华帝国，而是“emperium”的诞生地罗马。“emperium”最初指台伯河小镇的执政官“imperator”发布命令和得到服从的权利，及至罗马成为各民族的保护人和仲裁者，它又包含了向“盟友”和“邪恶轴心”发号施令之权利的意思。罗马成为地中海——他们眼中的全世界——霸主时，内外不服从“imperator”者基本都被和谐，包括迦太基人、高卢人、萨尔马提亚人、努米底亚人等等等等，还包括该死的元老院和保民官。罗马人头脑中的理想政体——天然合法性和普适伦理性的统一，以和它的初始意义不沾边的形式屹立在所有大路的都通往的地方。这是一个较长的时期，过程却不复杂：地理的贫瘠和周边民族的强势迫使罗马人既需要民主以整合力量、又渴望集权以适应斗争，两种需要在不同时期交替占据上风；但随着征服的进行，集权的优势越来越突出——其社会和制度基础是奴隶制和以奴隶贸易为核心的国内外贸易机制：一方面，战争帮助贵族们不断从平民手中夺走民主，同时也帮助军事领袖夺走贵族的民主；另一方面，征服和由其引发的再分配斗争建立了军事领袖对罗马、行省和边陲的政治与经济控制。当传统罗马人的代表加图被同胞们当作道德楷模——人们对他的政治抱负不怎么关注或不怎么指望——提起时，凯撒的个人权威开始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就在这个时期，“imperator”在萨鲁斯提乌斯——需要强调他是凯撒派——那里成为一种专属称谓，我们的语言与之最相称的词是“皇帝”；也在此时，西塞罗——他有共和拥护者的天真通病：反对帝国权威在罗马的毫无制约，却维护帝国权威在行省和边陲的横暴无忌——成了用“emperium”指称罗马对世界的合法统治的第一人。帝国概念就此产生。
苦于在实践上一直不能超越君主制——暴君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暴民制循环的希腊人，不断努力设计结合所有政体优点的普适政体。当他们中的波利比奥斯的看到罗马时，他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幼年罗马帝国正是集所有政体之所长的理想国家，这也证明了“希腊人善于思考，罗马人勇于行动”所言不虚。波利比奥斯们没有意识到，帝国虽然超越了六种古典政体的循环，但却嵌套在更大的兴衰博弈中；行动者在此也走到了思考者前边：小西庇阿的泪眼显然在迦太基的火光中看到了这一点，尽管可能看得不太清楚。罗马的毁灭是古代欧洲人追求普遍秩序的一次重大失败——我很想停下来讨论毁灭的原因，但那将是此文的重大失败，在它的废墟上再没有产生继承者。中世纪的“罗马继承者”们唯一从罗马处继承的是基督教，它们要么是刚刚摆脱军事民主制的蛮族群落，要么是教皇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等近于国家的政治组织，对帝国政体向往而不能至。近代乃至现代的“罗马继承者”则毫无例外的在通往罗马的大道上失败了，它们大多在没有成为欧洲的罗马时就妄图成为世界的罗马，正在奋斗的美国能否成功还不可知——部分原因是以本文语言为母语的人几乎都阻挠它。
罗马传统的断绝不等同于帝国的消失，它只是帝国中的一个各例，是主流帝国概念的发源。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众多的帝国，没有争议的、或曰严格标准的帝国有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中华帝国、罗马帝国、孔雀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大英帝国、拿破仑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等。存在争议的、或曰宽泛标准的帝国名单里还要加上埃及帝国、亚述帝国、笈多帝国、新巴比伦帝国、贵霜帝国、安息帝国、匈奴帝国（阿提拉时期）、查理曼帝国、玛雅帝国、新波斯帝国、帖木儿帝国、阿兹台克帝国、印加帝国、葡萄牙殖民帝国、西班牙殖民帝国、奥斯曼帝国、塞尔柱帝国、法兰西殖民帝国、日本帝国。此外，雅典、巴比伦、早期神圣罗马帝国、荷兰殖民国家、德意志第三帝国被一部分人认为是帝国，二战后的美国和苏联是否是帝国的问题也一直争论不休。
由概念的来源和其使用状况可以推知人类头脑中帝国的基本要件，严格标准的帝国至少具有十二项要件：1、广袤的领土；2、巨大的人口；3、众多的民族；4、君主执政；5、中央集权体制；6、官僚管理机制；7、强烈的扩张倾向；8、较长的统治时间；9、强大的对外影响力；10、有藩属国或殖民地；11、自我帝国认同。可见，如果不拘于国家元首的称号和行政区域的名称，而是观察其背后的领导人权威和国家纵向权力分配，美国和苏联是当之无愧的帝国——当然还不是哈特和奈格里的全球“帝国”。古代的宽泛标准帝国往往只具有第1、2、4、7、8、10、11项，个别的还具有第3、8、9项。近代兴起的宽泛标准帝国大多是欧洲国家和其殖民地的聚合体，具有2、3、5、6、7、8、9、10、11项，个别的具有第1、4、8项。近代的宽泛标准帝国虽然相对古代数量较少，但却更接近于严格标准的帝国；如果归纳最普遍存在的要件，那就是所有帝国——不管什么意义上的——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帝国。
即便只把严格标准帝国的存续时间纵向相连，我们也会发现帝国几乎贯穿农耕文明出现以来的人类史，是一种常态的政治—社会现象，是每个国家/民族自觉或自发的前进方向，有必要分析其存在根源。
分析为什么有帝国，先要分析为什么有国家。人类之为人类的根本前提是秩序，没有秩序意味着群居动物属性得不到满足，一切分工合作停滞，人类的群体和个体将相继灭亡。从猿群继承的秩序能帮助人类作为动物生存，却不能适应人类过比猿群高级或者说更复杂的生活的需要，人类一方面把前者及其衍生物神化为先验律法予以传承，至今不逾；一方面创制新秩序——两千多年前横贯欧洲大陆的思想大爆发的社会基础是各地人类都发展到需要并有能力进行秩序创新的阶段，这是人类第一次分享上帝的权力。篡越行为注定遭遇严重的困难——还是因为人类是群体性动物，第一，必须确定谁来创制秩序的基础，规则——这回答了为什么道德、风俗、传统、法律等等规则体系的首要价值是秩序；第二，必须确定谁来保障规则得到遵守以形成秩序。这两个问题是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以阶级统治说和公共管理说为代表的各种社会科学学说都必须以回答它们为首要任务和立论起点。由于两个问题极端的简洁，可以把它们还原到原子化的个人交往中进行分析：当两个人需要在他们的交往——广义的社会交往——中建立秩序时，能够怎么办。共有六种可能的情形。其一，交往中的一方创制规并保障自己和对方遵守；其二，交往双方共同创制规则，其中一方保障双方遵守；其三，交往双方共同创制规则，双方保障遵守；其四，交往中的一方创制规则，由交往双方之外的第三方保障双方遵守；其五，交往双方创制规则，由交往双方之外的第三方保障双方遵守；其六，由第三方创制规则，并保障交往双方遵守。可以加入更多的主体，但新情形受其内在逻辑的限制又会回复为上述六种之一。人类的创造显然不会比上帝的更好，六种情形各有缺陷。
第一种情形中制定并保障规则得到遵守的一方必须在法理、道德、财富、权力、暴力、专业等方面之一占据足以赢得另一方服从的优势，它的典型例子是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关系。由于任意社会个体之间很难出现符合条件的服从关系，这种情形仅见于各种人数较少的父权性组织中，没有普遍性。
第二种情形的问题第一在于交往双方在共同创制规则中产生了交流的成本，创制规则的效率却随之降低了，这两种趋势都将随交往人数的增多呈几何级数上涨；第二在于交往中的一方作为规则执行者有了很大的舞弊空间。所以，它也很难推广。
第三种情形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舞弊空间，但成本和效率问题却更恶化——一个老问题：一份资源要么用来谋求发展，要么用来寻求正义，不能两者兼得。它多见于简单交易和平等恋爱，常搞得双方互相猜疑疲惫不堪，完全不能胜任规模较大的社会交往。
第四种情形是低效的，它一方面对创制规则的一方提出了和第一种情形一样的高要求——这时该方会倾向于第一种情形，另一方面引入付给第三方的管理费用，还导致了第三方舞弊的可能性，所以势必引发交往双方特别是不创制规则的那一方的的极力抵制。仅有少数中世纪领地委托管理和近代国际调停会由于维持均势而出现类似情况。
第五种情形广泛地出现在古代城邦、近代以来的民事、商市纠纷场合和国际组织活动中。相对于第四种情形，它解决了交往双方的权威缺失问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第三方舞弊，如果能够把交往双方创制规则的交流成本维持在较低水平，这种情形不失为有效策略。但为量甚巨的交往方如何共同创制规则是它拓展中的巨大难题，城邦的瓦解、集群诉讼的低效、国际组织的无力证明它不适于对组织程度要求高的环境。
第六种情形为第三方提供了充裕的舞弊空间，看起来非常糟糕，但唯有它是被我们大规模采用的。原因首先是剥夺了交往双方创制规则的可能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了创制规则的社会成本；其次是在交往方众多的条件下第三方能够成为专职的秩序供给者，实现群体内部的分工效益；再次是提供了任意社会主体间进行交往的机会，也相应地建立了行为预期和纠纷解决机制；最后是该模型可以通过第三方竞争或合作的方式无限叠加，它是六中情形是唯一可以这么做的。第六种情形的现实对应，就是国家，它不是最好的，是最不坏的。
接下来，我们可以简要探讨国家为什么要转变为帝国——几乎每个国家都渴望这样。具体的、作为专职秩序供给者的国家的存续，需要动态的满足三个条件：获得秩序购买方的政治支持，供养足以支撑国家职能的机构和工作人员，在其同他国家的竞争——可以想象一个秩序需求和供给的寡头竞争市场——中至少维持不败落。这三个条件是互呈负相关：想公民忠诚，就不能过多收税，但这样国家的职能履行能力必然降低，竞争力也要受损；要供养机构和工作人员意味着收税和限制自由，难免降低公民的政治认同，在国际竞争尤其是意识形态斗争中中很不利；以国际竞争为首要任务，势必对公民和国家机关同时进行尽可能的资源攫取和管制，导致公民的不满和国家机关的异化。每个国家的执政者/党/阶级/阶层/团体/精英/机构/人员还不同程度的给国家提出新任务：凡是有特殊利益的，希望通过国家满足他们各种各样的特殊利益；没有特殊利益的，希望满足一般利益，那就是执政本身。新任务使国家的存续更为艰难——国家虽然司空见惯，其具体形态却不是理所当然的，随时处在内部失衡的危险中。当一个系统面临内部要素均衡问题时，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是寻求外部支持，古往今来的人们都想到了这一点：把国家的成本转移到别国头上，谋取外部利润和权力。用马克思描述英国的话说，就是用印度人的钱雇用印度人统治印度。遗憾的是，只有少数国家有能力达到目标。其一，领土面积必须大到能提供足够的资源和战略纵深；其二，人口必须足以同时维持对外经济控制或军事征服；其三，体制和机制必须保证决策和执行的统一、稳定、高效；其四，国家必须有明确的对外扩张目的；其五，必须在空间和时间上有相对充裕的发展机会。满足这五个条件已经不是多数国家所能希求的，更难满足的还在后面：全国多年的忍耐和努力。还以英国为例，15世纪初的英国还是一个出产羊毛、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国家，很难想像它会成为两个世纪后的日不落帝国。两个世纪里，英国人从生到死吃本国产的食物——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吃的节俭是英国海上优势的重要原因，穿本国产的呢绒，用本国产的家具、窗帘，裹着本国产的裹尸布下葬，不许打猎、流浪、行乞和游手好闲——必须去工场工作，不许把战略物资——比如造船木料——或重要原料——比如羊毛——输出到国外，不许用贵金属购买国外产品""""""违背这些不许的后果是大额罚款、强制劳作、苦役、肉刑直到处死；忍受种种苛严的管制已经不易，英国人还要缴纳比欧洲大陆税率高得多的重税、购买当时看来没什么回报的国债、服从祖国需要去当兵。两个世纪的不自由造就了史无前例的全球霸权一—它居然被很多人认为是自由的结果。除了压抑和痛苦，英国人还要冒着各种风险进行扩张，用剑、天平和圣经，前仆后继，死而后已，每一面米字旗都靠它公民的鲜血才能插在阳光下。
国家固有的系统性危机，统治者的根本驱动力——在秩序供给中得到垄断利润，普通人的平凡愿望——多一点的薪水、少一点的税收、低一点的物价、高一点的尊严""""""，共同把国家推向哪里——道路通往帝国。只有帝国能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成为帝国，当一个国家及其公民在这条陡峭得只有坡底和坡顶可以歇脚的道路上有机会松一口气的时候，他们必然看到自己已经具备了帝国的基本要件。可以说说帝国的本质了：超主权秩序供给政治组织。所有的要件，只为支撑起这个人类所能设计的最强大的灵魂。古代帝国只能在特定区域获得超主权权威，近代的技术发展则让帝国成为全球性超主权权威：独一无二的全球帝国。帝国化是人类生存的必然选择，一定时期内人类可利用的资源总是相对不足的，竞争——人与其他生物的、人类个体之间的、人类群体之间的——恶化了相对不足，在不能进化自身的前提下，不断的组织化和政治化个人和全体是取得优胜的最有效手段，成为任意两个社会主体之外的、供给秩序的第三方，也就占据了食物链的顶端，也占有了前文提到的第六种情形的广阔舞弊空间。建立的帝国并阻止别人建立帝国，是生存竞争的重要策略。再来看“emperium”概念的发源地，罗马人曾经向卡帕多西亚人提议建立平民政体——当然为以自由和民主之名让他们陷入混乱和分裂方便谋利，对方表示国家不可能没有君主而存在。但罗马人自己却坦言自己“不能不奴役别的民族而生存”，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帝国道路。这种让每个稍有时政常识的中国人看来眼熟的典故在希腊史和罗马史中很常见；而裴罗斯特拉、安波罗尼、李维、塔西佗等等由卡帕多西亚人或色雷斯人等等生发的野蛮民族不配享有自由、应该接受统治的观点也不陌生，似乎欧文·克里斯托尔、基辛格、罗伯特·卡根、沃尔福威茨、福山等等就是上述人的转世。帝国需要历经种种苦难才能建立，它的建立也许还要给其公民带来更多痛苦——不过这些加起来也不如给其之外的人们带来的多，否则建立帝国的初衷不能实现。但它仍是值得的，还没有那种方式能比它更有效的把我们的基因传递下去。人类的生存竞争不停止，对帝国的追求和遏制就不停止。附带提一句，一个国家通往帝国之路上的对外扩张，被笼统地称为“imperialism”，其实它分为四种主要形式：古代帝国的军事征服形式、西班牙/法国/苏联的地主扩张形式、威尼斯/荷兰/英国/美国的资本主义扩张形式、德国的地主—资本主义混合形式——不愧是中庸之国子民的最爱。
在人类建立的帝国中，夏侯惇所在的帝国最为特殊，它具有不可想象的自我恢复能力，能够不断地从长达两百年甚至更多的战乱中重生，在人类历史中仅此一例。夏侯惇可能没听说过上文所写的一切，但他却比我们更了解帝国，因为他参与了帝国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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