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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汉学家，现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比较文学系，他还是以汉学研究获得哈佛学院教授殊荣的极少数美国学者之一。自其《初唐诗》1977年被译介到国内，他在中国诗学研究中所表现出的敏锐的感受力以及才情就受到了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其不断带来新见的学术研究相应，他之中国古诗情结也令人惊讶：他把中国古诗研究作为自己的志业，甚至曾经希望和美国总统一起来分享这份诗学的经验；在他看来，自己的工作不仅仅是要回到过去，更要以自己的解析、研究，使这份传统重新在当下焕发活力；从西方学术语境某种普遍化的学术诉求出发，他近年来还热切呼吁某种“世界汉诗”的写作。凡此种种，都以特定的方式建立了他与中国古典诗学之间的紧密关联。而且，他之中国文学与文论的研究著作，在那种“跨语际”的学术脉动过程中，在不断的引发着中国学者的兴趣的同时，也总是能够以自觉的学术反思意识，来进行新的学术探索。他这种学术研讨所呈现出的丰富性和持续发展，也就成为我们研究中需要首先给予充分观照的。
在目前国内翻译出版的宇文所安的著作扉页上，都有如下一段颇有意趣的介绍文字：
宇文所安，又名斯蒂芬?欧文。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长于美国南方小城。1959年移居巴尔的摩。在巴尔的摩公立图书馆里沉湎于诗歌阅读，并初次接触中国诗：虽然只是中文翻译，但他迅速决定与其发生恋爱，至今犹然。1972年获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随即执教耶鲁大学。二十年后应聘哈佛，任教东亚系、比较文学系，现为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有著作数种，论文多篇。其人也，性乐烟酒，心好诗歌。简脱不持仪形，喜俳谐。自言其父尝忧其业中国诗无以谋生，而后竟得自立，实属侥幸尔。
这段文字假若不是宇文所安的自述，也必然是深会其性情人格者之所为，其中最可注意者有二：一者是在他的读书履历中与中国诗歌发生的颇具命定前缘色彩的神奇遭遇。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是诗歌的翻译，最容易失去作品在原始语境中的丰富意蕴，他仅凭借着这些翻译之作就能克服诸般“翻译病”并深会于心，自然赋予他此后的中国诗学研究以充分的合法性；再者就是此处的性格剖析，亦有某些与中国传统文人放达跳脱风范的相通之处。就像有的汉学家曾指出的，在英语语境中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及文学研究的学者，因浸淫日久不免在研究的视角、方法、话语及个人性情、生活中多少带有了中国化的成分，在地道的西方学者看来，他们更具有东方学者的特征，而从中国学者的眼中看来，他们则依然是地道的西方学者，其研究也往往呈现出与中国学者大不相同的面目。对于这段文字中的中国化色彩，如果不是仅仅就其表层意义来接受，香港学者朱耀伟所提出的问题，即汉学家有意忽略其立足西方的“凝视”中国的权力位置，“也许这不是批评理论的问题，而是作为汉学家的独有奇妙身份——一种站在西方学术边缘的少数——所隐含的危机”
，可能更有助于我们思考宇文所安作为汉学家而表现出的与中国诗学之间的亲和力的复杂性。
提请注意这段文字，除了“知人论世”的需要，还能从中观照到宇文所安中国诗学研究中的某些特色。身为刘若愚所描述的第二类“跨语际批评家”，即“操英语或其它欧洲语言的外国人，他们专修汉语并从事中国文学的教授和研究工作”
，宇文所安对于占据着知识话语优势的西方文论无疑具有极深的造诣，对于文学亦具有敏锐独到的感受能力，他虽然避免直接运用西方文论的概念、术语来解读中国诗学，但是西方式的视角和方法依然贯穿其中，并给予中国学者不同层面的启发，或引发出相应问题的思考。不过，即如随后将要分析到的，其性格中之“不持仪形”似乎也渗透到了他的诗学研究之中，他之突破“史”之框限的诗学对象选择、“散文”（essay）式的讲述方式还有不断反思的学术立场，都构成了那种问题性的不断激发的过程。就此而言，“入乎其内”地关注他中国诗学研究的新颖独到之处固然不乏收获，“出乎其外”地来注意相关问题性的考察，可能更有助于我们打开视野，并与自身的研究发生互动。这一点，也正如他自己所表述的：“我希望人们这样来看待我的著作：它在中国传统里提供了另一种没有被意识到的可能性，而我之所以比较容易地发现了这种可能性，则是由于我与中国学者不同的文化背景。”
目前国内已翻译出版的宇文所安著作有：《初唐诗》（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1977）、《盛唐诗》（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1980）、《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Essays in Mid-Tang Literary Culture,
1996）、《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Remembrances, 1986）、《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1989）、《他山的石头记》（Borrowed Stone:
Stephen Owen’s Selected Essays）、《中国文论：英译及评论》等（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s, 1992），其中，这“另一种没有被意识到的可能性”确实予人印象深刻。
在适用“文学史”方法加以探讨的《初唐诗》和《盛唐诗》中，原有文学史框架中的大家名家的贯穿、时代背景的因素、及特定历史阶段的独特性受到质疑，而“语言”的内在关联性被凸显出来，“阅读诗歌必须懂得它的‘语言’”，“语言”也即是指某个时代诗歌创作的惯例、标准及法则，对作家作品的理解与评价要从“同时代的诗歌背景”与“实际标准”出发。于是，在文本至文本的位移中，在文体形式的细致剖分中，“宫廷诗”及相续的“京城诗”
乃被视为是这两个阶段的核心现象，围绕于此的继承、创造、背离等等，也就构成了文学史意义上的不断拓展诗歌文学潜能的过程。而就这个过程的分析看，正像宇文所安在意识到文学史的局限时所指出的，“对于诗歌来说，文学史就像是‘门厅’，人们只有通过它才能到达诗歌；但是，它本身并不理解诗歌。我希望有一天将带着新的视野回到文学史”
，“宫廷诗”的主题固然令人耳目一新也引发了诸多争论，宇文所安以文本细读而展现出的对于诗歌意蕴的把握，相对更加引人瞩目。至《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几篇“散文”（essay）虽然还具有文学史的性质，但是已不足以构成一部文学史，“它们不是要描述一个变化的过程，或是给出一幅大小作家的全景图，而是要透过不同类型的文本和文体来探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从几篇论文的论题看，《独特与独占》将中唐文学对身份的再现视作对他人或为他人所排斥，《自然景观的解读》之讨论各种不同的再现风景的方式，《诠释》所关注到的主观性等等，往往都能独辟蹊径。而这种问题式的讨论方式，则与中唐诗打破文体的统辖与局限，不再成其为强劲的文体系统有重要关系，这既与此前以“文体”关联构成“史”之看待有其观念的连续之处，同样也是立足于文本细读而对于文体之史的突破，这是否可以说，宇文所安看待文学内部之“史”的方式仅限于某种具有共性的文体关联呢？至于《追忆》、《迷楼》、《他山的石头记》几部著作，则体现了“散文”（essay）表述方式的灵活性，而且，宇文所安对于问题的探讨也更多的体现了某种当代意识，如他所论：
传统不仅仅意味着对过去的保存，它还是联接起过去和现在的一种方式。传统总是在变动当中，总是在寻找新的方法来理解过去，使得对过去的思考仍然触动现在的神经。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传统就只会变成老古董，只对一个小圈子里面的学者、专家以及越来越少的学生才有趣味。
这种态度自然值得称道，他研究的立足点恰如郑学勤所指出的，“他们（汉学家）认为，好的文学作品不属于哪一个特殊的文化，而属于所有对作品有感应的读者。因为读者在对这作品有感应时是带有自己的经验和情感的，所以，对这一作品的分析不一定要按照中国历来文学史家所限定的框架，也不一定要遵循现代文学批评家走惯的轨道。……他们借鉴中国学者的观点，但立足点还是自己的感受。”
可以说，这三部著作也正是宇文所安立足于自身的感受而对于中国古典诗歌文本在诸多层面上的重新发现。而按照朱耀伟的看法，这种立足于自身感受的做法并没有离开作为汉学家把中国诗的阐释变为合法“畴畛”（field）的目的，正如宇文所安在《迷楼》中坦陈中国诗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只是“安全而有趣的艺术”，在他的论述中，中国也仅仅作为游戏的艺术的背景而存在。这个说法可能多少有些片面，并且也免不了要在西方的学术话语生产机制中找到自身的说明，不过这也可以令我们从“他者”的视角更为深入地探讨传统与当下的关系。《中国文论：英译及评论》（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s）一书初版于1992年，为宇文所安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文论期间，集二十多年心力精心编选、翻译、评注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在该书中，出于对中西文论差异性的体认，他策略性地采用了文本化的解析方式，把选定的原文、译文、注疏、解读熔为一炉，一并交由读者在互文性的阅读中去辨识和理解，相对于某些系统化方式的择取、组合、比并、甚至剪裁来说，这种做法更能呈现出中国诗学的多重侧面，虽然说这种呈现要部分地借助于西方文论之镜的烛照。因此，当其中译本（王柏华、陶庆梅译）于2003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时，中国学界即予以了广泛的关注乃至赞誉。乐黛云为之作序，认为从中找到了一个可以真正实现中西文论之间“互动”的“山外之点”，也就是同时跳出中西文论各自的框限，形成相互参照相互沟通的彼此增益的开放性建构。胡晓明则称其为“继理雅各、华滋生、康达维之后，中国经典又一次规模盛大的西方旅行”
，王晓路赞之为“迄今为止英语世界中最为实用和权威的翻译型论著”
。在这些赞誉背后，自然也就有相关的文本选择、研究方法、阐释视域等问题需要追问，这样才能明确宇文所安比较视野下中国诗学研究的意义或问题所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宇文所安的研究可以说有其深入“文学史”研究又跳出自身“史”之框限、深入诗学理论又能意识到诗学自身局限的持续发展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他最终乃至寄希望于某种研究的综合：“对于今天的学者，一个有前景的方向似乎是站在该领域外面，把它跟某个具体地点和时刻的文学和文化史整合起来。”
可以说，这个过程始终贯穿的正是他那种具有学术反思意识的自觉：“在文学论著中，如果我们自己的思维习惯已经变得太轻快自如，那就很有必要脱离它们。文学论著所传达的不仅是一种认识的结构，而且还包括个别学者完成这一结构的途径：发现的兴奋，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即使是最出色的认识结构，如果成了惯例和陈套，就会变得呆板乏味。脱离自己辛苦获得的成果是十分可惜的，但又是必要的。”
由此，他的研究也始终处于独创性的尝试中，保持着观察角度的新颖和文本解读的活力，甚至对反省所托足的批判意识本身也抱有警觉——“这个不断批判的文化本身就应该受到批评的审视”（《微尘》）。那么，他带给我们的诗学思考也就不是结论式的，而应该是持续反思的问题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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