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用疑：宇文所安关于屈原《怀沙》的疑问

博涵

我的老师蔡州先生曾与我讨论关于端午与屈原的关系问题，我是同意先生关于民俗乃从民之俗的观点的，不过我认为以学问而言，凡事是要“问”一下的，怀疑精神是科学精神的要旨。今天读到先生的博客上的文章《千古传闻为屈原》，讲到“公元278年的农历五月五日，屈原在完成他的绝命之作《怀沙》之后，怀着满腔的愤懑和忧伤，自投汨罗江而死。”倒使我两件事：多年前我在复旦学习，曾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课程：比较文学。这课是复旦两位著名教授共同上的，一位是章培恒，另一位是英语系主任，名字我记不清了，可能就是现在在《南方周末》上开专栏的陆谷孙教授。说这个课有意思，一是讲课的方式，讲台上两把藤椅，两个人相对而坐，随意而谈，台下数百学生，倾心而听；二是讲课的内容，章先生是中文系的教授，却在拼命地贬中国文学，而英文教授却反而捧中国文学，哈哈。有一节课谈到屈原，章先生竟然说：“历史上有无屈原此人，尚是疑问。”此言既出，立即招来全场学生的嘘声，英文教授也赶快说章先生这么说不合适。章先生说完自己也笑笑，我估计这位章先生这么说是另有他意的。我想到的另一件事是我读复旦青年教授张新颖（又是一个复旦中文系的教授，哈哈）的一本小书：《读书这么好的事》，其中谈到屈原的《怀沙》。他说读书的时候应该事先把自己的脑子清空，在“无知”的位置上“胡思乱想”，他举了美国学者宇文所安的例子。宇文所安在读《怀沙》时提出了我们中国人很难提出的一大堆“匪夷所思”的问题。宇文所安的书我手头有几本，但没有找到张新颖提到的那篇文章，所以把张新颖的那段话摘在这里吧：
我举一个例子，我非常喜欢这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屈原在自沉以前写了《怀沙》这个作品。文学史上都是这样讲的，我们也不怀疑，也不敢怀疑。但是我们不妨试着对这句话提一些很幼稚的问题。屈原自杀以前，也就是被流放的时候写了《怀沙》，那么是写在什么上面的呢？屈原那个时候当然不是写在电脑上的，也不是写在纸上的，是用刀刻在竹简上的。那么他被流放的时候，身上还背着竹简么？他背着竹简、拿着刀被流放么？如果他没有带着竹简，那么他是在流放过程中看到竹子，先把竹子砍下来，做成竹简，然后再在竹简上面刻字，完成从制作竹简到写成《怀沙》这样一个过程？刻字，刻那种笔画很多、结构复杂、像鸟一样的文字，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么？需要花多长时间？再说，在宫廷之外，书写这种行为，在屈原那个时代，对于普通人来讲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普通人是不是有书写的能力、书写的习惯？竹简这个东西是不是在宫廷之外大量存在？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屈原把《怀沙》写在竹简上，那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它不是写下来的，它是通过口头流传下来的一个文本。那怎么流传下来的？屈原流放的时候带着一个仆人，屈原创作好了《怀沙》之后把它教给他的仆人，让他的仆人背诵，仆人后来再背诵给其他人？就这样流传下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再问，屈原时代的仆人有没有背诵的能力？假设是有，在这样一个口头流传的过程中会不会背错了？会不会前后顺序颠倒？会不会有人加了一句，有人漏掉一句？
这一大堆问题，是哈佛大学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宇文所安提出来的，他假设一个具有一般常识的中学生，可能会向老师发出屈原般的“天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去问这些问题呢？因为我们不是中学生了？还是因为我们不是老外？说来真是奇怪，我们身上似乎总是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使得我们不敢表现得像一个中学生或者一个外国人那样天真和“无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不敢胡思乱想，这都是些很无聊的想象嘛！问这些问题，显得自己很幼稚，文学史都这样讲，你怎么还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疑问？这些问题问出来又有什么作用呢？谁也解答不了。但是这些问题问出来和不问出来是非常不一样的。虽然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但是问出这些问题就会带出很多问题，带出当时那个社会的“物质文化”的问题，比如竹简的问题，口头流传的问题，文本的传播方式的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些“无知”的问题里面，包含了很多“有知”的人根本没想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读书的时候把自己放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上，去天真幼稚地“胡思乱想”一下，说不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