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谈文学史（上）（我们如何去认识历史）

amanda

其实我们对于任何历史的认识，都会有文中提及的偏见和局限，如何避免，这篇文章提及的承认“不确定性”，很有价值。

1、历史书写乃是经过现代口味中介的观点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这一观点提醒我们，我们永远无法客观地再现过去。但是，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我们还是要考虑两点问题：
一、现代人的兴趣与利益；二、所谓“过去的真面目”。

2、有时人们会误解“中介”（mediation）的概念。“中介”不是说我们所知道的是必然错误的或必然正确的，它仅仅意味着我们拥有的材料是在历史过程中被前人选择和定型的，而那些前人的动机既不同于我们自己的，也不同于材料产生时期的人们的。


3、这里我们得出三点结论：一、我们常常发现一些建立在不能成立的假设之上的判断；
二、后代保存适合他们口味和观念的文本，而听凭那些挑战这些口味和观念的文本佚失；
三、后人任意塑造前代流传下来的文本，使这些文本符合他们的观念与信仰，用他们自己的见解和标准“修正”前代。

4、我们都知道，敦煌对唐代诗歌研究来说有极大的价值，它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佚诗，也提供了对唐代手抄本文化的直接感知。如果敦煌大大扩展了我们对唐诗的理解，从反方向提问也很有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所拥有的唐诗全部来自敦煌，情况又会如何？如果是那样的话，高适就会成为最重要的唐代诗人，其次便是王梵志；李白会有一些诗流传下来，杜甫则将完全不存在。至于晚唐，我们看到的会是张祜的某些诗，而不是李商隐。此外，边塞主题将主宰我们对唐诗的理解。在敦煌图书馆，我们看到地方口味如何影响了文本的保存。


5、如果我们不能对过去做出“客观”的叙述，那么，我们该如何对过去做出一个“比较好”的叙述呢？这样一个叙述应该讲述我们现在拥有的文本是怎么来的；应该包括那些我们知道曾经重要但是已经流失的文本；应该告诉我们某些文本在什么时候、怎么样以及为
什么被认为是重要的；应该告诉我们文本和文学记载是如何被后人的口味与利益所塑造的。换言之，文学史应该总是“史中有史”。

6、假设我举曹植现在最有名最受欢迎的诗之一《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为例。翻开任何一个曹植集的现代版本或者一部诗歌选集，注解都会告诉你这首诗讲述的是曹植的好友丁仪被曹丕处死而曹植不能给予援手，“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
这首诗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读起来很动人（另一首首句为“置酒高殿上”的《野田黄雀行》曾经很有名，《宋书乐志》和《文选》都分别收录）。那么现在假设我告诉你，这首诗最早的资料来源是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也就是说，在这首诗（姑且假定的）写作日期九百年以后。当然曹植的另一些诗也有同样情况，不过《野田黄雀行》的例子和它们有所不同之处在于，曹植其他每一首初次完整出现在《乐府诗集》里的诗，都曾在一些更早的资料里得到片断引用，比如类书、笺注等等。但是在十二世纪初《乐府诗集》编撰之前，却没有这一首诗存在的迹象。既然曹植如此受人仰慕，诗句常常被人引用，那么为什么这首诗从未被提及呢？它收在曹植的全集里，但我们现有的曹植作品都是从更早的资料里辑录出来的。简言之，如果我们看一下文本流传的记录，就会发现能够
支持这首诗的真实性的证据，少于任何其他一首系于曹植名下的诗。

现在假设我继续告诉你，除了明代几处个别引用之外，这首诗从未引起过任何特别的注意，直到郭茂倩之后五百年，王夫之说这是曹植至今仍然值得一读的两首诗之一。但王夫之没有对此多加解释。王夫之以后，清代的评论家们开始对这首诗发表评论，但是他们都没有把这首诗和丁仪的情况联系起来读。他们认为诗中黄雀乃曹植自喻。直到十八世纪中期，我们才开始看到对这首诗的阐释发生倾向于现代阐释的根本变化，朱乾的《乐府正义》和张玉谷(一七二一至一七八○)的《古诗赏析》都提到此诗乃“自悲友朋在难，无力援救”。然而，即使在这两本著作中，论者也没有具体说明在难的友朋是丁仪。但无论如何，这首诗的现代解读是到十八世纪才开始初现端倪的。
把这首诗视为对丁仪入狱发出的感慨，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历史故事，这种故事使得全诗顿时神采飞扬；一旦做出这种阐释，每次这首诗被收入选集，这种阐释都会被重复，而这首诗也确乎常常被收入选集。可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首诗的现代标准阐释，直到这首诗的传说写作日期的一千五百多年后才出现，而这首诗乃暗指丁氏兄弟命运的具体历史性阐释，则到更晚才出现。
在此我要申明：我不是说这首诗是伪作。我只是说，和曹植大多数诗相比，这首诗的真实性特别缺乏足够的文本证据（更何况曹植的很多其他诗，我们也有理由去怀疑）。我也不是说，这首诗一定不是为了丁仪下狱和处死而作。我是说：这样的阐释，除了看似可信和具有吸引力之外，没有任何证据。我们在此看到的是一个很常见的过程：有人为一首诗提供了一种吸引人的阐释；这种阐释大受欢迎，最终仿佛成了这首诗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让这种传统阐释成为可能，现代学者甚至做出种种企图调整作者的传记。换言之，这是为了产生想要的结果而整合证据。


7、这是一首好诗，这种阐释使这首诗很有感染力。如果学者们欣赏一首诗，也喜欢传统的阐释，他们常常试图证明这首诗是真的，传统的阐释是对的。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应该胸无偏见，也没有什么想要竭力证明的东西。在很多情况下，就像是曹植《野田黄雀行》这种情况，我们既不能证明这首诗一定是曹植所写，也不能证明这首诗一定不是曹植所写；既不能证明通行的阐释是正确的，也不能证明通行的阐释一定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学会接受不确定性。


8、不确定性和怀疑是有区别的。怀疑会竭力搜索证据。怀疑总是在寻求确定性。不确定性是一种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情况。与不确定性相关的是概率和可能性。这不是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我们当然确知很多东西，但是我们需要回过头去重新检查现有的证据。


9、基于很多原因，五世纪和六世纪初——即宋、齐和梁三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它的重要，是因为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本历史的了解大都是经过这个时期的编撰活动传下来的。他们构造了经典，决定了什么是重要作家和作品；而且看来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或者决定什么文本被保存，或者通过特别注意某些文本而给予这些文本一种“生存优势”。这些南朝文人有修养也有学识，为北朝后期文化建设设立了标准。南朝和北朝的确存在相互的文本交流，但是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南朝建康的文学团体是建构唐前文学传统的中坚力量。


10、当我们谈到诗歌的历史时，我们倾向于集中在汉、魏和西晋的五言诗上。虽然有一些著名的四言诗，但这个体裁被认为是比较不重要的。而当我们察看保存下来的早期诗歌时，五言诗的确处于主宰地位。
除了阮籍全由五言诗组成的《咏怀诗》以外(有几首真伪可疑的四言诗)，从魏和西晋我们似乎只有两个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别集：《嵇康集》和《陆云集》。因为其他诗人的别集往往是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由已知资料里引用的文本组成的，这些文本来自选集、类书、评注等等。然而《嵇康集》和《陆云集》本身就是他们现存作品中很大一部分的唯一已知来源。与这个时期其他诗人相比，《嵇康集》和《陆云集》有另一个明显的特征：它们的诗很大一部分都是四言诗——嵇康一半以上的诗以及陆云几乎所有的诗。很偶然的，我们也有几卷从初唐时期的庞大总集《文馆词林》里保存下来的四言诗，这些四言诗有很多是这个时期的著名诗
人写的，没有保存在其他地方。
这向我们表示，四言诗在魏和西晋比文学史通常所承认的要重要得多。我们对公元三世纪诗歌史的认识，似乎被刘宋以后对五言诗的偏爱彻底歪曲了。除了我们现有的完整别集之外，保存下来的四言诗和它们在当时的实际写作数目完全不成比例。正因如此，我们现有的这个时期的诗歌史描写的不是魏和西晋的诗歌世界，而是五六世纪人眼中所看到的诗歌史。


11、早期古诗中可能没有比《古诗十九首》更重要的代表了。大家都知道它们最早出现在《文选》中。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些什么呢？我们知道陆机在三世纪后半期模拟了十四首无名氏的“古诗”；那十四首“古诗”有十二首作为“古诗十九首”的一部分出现在《文选》里。陆机有十首拟作跟原作极为相似，以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即使陆机看到的“古诗”原作不是与《文选》版本完全相同，至少也有与之十分相近的版本。
我们从钟嵘的评论里获悉曾经存在过这些在当时流传的“古诗”共有五十九首，因此我们现有的只是原来“古诗”整体的三分之一左右。
萧统是如何从当时流传的五十九首“古诗”里选出十九首的呢？我们当然可以很容易地说他“选了最好的”，但是整个过程似乎更为复杂，有赖于他人的判断。钟嵘称赞陆机模仿过的那些诗和另外三首诗。萧统则从陆机模仿过的十四首中选出十二首，钟嵘称赞过的另外三首中的两首，以及《世说新语》中作为古诗之“最”而单独列出的那一首。换句话说，仅凭我们有限的资料，我们也能看到十九首中的十五首是如何被挑选出来的。这里最有意思的是，陆机的拟作显然变成了选择的标准。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钟嵘对被排除在外的四十首诗的评价。他称它们为“总杂”，这个词暗示了伪作的可能，似乎掺杂进不够“纯粹”的古诗材料。换言之，六世纪初人们对无名氏古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感觉，以及陆机拟作给某些“古诗”带来的殊荣，这共同造就了我们现有的《古诗十九首》。
就我们现有的证据来看，以下的情况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曾经有五十九首诗在一起流传于世，其中有一些看起来好像是知名作者创作的建安诗歌，有一些则不一定看起来是属于那种类型的。钟嵘和萧统选择了那些最能支持“古诗早于建安”这一主张的诗作；剩下的便是所谓的“总杂”。这是一种可能的情况，可以拿来解释我们现有的文本证据。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确定这种情况的真实程度。所有的“古诗”可能都来自早于建安时代的东汉时期，也可能是建安时期才创作的，甚至有可能是魏代创作的。


12、这个过程很常见。后代都是根据他们自己对于过去“应该是什么样”的观点进行整理、保存和编辑的。我特别喜欢的一则轶事是关于北宋学者宋敏求如何编撰孟郊诗集的。宋敏求告诉我们他在编撰过程中使用了哪些抄本，又如何把这些抄本合并在一起，最后补充说，他剔除了那些“体制不类”（孟郊）的诗。我们现在读孟郊诗，发现孟郊的风格果然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但我们不知道这应该归功于孟郊呢还是应该归功于宋敏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