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和宇文所安一起读唐诗

河北人

诗歌可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为精微的一个门类了，阅读诗歌的难点，就是对其精美幽微之处的领悟和解说。如果这种阅读在两种语言世界和文化传统之间展开，那么语言的隔阂和文化的差异，都可能让诗歌的精微之处变得渺不可及，甚至存在误读的危险。但是让人感到惊喜的是，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初唐诗》、《盛唐诗》、《追忆》等著作，表现出这种跨文化的诗歌阅读，存在多么丰富的潜力。

唐代诗坛怎么分：以“宫廷/京城”地域观念切入

对初盛唐诗坛的构成关系及其发展变迁，宇文所安有自己新的认识。他把宫廷诗歌处理为初唐诗坛的逻辑主体，而初唐四杰、陈子昂等诗歌革新方面的代表人物，则受到宫廷诗歌的压力和技术影响，发生艺术激变。作者认为，陈子昂是来自四川偏僻之地的诗人，“由于对地方特性的感觉，由于开始时受到都城文学独裁者的排斥，陈子昂转向复古理论是十分自然的”，以此解释陈子昂对宫廷诗的态度和他自己的创作，显示出作者对文学地域观念的重视。与此相关，他对初唐诗歌中的“都城诗”表现出突出的兴趣。他认为，盛唐诗歌是以王维为代表的“京城诗坛”继承并革新了宫廷诗人的创作传统，直接影响了时代诗歌主流。而盛唐的所有诗人，都可以根据他和“京城诗坛”的创作距离来分析其艺术走向。而李白和其乡人先贤陈子昂一样，由于地方性的影响，从写作里出现的大量的“毛病”中重建了自己特殊的天才个性，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大影响。

以“宫廷/京城”这样带有地域性的观念来分析一个横向展开的诗坛规模，进而完成诗歌主流从初唐到盛唐再到大历的纵向演化，这种逻辑是相对完整而周密的，显示出作者获创新知的努力。作者并没有沿用我们经常所认为的“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的论述框架，对于前者，他仅仅强调了王维等京城诗对陶渊明诗歌传统的发现与继承，这使我们将其与初唐时期王公贵族的山池隐居和开元前后文人的山林隐居联系起来，思考陶诗对唐诗的意义。对于后者，他把高适和岑参分化为第一和第二代盛唐诗人，并且辨别他们在艺术上的区别，强调天宝诗坛“求新”“好奇”的风气对岑诗的意义。这种宏大的论述框架和辨析能力相结合，使得他的结论独具特色而又暗合诗史的基本观念。

唐诗“怎么写”：写作模式以快速构思为主

宇文所安对唐代诗歌的研究是十分精细的。他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写作方式对诗歌形式和诗意本身的影响方面。对一个具体的诗人来说，“怎么写”是十分隐秘的艺术原则在内部主宰写作的形态；而对一个时代的诗坛来说，“怎么写”是十分重要的环境压力在外部提供写作的惯例。宇文所安在初唐诗歌研究中发现，“三部式”的诗歌结构是宫廷诗歌的显著特征，这种对大量作品的静态式的概括，反过来让我们认识到，这是在初唐宫廷诗歌即席赋诗的环境下，快速构思所必须的一种写作模式；而宫廷诗人在赛诗会上所竞争的就是某种常用技巧的圆熟或者反叛，并且让它符合眼前的写作环境。而从初唐四杰、陈子昂开始到盛唐诸家，作者则注重分析他们各自与这种主流创作惯例的离合方式。如王勃利用情感的同一和结尾方式的革新，来突破初唐宫廷诗歌的基本结构。而陈子昂、李白用强烈的个性精神来突破强大的诗坛风气。王维则一方面继承了宫廷诗人的技巧和控制文体的能力，一方面则结合自己引退回归的思想转向，达成一种质朴的风格。宫廷诗人的技术自觉和非宫廷诗人在个性驱使下的技术裂变，成为初盛唐诗歌发展的基本主题。

从惯常的文学史思路考察，宇文所安的唐诗论述似乎是单纯的。我们经常看到的诗歌史，基本上要建立在时代的历史背景、文学理论的发展这两个因素之上。而宇文所安显然对唐代社会历史采取了隔离的态度，对文学理论的观念性分析也采取了最小的篇幅，而把全部的信念集中在对诗歌作品的解读和分析上，以创作的事实构成诗歌发展的全部历史。

宇文所安对诗歌写作状态和阅读状态的分析也是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

在分析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这首诗时，他认为，它的创作状态是特定环境下的应酬，而将其作为歌词传唱于歌妓之口时，它就取得了普遍性的意义。在这里，他还特别关注了杜甫那些无法确定其写作场合的诗歌。这样就将诗歌研究关注的环节复杂化了：写作中作为惯例的一种限制，写作时具体的运用和构思，写作后被阅读传播的方式如何延展诗意，都成为解释诗歌所需要关注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