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初唐诗》刍议

博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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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欧美学者中，宇文所安先生是一位优秀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他的研究从作家推向诗歌史、诗歌理论、文学史、文学理论，随着研究领域的逐步扩大，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初唐诗》、《盛唐诗》、《传统中国诗学》、《追忆》、《迷楼》、《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国中古时代的终结》、《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汉魏”诗歌的生成》、《晚唐诗》等，成果丰硕。其中《初唐诗》出版于1977年，致力于对初唐诗的深入剖析和研究。笔者在阅读《初唐诗》的过程中对作者的用力之勤感触良深，现择要录之如下。

一、整体梳理之功。全书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宫廷诗及其对立面》认为隋末唐初的诗歌主流为宫廷诗（以宫廷为主要写作场合并以宫廷生活为创作中心，基本模式体现为“三部式”——主题、描写式的展开和反应。技巧上用词典雅，注重修辞和修饰），与宫廷诗相对立的是对立诗论（当时有人从伦理角度出发，指责宫廷诗缺乏政治内涵并否定其过分修饰，这种观念后来发展成为复古理论）。作者认为，宫廷诗及对立诗论是初唐两种主要诗歌趋势，众多诗人在两者之间摇摆。第二、三部分分别以初唐四杰诗和陈子昂《感遇》组诗为对象研究七世纪六十及七十年代诗人对宫廷诗创作传统的脱离。第四部分介绍武后及中宗朝的宫廷诗。第五部分从张说平稳流畅的诗风以及张九龄对初、盛唐风格的兼备来说明诗歌已渐渐正式进入盛唐。全书以时代为序，对初唐诗的演进规律做了系统梳理和深入探求。

二、事实论证之力。如第一部分论证宫廷诗和对立诗论在诗人创作中产生的影响和碰撞时，举例如魏征和李百药诗，在隋倾向对立诗论，入唐却分别转向说教诗和宫廷诗；太宗朝虞世南、褚亮和许敬宗等人的诗则呈现两种对立潮流的不稳定结合；王绩诗措辞朴素，句法直率，不重修饰，与宫廷诗风格迥异；上官仪诗词藻华丽，绮错婉媚，形式上追求程式化，是宫廷诗的回归。第二部分以初唐四杰诗与宫廷诗的差异为例，体现该时期对宫廷诗的疏远和背离。如卢照邻诗从宫廷诗的优雅渐变到狂热的激情再到真实直率的美；王勃诗呈现出新的谨严和技巧（如对偶句及诗歌结尾的处理），他的律诗开始背离宫廷诗，转向简单化和个性化，最终发展成为盛唐律诗；骆宾王诗则对骈文修辞进行了广泛运用。第三部分将陈子昂《感遇》组诗分类，并结合其诗歌生涯，认为他创作早期受宫廷诗一定影响，684年入京以后因受当时文学独裁者的排斥自然地转向对立诗论和复古理论；691年返回四川守母丧，693年重返京城，回京后的作品初具盛唐气象，激昂的抒情风格及其对建安诗风的心灵倾向与再度创造体现出与宫廷诗的差异，是七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宫廷诗传统背离的有力佐证。第四部分逐章介绍武后及中宗朝的文学机构、宫廷诗的形式、诗体和题材、诗人的同题创作、新歌行以及代表诗人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的诗风。具体而论，提到杜诗直率优美，注重精炼的词语和轻度的句法转换；沈诗将宫廷词语个性化，诗歌范围明显指向盛唐；宋诗一反传统的应制面貌而为自然的抒情诗。这些特征都说明宫廷诗正发生某种向盛唐风格的变化和发展，并逐渐呈现出个人的印记。个人诗和日常应景诗的比例显著增加体现出该时期日渐明显的个人风格，而模式化的创作反映出题材对创造性的破坏力。作者在大量实证的基础上对初唐诗的演进规律做了研究。

三、深入体察之精。对诗歌成就的理解首先应立足于对作品的深入解读，《初唐诗》正体现出作者对文本的极度尊重。首先，第五章《王绩》就“王绩是否有妻儿”问题作了探讨，据《旧唐书》，王绩在隋末隐居三十年，未有妻儿。作者则从王绩《初春》诗“遥呼灶前妾，却报机中妇”句、《独坐》诗“三男婚令族，五女嫁前夫”句及其写给陈叔达的文章推知王绩并未隐居，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其次，《初唐诗》体现出作者对文本的深入的心灵体察。作者认为，“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诗歌的某些方面具有中心的意义，而其他方面却黯淡无光。但是这些其他方面往往正是诗歌的‘诗歌’。”（《初唐诗?三联版序言》）作者仍然相信文学史是基本的，但认为文学史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为作品勾勒出存在的环境以及在此环境中诗人的文学实践。而作者试图脱离这种环境，回到诗作本身，精细地探讨诗歌中那些无法为文学史解释的方面。关注点的不同决定了《初唐诗》不是从外部环境着手而是从心灵的角度去深入体察作品，甚至以一种知己之感去体味诗歌所透露出来的细微复杂的感情。同时，而文学史所提供的诗歌身后的背景也都服从于一个目的：更准确、更投入地去理解诗歌。因此，作者在对诗歌与诗人创作动因的分析中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态度，从而使作品欣赏变得更主动而更具有个人色彩。如分析乔知之写作《绿珠篇》的起因时，介绍了两件事情：一，绿珠是晋人石崇的妾，一位官员看上了她而要强取，石崇因拒绝而遭祸端，绿珠为之跳楼自杀。二，乔知之妾碧玉被武后亲戚武承嗣夺去，乔知之送给碧玉《绿珠篇》，碧玉读后便自尽。此时作者写道：“如果乔知之写这首诗的目的，确实是为了以绿珠作为碧玉的榜样，那就太残酷了，等于强迫她在耻辱和自杀之间作出选择。”（第246页）评论中对弱女子碧玉寄予了深刻同情，渗入了自身的态度。又如评虞世南《春夜》：“春苑月裴回，竹堂侵夜开。惊鸟排林度，风花隔水来。”注意到诗作表现了诗人“对于外界的偶然事件及刹那间美的注意”。（第40页）再如评上官仪对句“落叶飘蝉影，平流写雁行”：“这里秋天事物的零落感被完美的艺术技巧捕捉住。秋天的两种象征蝉和落叶被混合起来，各自成为对方的潜在隐喻。我们不能确定到底是落叶（或它们的影子）飘动像蝉影，还是蝉（或它们的影子）飞动像落叶，或者真正的树叶飘过蝉影。潜在的相互隐喻和直接描绘强调了两种事物的一致性，表现出了无助和不安全的感觉。”（第59页）更多地从意象和感觉出发去理解诗人赋予作品的意境。又如评卢照邻隐逸诗之蜀诗为“用宫廷诗的瓶装入人生苍凉的酒”等等，多处实例都可看出作者本人对诗人情绪的灵敏而深刻的体会。第九章“京城诗”将描写京城的诗歌单独列为一类，这类诗歌以描写京城景象为背景内容，抒发幻灭感、对贵族社会的批评、对人生短暂的感伤或及时行乐的心理。作者对这类诗歌的评论是从与诗人的心灵对话入手的，作者仿佛变成了诗人本身，用最真诚的心去理解作品。

第三，作者生活在西方，又对中国文学领悟很深，所以在对诗作的理解中体现出西方观念与中国传统观念相结合的特征。如第九章对卢照邻《长安古意》的理解，作者注意到比目、鸳鸯、燕子在中国传统上用来象征情人、夫妻恩爱、婚姻和性爱，同时也注意到诗歌所描写的是春季，与性欲及少年游侠的本事存在联系。作者在这里突破了中国人含蓄的心理特征，而将西方大胆的眼光投射进来，使诗歌评论呈现一种稳重而开放的视角。

第四，除了对文本的深刻理解和分析，《初唐诗》也体现出作者对初唐诗歌创作技巧的关注。作者注意从诗歌中的某个常用动词出发，来归纳诗歌的形式特征。如分析沈佺期《兴庆池侍宴应制》诗时，作者认为沈佺期和陈子昂一样，用“分”这一动词描写打破视觉延续的某事物的出现。（第197页）此外，作者还谈到了典故、术语、对句等技巧。对情感和艺术深入的的双重关注都体现出作者敏锐的语言感受能力和心存美感、感受美感并阐释美感的过人之处。


概而言之，《初唐诗》以时代为序，在大量实证的基础上，对初唐诗的内在规律做了深入探求，行文中处处体现出作者自身情感的高度投入和深刻缜密的思考。傅璇琮先生认为《初唐诗》“在中国学者之先对初唐诗歌做了整体的研究，并且从唐诗产生、发育的自身环境来理解初唐诗特有的成就，这不但迥然不同于前此时期西方学者的学风，而且较中国学者早几年进行了初唐诗演进规律的研求。”（《初唐诗?傅璇琮序》）在笔者看来，《初唐诗》之贡献，不仅在于其开中国学者初唐诗研究之先，更在于其体现了一种老而弥新的研究思路：对作品本身的深入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