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章－颖川庾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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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川庾氏兴起于魏晋之间，但绝非高门大姓，后世梁朝大文学家庾信在其《哀江南赋》中说他家自周王朝便世代为官并不足信。庾氏在江左政权之青云直上，名列甲族膏腴始自庾亮，庾亮字元规，颖川鄢陵（今河南鄢陵）人，“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晋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得看出，他是个仪表出众、稳重严肃、不轻举止的人。年仅十六岁的时候，东海王司马越聘他出来做官，被其拒绝。什么原因使他在东晋政权得已执掌机要大权的呢？帝室姻亲！

　　
　　晋元帝司马睿还是镇东大将军的时候，为司马绍聘了一门亲，庾亮的妹妹庾文君。司马绍继位后的同年，庾文君被立为皇后，庾亮官拜中书监，司马绍任用庾亮最直接的目的恐怕就是制约王导，摆在司马绍面前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用谁来从军事上制约王敦？统领宿卫六军的领军将军老臣纪瞻为他推荐一个人，郗鉴。

　　
　　郗鉴，字道徽，高平金乡人（今山东金乡），以儒雅著名，郗氏并非显达之家，所以曾在赵王司马伦府中为官，知其有谋逆之志称病还乡。晋惠帝反正，郗鉴历任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东海王司马越和苟晞都曾拉拢他加入自己的集团，均被郗鉴拒绝。中原大乱，四海烽烟，郗鉴被家乡的人推为首领，率千余家避难于峄山（山东邹城境内），司马睿任命他为兖州刺史。郗鉴在石勒的攻掠之下，固守峄山三年，缺粮甚至挖野鼠吃，终无一人背叛，足见其深得人心，人马发展到数万人，后来与其他各地对抗胡族的流民帅一样，逐渐率部南移至江淮地区。

　　
　　纪瞻推荐郗鉴是有原因的，渡江以来，中军寡弱，外军相对强大，纪瞻统辖的宿卫六军不敌王敦的军队就是个例子，司马绍不能再用中军去冒险。其余地方的军队，较有实力的有陶侃、祖约，陶侃被王敦排挤到广州去，祖约是祖逖之子，统率的是原祖逖的军队和朝廷貌合神离，剩下的只有南来的各支流民队伍。流民军雄据一方，各行其是，无王法无军纪，打家劫舍，拦截行旅，筹备给养，关键时候靠的住吗？从前晋元帝司马睿让江南名士纪瞻镇守合肥统率江北的流民军，结果一蹋糊涂，入援京师过程中，苏峻等各支流民军观望不至，而纪瞻军一触即溃，原因就是纪瞻根本就指挥不动流民军。

　　
　　郗鉴的军队是典型的北方流民军，但郗鉴与其他诸如苏峻、刘遐、郭默等流民帅不同，毕竟他以儒雅著称，并非武人，在西晋朝廷做过官，得到过司马越和苟晞的赏识，却又不失名士之风，所以很快司马绍任命他为安西将军、兗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假节，镇守合肥，辖制各路流民部队。

　　
　　司马绍这一手固然精明，王敦很快看穿了。王敦此时已从武昌移镇姑孰（在今安徽当涂），目的很明确，就近控制朝廷的一举一动，姑孰至京师建康不过二百余里。王敦得知郗鉴镇守合肥的消息后，马上上表朝廷，要求让郗鉴任尚书令，明升暗降，削去他的兵权。司马绍无奈只得召郗鉴入京，郗鉴回京，道经姑孰，被王敦留了很久也不让他回京，王敦的党羽劝他杀掉郗鉴，王敦没有听，最终郗鉴还是回到建康。王敦不杀郗鉴等于放虎归山，可如果打天下全指望暗地下手，这种人是不会拥有胜利的。

　　
　　王敦明显感受到晋明帝司马绍的压迫，开始策划再次发动政变，意欲另立新君独揽大权，这次密谋却被一个小娃娃无意间获悉，他就是以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成为书圣的一代书法家王羲之。那一年他不满十岁，王敦是他的堂伯父，对他非常喜爱，把他带在身边，时常叫到自己的帐中睡觉。这一天，王敦先出帐，王羲之犹未起床。一会儿，钱凤进来，屏退手下的人，谈起叛乱的计划，王敦一点也没想起王羲之在帐后的床上。王羲之当时醒了，听到他们议论的事，“知无活理”，于是抠出口水，把头脸和被褥弄脏，假装睡得很熟。猛得王敦想起帐后有人，大惊，这可怎么办，几事不密则成害，不得不除之。掀起帐子一看，王羲之一脸唾沫睡得正酣，也就放下心来。后来，小王羲之找个机会回到建康，把事情告诉父亲和伯父王导，王导赶紧禀报晋明帝以备不测。

　　
　　为什么王导这一次坚决站在皇权一边呢？王敦的坐大让他感到一种危机，他发现周围的高门士族对王家充满敌意。王敦不断安插王氏家族的人，王含被委任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王舒为荆州刺史、监荆州沔南诸军事，王彬为江州刺史，加上镇守淮阴的王邃，所有的军事重镇都把在王家手中，王敦移晋祚的野心暴露无疑。王家到底能不能取代司马氏坐天下呢？在王导眼里，绝对不可能，不说叛逆罪大，不说中原胡族虎视耽耽，就论眼下江左的司马王室正统的势力，各家士族豪门，各地的流民帅，江东的吴姓豪门，他们能对王家服首贴耳吗？王敦无异于火中取栗，胆气极大，成功的把握有多少？失败可是要灭族的。

　　
　　王敦也想到了，他首先除掉会稽内史（内史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周札，周札，吴地豪门，周处之子，一门五侯，宗族强盛，吴地人士中无人可以比拟，江东的领袖。王敦上一次起兵清君侧，他曾打开石头城迎接王敦入城，现在王敦把他看做拌脚石，派兵偷袭会稽，杀死周札，王敦此举虽震摄各家豪门，同时也失去支持。

　　
　　正当紧锣密鼓的策划新的政变之时，王敦突然患病，病势沉重。公元324年五月，他急急忙忙以朝廷的名义，矫诏拜他的义子王应为骠骑大将军，以接替他的职务。王敦无子，王应是他兄长王含的儿子，过继给他。他的智囊钱凤也感觉到王敦快不行了，便问王敦：“现在举旗在即，倘若您有不幸，是否将把身后之事托付王应？”身后之事，自然指事先商议好的军事叛乱计划，王敦摇摇头：“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为。王应年少，岂堪大事！我死之后，莫若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

　　
　　我们不得不佩服王敦的远见卓识，政变瞬息万变，一旦失利自己的生命、家人的生命，族人的生命全部完蛋，不仅仅要有非凡的才干，还要有承受巨大压力的能力，大事不是常人所能承担的，也不是常人所能实现的。王敦曾经评价过王应，称其子“其神候似欲可。”什么呢？看他的神态好象还可心。但是发动武装政变绝不能让一个看上去还可以的人去干，王敦针对人和局势提出上中下三策，解散兵众，归顺朝廷，以保全宗族门户，这是上策，皇帝时刻担心兵变，一旦你主动投降，加上朝廷中王导的势力，肯定会既往不咎。中计是拥兵自重，形成割据之势，自己不出头，各家各派又不止我们一家，只要做到该进奉的进奉，皇帝一时也拿我们没办法。下策呢？乘我还活着，集中兵力打下建康，寄希望于侥幸取胜。”三计的取舍呢？钱凤对其党羽说：“公之下计，乃上策也。”

　　　王敦明显感受到晋明帝司马绍的压迫，开始策划再次发动政变，意欲另立新君独揽大权，这次密谋却被一个小娃娃无意间获悉，他就是以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成为书圣的一代书法家王羲之。那一年他不满十岁，王敦是他的堂伯父，对他非常喜爱，把他带在身边，时常叫到自己的帐中睡觉。这一天，王敦先出帐，王羲之犹未起床。一会儿，钱凤进来，屏退手下的人，谈起叛乱的计划，王敦一点也没想起王羲之在帐后的床上。王羲之当时醒了，听到他们议论的事，“知无活理”，于是抠出口水，把头脸和被褥弄脏，假装睡得很熟。猛得王敦想起帐后有人，大惊，这可怎么办，几事不密则成害，不得不除之。掀起帐子一看，王羲之一脸唾沫睡得正酣，也就放下心来。后来，小王羲之找个机会回到建康，把事情告诉父亲和伯父王导，王导赶紧禀报晋明帝以备不测。

　　
　　是王舒的儿子王允之。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十年前被刘聪所败失踪
若换成王应肯定会采取王敦之上计，王应年轻本无野心，且有一定的见识，王敦失败之后，王应准备去投江州刺史王彬，王彬和荆州刺史王舒都是王氏家族的人，他的父亲王含反对说，“大将军王敦以往与江州王彬的关系那么不合，你怎么想到那儿去？”王应说：“就是因为关系不好到那里最合适。王彬在大将军强盛的时候，敢于坚持不同立场，这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现在看到他人遭受困厄，也必定会有恻隐之心。荆州的王舒循规蹈距，哪能超出常规行事呢！”王含不听，于是两人逃奔荆州。王舒派军队相迎，将王含、王应父子沉入江中溺死。王彬听说王应要来，秘密准备小船等候。王应不至，王彬深以为恨。

　　
　　可惜的是，现在大权操在钱凤手里，钱凤吴地庶族，本非豪门，如果归身朝廷，他的野心就不能实现，因此他坚决支持王敦的下策。

　　
　　从古到今，凡献上中下三策的计谋大多失败了，为什么呢？干大事，只能有两种结果，成功与失败，要百分之一百的争取胜利，有上策为什么要献中策呢？有中策为什么要献下策呢？其一说明献计的人拿不准，其二给人主以错误的判断，认为还有选择的余地，实不知中策和下策都是极危险的。王敦为什么提出三策呢？他心有不甘，自己处心积虑，费尽千辛万苦开创的大业一朝散尽，心痛惋惜，与其说他让钱凤等人心存侥幸，倒不如说他自己心存侥幸，他要在有生之年实现夙志，告成大功！

　　
　　悠悠千古事，成败一念间，如果王敦就此收手，他仍然不失成为东晋开国的重臣，受万人仰慕。一念之差，使他身上深深地刻上两个耻辱的字眼“叛贼！”而后世桓温在他坟间亦轻轻读出二个字“可人”。

　　
　　王敦重病缠身之时，又接连发生对他不利的事情，他府中的左司马温矫叛变，温矫是司马绍极为倚重的一位大臣，继位后封他做中书令，王敦不欲贤臣在皇帝身侧，遂将其调入府中任左司马，温矫假意和钱凤交好，温矫素有藻鉴之名，就是说他善于品评人物，后世桓温刚一出生，温矫便赞他为英物，使桓温名声大震。钱凤也有意仰仗温矫出名，温矫逢人便赞“钱世仪（钱凤的字）精神满腹。”钱凤大悦，两人交好。

　　
　　恰逢丹阳尹的职位空缺，温峤对王敦说：“京尹咽喉之地，明公宜自选其才，恐朝廷用人，不会和明公一心。”王敦颇以为然，问温峤说：“谁能够胜任？”温峤说：“愚谓无如钱凤。”钱凤一听，投桃报李，推举温峤，温峤佯装推辞。王敦不听，上表奏请温峤任丹阳尹，并且让他窥察朝廷动向。温峤惟恐自己走后钱凤再离间挑拔加以制止，便借王敦设宴饯别之机，起身向诸君祝酒，他走到钱凤面前，钱凤还没来得及饮酒，温峤佯装酒醉，用手版击落钱凤的头巾，脸一变，醉道：“钱凤！你是什么人，我温太真祝酒你胆敢不喝？”王敦以为温峤醉了，把双方劝解开。温峤临行时，向王敦道别，涕泗横流，先后三次出门以后又回来，依依不舍。温矫够会演戏的，极具表演才能，即使当今艺术学院表演戏毕业的高材生也要望其项背，把王敦这样的奸雄骗个实实在在。温峤走后，钱凤对王敦说：“温峤与朝廷关系极为密切，并且与庾亮有深交，此人不能信任。”王敦反而责备钱凤：“太真昨醉，小加声色，你怎么能马上就这样诋毁他呢！”

　　
　　温峤到达建康后，把王敦作乱的图谋原原本本告诉了司马昭，王敦听说后，感觉受骗太深，勃然大怒，大骂温矫：“我竟然被这个小东西欺骗！”在写给王导的信中念念不忘温矫这个骗子，信中发誓说：“太真离开我才几天，竟然做出这种事！我要找人把他活捉来，亲自拔掉他的舌头。”

司马绍和郗鉴、温矫、庾亮共同筹划讨伐王敦的谋略，知已知彼百战不贻，胆气过人的司马绍做出一个大胆的计划，他要亲自侦察王敦的军营。王敦的军队驻扎在于湖（在今芜湖境内），司马绍著戎装，跨骑巴滇骏马，仅带两名随从绕王敦大营一周，仔细侦察营中虚实。

　　
　　与此同时，王敦卧床观书，累了，刚刚休息，梦见太阳绕其营垒，心中一动，惊起道：“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也！”下令轻骑搜索，司马绍飞驰而去，营中有士兵也发现他，认为是非常之人，上报轻骑，轻骑沿途追逐。司马绍看见路边有卖食物的一老太太，将自己手中的七宝鞭递给她，并且对她说，“老人家，如果有骑兵追来，你给他们看看！”然后又将马粪用冷水浇透，打马而走。一会儿，追骑赶到，问老太太：“看到一个黄胡须骑马人从这里经过吗？”老太太说：“已经走很久了！”并把七宝鞭拿出来，镶金嵌玉的珊瑚宝鞭，世之珍宝，轻骑们相互传看，把玩良久，又见马粪已冷，相信老太太说的话，以为再也追不上，掉转马头怏怏而还。后人温庭筠、张耒先后作《湖阴曲》及《于湖曲》慨赞其事：

　　
　　武昌云旗蔽天赤， 夜筑于湖洗锋镝。
　　祖龙黄须珊瑚鞭， 巴滇骏马风作蹄。
　　日围万里缠孤壁， 虏气如霜已潜释。
　　海旗风急惊眠起， 甲重光摇照湖水。
　　吴波不动楚山晚， 花压阑干春昼长。
　　
　　司马绍回到建康，下令发兵征讨王敦，加王导大都督总督各军，拜郗鉴为卫将军，郗鉴不想初入京师便锋芒逼人，固辞卫将军封号，请召临淮太守苏峻、兖州刺史刘遐同讨王敦。司马绍发檄天下，征召苏峻、刘遐，以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约、广陵太守陶瞻等入卫京师。王导知道王敦重病不起，帅王氏家族子弟为王敦发丧，大家均以为王敦已死，士气大振。司马绍下诏数王敦之罪，“唯诛钱凤，余众一无所问！”

　　
　　王敦见诏暴怒，病势沉重，不能统兵打仗，心知各地勤王之兵若到，后果不堪设想，命令他的兄长，王应的生父王含克日起兵。

　　
　　公元324年秋七月，王含率水陆大军五万杀向京师，攻至江宁南岸。司马绍恃勇欲战，郗鉴建议坚守等待援兵，温矫焚烧朱雀桁（秦淮河浮桥），率军固守北岸。

　　
　　司马绍招募勇士，让段部鲜卑人段秀率领，夜渡秦淮河，偷袭敌军的大营，大破王含。王敦听闻王含失利，惊怒交加：“我兄，老婢耳；门户衰败，大事去矣！”奋力欲起，无奈病体沉重，几番挣扎又躺下来，心知自己不行了，临终叮嘱王应，“我死，不要发丧，一定要把建康打下来！”言讫而亡，时年五十九岁。

　　
　　为不影响军心，王应秘不发丧，用竹席裹起王敦的尸体，外面涂蜡，埋于议事厅中，依旧与人日夜纵酒淫乐，他算看清楚，是非成败不是他能决定的，还不如得过且过。

　　
　　沈充从吴郡（苏州一带）率兵一万与王含合兵一处，他的司马顾扬再献上中下三策，认为相持日久，必遭失败，“决破栅塘，以湖水灌京邑，乘水势，纵舟师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之锐，并东、西军之力，十道俱进，众寡过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转祸为福，召钱凤计事，因斩之以降，下策也。”面对如此好计，沈充均不采用，顾扬只身逃回吴郡。

　　
　　王含、沈充面临的军事形势与王敦第一次叛乱极其相似，采取的战术与王敦第一次的战术相同，步步进逼，以叛军人数上的优势攻下建康。然而他们忽略了苏峻等人的流民军，苏峻、刘遐这一次并没有和上一次那样徘徊观望，而是迅速带兵渡过长江，赶到建康。原因很简单，朝廷中有他们自己的人，郗鉴！正当朝廷中军抵挡不住，节节败退之时，刘遐、苏峻的一万精卒部队从侧翼突击叛军，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流民军乘胜追击，“又破沈充于青溪。”王含等人烧毁营帐，连夜遁逃。司马绍下令追捕王敦党羽，王含父子、沈充、钱凤皆被诛杀，朝廷官吏挖开王敦掩埋地，拉出尸体，焚毁身上所穿衣冠，摆成跪姿斩首，和沈充的首级一同悬挂在南桁，王敦之乱终于平定。

　　
　　然而天不假人寿，上天生下黄须儿只为平定王敦的叛乱，正当司马绍雄心勃勃欲有一番作为的时候，第二年八月因病死去，年仅27岁。临死召太宰、西阳王司马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壸，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丹阳尹温峤并受遗诏，辅助新君，留下诏书说：“自古有死，贤圣所同，寿夭穷达，归于一概，亦何足特痛哉！朕枕疾已久，常虑忽然。仰惟祖宗洪基，不能克终堂构，大耻未雪，百姓涂炭，所以有慨耳。”
司马绍不畏生死，只念北伐雪耻，其志足以令人扼腕叹息！
　第十七章 庾亮当权
　　
　　公元325年三月，晋明帝之子，年仅五岁的司马衍即皇帝位，成为晋成帝，年号咸和。群臣认为成帝年幼，请皇太后庾氏临朝称制，总摄万机。根据晋明帝司马绍的意向，王导录尚书事，与太宰、西阳王司马羕、中书令庾亮、尚书令卞壶参辅朝政，又形成了宗室、外戚、大臣互相制约辅政的朝局。

　　
　　太后临朝，权力难免不向外戚倾斜，成帝的舅舅庾亮开始排除异已，欲要总揽大权。王敦之乱后，王氏家族丢掉军权，王导虽为三朝元老仍在机枢，势力不象先前那般强大，时常称病不朝，不插手朝廷政务。

　　
　　有两则故事可窥见王导此时的心思：王导晚年几乎不再处理政事，只是在文件上签字同意，自叹道：“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人家说我老糊涂，后人当会想念这种糊涂”。表面看上去王导在学曹参，萧规曹随与民休息，实际当时形势与曹参执政时相去甚远，王敦之乱后百废待兴，有什么要休息的？为什么他以前不愦愦，现在却要愦愦？王导实在避祸，避庾亮之祸。另一个故事是王导在一个大夏天去看望庾亮，发现他正在处理公事，王导说：“暑，可小简之。”（天气热，可以稍为简略一些。）庾亮答道：“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如果您留下些公事不办，天下人未必认为妥当！”两人态度迥然不同，庾亮冒着酷热办公，王导却话中有话，委婉地劝他不要把大权都搞到自已手里，庾亮当然不听，也浑然不觉。

　　
　　与王导步步退守不同，司马宗室的力量却日益膨胀，左卫将军、南顿王司马宗亲典禁兵，曾在晋明帝生病之时，拒绝给庾亮宫中的钥匙，并斥责他说：“这是皇宫，难道是你家的门户吗？”司马绍病危，一概不见大臣，颇有托孤宗室之意，庾亮强进宫门，直入寝室，“流涕不自胜。既而正色陈（司马）羕与（司马）宗等谋废大臣，规共辅政，社稷安否，将在今日，辞旨切至。”庾亮劝阻司马绍不要单独托孤宗室，一定要与大臣共同辅政，才能确保政局稳定。司马绍终于被说服，“帝深感悟，引（庾）亮升御座，遂与司徒王导受遗诏辅幼主。”主张共天下的庾亮获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应该说统治阶级内部民主制更适合东晋王朝的实际情况，从后世晋孝武帝加强皇权成功而导致东晋王朝走上末路来看，庾亮实为东晋立了大功。

　　
　　可惜庾亮并未就此罢手，在他以帝舅身份独操大权之后，对宗室进行大清洗，这就是久历世事的王导反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