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秦邦宪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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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与秦邦宪相识较早，但真正深入交往是到了《解放日报》以后，秦邦宪是党报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丁玲是党报文艺副刊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他们在一起为中国新闻事业尤其是文艺副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看得多，而且有很多好意见”

  丁玲与秦邦宪认识比较早。1946年4月8日，秦邦宪与王若飞、邓发、叶挺等18位同志，自重庆飞返延安，因天气恶劣迷路，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撞山，全机遇难，被党中央称为“四八烈士”。

  4月15日丁玲作《我们永远在一起》纪念秦邦宪，说她初次见到秦邦宪，“是1930年的时候，我和也频住在上海霞飞路，忽然有位穿香港布长袍的青年来访。他说了一个我们朋友的名字，我们明白了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他是为一份工人报纸来要我们写文章的。他坐在靠窗的长沙发上，把正事讲完了之后，并没有说走，他和我们说起最近出版的文艺作品来，他看得似乎很多，而且有很多好意见。”

  丁玲又说:“直到1936年我到保安的时候，那时候我知道他就是有名的博古(秦邦宪在苏联学习时用名波古良，博古是由波古良演化而来)同志，仍然像一个大学生，他常常笑。他忽然问我还记得不记得他，我说我从没有见过博古同志，但他的样子似乎是见过的。于是他笑说我的记忆好，又说还到过我的家里，他历述了我家里陈设的东西。于是我也笑了，说他的记忆力比我更好，我便回述了他当时所讲的一些什么问题，他也补充了我是怎样答复的。我说不是我的记忆力好，而是你给我的印象很深。”这印象深，是因为他看文艺作品多，又有“很多好意见”。

  一起走进《解放日报》

  秦邦宪1930年5月从苏联回国，在上海全国总工会任宣传干事，参加《劳动报》的编辑工作，他向丁玲与胡也频约稿就在这时候。此后，秦邦宪担任团中央书记、党中央“总负责人”、党中央总书记。1935年元月在遵义会议以后，党委“再分工”，张闻天接替秦邦宪任总书记，秦邦宪任常委、军委委员，直到1936年。常委原有周恩来、秦邦宪与项英，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常委，这时常委亦称书记。这些，丁玲当时就很清楚。

  丁玲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被捕，1936年由地下党营救出狱并送来陕北。

  丁玲到陕北后，成了第一位从国统区来的名作家、左联负责人，中央特别重视。11月19日中宣部召开欢迎会，总书记张闻天、书记秦邦宪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后秦邦宪约丁玲长谈。中央领导人与丁玲商议，筹建中国文艺协会。在22日的成立大会上，张闻天、毛泽东、秦邦宪都讲了话。会上丁玲当选为主席。秦邦宪希望丁玲写陕北群众的生活与红军的斗争。

  24日，丁玲随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等人上前线，参加山城堡战役，迅速写出了《到前线去》、《彭德怀速写》(连同速写人头像)等。

  1937年4月，丁玲应秦邦宪之约为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作《一颗没有出膛的枪弹》，初刊于4月24日《解放》创刊号。《一颗没有出膛的枪弹》后改题为《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5月至6月间丁玲应秦邦宪之约，为《解放》周刊作小说《东村事件》，连载于5月31日、7月5日《解放》周刊。这时秦邦宪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却仍十分关心丁玲的创作。

  1941年4月底，“接张闻天通知从农村返回延安到《解放日报》文艺栏”。

  1941年5月16日，党中央在延安创办机关报《解放日报》，秦邦宪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兼任社长。秦邦宪提出调丁玲来当文艺版主编，丁玲对这个工作很踌躇，找秦邦宪谈了话，秦很热情，丁玲最终同意。《解放日报》5月16日创刊，14日丁玲就来参加了5月15日的报纸试刊。

  丁玲调来报社以后，接着调来上海左联与叶紫合编过《未明》杂志的未明出版社的陈企霞来做编辑。从中央研究院文学研究室借调文艺理论家刘雪苇帮助做三个月工作;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作家马加也帮助做些工作，他们在1941年都回原单位了。1942年初，舒群向丁玲建议，可以调作者来做编辑。

  1942年春，丁玲想写作，担心秦邦宪不放，先向中组部提出调离，并向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推荐舒群来当主编。舒群是左联作家，1937年在武汉出版的《战地》杂志，是他与丁玲合编的，1938年来延安，为朱德总司令当过秘书。秦邦宪同意，报毛泽东认可，于1942年3月13日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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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副刊在他们手上发展繁荣

  关于报纸文艺版面的方针，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说:“博古同志多次对我说:《解放日报》是党报，文艺栏决不能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能搞成‘轻骑队’。”

  秦邦宪还多次指示，“报纸的文章、消息，都要与中央息息相关，呼吸相通，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的步调一致，要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力武器，成为党的真正喉舌”。他还强调，“报纸不能闹独立性，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还具体指示，“我们的文艺栏不能像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那样，副刊和新闻版态度不一样，我们是常常利用国民党报纸的副刊来反对国民党的。”

  关于文艺栏的任务，丁玲在1942年3月12日文艺栏的“百期特刊”第二期《编者的话》中说:“文艺栏担负着这几层重任:1.团结边区所有的成名作家;2.尽量提拔、培养新作家;3.反映边区各根据地生活及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战斗的事迹;4.提高边区文艺水平。”

  丁玲根据党的文艺方针和党报对文艺栏的指示，提出四项任务，这是她创造性地办文艺栏的体现。在这四项任务中，主要是团结成名作家和培养青年作家这两项。把这些作家所写的反映边区生活及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战斗事迹，以及一些好的作品发表出来，这样既满足了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也提高了边区的文艺水平。丁玲主编文艺栏这段时间，千方百计组织稿件，力争拿到当时延安的名作家和新作家的所有优秀作品，在文艺栏发表。

  关于处理稿件,丁玲规定，首先要逐件登记，贴审稿笺，用与不用都提出意见;可以用的交丁玲复审;丁玲将用的交给发稿编辑编排，送秦邦宪终审;不能用的逐件写退稿信，经丁玲看过交编辑付邮;名作家的退稿信件由丁玲亲自写。这些做法，以后的主编也都照做。《解放日报》从1941年5月16日到1941年9月15日，每天出版四开二版，文艺稿发表在二版左辟栏的位置上，每天约发三千字，不用文艺报头。作品大都是名家之作，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其主旋律是弘扬解放区英勇抗战的精神。可以说，文艺栏打响了引人注目的“打炮戏”。

  9月16日以后，报纸改出对开四版，文艺稿件发在第四版下半版，用“文艺”两字作报头，每次发稿6000字，每月发稿约二十次。文艺栏自1941年9月16日创刊到1942年3月停刊，共计111期。总的来说，从1941年5月至1942年3月底，十个半月的时间，文艺栏用刊头与不用刊头，共发稿约一百万字。丁玲从创办到1942年3月中旬调文抗写作与领导整风学习，可以说整整做了10个月的主编。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为增强党性改版，第四版改为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副刊，发的文艺稿件更多。

  《解放日报》出版六年多，一年发表一百多万字的文艺稿件，是全国最大的文艺阵地，也是质量最好、培养新作家最多的文艺阵地，还是全国最早的整版副刊。第四版改为副刊时，头版改为要闻版，二版改名为延安与解放区版，三版为国内与国际版。其他解放区的报纸也陆续学习。秦邦宪陆续写了三篇论报纸党性的社论，也写了新闻写作的社论、专论与讲话。

  丁玲主编文艺版10个月，她说:“对于住在文抗或住在鲁艺的知名作家，我们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存在门户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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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栏对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鲁迅艺术学院和陕甘宁边区文协这三个大单位的文艺家，以及其他文艺机关团体的文艺家的态度都友好。鲁艺的学生多，为培养文艺新人，丁玲特别注意组织鲁艺学生的稿件。文艺栏对在来延安以前就作出成就的文艺家，无论他是文学研究会的、狂飙社的、创造社的、南国社的、上海左联或是北京左联的，都尊重他们。对于一般来稿，因为不知作者是何人，更是就稿论稿。

  文艺栏还发表了不少研究外国文学和艺术的文章，对于外国现代和古典作品也有介绍，同时文艺栏还发表旧体诗词。

  1941年9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边区参议会副会长谢觉哉在交际处宴请民间诗人墨客，大家欢聚一堂，发起组织了一个诗社，本着“老者安之，少者怀之”的宗旨，定名为“怀安诗社”。《解放日报》以《怀安诗选》为专栏标题发表过三次续范亭、林伯渠、谢觉哉、李木庵、李建侯等人的旧体诗。“怀安诗社”的活动，不仅表现在旧体诗词创作方面，而且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中也起了积极作用。

  这些党报文艺版面的创造性活动，都是丁玲与秦邦宪商量着做的。

  《解放日报》的文艺宣传是按照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立足延安与祖国大地，一手伸向古典，一手伸向外国，繁荣与发展文艺创作的。

  共同面对失误和批评

  丁玲主编的文艺版面也出现过失误，1942年3月13日与3月23日，文艺栏发表了王实味的以《野百合花》为总标题的四段杂文，对延安生活进行讽刺和指责，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应。毛泽东拍桌子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不是马克思挂帅!”

  在报社，最早提出意见的是秦邦宪。3月14日上班时他来文艺栏办公室，问陈企霞:“《野百合花》是从哪来的？”

  企霞说，是丁玲从文抗让我拿回来发表的。秦邦宪说，王实味是干什么的?企霞说，是中央研究院文学研究所的特别研究员。秦邦宪说，他还没有写完，以后不要发表了。

  23日又发表了一次，24日秦邦宪又来问企霞:你们怎么又发表《野百合花》了？企霞说，是丁玲看过签署“可发”，交给我带回来发表的。秦邦宪说，以后绝对不要发了。企霞说，发稿以前我们都送给你看过的。秦邦宪说，最近我很忙，你们的稿子我没有看。企霞说，看不看是你的事，我们送审了。秦邦宪说，我没看，我也负责。

  在4月3日开展的整风学习运动中，秦邦宪作了检讨表示承担责任。报社没有让陈企霞与作者作检讨。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斗王实味的大会上，先作自我批评，后对王实味批斗。

  4月初，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曹轶欧、贺龙等人发言，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提出批评。第二个发言的是贺龙，他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党。

  丁玲回忆说，这时，原来坐在她后面的秦邦宪坐到她身边来了，一直坐到散会，他悄悄地问她“怎么样”表示关心。

  丁玲离开报社以后与秦邦宪还有来往。丁玲在《我们永远在一起》一文中还说:“我想找好的文学书读的时候，总是向他去借，他藏有很多书。在延安，我读《静静的顿河》、读《战争与和平》、读《安娜》、读《虹》，都是在他郑重的嘱咐‘不要转借’的底下读到的。他有空的时候，也喜欢同我谈谈这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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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解放日报》副刊发表燎荧的《人———在艰苦中成长》，批评丁玲1941年11月发表在《谷雨》杂志上的《在医院中时》，说作者“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带着陈腐的意见，对和自己出身不同的人作不正确的观察，甚至否定。”“旧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也起了作用，这就是作品失败的原因。”对此，丁玲准备作检讨，秦邦宪劝她“不必，等等看”。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批评有简单甚至粗暴的现象，文艺作品，凡写工农兵有缺点的难免不受批评，作者虽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为了表示谦虚常常勉强检讨。秦邦宪这次对丁玲的建议她接受了，这样做是合适的。

  为实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示的新方向，1943年3月10日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文委召集党的文艺工作者50余人开会，中组部部长陈云与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讲话，秦邦宪也应邀讲话，他讲了通讯报告作品在文艺上与政治上的重要性，要求到会文艺家做党报的通讯员，给党报写通讯报告反映群众中的新人新事。

  后来丁玲经过采访，写了《田保霖———靖边县新城区五乡民办合作社主任》，表扬他的模范事迹。与欧阳山记述延安南区合作社刘建章主任的文章，同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1944年7月1日，毛泽东写信向丁玲与欧阳山祝贺，说：“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新写作作风庆祝”，并“请你们来我处一叙”。

  秦邦宪是党报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丁玲是党报文艺副刊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丁玲与秦邦宪是友好的，他们是“永远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