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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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一家





杨鼎盛在我记事并对他有印象时就是一个终日咳嗽的老人了，他的勤快和节俭是出了名的。每天天麻麻亮就起床，不是跟在自己猪后面，就是驮着粪筐庄前屋后地转。快70的人照样出工，那时他大儿子是生产队长，估计为了不让人说闲话，主动给父亲减了一分工。




杨大爷算小是出了名的，他家劳力多，先是老大杨正旺、老二杨正龙和他一起挣工分，后来小儿子杨正华初中毕业也步入其中。所以他家每年决分时总是进钱户，他的大儿子时常是红工，即全队最高的工分。能得红工的人不仅要一天不缺勤，还须在出现包工的时候拔得头筹。比如到离家几里外的河田挑稻谷，你得挑得最多，双抢时生产队往往会利用中午收田埂上晒得半干的草，你要挑得多，跑得快，这都需要力气和一定的技巧。杨家三兄弟除老小体力稍差一点外，老大、老二的身体强壮有力，都是干活的好手，这种场合就是他们显身手的时候，要是从大河里收工带一担稻谷或稻草，他们会拼尽自己力气，不求速度，只要重量；要是在田埂上收草，他们会在速度和重量兼顾上用心思，要是那日草只能很少人挑两担，杨大、杨二必在其列。




他们一家工分多，分的粮食也多。那时分粮食是由两部分组成：口粮和工分粮。口粮是按人口计算，一人一份，在这方面各生产队的分法不一样，有的生产队还有大口和小口之别，超过某一年龄为大口，能分成人的粮食，低于某一年龄为小口，口粮部分要减少。在这方面，我们生产队则体现了平等原则，没有细分，但工分粮一点也不含糊，一分工，一分粮。杨家的工分多，分工分粮时，在全队遥遥领先。他们一家有钱有粮，过的日子并不比大家好。毛主席说，平时两稀一干，忙时两干一稀。但事实上生产队那年月，在大忙双抢的日子两稀一干也要打折扣，不少家庭到了割早稻的时候早已粮仓全空，米缸也要见底，能有三餐粥吃就不错了，像我们家有的年份连三餐粥都不能保证，靠收获不久的新麦度日，这个时候粥也成了我们诱人的美味。杨大爷家的粮食是够他们吃两干一稀的，可他们除了忙时一干两稀外，一年四季以粥为主，每年都能成为我们村不多的几个到新粮上市仍有陈粮的农户之一。




关于杨大爷留钱不用有一个笑话，说六十年代他家有许多三元人民币的钞票，突然有一天国家宣布老版三元必须在短时期流通，否则作废，杨大爷只好买回了许多成人用的马虎帽，那种帽子是冬天用的，戴在头上只露出人的一双眼睛。我想这个故事要是真的，错不在杨大爷，而在政府，货币改制要允许兑换，不能要人们以换回实物了事。当然，我们生活的六十年代的信息渠道不够畅通，在民间小道消息满天飞。或许有人散布了一个关于三元版人民币的谣言，杨大爷自然信以为真。不过根据杨大爷的生活习惯，我揣摸这个故事也可能是杜撰的，创造这个故事的人是以此讥讽杨大爷。马虎帽是用来表明杨大爷生活上不讲究，杨大爷是那种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一粒粮食也不敢浪费的人，带皮的食物他多半是要连皮一起吃下去，这颇为一些在生活上不算小的人瞧不起。




有钱不慌，有粮踏实。杨大爷不和人家比生活，以尽量不用钱，不把饮食往好处过的方式，为自己赢得了一副厚实的家底。这点财产在儿子娶亲的大事上很快显出了份量，他1981年去世前，老大、老二都在该成家的年龄讨了亲，如果从长相上看，老大还过得去，可老二人生得矮小，又老实，没进一天学堂，同村的五爷就是看中杨二勤快、杨家有点家产，同时得的彩礼不薄，才把女儿嫁给了杨二。后来杨小也娶了同村的姑娘，这种同村联姻看似容易，实则不然，双方都知根知底，要是品行不端，男方父母的脾气不好，女方的家长是决不会应允亲事的。杨大爷至多有点小气，可大家也知道过日子哪能不算计?杨大娘更是出了名的好人，在我的记忆中，她老人家是本庄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和人红过脸的长辈。杨氏弟兄不仅继承了父辈的肯吃苦、爱干农活的品行，还有乡下兄弟少有的团结。那些年大家的生活都不容易，愈是贫穷，愈是会为蝇头小利争吵，弄不好还要以大打出手收场。在兄弟之间为屋宅地、为一棵树的所有权都可能引起一场风暴，一般先是妯娌之间的矛盾升级，最后多以兄弟反目收场。在杨家无论是拢在一起过，还是几个兄弟分爨，从不互相争执。分家后弟兄几个田地还在一起，春节时，村民会看到他们兄弟三家一道给小麦、油菜上粪、兴化肥，仿佛没有分家，割稻、栽秧时，人们发现他们还在一个田中劳动。兄弟齐心，在乡下不仅会得到人们的尊重，说起话来也比别人响。在牵涉到大家利益的时候，他们兄弟中一人说了话，尤其是杨大发言，那就成了公论。杨大后来能当生产队长，除有点文化和力气，做人还比较公道外，也与兄弟三人情谊深重，形成一种势力不无关系。




杨家弟兄三人中，老大头脑要活络一些。在老队没有分为两个小队之前，挣工分是一把好手。七十年代中期，生产队粮食产量每况愈下，不少人开始到潜山驮树木，杨大看到其中有赚头，马上加入这支队伍。到了分为小队，做生产队长也尽心尽力。分田到户，看到外面打工划得来，他就和年轻人一同下矿井。我上大学后他已是三十好几的人，看他在春节期间居然打扮自己，穿新衣、皮鞋去赶集。生产队散了，牵涉到公益的事，他还是很上心，年前在外打工的人回家是要热闹、轻松一下，利用这个间隙，他把大家召集在一块挑几天塘泥，把水塘加深。当然这样做对他有好处，他分得的田可免旱灾，可其他的农户也由此得利。我的小叔就看中了他会种田、能主事的个性，要自己的独子认他为干爷。




与杨大的风风火火在外奔跑、有点张扬的性格相比，杨二要沉默得多，他干瘦、矮小，走起路来没有哥哥快，但也是急急地往前赶，一天到晚就在田地中忙碌，把自己的庄稼拾掇得漂漂亮亮。到了九十年代，他也开始走上了外出挣钱的道路，就是不出远门，在家中忙活，他也通过给人做楼房得点小钱贴补家用。




杨小与两个哥哥一样对着庄稼上心，他似乎没有到外面打过工，说话慢条斯理，那怕是抢收季节干活也绝看不出他有多少紧张，与村干部擦身而过，也不见其他村民挂在脸上的习惯的笑意，想起他，我发现“老婆孩子热炕头，三十亩地一头牛”的生活真的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