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用文字谱曲

花生

在中国文学史上，苏东坡是位大人物。要编写中国音乐大百科全书，也不能不为他列一个词条，因为他“酷好音乐，善鉴赏，能歌善舞，又能弹琴，终生与之为友，会作曲……”（见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446页）
  
  可惜的是，历来谈论东坡的多是从文学的角度，即便对他所作诗词，也很少触及真正的音乐问题。其实像他那些妙绝千古的长短句如《念奴娇》《水调歌头》《洞仙歌》等，假如人们能带着一副听音乐的耳朵去读的话，就会得到更加丰富微妙的享受。有这种“音乐”可赏，原有的那支《念奴娇》曲牌亡佚与否就变得无所谓了。
  
  数一下那篇《赤壁怀古》所用的字，一百个还不到。可是诵读（无论朗读还是默诵）起来，我们就像是听了一部“标题音乐”。
  
  好乐者想必有这样的体验：倾听一首言之有物而又声情并茂的交响音乐，会叫人忘了自己所处的时空，不知不觉便神游于乐中，听到曲终，恍然如历沧桑。东坡这首词同样有此效应。它以如此经济的笔墨在接受者的思维中展演出了一代兴亡的黄粱大梦，胜过一部长篇大论的交响诗。有谁曾谱写过这种高密度的交响音乐呢！
  
  真不可思议，它是以汉字为“音符”，仅仅调动了九十九个“音符”，便将你带进了“故国”，去“神游”了一趟。汉语那神奇的“音乐语感功能”值得语言学家和音乐家深入研究。我辈凡人，汉语的使用者，能体验和享受，虽然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三生有幸了。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史诗、史剧味的如椽之笔。别一版本作“浪声沉……”念起来有更沉重、浓烈的乐感。到底优选哪一个？恐怕作者自己也沉吟难决。
  
  “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崩”字、“拍”字都仿佛有实实在在的乐感。说它像管弦乐的鼓与钹的一击，则又将所触发的联想简单化了。
  
  自惭对词学无知，这里不过乱谈一些直感，只想求证：坡翁知乐，他会作曲。有人嫌他“不受词律束缚”，不合规范。我们倒宁愿他自铸伟辞，自度新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江东去》有了新声。那是革命的浪漫乐人黎青主借东坡的词谱写的一首艺术歌曲。他用的是对于当时的中国耳朵来说全新的音乐语言，还加了伴奏，用洋琴伴奏一千年前的宋词。
  
  想当年，在守旧的词人、乐人听起来，其逆耳的程度，也许要比“学术派”眼中的白话新诗还要难以容忍吧？
  
  萧友梅盛赞青主此作大有李斯特的气派。钢琴大王也写过不少艺术歌曲。海涅有一首诗，题为《卿似一枝花》，一时有好几位作曲家为之谱曲，李斯特的一篇最受人们称赏。联想起来，假如黄自、赵元任、刘雪庵等作曲家也以不同的风格为《大江东去》各谱一曲，岂不美哉！
  
  只用艺术歌曲来阐释，似乎还是辜负了这首“史诗”。但是即便有了以它为“标题”的宏大的交响诗，也不能取代这首用“文字音符”谱制的“乐曲”。
  
  说坡翁“会作曲”，还有《秋江夜泊》为证。这是一首七弦琴曲。听这首小品，凡是往昔在水乡乘过小船的，会引发亲切的回忆。曲中有水声、船语，小船与风波的对话。夜半潮生，小舟随波俯仰，都凭舟中那个不眠之客的感觉来传递。不难联想坡翁的宦途浮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无奈中的自在。
  
  对于所爱之乐，苏东坡并非只是闲情偶寄，自娱而已，他有自己的美学思维。蔡仲德对他的音乐美学观有评价：“与白居易相近，有儒、道、释杂糅的色彩，又有保守而陈腐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