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袁也是个冤大头——读《袁氏当国》

amanda

1915年（民国四年）12月13日，袁世凯接受推戴，决心做皇帝；

12月25日，云南独立，唐继尧、蔡锷发动护国战争，起兵反袁；
1916年（民国五年）1月19日，日本警告，促袁世凯延缓帝制；

3月22日，袁世凯当了83天的“皇帝”，不得不撤销帝制；
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的困境中死去，虚龄才58岁。

按照唐德刚教授在这本《袁氏当国》里面的说法，如果老袁不急吼吼的去当那个劳什子的皇帝，也不至于死的那么快，更不会在死后如此臭名昭著，甚至找不到一本肯定他的书。袁世凯大可以安安稳稳的做他的民国大总统，按照当时出台的《中华民国约法》的规定，总统的任期是十年，而且还以连任，老袁完全可以在他的大总统任上干到死。那他为什么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当那个颇具风险的洪宪皇帝哩？原来老袁也是个冤大头。

老袁从骨子里来说还是个旧式的官僚，他没有孙中山流亡经历，没有宋教仁的民主思想。他脑子里最多的是尔虞我诈、宦海沉浮的练达和圆滑。用唐德刚教授的观点来看，中国近代史类似于在长江三峡中漂流，蜿蜒曲折、水流湍急，只见崇山峻岭扑面而来，让人不由心生退意。但只有激流勇进，才能峰回路转，豁然见一片开阔之天地。而老袁就是这段历史大转型期的牺牲品。袁世凯当皇帝固然是他私心在作怪，但是也不能完全把责任推卸到他一个人的身上，看一个历史人物，应该把他放在大历史的环境之中去考察，方能得出较为公允之结论。

袁世凯所处的民国初年，革命刚刚成功，正如唐教授所说“老一代的探索者都是一次革命论者，一旦把残壁断垣摧毁之后，都信心十足，甚至骄横万状，以为一座合乎他们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楼立刻就可以送入云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清。。。”袁世凯正是认识到民众的这些诸多抱怨，认为可以加以利用，完成自己的皇帝大梦。而开倒车到底可不可行，他也做了一些可行性的分析和研究。比如组织筹安会，比如聘请美国的宪政专家来论证到底是君主制好还是共和制好，比如收集地方的民意。袁世凯因为摸不清民众的真实意愿，在当皇帝的路上还曾经频频刹车，迟迟不敢穿上那件龙袍。虽然袁世凯不敢仓促上马，但他手下的那一帮子人却等不急了，首当其冲的是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他急着要当太子——实际上就是急着想当未来的皇帝。他甚至伪造了一份《顺天时报》来哄骗袁世凯，因为《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办的，反映了日本政府的态度，袁世凯由此认定日本是赞同他当皇帝的，事实上正好相反。其次是袁世凯的那些大小姨太太们，再大的英雄也顶不住枕边风，何况是五个姨太太轮番的吹。再次就是袁世凯的那些心腹们，他们已经揣摩到主人想当皇帝的心意，为了自身的荣华富贵，拼命在袁身后推，不惜伪造民意——比如搞个国民代表大会，以1993票全额通过的“众意”力推袁世凯当皇帝。袁世凯受到这三方的蛊惑和劝诱，不由得翩翩然起来，认为自己当皇帝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殊不知自己已受蒙蔽颇深。

因此一个领导长期高高在上，如果没有良好的政治素养，没有强大的权利制衡机构，自身的欲望又强，难免不干出些专制独裁的事来。袁世凯本来也是和曹操一样是“治世之能才，乱世之奸雄”，袁世凯的行政能力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可是在他的身后没有一个良好的刹车装置，在他往皇帝宝座的“死亡”之路上狂奔的时候，没有人能阻止他，甚至还有一大帮人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在后面推波助澜。何也？原因在于，能力越强的领导，他的野心就越大，如果能走上正道还好，万一因为一念之差，而走了歪道，对国家对民族的损害都是不可估量的。这点，美国人在两百多年前就要比我们看得清楚的多，他们认为每个大权独揽者都有成为坏胚的潜在可能性，因此他们设计的国家体系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坏胚的出现。“水门事件”后，美国甚至还出现了专门针对总统的独立检察官（美国的检察官是隶属于总统的行政机构的），都是起到一个紧急刹车的作用，虽然这个刹车装置有时会严重干扰行政系统的行进效率，但是与其让“袁世凯悲剧”再次发生，不如把国家机器开慢点，省的走错了路，还得返回来重开。

后来的中国历史证明，没有从源头上防范好，“袁世凯悲剧”依旧频频发生，正所谓“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化大王旗”。中国一向是有产生“暴君”的传统，实际上这些暴君在专政前往往并没有显露出“暴君”的天赋，甚至不少还是道德的表率，人民的救星，为什么一旦掌握了绝对的权利，就会变得如此面目狰狞呢？实在是由于“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化”“绝对的腐化又要靠绝对的暴力来维持”。所以期待明君的出现，并将权利无约束的交给他，无非是为人民再培养一个骑在他们头上的暴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