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袁氏后裔——巨震微思中国正面临撼动人类命运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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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袁氏后裔——巨震微思中国正面临撼动人类命运的大挑战!


　　（原文附后）

　　一、引言：

　　毫不夸张的说：中华文明，正在遭受着一场空前的文化劫难。


　　今天，当我们赞美古希腊文明，享受着古希腊文明带给我们的，在科技，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哲学等各方面的成果的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古罗马人。因为，这些相对比较野蛮的民族，他们在征服的古希腊社会后，他们有自知之明，认识到自身民族与古希腊文明的差异。因此，他们怀着一种崇敬与仰望的心情，虚心的接受了古希腊文明的一切成就。


　　相应，我们赞叹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赞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始终没有中断的同时，我们同样还应当清楚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民族，其实在历史上有过多次的亡族过程，但这些征服中华民族的野蛮民族，他们有自知之明，认识到他们自身的野蛮，与中华文明的伟大有极大的差异。因此，他们征服了中华民族的人，却全盘接受了中华民族的文华，最后，连他们本民族，也被同化在中华文化的伟大文明之下。并且还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文明。


　　然而，从五四到文革，直到现在，中化文明，就在文明的发源地——本国，遭受一种什么样的待遇呢？


　　我们批判道德，继之而以阶级化分人类。我们批判儒家，进而把十八世纪欧洲的狂热分子写的理论当成了精典，这样理论，仅管遭到了全人类的唾弃，但我们却把它奉若至宝。我们崇尚斗争，崇尚虚幻的国家目标，进而把人类分成什么先进与落后，让谬论甚嚣尘上，那么真理就不得不淡出人们的视线。我们按斗争哲学，对中国的古人以法家和儒家重新分类。这样的结果，使那些历史上流氓，恶棍，反倒成了我们崇拜的偶像。那些文化的传承者，由于他们缺乏“斗争”的个性。没有充分表现出造反派的气质，都被我们视为打倒的对象。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不敢讲道德，我们不敢讲人性，不敢讲友爱，不敢讲文明，因为，这些都被被为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言下之意就是说：中国人，一夜之间变成了无产阶级——一群无道德，无人性，不讲友爱，不讲文明的流氓无产者。


　　毛说过，不破不立。理论上讲，如果我们破掉了旧的，继而跟上科技的进步，换上全新的观念，建立新全新的现代文明，那倒也值了。然而，当我们砸掉了家里古懂，却在垃圾堆去捡些破烂，把它当成艺术品来陈列，却显得有点不可思议了。


　　我们现在崇尚的是什么？旧的东西丢光了，新的东西进不来，文化，被一些毫无自知之明，无廉耻之心的流氓恶棍把持着，他们过滤着中华民族的智慧，过滤着中国人的道德。这些人，他们被称作主流学者，或者被为精英。


　　这样的结果，使中国人的一切都乱了。思想乱了，语言乱了，名词乱了。“我们是无阶级当政的国家”，因此，那些当政者，数年之内可以毫不费力的积聚过亿资产，资产过亿了，就成无阶级的先锋队了。“我们是，社HUI主义的制度”，但究竟这以为着什么？是我们祖先遗留下的吗？是经过现代科学证明了的吗？都不是，但它所体现的却是一种极端的专制，和极端的野蛮。以宗教式的狂热，加上政府的强权。而逼迫人们在一种梦幻的道路上永远的探索。


　　本来，社会制度、以及人们的思想、文化、政治、宗教等属于意识形态之类的概念。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综合性问题。这样复杂的问题，光进行形而上学的论证是不够的，它需要人们集聚全部精力，而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而不是光读几卷经书，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基督教是通过犹太教的经文转化而来，但这个转化过程，却持续了近五个世纪之久，它里面，即凝结着智者思想的精华，又饱含着愚昧和野蛮所造成的人类的血和泪的教训。即是这样，人们还在不停的对基督教的经文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由此，不停的派生出各种新的教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把一个宗教，强加给一个民族，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古罗马宗教狂热分子，采用极端的手段，妄图使犹太民族放弃犹太教，而改信基督。结果，他们一切努力都是白费。而中国的一帮极端主义者，却想把一个连他们自己都不熟悉的宗教式的理论，强加给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的民族，而且，不允许人们探讨，争议，对不同政见者甚至进行残酷的迫害，手段令人发指，妄图把人们封闭在一种完全愚昧，无知的状态下。进而无可先择的，接受他们的摆布。


　　犹太人，是个奇特的民族，他们受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教义所困绕，使他们几乎都是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灾难性的苦难历史促使他仇恨一切民族甚至仇恨全人类。在他们的教义里，充斥着一种受苦、受难者的自慰心理和复仇心理，迫使他们以仇恨的眼光来对待全人类。正是这样的一种原因，使他们的做出的暗含犹太教义的理论极具煽动性，而且很容易在民众中引起共鸣。由这样，我们再来理解那个马KS先生的理论就会发现，它处处充满着仇恨与愤怒，不是要把社会引向理性，而是要把世界打乱。但这一打乱，它不光是打乱的秩序，而是打乱了人们的思维。著名哲学家罗素先生说：“犹太人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理解方式，在任何时期都会强列地投合一般被压迫与不幸者。圣奥古欺丁把这种方式应用于基督教，马KS则应用于社HUI主义，为了从心理上理解马KS，我们应该应用下列的词典：


　　亚威＝辩证物主义；

　　救世主＝马KS；

　　选民＝无产者；

　　教会＝共。。。。；

　　耶稣再临＝革命；

　　地狱＝对资本家的处罚；

　　基督做王一千年＝共。。。。主义联邦。”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中国的愤青们，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已经或多或少的感染了这种犹太主义教义，以及犹太教义原始宗教的那种奥尔弗斯成分。使们具备愤世嫉俗的特点，却确乏犹太民族由于世代受歧视所养成的那种坚忍不拔的性格。有道是性格决定命运，但原这种愤世的性格，不会对民族带来灾难性后果。


　　由这里，我们就理解了中华文华正在遭受的的劫难。


　　二、道德

　　自从马主义引进中国后，道德成了中国人的禁区。或者说：他被说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无产阶级是根本不要道德的。社会不讲道德，因此正义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进而谬论甚嚣尘上，社会于是就是处于一种混乱的骚动之中。它的后果，对一个民族将是灾难性的。老子曰：“大道无形，孕育天地，大道无情，长养万物”。在自然界，存在着一条无形的，不可见，不可抗拒的力，迫使人类社会走正道。国家立国，必须把道义放在首位。这样，人间正道与自然之道形成合力，才能使国家繁荣倡盛。人类活动，如果透射出的一股邪气，则和自然之道相违，于是，天怒人怨，灾祸纵生。当然，这是个形而上学的结论，我可以给你论证，从古今中外大量的历史事实中，给你找出这个一般性的规律，但要给你讲出机理，那是不可能的。当然，在现今中国混乱的思想界里，那些诡辩主义学者，凭借对哲学的一知半解，可能会认为这是属于唯心主义的东西，而对此不屑一顾。因为，在他们的思维里，只能理解物质的东西，而对非物质的东西一概拒绝。然而，在科技发展的今天，物质和非物质的界限在进一步模糊的时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力量对比，也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迫使人类，不得不从古人的思维里去重新寻求灵感。以期重新对思维进行评价。其实，物质是人类感观所触及的事物的表象，而物质运动与变化的本质，却受着隐藏于事物背后的机理的制约，这种机理，我们的感观无法触及，只能借助于心灵来领悟。这种只靠心灵领悟的机理，它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西方称为理性世界认为它来自上帝，因而，具有永恒的特性；而中国人称为道，同样强调了的它永恒性。它也是哲学的一个永恒的话题。极端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只强调了世界的物质性，而拒绝任何非物质，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成分，从而将他们自己逼到了形而上学的死角里面。然而，中国的精英们还有更胜一筹的东西：他们坚持极端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时，却又把马主义的那些“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当成了教条，可见，他们思维是混乱的。当然，在中国的学术界，由于言论不能自由，一种简单的二分法思维——非此即彼的观点，长期占统治地位——和政府合谋。因此，当一种观点被政府定为主导时，它们就借着官方的强势，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围追堵截。不但要打倒他们的观点，主要是要消灭持这种观点的人。残酷的现实，使中国人的智慧，长期被一些无智慧的人限制着。他迫使中国自秦以后的所有的专制岁月里，文化和智慧都不能发展。正如黑格尔所说：某些国家的智慧是停止的，比如中国也许就是这样，他们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达到了和今天一样的水平。这是值得我们全体人们深思的一个话题。


　　罗素说过：一个国家如果长期处于不道德的状态，则道德的力量仍然会深藏于民间。这也正符合了孔子说的“礼失而求诸于野”的道理。近年来，中国人从民间往往透照射出一些闪光的道德精神出来，这反而使官方媒休很难堪。而那些假道学的所谓的精英们，由于他们长期无道德，因此也不能正确的理解道德二字的含义。因此，一项崇高的人类精神活动，经他们一编排就夹杂了利益交换，或感恩戴德的含义进去。把道德，当成了经济投资一样意义去理解，他们看重的不是自己良心的净化，而是回报。汶川5.12大地震，更激发了中国人的道德复苏。中国人一夜之间，人性回归，道德展现，表现出了人间真爱，宏扬出一股人间正气。然而，那些掌握话语权的无道之徒，还在尽一切可能，把一场人类精神活动的最高体现，转化成一种感恩戴德的感情交换的模式中去。这是令人心痛的。


　　其实，道德的本原是“善”。柏拉图认为：“善”属于一种共相，它存在于一个永恒的理性世界之中。认识善本身，就构成人类的知识。而只能认识具体的善，分清事物的善，则属于经验，不能分清善恶者，当然就属于无知之类。由此看，道德是属于人们心灵上的一个概念，它净化的是人类的灵魂。当我们的灵魂受到道德的净化后，凭良知，我们就能分清哪些行为是合乎道德的，而哪些行为是违背道德原则的。因此，人们表现道德，决不是为了有所图，而是为净化自己的灵魂，滋养自己的良心。灵魂净化，良知得到滋养，人的“德行”就得以提高。而不道德，丧害的将是人类最根本的东西——良知。所以，道德对于不道德的人，实际上没有约束力，它只是人类行为的正向趋动力，却没有强直力。偏离道德，超越道德的红线，则进入了法律的管辖区内。


　　实际上，由于道德不具备强直力，就使那些顽劣之徒，对道德根本不屑一顾。因此，当他们丧尽天良，自以为即可以掌控法律，从而逃避法律的制裁，又可以不在乎道德的惩罚，就可以完全把良心不当一会事了。他们从此就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了，就可以集一切罪恶而免于责罚了。


　　其实，他们错了，他们可以不顾及一切，但却不敢直面道德。当道德的利剑正对他们时，他们仍然会发抖，会胆怯，并最终受到正义的审判，在正义面前低头。这才是道德的真正威力。


　　另一个极端是：由于长期道德荒漠化，使那些无道德之徒，把道德当成了一个名词。以为，只嘴上喊出道德，就可以不在乎自己的行为了，显然，他们属于无知者的一类人。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道德。


　　三、看袁氏后裔的道德文章。

　　当我们做了以上的论述后，我们再反回看袁氏后裔的文章，我们就清楚了。一个不能以正常心态看社会的人，他的文章，当然免不了逻辑混乱的特点。所以，我就捡其中一些主要的进行批驳。而没有必要一一对应。在袁氏后裔的文章里，主要反应了这么几个主题：


　　1、汶川地震后，那些，那些主流精英，以及各种媒体都在偷着乐；


　　我批驳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复。说别人在偷着乐，应当具体指出事例来，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偷着乐的袁氏本人，而不是别人。我们从袁氏后裔前两文章中反应出来的东西看，这样的说法一点也不过分，汶川地震还没有结束，灾区人民还在受苦，袁氏就跑出来，大谈这一事件对中国是个契机。可以乘机增强机中国国力。些帖遭到了网友的一篇骂声，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倒是谁在偷着乐呢？再说一句，无耻。


　　此外，帖中对主流精英的概念是混乱的。他抓出了一个小学老师范忠美，却做为了主流精英的代表。进而大骂精英，我不是要为精项辩护，而是这样做，袁氏后裔在扰乱人们的视线。使人们的批判，失去真正的方向。进而把论坛变成了骂人的战场。人人都在骂精英，甚至真的精英也可跑出来骂精英。人人都变成的泼妇，却不知被骂的对象是谁。在这里，我要问袁先生，你平时骂主流精英就是骂这些人吗？可见，你逻辑混乱到了极点。你那些批判文章，和泼妇骂街没什么两样。


　　2、“主流精英们很可怜，尽管他们说的口吐白沫，却对中国的社会制度不起作用”。


　　批驳：一幅小人得势的嘴脸。我无法从道德层面对你做评价。民主，自由，是人类的普适价值，也正是善的具体体现。权管你们这帮无耻之徒，不懂善，毫无道德，可以任意践踏人类的自由，但这却不会成为你值得骄傲的资本。


　　3、民主，是抛弃了“道德人”的假设，而奉行的是“经济人”的假设。而专制是建立在“道德人”的假设之上，即假定，那些当官司的都是“先天之犹而犹，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君子。因而对他授予足够大的权力，他们就会发挥的他们经世济民的治国才能。


　　这是一段浆糊一样的论述。要说清这里问题，我们必须分成几个方面，来分别进行批驳。


　　A、在袁氏文章后面的大量论述里，完全以“经济人”的假设，社会就是小人，而以“道德人”的假设，社会就多出君子，这样的前提，在进行着一些慌谬绝论的论述。原来，人性是根据假设而存在的。我不知袁先生完全缺失了人性，所以才不懂人性呢？还是纯属无知呢？还里，我假设袁氏后裔是个完全无逻辑的人。因此，写文章，就可以完全无逻辑而任口胡说。我再假设袁氏的知能出了问题。因此，这一切批判都成多余的了。请问：我这样的假设成立吗？


　　我们说：民主制对官员的选拔，是本着“人性本恶”为基础而设立的制度。它不是制度的目的，而是保证民主的一种手段。而民主与专制所体现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却是“政权公有”，或“政权私有”的问题。如果，政权公有，那就以为着天下是全民的。而政府，只是人民授权的国家管理者。他们在宪法的框架内行使管理民众的职权。这并不以为着限制了他们的权力，而只以为着限制他们的胡做非为。（说民主制，政府就没有威权。这又是袁氏的一项胡说八道，而正确的说法是政府不能胡做非为）。这样的制度，就叫民主。而政权私有，就以为着，天下是一家的，或一个集团的。属于一家的叫"皇权"，属于一个集团的叫"贵族政治"。他们都属于专制的范畴。这样的制度下，官员只是朝庭放出的鹰犬，他们的目的是治民，是永保皇家江山。他们当然，也要打着为民的招牌。但那个招牌是假的，因为，那只是一种惠民措失。目的是防止因人民不满而造反。两种制度，不光是用人的差异，他的根本差异就是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问题。就是法律在这个国家里起不起作用的问题。袁氏后裔根本区别不了官员选拔制度与政体之间的概念。却喜欢在这里大放蕨词。如果不能用无知来评价，又该怎么评论他呢？


　　B、请看，

　　“经济人的假设，正符合，君了喻于义而小人喻于利”。以经济人假设后，全国都成了小人，都趋势于利，所以必须对他们进行制约。而中国，以道德人假设后，就是君子掌权。“


　　这里，我要更正袁氏的一个概念，威权体制，这个概念不存在。与民主制相对立的，就叫专制。以为只要用词改变了，就可以改变一个事物的本质，也是你这类伪愤青的共同特点。也正是这个缘因，许多人还在赞美社HUI主义的优越性这个提法，却完全不顾及它的实质是什么？优越在什么地方？我在铁血论坛里，有一篇文章说，美国属于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有个网友看后大惊失色。问我为何有这样的评论。可见，这些网友从小接爱着“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这样的教育，却从未考虑过，怎样才算当家作主。分不清名和实的关系，正是袁氏这些人的根本性问题，以为只要叫个好听的名字就万事大吉了。值得说明的是：这样的意识，在中国决非袁氏这样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们在单位里，就有一句名言：“干的好不如总结的好”。一个人，无论做过什么好事坏事，在年终总结时，只要写篇道德文章，用一堆赞美之词进行自吹自擂一番，就可以当优秀。袁氏后裔大约也是这样的特定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怪才”。深暗其中的道理。但他动永远也不会清楚，一个词所代表的真实含义，因此，永远只会是个伪愤青。


　　C：再看这一段：

　　“几十年来，西方与国内“主流精英”们最尖锐攻击的莫过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独裁”。姑不论他们从来无法对这个“独裁”的定义自圆其说的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所决定了的阴暗心理，即使在完全哲学理论意义上，他们也太过落后太过教条。”


　　独裁的提法过时了，因此以后人们不要再提独裁了。因此，人们要再反独裁，就成为了教条主义。靠，我首先应清楚，独裁这个说法，他针对我们国家是说的对还是不对？先不管他抱着什么目的？是否过时？请问你有没有勇气承认：现行的制度他本身就是独裁？遮遮掩掩，除了显自己的愚昧无知外，以为就能骗过人吗？


　　D，再看这一段：

　　“法新社在近日的一则电讯中颇有见地的告诉世界:“汶川地震救灾也许是个契机，催促中国找出在不弱化政府威权的条件下，从制度上遏制权力滥用、权力失责和官员贪腐的可行途径。”这至少说明，西方思想界里，已经有人意识到威权体制与民主体制各有优劣更各有存在的必要；”


　　“不弱化威权的条件下，从制度上遏制权力的滥用、权力失责和官员贪腐的可行途径”。通过这句话，袁氏看出了为专制辩护的理论依据。在袁氏的眼里，民主就是政府没有威权。而专制就是政府有威权。是啊，这里的当官僚体制多好？一人当官，鸡犬升天，而且，一旦当官，就成为高一等的人，就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视民如草芥，还要受万民景仰。难怪袁氏如此热衷于为这种制度辩护。天下事，若没有个正义和道德做为评判依据，那么还有什么办法来评论人们行为的得失？那么任何道理，不就成了理剥千层皮，层层有理了？请问袁先生，知道世上还有道德吗？知道人类还有正义吗？在我的记忆里，袁氏是一个对西方极端仇视的人，怎么这里去又对西方的文章感兴趣了？但这种断章取义，按自己需要来理解的做法，就能给你带来理论依据吗？由此看，一个人，不是为了论述，而是完全为了狡辩，自以为得逞，却往往把自己逼到了逻辑的死角。


　　最后，我还要再回到前一问题，问：袁氏所谓的“道德人”的假设，请问袁先生，坚持的是什么样的道德？而有你的那个体系里东西，他根本无道德可言，如果说道德，他也讲的是一种阶级的道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是中国传统的王道政治的道德吗？请看这一段：“被“主流精英”们奉若圭皋的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不过就是一种彻底抛弃“道德人”假设，完全按照“人性本私”，每个人都是汲汲于私利的无耻小人，而且一旦上台掌权必然成为绝对贪官的假设所完成的政治体制设计。”恶毒与阴险，跃然纸上。官员们，只要以道德人的假设，他们就有道德的了。通观全篇，袁氏只是在为官员的选拔制度，所有的官员不要有监督，可以胡做非为在做辩护。把网友当成傻瓜，只能说明他自己就是个傻瓜。不过一幅意得志满，把所有人都不放在眼里，却不是一个正常的人应具备的教养。当然，如袁先生有教养的话。


　　好了，由于这是一篇逻辑混乱，由于袁氏，把体制和官员的任免制度混为一谈。进而所发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议论，没有一一批驳的必要了。值得说明的是：由于袁氏后裔的概念非常混乱。要对他的所有混乱进行更正，则没有必要了。而这样做，又会进一步加大了篇幅。所以，就上面的主要论点进行一点轻微的驳斥。

（附原文）

　　巨震微思:中国正面临撼动人类命运的大挑战!


　　中国人还在哀痛。巨震带来的灾难还在延续，我们的抗震救灾还在努力。但我们的西方“朋友”和国内的“主流精英”们却不再在伪装下偷着乐。


　　公然的“报应”“天谴”之类，只是他们犹抱琵琶的欲说还休，内心，是比这恶毒不知多少倍的诅咒和暴骂！尤其那些徒披了人皮的“主流精英”们，连天来拿捏着各种腔调，一波又一波的指桑骂槐影射攻击，全都指向中国的政治制度。什么“反思”，什么“找出根源”，什么“弄清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说白了，就是中国不搞西方式民主，所以老天震怒大开杀戒用几万人的生命几十万人的伤残警告这个国家，再不搞西方式民主就是逆天违人就将万劫不复。


　　其实有时真的很可怜“主流精英”们，他们也真的不容易。这几十年里，他们常常累得口吐白沫，却总是难以让西方的“民主、自由”从概念到内涵使这个有点脾气的民族认同。虽然他们同西方“朋友”一道为我们设计了万千种的“民主路线图”，但无论阳的阴的文的武的，却至今难以奏效。能不气急败坏?能不郁积吐血?沙朗.斯通那样的混混和卡弗蒂那样的泼皮与我们的“主流精英”们天天高唱人权歌，但在人道灾难面前，绝难掩没人性的灵魂，如果它们有灵魂的话。


　　但“主流精英”们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也并非全无成效。“先跑老师”范美忠，无疑是他们鼓吹了几十年的西方价值观的最佳践行者。地震来了扔下学生先跑，之后面对社会时的那份从容与坦然，尤其“即使是自已的母亲也不会去救”的表白，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还有谁能这样直观形象的让我们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与西方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


　　几十年来，西方与国内“主流精英”们最尖锐攻击的莫过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独裁”。姑不论他们从来无法对这个“独裁”的定义自圆其说的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所决定了的阴暗心理，即使在完全哲学理论意义上，他们也太过落后太过教条。人类已经进入探索威权体制与民主体制有机结合的时代，他们却沉迷于过去的观点不能自醒。尤其中国的“主流精英”们，以为口头上不离反“独裁”便己先觉，其实抱了臭脚。


　　法新社在近日的一则电讯中颇有见地的告诉世界:“汶川地震救灾也许是个契机，催促中国找出在不弱化政府威权的条件下，从制度上遏制权力滥用、权力失责和官员贪腐的可行途径。”这至少说明，西方思想界里，已经有人意识到威权体制与民主体制各有优劣更各有存在的必要；但简单的存在不适应人类前进的脚步，探索两者的结合应是人类走向明天的阶梯。


　　从世界政治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是一个威权体制的政府，不是民主体制政府。理论上，一国政府坚持威权而不实行民主，执政党坚持集权和一党执政而不搞分权和政党轮替，其合法性在于权力与责任是否匹配。换言之，只要权力的集中程度与责任的集中程度一致，这种体制并非不合理。西方自由主义断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实这个结论只涉及到权力与利益这一方面的关系，没有涉及到权力与责任的另一方面关系。若对应地适用过来，也就是：权力规定责任，绝对权力规定绝对责任。


　　众所周知，责权利三者的匹配是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权力-利益关系和权力-责任关系是平行对称的两面，无高下主次先后强弱之分。西方自由主义只侧重权-利关系，不强调权-责关系，是基于西方自由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基本假设前提是一切人皆“经济人”。所有为政者也都是“经济人”，也会利用一切机会谋求个人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对为政者首先要考虑如何制约其权力防止其擅用公权谋取私利。但“经济人”假设并不符合世界的客观现实。在东方传统中，为政者与其说符合“经济人”假设不如说更接近“道德人”假设。按中国儒学“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标准，“经济人”假设本质上是“小人”假设，即假设为政者都是不惜将私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的贪利小人，若不从制度上制约他们，他们肯定会腐败肯定会以权谋私。


　　但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基础是“道德人”假设，即“君子”假设。假设为政者都是充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高尚情怀的君子，如果不给他们足够大的权力，难以发挥出他们经世济民的卓越贡献。从为政者为“道德人”的假设出发，首先遇到的问题将是如何将责任范围与相应的权力相匹配，而不是如何限制权力以避免腐败。这就是中华数千年文明与自由主义角度相左的威权主义角度，也即是威权体制的合理性的所在。（虽然“主流精英”们一直自吹他们精英得才高八斗，动辄将拥戴中华文明的言行讥讽为“奴才”，但他们其实从来没明白过拥戴西方式民主也同样是“奴才”，而且是“奴才”的“奴才”）。


　　从世界各国政治实践看，笔者认为两种假设都不能完全成立。如果都是“经济人”，即使设置了一整套分权制度再配合以充分的媒体及各种监督，如同时下的美日等国，仍然免不了恶棍和小人篡权滥权，导致政府权利腐败，社会日渐利益化金钱化而孕育着巨大的阶级撕裂。不仅如此，前者如同美国支持上台的北美的独裁者，后者如同中国的台湾这个被美国总统布什肉麻吹捧的“民主”楷模，由于“坏的”“总统”也是通过“好的”制度上台的，一方面让上台的独裁者和小人合理合法披上民主外衣，另一方面反对坏“总统”的行动反而成了“对民主制度的攻击”，“君子”型的政治人物反而处于不利地位。于是，“朝野”乱象丛生，社会风气败坏，分裂祖国也成了“民主诉求”。但如果完全从“道德人”假设出发，不对权力进行制度性约束，假定官员们都会充分利用威权体制的权力而尽职尽责，肯定也无法防止“道德人”自身的腐化变质。一旦部份“道德人”蜕变成“经济人”（或原本就是“经济人”），如同时下的中国，由于许多官员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贪污腐败的极大泛滥，残虐弱势人群，直接威胁国家与社会。


　　勿庸讳言，被“主流精英”们奉若圭皋的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不过就是一种彻底抛弃“道德人”假设，完全按照“人性本私”，每个人都是汲汲于私利的无耻小人，而且一旦上台掌权必然成为绝对贪官的假设所完成的政治体制设计。即使这个设计不可能避免被坏人小人所利用，对真正德才兼备的“道德人”造成束缚甚至压制，还常常使政府陷入低效低能、失职失责的瘫痪半瘫痪状态，也只能权当作是民主制度“难免的弊病”而加以容忍。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制度的诞生时代正是西方每个人的人性之恶大膨胀，以国家名义用坚船利炮横行四海征服弱小民族，豪夺天下财富的殖民主义时代，所以这个制度的虚伪性，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它那么仇恨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常常面临的问题并非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相同。一个国家的政府出于捍卫本国主权、坚持自主发展道路的需要；或出于保持社会整合、应对自然灾害的需要，必须要保持权威与高效高能，才能承担巨大的护国护民责任。如果不如此，将有可能出现远比“经济人”对权力进行滥用更坏的情况，导致更大的国家和社会灾难，这些国家的人民有可能选择为了制约“经济人”而放弃威权体制吗?也勿须讳言，中国传统的价值观、道德体系根基犹存，并仍在中国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强烈地延续着，所以胡温两位领导者的“道德人”形象也在使威权体制尽可能发挥其优越遏制其弊病起着巨大的作用。同样勿庸讳言，中国因为威权体制而压制了政治民主、纵容了官员的贪腐、导致了社会严重不公甚至积累了深层危机，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问题是：中国现在承担得了放弃威权体制、使政府因民主而失去高效高能、使政府失去“举全国之力”的权威，甚至容忍如台湾、西藏等“独”的后果吗?


　　实践证明，在汶川大地震的救灾行动和后续的预防次生灾害、灾区重建和社会恢复的整个过程中，中国政府所履行的责任是巨大的，没有相应的权威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天灾方面的救灾还远不是问题的全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遏制联盟”，更使得中国不敢有丝毫威权的弱化。迄今为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坚持认为西方式民主是人类的共同命运，如果霸权主义硬要拿中国验证西方式民主的“威力”，必然面临中国绝地反击。面对西方强权与霸权，中国还能以什么形式保护保存自己?


　　如何尽量消除威权体制被“经济人”所利用后导致的封建的虚伪与贪婪的严重弊病，或者说如何尽量消除民主体制深烙的金钱的贪婪与虚伪导致的严重弊端，找出在不弱化政府权威的条件下从制度上遏制权力滥用、权力失责和官员贪腐的可行途径并制度化，不仅是中国崛起必需解决的大问题，也是世界各民族在新世纪必须面对的大问题。整个西方世界顽固坚守着它们的价值观，改变人类由西方式民主扭曲的命运的历史重任落在中国、俄罗斯等少数几个国家肩上。历史昭示:中国智慧，正面临一次撼动人类命运的大挑战。


　　为了建成一个“国家依靠人民、人民依靠国家”；公平公正，民主自由，富强繁荣，人权人道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中华民族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总理板书“多难兴邦”时，那奔涌心田的人民情结，人民在巨震剧痛的浩劫突然降临时顽强自救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精神激活的民族凝聚力，已经永垂青史。无论东洋西洋的“朋友”和“主流精英”们多么丧心病狂地诅咒，我们笑对一切“报应”“天谴”的狺狺。中国智慧，和一个民族崛起的豪迈，必将化着世界的彩虹，见证在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年，全人类又一次向东方致敬，向中国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