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余姓作家，你最喜欢谁？

云端

中学时喜欢余秋雨的文章，甚至还大片段地背了很多文化苦旅中的文字；但越长大，对这种文字越不感冒，所以这几年对新出名的于丹也不感冒，前者是把山高水长扯上一些歌舞升平看似平淡却句句唏嘘的文字，后者则是把意义深远的古文用一些平白看似温暖贴心的文字来重述，每一句都极尽文字熨帖之极致，我却以为都只是辜负了那些深重和深远，肤浅而虚伪。后来看余华和余杰的文章。余杰的《冰与火》，有人把他誉为另一个李敖，另一个鲁迅，另一个王小波，其实，说来说去，一介愤青。不过，说这话没有贬义，如果没有思想的斗争，那也没有那么多文学作品了。直到看到余杰的《香草山》，看到他温柔浪漫多情的一面，不禁感慨果然和以前的文字，如冰火两重天。不过还是最喜欢余华，单纯喜欢文字，喜欢文字中那种意境，就算那是悲苦苍凉的意境。下面这些文字，却是余杰的，出自《压伤的芦苇》。以前只听过没看过，引一些文字，权当消遣。因为杜甫，我们认识了剑南节度使严武，我们由衷感谢严武给大诗人提供的衣食帮助，严武一死，杜甫也因穷困潦倒难以生存。我一直以为严武是个大善人，《资治通鉴》中说严武死，其母曰：“吾今始免为官婢矣”，原来严武穷侈暴敛，樟州刺史章彝不搜刮百姓，被其召之杖杀之。严武的善人形象不复存在，杜甫“诗史”的说法也值得商榷。

钱钟书先生因一部《围城》奠定了其在文坛上的地位，然而也并非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祗，否则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又何必拼命抓《毛选》英译本编委会负责人这根救命的稻草呢？

钱钟书夫人杨绛为了维护钱钟书的“伟大”，将对《围城》进行汇校工作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姜明德行先生推上法庭，还嘲讽说：“现代文学根本没有校勘的必要”。一句话轻率地否定了一门学科的价值，取消了千百学者艰苦工作的意义。

《清官神话》中，对海瑞对其五岁小女接受仆人喂食之举，竟说：“女子怎么能够接受仆人喂食呢？”他要求女儿必须死，才算得上是他女儿，七天之后，年仅五岁的女儿被活活饿死。

《优孟之伪》中，作者对《南方都市报》把两次民工跳楼索要因工致残医院费事件称为“跳楼秀”表示出了极大的愤慨，一个人把他生命作为最后的谈判筹码来寻找正义和权利的时候，难道也是一种“秀”吗？

同样，他对高尚的行为、人格，守死也不背叛自己信念的人加以褒扬。《反读〈通鉴〉》中记载了唐朝魏玄同被酷吏周兴诬陷，太后赐死于家，监刑御史房济谓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见，可以自证！”玄同叹曰：“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

二十世纪初，晏阳初，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的华人学生，本可以舒舒服服做一个“高等华人”，但他却走向了贫瘠而忧伤的乡村，为全球乡村改革奋斗了六十年，他身体力行，含辛茹苦，屡战屡败而矢志不移，不仅泽被同胞而且将文明的种子撒播于亚洲、非洲和南美，被国际社会评价为二十世纪与爱因斯坦并肩而立的伟大人物。


　看完这些自己所不知道的细节，忽然想起余华引用过的贺拉斯的话：“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后，在他生前和葬礼前，无人有权说他幸福。”——其实，就算一生终结，画上句号，这一生又真的能做一个最终评判吗？



等空下来，再去寻得这本书，去品读那些不直到的真相吧。有选择性地去读，有选择性地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