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施琅争议遭遇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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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之初，网络上正为央视热播的《施琅大将军》一剧风云激荡，争吵不休。施琅何许人也？他原为郑成功之父郑芝龙部将，随郑芝龙投清，接着又反清，投郑成功，然后再度投清，并带清兵占领台湾，把台湾纳入清政府版图。大陆新儒家陈明先生在网上承认“施琅的电视剧是我最先倡议的。”又说:“我策划这个选题，主要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其次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一石激起千层浪，陈明为历史上的施琅翻案，在汉族主义者看来，这是“伪儒”、“汉奸”的行径；而他对现实的判断，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又是民族主义的狂躁症发作。

  对施琅的评价本来很简单，无论是清廷的理论，还是明朝的看法，都会把他列入“贰臣”之列。施琅攻打台湾，可从来没有什么“统一祖国”念头，而只是一介赳赳武夫，为了在王朝更替之时建功立业，所以极力怂恿满清皇帝出兵。打下台湾之后，他也得偿所愿，封妻荫子。只不过台湾后来变成战略要地，又在现代成为历史遗留问题。于是，有些人就将此与民族主义挂上了钩，通过倒推历史，将其攻占台湾变成了雄才大略、高瞻远瞩之举。

  我们今天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只能回到特定的历史情景之中去看待，而不能以我们现在的标准去褒贬。倘若以政治观出发，让古人都穿上“统一祖国”的小鞋，那么宋末文天祥、陆秀夫带德佑皇帝入海抗元，就是图谋分裂祖国。同样，如果说施琅把占据台湾的郑氏政权打下来，就变成“民族英雄”，那么，当时怀孤忠之情，为南明政权奔走的王夫之等大儒们，就有分裂祖国的主观犯罪动机了。

  施琅问题遭遇的“民族主义”，是现代人才有的主义。“中华民族”是到了1901年才被梁启超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民族”不是一个历史上固有的单位模式，而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今天，一个海南岛边缘的黎族渔民，与一个北京城中的汉族居民，之所以都把自己称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分子，是基于一种共同的历史想象。这种想象固然来自历史与地缘，但是，民主制度的实行，便把这种想象变成现实。通过民主制度，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参与这个国家的公共管理，他们才能够对这个国家有真正的认同感。只有当国王的全体子民转化为独立的“公民”，他们拥有选举权，才能真实地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对国家负起责任。只有民主，才能够给民众一种真正的当家作主的感觉，公民才能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捍卫民族的利益。这样的民族主义才是正常而且健康的。苟无民主政治，民族主义便是一种虚妄的情绪，永不可能成为一种真实的思想。

  儒家自古以来就秉持民本主义的立场，也就是人民幸福高于一家一姓之兴亡，文化价值高于其他的一切价值。政治的逻辑归政治，文化的逻辑归文化，当“施琅大将军”这样的剧本在民族主义语境中成为一种政治符号的时候，文化不应该在“施琅”这样的历史人物上大做文章，让他戴上一个民族主义的面纱躁动不已。(陈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