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欣与羊氏文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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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羊欣与羊氏文学






据《隋书·经籍志》载：羊欣有集九卷。惜今不传。《全宋文》卷二十二采入其《暮春》一帖，为羊欣传世的惟一完篇。从萧疏淡然的笔触中，可略窥羊欣的散文风格。


泰山羊氏不仅是经学世家，同时也是文学世家，在这一族系之中，曾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诗人与文家，羊欣工于文辞并非偶然。


西汉时期的辞赋家羊胜，是羊族中较早跻身文坛的作家，作品有《屏风赋》传世。羊胜肆力文翰，开启了羊氏家族的文学传统，到了晋代，终出现羊祜等文学名家。


《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称祜“既长，博学能属文”，可见他在青年时代便表现出超群的创作才能。当时魏帝高贵乡公雅爱诗赋，时召文士为文酒之会，羊祜便列名其中。在出镇襄阳、与吴对垒期间，羊祜的文学创作亦十分活跃，本传上称其“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所谓言咏，一是指吟颂前人的诗作，一是指自制诗歌。羊祜岘山之游，必然创作出不少诗作，可惜今已散逸。法国学者侯思孟（Donald
Holzman）据此指出：羊祜是专注于欣赏山水自然风光的第一人，他的行为鼓励了一种新时尚，对此后山水诗的涌现起到了重大作用（见所著《山水诗的产生》第五章）。羊祜还写过一篇《雁赋》，其赋以雁自喻，借雁抒情，通过写鸿雁，表达了作者“当其赴节，则万里不能足其路”的远大政治抱负。明代文学家杨慎评价此作：“词旨超迈，高于词人一等。”羊祜诗歌，则传有《四先生诗》一题。羊祜尝以扬雄、王褒、严遵、司马相如四贤虽去数百年，览其遗综，风流文采，宛然如在，疑其典型不泯，范法尚存，遂追赋《四先生诗》。


在长期的政治、军事生涯中，羊祜还写作了大量的奏疏、表、章、信、札，其中不乏声情并茂的佳作。泰始八年（272），晋武帝封羊祜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羊祜坚辞不受，并上《让开府表》自陈心迹。其表文首先陈述自己无功于国，惟托于机缘而蒙受厚恩，自感愧惭之情，随之申论野有遗贤、朝有高臣，益感己身实不足以当开府之封，最后披露自己“誓心守节，无苛进之志”的坦荡心迹。通篇文章情辞恳切，结构紧凑严密、顿挫有致。东晋文学家李充在《翰林论》中论及汉魏以来的文赋时说：“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他认为《让开府表》文情并茂，与诸葛亮之《出师表》同为不朽之作。南梁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亦称誉此文：“羊公之辞开府，有誉于前谈。”梁昭明太子编纂《文选》，羊祜此表被纳入卷中。另外羊祜作于咸宁初年的《请伐吴疏》，议论稳健，言语简捷有力，表现了作者对统一趋势的清醒认识及作为一个军事家的敏锐眼光和胆略，亦为晋文之名作。


由于羊祜文学创作上的显人成绩，为其赢得了“文为辞宗”（晋文学家孙楚语）的盛誉。羊氏家族其他成员受祜之熏陶，在文学上也多有成就，其中东晋羊孚咏雪之作被誉为绝妙好辞；羊松龄与大诗人陶渊明情深莫逆，渊明曾赋诗酬和；南朝宋羊璿之与诗人谢灵运“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羊徽以才识被誉为“一时美器”，今存其《赠傅长猷》及《答丘渊之》两诗（《全晋诗》卷七）。可惜除羊徽、羊孚两人之外，其余诸氏的作品均已散佚。


仕于北朝的羊氏族人在文学上也不逊色：羊深“好文章”，曾受命监修《起居注》；其弟羊侃，更是兼资文武的全才，他自北投南，梁武帝召见于乐游苑，制《武宴诗》三十韵示侃，羊侃即席应诏酬和。武帝读后赞叹不绝。羊侃还擅长音律，史称其“自造《采莲》、《棹歌》两曲，甚有新致”。《乐府诗集》卷五十所收《张静婉采莲曲》一题，即为羊侃所创（张静婉为羊侃歌妓）；羊深之子羊肃，以文采显于北齐，曾参加重要类书《修文殿御览》的纂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时羊门之中，还出现了一位女辞赋家，此人生于晋代，因嫁与王伦，故史称其为“王伦妻羊氏”。她工于赋体，所作《安石榴赋》，今尚传下两句残文：“振绿叶于柔柯，垂彤子之累房。”（见《太平御览》卷九七○）其作观察细致，描摹生动，其人自是谢道韫、左芬一流人物。可惜因其全赋久佚，已难详作考察。


文学史家指出：魏晋时期文学家族化十分突出，不少家族一门能文，数代文才绍绪，他们以家学渊源与文人化的创作形态，为“文学自觉”时代的文坛增添了新的活力，并以家族世代相传的文学经验，为文学发展的链条增加了连续性（参看田彩仙《魏晋时期的文学家族》，载《文史知识》2001年第1期）。通观隋唐《经籍志》、《艺文志》，除了羊欣有集九卷之外，著录六朝羊氏族人的著作还有：羊祜（集二卷）、羊徽（集九卷）、羊戎（集十卷）、羊崇（集十卷）。当时临沂王氏被称为“爵位相继，人人有集”（《梁书·王筠传》）。羊氏虽尚不足与临沂王族媲美，但其文学世绩，在六朝士族中也颇突出。




（5）羊欣与羊氏信仰




陈寅恪先生曾谓：“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倚艺术为资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而日本谷口铁雄先生也指出：羊氏家族的宗教信仰，对于羊欣思想的形成以及其书论均有着重要的影响（《羊欣传记及其书论》）。故讨论羊欣书法，必需同时照观其家族信仰这一文化背景。


魏晋南北朝是佛道宗教的兴盛时期，羊氏家族受时代风气影响，不少族人信奉佛教与道教，“世崇玄佛”成为羊族文化特色之一。


早在晋代，羊族中便盛传着羊祜转世认金环的故事，认为李家的亡儿便是羊祜的前身。据考证：羊祜探环轶事的原型系出佛典中的鹤勒那尊者的故事（参看徐朔方《汤显祖评传》页25）。“前身何处认？遗事说金环”——这段充满佛家轮回观念的羊祜故事，使得羊族染上浓厚的宗教色彩。


历史上的羊祜是一位外儒而内道的政治家。他以儒学建立功业，而以道家修养内心，尝著《老子传》一书，研讨道经精微。据唐人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著录：注解《老子》诸家中有“晋仆射太山羊祜（原注：字叔子，注为四卷）”，其文“皆明虚极无为，理家理国之道。”可见羊祜研论老子，仍是同国家的治理相联系，其书成为老子诸注中一个有特色的本子。


羊祜虽然崇尚道家虚无，却并不同于魏晋崇道名士的越名任心与放荡不羁，试观其登岘山所触发之感慨：“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没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山也。”邈远怀想之中，正体现了他探寻宇宙永恒价值的宏远追求，这是与著《老子传》而专注于“理家理国”之道一脉相承的。


羊祜后人之中，亦有多人修奉道教，如羊欣之祖羊权好道术，相传他曾遇仙女萼绿华；羊欣本人笃好黄老，他本擅长医术，并撰有《药方》十卷，但却奉道弥诚，以至于“常手自书章，有病不服药，饮符水而已”（《宋书》卷六十二《羊欣传》）。另外，晋朝羊玄之、羊同之、南朝羊穆之、北朝羊规之皆以“之”命名，同临沂王氏中“王羲之”、“王献之”取名一样，都是当时崇道世家的一个标志。学者谷口铁雄更睿智地提出：羊权等人笃好降灵受诰，由干这种类似扶箕活动所留下的书迹，

是人们在逾越正常意识的精神状态下，
按照所谓“灵告”，
超越人工而自动书成，
所以往往具有不同于传统书法的风神气象——即所谓的天然之趣。这对书法家的艺术创造颇有启迪。王献之在汲取后汉张芝草书精意的同时，又借鉴了道家的降灵字体，

创造出“一笔书”。
而继承王氏书体的羊欣，
又基于道教信仰的家世背景，
进而在书论中提出“天然”这一书学概念（见所撰《羊欣传记及其书论——关于“天然”之概念的产生》）。


与道教相比，羊氏与佛教的渊源更为深厚。自西晋开始，羊族中已有人信奉佛教，有的更受戒为僧尼。其中有两位羊族女性，在当时佛教中有巨大声望。这两位著名女性，一位是竺道馨，另一位是僧念，均为比丘尼。竺道馨所兴起的女子讲经之风气，实具有开启先河的意义。从这一点上可看出羊族在佛教史上作出的非凡贡献。


羊氏名尼主要活动于东晋与南朝，而留居故里、出仕北朝的羊族也礼佛不衰。山东汶上县水牛山《文殊般若碑》经主亦为羊姓人物，据[宣统]《再续汶上县志·古迹志》记载：“太白山巅文殊碑，

……题名一行，
云：‘经主卫立将军东阳平太守羊中（应为锺）、羊用，

奉朝请羊叔子书。’”为北朝时所书刻。又1983年11月在新泰光华寺遗址出土“一佛二菩萨三尊像”，背面有铭文：“维泰和三年（479）四月壬寅朔八日己酉，清信女佛弟子羊银光造像一躯，所愿从心。”又《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二著录有隋《羊钟葵等造像》。这些佛教文物，反映了羊氏信仰之一班。


北齐名臣羊烈，更是一位精研佛典的大家，《北齐书》本传上称他“能言名理，以玄学知名”。而《羊烈墓志》对此更有详细载录：“入老室以炼神，安庄领以全朴，睿若冲壑，豫若涉川，遂注佛道二经七十余卷。”羊烈信仰兼具释道，与六朝时玄学同佛教般若一派日趋合流、玄佛并用蔚为风气密迩相关，故他注经同研释道，正体现了这一学派的特色。


由于泰山首门羊氏的大力提倡，佛教在泰山地区盛极一时，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名山刻经，最为著名的有徂徕山、梁父山、汶上及经石峪刻经。其中汶上刻经明确记明经主为羊氏。而镌刻在泰山之阳的经石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纵横数亩，规模宏大，但其经主与书者，由于未见著录，长期成为悬案。若度之情理，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刻经，非极有势力者不能为，而泰山在北朝倍受崇祀，将石经设置在泰山，除了说明经主非寻常人物，更说明其与泰山有密切关系，这自然使人联想起泰山甲族、且又极度崇佛的羊氏一门。另外《金刚般若经》与玄学思想颇有相通之处，这与羊氏玄佛并重的观念亦十分吻合。故有的著述推测经石峪刻石与羊族有关，是很有道理的。




以上试从族系、经学、书法、文学、信仰五个方面，阐述了羊氏家族文化对羊欣的巨大影响。可以看出，羊欣的各种成就后面，都有着深厚的家族背景，如果想全面研究羊欣，则不能不关注这一丰蕴内涵的文化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