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阴氏地位研究

燕赵魂

张永安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对敦煌阴氏的地位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对阴稠支的政治地位、阴氏的经济文化状况、阴氏同其他敦煌大族的关系以及与僧界关系的分析，认为敦煌阴氏政治经上都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是各个政权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其文化上比起其他大族如张氏则稍欠不足，说其为豪族是再也恰当不过了。

　　关键词：阴氏；阴稠支；政治、经济地位
　　中图分类号：K87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7)00-0061-09
　　
　　学术界对敦煌世家大族的研究论文较多，主要有杨际平、郭锋、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姜伯勤《敦煌邈真赞与敦煌名族》、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尤成民《汉晋时期河西大姓与河西政治的关系》、史苇湘《世族与石窟》、冯培红《汉晋敦煌大族略论》、《敦煌讲座·3·敦煌社会》、池田温《八世纪初的敦煌氏族》以及《唐朝氏族志研究——关于(敦煌名族志)残卷》等，此外还有一些专门论述某一大族的论著如刘雯《敦煌索氏家族研究》、陈菊霞《(大唐伊吾郡司马上柱国浔阳翟府修功德碑记)考释》及王腾《隋唐五代西域罗氏流寓中国初探》、杨学勇《敦煌阴氏族源与郡望》、杨学勇《敦煌阴氏与佛教的关系及相关问题研究》等，但这些论著大多是从广义上来论说敦煌氏族，极少对某一氏族作深入研究，其中就敦煌阴氏来说主要是对其郡望、谱系以及跟佛教的关系方面来论述的，关于其在敦煌地区的地位、影响力等则没有深入探讨。本文将就此展开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敦煌自魏晋以来就豪族聚集，大姓雄张，各割据河西的统治者都必须依靠其支持才能维持统治。前凉张轨在河西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联合河西大族的力量，用以稳固自己的统治。西凉政权更是在敦煌大族的支持下建立的。陆庆夫教授认为西凉“李暠既然是在敦煌地方势力的支持下建国的，因此，在他的政权中，敦煌地方势力当然就占了绝对的优势……西凉政权的大小官职，基本上被敦煌的豪门望族所把持着……可以说，如果没有敦煌大族的支持，西凉政权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建立；西凉政权的建立，又使敦煌大族在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上，有了可靠保证，得到进一步满足。李暠正是敦煌大族政治、经济利益的总代表。”而阴氏正是敦煌的大族之一。据P.2625《敦煌名族志》所载“随(隋)唐已来，尤为望族”，但从P.4640《阴处士碑》的内容看“阴氏可能是在汉代因为在西北地区从军征战而居留敦煌的，然而碑文并没有提到唐代以前阴氏家族任何具体的先人，这似都表明阴氏在汉代并未获得任何发展的机会，直到西晋前凉时期才开始崛起”。笔者能够直接找到的能体现阴氏在敦煌地位的最早材料是《晋书·张轨传》所载张轨“以宋配、阴充、汜瑗、阴澹为股肱谋主”“阴氏除这两人外，阴元、阴鉴、阴濬、阴预、阴琚等皆任张氏政权中的显职。《魏书·私署凉州牧张实传》说：‘(张)轨保凉州，阴澹之力。(张)以阴氏门宗强盛，乃逼澹弟鉴令自杀，由是大失人情。’可见阴氏在河西的势力是很大的。”由于在前凉张氏政权中阴氏遭到沉重打击，故在西凉李暠政权中虽然“其余各郡太守也都以汜、索、赵、阴等敦煌大姓充任”，但阴氏相对来说已不占据重要地位。此后笔者能找到的体现阴氏在敦煌地位的材料就是敦煌文献，下文将依据敦煌文献分析阴氏在敦煌的地位。

　　
　　一　阴稠一支地位之分析
　　
　　阴稠支在敦煌阴氏中是最有代表性的一支，它属于敦煌地区的统治阶级，通过对阴稠支的分析，我们可以较好的理解处于统治阶级的阴氏分支在敦煌地区的地位。除P.2625《敦煌名族志》中记载的阴稠支人物外，通过翻检文书我们发现阴稠支还有其它人物。P.2625《敦煌名族志》载：“次子嗣监，幼而岐嶷，植种天听……唐现任正议大夫北庭副大都护、瀚海军使兼营田支度等使、上柱国。”P.4660《阴文通邈真赞》写道：“(阴文通)门承都护，阀阅晖联”。P.3720《河西都僧统阴海晏墓志铭并序》：“和尚俗姓阴氏，香号海晏，则安西都护之贵派矣。”又“(阴海晏)皇父，凉州都御使上柱国讳季丰”及P.2482《阴善雄墓志铭并序》：“皇祖敕授凉州防御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讳季丰。”故可知阴文通支、阴季丰支应属阴稠一支，他们自称都护派乃是源于阴嗣监任北庭副大都护之故，但因为不知阴文通支、阴季丰支具体属于阴稠子孙哪一门下，故暂放在阴嗣监门下。以阴稠支为代表的上层阴氏自隋唐至曹氏归义军时期一直活跃在敦煌地区，掌握政治、军事等大权，世代为官，影响深远。

　　从表中可见P.2625《敦煌名族志》中提到的人物在隋唐至吐蕃占领河西期间多占据高职，是门宗强盛的名族。阴氏在唐朝获得政治地位的高升，是在武则天时期，缘于阴氏人物为武则天掌权制造舆论。如P.3720《莫高窟记》载：“又至此(延)载二年，禅师灵隐共居士阴祖等造北大像，高一百四十尺。”又莫高窟156窟(晚唐)前室北壁题记“又至延载二年，禅师灵隐共居士阴口等造北大像，高一百州尺。”又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中所记阴嗣鉴(监)之敬奉五色鸟、阴守忠之敬奉白狼，也正是献祥瑞使得阴嗣监得以升任北庭副大都护。吐蕃时期阴嘉政兄弟也曾“先成镇守之功，保敦煌之业”后来“歃血盟书，义存甥舅……事遇此年，屈膝两朝之主。自赞普启关之后，左衽迁阶；及宰辅给印之初，垂法补职。蕃朝改受得前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接受吐蕃的委任，摇身一变成为吐蕃占领河西的代理人，继续享受各种特权，“六亲当五秉之饶，一家蠲十一之税”，维持着自己家族的利益，由吐蕃的抵抗者变成合作者反映了该家族为了本家族的利益甚至可以卑躬屈膝，更反映了吐蕃政权只有依靠当地豪门才能维持统治的事实。公元848年张议潮率众反抗吐蕃统治者，阴氏如同其它大族一样看到吐蕃统治即将崩溃，便又“审时度势”，俨然以河西人民解放者的姿态加入到张议潮的行列之中，“三场入战，百胜心坚”，从而在新政权中得以“名彰凤阁，敕授荣班”，继续维持着家族利益。从阴文通为“司空半子”及P.3547《沙州上都进奏院上本使状》记载的贺正(实为请节)，张议潮把如此重要的事情交给阴信均，可见对其信任、重用程度，且此次贺正使团中光是阴氏就占了三位，足见阴氏人物在归义军政权中的地位。P.3633《谨撰龙泉神剑歌一首》中“当锋直人阴仁贵，不使戈铤解用枪。”可见阴仁贵为张承奉开拓疆土、保家卫国立下了赫赫战功。曹氏归义军时期阴善雄担任国之要冲的常乐县令亦可反映出阴氏地位之重要。此外从日本学者土肥义和先生所列“节度使官府内外职官姓氏一览表”中亦可看出阴氏担任节度使官府内外职官的程度并不比其他大族低。总之，从上表及分析可知阴氏是各个政权拉拢的对象，是各个政权都不能忽视的力量，“中央王朝的地方官要依靠他们，入侵的吐蕃贵族也要依靠他们，割据的小王国政权更要依靠他们”，足见阴氏在敦煌地区的社会地位之高低。

　　
　　二 阴氏经济、文化之影响
　　
　　经济上的富裕必然要求获得一个相应的政治地位，同样政治上的地位也要有经济力量的保证，二者相互影响，共同体现着一个家族的社会地位。

　　P.4640 P.4638《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中说阴嘉政家族有“瓜田广亩，虚心整履之人；李树长条，但望移冠之客。更有山庄四所，桑杏万株。瓠颗篱头，馈饮逍遥之客；葛萝櫂木，因缘得道之人。穴地多骍角之群，叱石畜仙羊跪乳。”反映了其经济力量之雄厚，虽然不见阴氏财产的详细数目，但是从《年代未详(公元828年?)沙州善护、遂恩兄弟分家契》及《丑年(公元821年)12月沙州僧龙藏牒》可看出大族财产的多寡，相信阴氏也不离其左右。此外阴氏还单独或跟其它家族共同开凿了多个石窟，主要有与东阳王元荣有密切关系的285窟、灵隐禅师与阴祖所建的96窟(北大像)、阴某所造321窟、阴嗣玉及阴嗣瑗等营造的217窟、阴嘉政及其家族营造的231窟及阴海晏所造138窟等大窟和名窟，石窟的开凿即费时又费力，需要有极大的钱财才能支撑得下来，而阴氏却开凿了多个石窟，其富有程度可见一斑。虽然我们不知道阴氏开窟需要花费多少钱财，但是从杜氏和尚对第5窟窟檐的重修以及敦煌文书《乾德四年重修北大像记》、《辛亥年四月三日起首修法门寺使白面历》的记载，足以反映修窟需要大量的钱财。今以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藏敦煌文书《新大德造窟檐计料》来说明之，其全文如下：

　　1.新大德造窟檐计料材木多少起口口
　　2.大袱要肆，各长壹丈贰尺五寸，径壹尺贰寸；
　　3.柱肆个，旧有；栏额叁，旧者堪用；
　　4.(木争)栿方子叁条，各长壹丈贰尺伍寸，径头要捌寸；
　　5.(拊)子计要六截，各长壹丈贰尺伍寸，径要捌寸；
　　6.丞援方子三片，各长壹丈贰尺伍寸，径要捌寸；
　　7.丞柱通地枋长贰(丈)捌尺；
　　8.驼峰肆，要榆木壹丈，径捌寸；
　　9.马头肆个，各长壹丈叁尺；
　　10.要小斟子贰拾个，计用榆木贰丈，径捌寸；
　　11.大斟肆，要榆木伍尺，径壹尺贰寸；
　　12.贴捌个，各长伍尺，径伍寸，要榆木；
　　13.花贴要肆，各长叁尺伍寸；
　　14.门额方子要好干木，长玖尺，阔捌寸；
　　15.门神方子亦长玖尺，径陆寸；
　　16.门枇方子贰，各长捌尺，径陆寸；
　　17.门眉叁，并鸡栖壹，桑木等不用，差；
　　18.南间沙窗额方子长玖尺，径陆寸；腰方亦玖尺，径陆寸；
　　19.腰方亦玖尺，径陆寸；
　　20.南窗门枇贰，各长伍尺，径伍寸；
　　21.门神玖尺，径陆寸；
　　22.北边沙窗额，亦长玖尺，径陆寸；
　　23.腰方亦玖尺，径陆寸；
　　24.门枇要贰，各长伍尺，径伍寸；
　　25.沙窗门切长玖尺，径陆寸；
　　26.(原卷此行涂去)
　　27.要檩叁拾笙。
　　单纯一个窟檐就需要如此花费，要开凿一个新窟其花费可想而知，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是根本做不到的。
　　上文已经提到阴氏可能是汉代因为在西北地区从军征战而居留敦煌的，前凉时期“从史籍记载来看，阴澹家族似乎不重儒业，而以武力豪强，但阴澹却对学者非常尊重，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本郡学者索袭、索统等人的礼遇尊敬上”这种礼遇从侧面也说明了阴氏缺乏儒宦根基，希望在同学者的交往中沾点“儒”的色彩。北凉时期“牧犍尊(刘晒)为国师，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焉。时同郡索敞、阴兴为助教，并以文学见举，每巾衣而入。”又“初，(索)敞在州之日，与乡人阴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师，被罪徙和龙；届上谷，困不前达，土人徐能抑掠为奴。五年，敞因行至上谷，遇见世隆。语其由状，对泣而别。敞为诉理，得免。世隆子孟贵，性至孝，每向田耘耨，早朝拜父，来亦如之。乡人钦其笃于事亲。”刘晒为敦煌人，是河西儒宗，阴兴能为其助教，“并以文学见举”，又索敞与阴世隆以“文才相友”以及阴孟贵“性至孝，每向田耘耨，早朝拜父，来亦如之。乡人钦其笃于事亲。”可明白的看出北凉时期阴氏已经强化了儒学修养，已渐露高门世族的风采。据P.2625《敦煌名族志》可以看出对阴稠及其子仁干、仁协、仁希的记载只是提到其“武”的色彩，而对“嗣”字辈的记载则多提到儒的思想，如“博谚经史”、“行敦仁信，琴书养志”、“孝友能仁，行彰名誉，素好儒雅，志列能仁”、“忠直敦信，仁孝文闻”、“立性贤和，悛敦诗礼”等等，这可说明在“嗣”字辈时，阴氏加强了对儒学的要求。但是跟索、张、汜等大姓相比阴氏仍是相差一筹，这从《敦煌名族志》中所记载的阴氏人物基本上都担任武职官员可以反映出来，即使“儒”的色彩浓重的“嗣”字辈阴氏人物也不忘加上诸如“擅预兵钤”、“孙吴秘术”、“志气骁雄，情素多谋略，超闲秘术，明达孙吴”之类的话语。吐蕃时期阴嘉珍“九九初生，心中密算；二王旧体，笔下能书。收租寄义于冯煖，请粟恩用于冉子……咨询礼顺，泛爱乡间；克谨贤敦，具瞻人仰。”这是文学的修养，儒家的要求，但同时阴嘉义则是“三年学剑，累及搜军；二岁论兵，曾经选将……乘孤击寡，起阵云于马蹄；裹甲从军，候回风于鹊尾。肘唯殷血，人畏多功。”仍然崇尚的是武力。张氏、曹氏统治时期，对阴氏的记载还是即提到其“儒”的表现，亦提到“武”的色彩，但是相对来说“武”的色彩占主要地位，如P.4660《阴文通邈真赞》提到阴文通“美哉仁贤，忠孝白天”、“礼乐双全”，但描述的更多的却是“蕴习武略，奇特锋端。虚弦落雁，驾矢啼猿。将军之列，俊义推先。三场入战，百胜心坚”。P.3633《谨撰龙泉神剑歌一首》：“当锋直入阴仁贵，不使戈铤解用枪”。P.2970《阴善雄邈真赞并序》：“久倍(辖)军幕，作我主之心腹。百战沙场，几潘(番)生于龙塞”，等等。此时期阴氏武力色彩浓厚主要是受当时归义军政权“四面六蕃围”的状况所致，在动乱的时代一般来说凭武力更能获得政治高位，加强本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阴氏力求儒家化的努力，但是从汉至宋初阴氏始终没能成功的完成儒家化，这或许是其崇尚武力的传统所致，或许是受各时期政治环境的影响。所以说阴氏在敦煌的文化地位并不高，它始终是一个凭借武力的豪族，缺乏儒宦根基。

　　
　　三 阴氏与大族之关系
　　
　　阴氏与敦煌大族的关系错综复杂，涉及多个方面。本文主要就阴氏同大族的婚丧关系上说明之。通过《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我们了解到阴氏婚姻状况如下：

　　又《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载：“妹夫乡贡明经摄敦煌州学博士阴庭诫。”CH.Iviii.003《建隆四年(963)五月廿三日施主康清奴发愿文并供养人题名》右下方是太子宾客康清奴及男康幸通供养人画像及题记，左下方是故母阴氏和出适阴氏的十娘供养像及题记。此外宋氏跟阴氏也有姻亲关系。可见阴氏跟曹氏、张氏、李氏、宋氏以及粟特安氏、康氏都有姻亲关系，更有甚者曾一度掌握归义军政权的李明振玄孙李存惠竟然入赘阴家，如S.289《李存惠墓志铭并序》载：“亡男内亲从都头知左右两厢马步军都校(教)练使检校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阴住延。皇妣小娘子武威郡阴氏。……亡男内亲从都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阴住千。”对于出身大族的李存惠何以入赘还有待研究。但无论如何都说明了阴氏地位之特殊。又“族人婚嫁，家族近亲通常都要临贺，而且要有贺礼。敦煌出土的《甲午年(994)五月十五日阴家婢子小娘子荣亲客目》残卷，阴姓赴会的有80多人”。在敦煌，同族人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势力的高低，土肥义和所列表三“八世纪末——十一世纪初敦煌附近乡村居民姓氏人数一览表”统计阴氏444人，在150姓中排名第六位，前五位依次为张、索、王、李、汜。此外荣亲客目还包括皇后、太子太师、慕容都衙、罗镇使、索指挥等，可见其身份都不小。荣亲客目中还有“曹家众兄弟及女并女夫等九十人，……邓家兄弟十六人”，推测曹家、邓家是阴家的姻亲。联姻诸大族不是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就是具有值得夸耀的经济力量，通过相互联姻构成一个势力网，互相利用、互相帮助以维持自己的家族利益，从而构成了一个牢固的、盘根错节的本地大族的婚宦圈，牢固的保持着他们在敦煌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

　　通过看哪些人物跟阴氏同在一个墓区，也可以反映出阴氏的社会地位。P.3720《河西都僧统阴海晏墓志铭并序》载：“(阴海晏)葬于本群(郡)莫高里大河南原之礼也。”P.2482《归义军节度内亲从都头守常乐县令阴善雄墓志铭并序》载：“(阴善雄)当清泰四年丁酉岁八月十四日寿卒于钦贤坊之私第，春秋五十，以其月二十日权葬于州东南漠高里之(南)原礼也。”由于古代一般是死后葬于家族墓区，即使在外为官死后一般也葬归故里，所以我们据阴海晏、阴善雄葬在莫高里南原，可推知至少阴稠一族以莫高里南原为墓区。从敦煌文书中我们还发现一些以莫高里南原为墓区者，如P.2913《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墓志铭》云：“公以大顺元年二月廿二日殒毙于本郡，时年五十有九，葬于漠高乡漠高里之南原，礼也。”P.4615 P.4010《河西节度凉州左司马陇西李明振墓志铭》载：“(李明振)当龙纪二祀七月十有六日，敦煌县漠高里，从吉兆也。”张淮深乃张议潮侄子，当过归义军节度使，其地位在河西地区不言自明。李明振是张议潮的女婿，其妻张议潮第十四女以“重光嗣子，再整遗孙”为借口发动政变成功，李氏诸子分茅裂土掌握了归义军实权。阴氏能同如此显赫的张氏、李氏同在一个墓区，其身份地位可见一斑。

　　
　　四 阴氏在僧界之影响
　　
　　佛教的流行造成了寺院经济和僧侣地主势力的恶性膨胀，僧侣地主跟世俗地主在追求土地、劳动力上就必然存在着矛盾。然而，在敦煌地区，世家大族子弟出家为僧为尼，成为世家大族在僧界的代言人，可以说是调整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矛盾的一种有效措施，这样僧俗两界就可以共同来统治河西人民从而维护大族利益。从敦煌文献中可以看到有大量阴氏僧尼及在家修行之信士(女)，仅S.2669号就有14名阴姓僧尼，其它的如S.2448、S.2614V、P.T.1261V等等，不仅有一般僧尼还有大量的法律、阁梨、寺主、僧统等僧官，如P.4660《阴法律邈真赞并序》载：“敦煌令族，高门上户……教戒门徒，宗承六祖……佥为领袖，检校僧务。释教栋梁，缁门石柱。”又P.4660《都毗尼藏主阴律伯真仪赞》说：“禅枝异秀。律纲奇(足罔)……代传法印，家盛人康……清廉众许，令誉独彰……移风易俗，美播巨唐。”以及河西都僧统阴海晏等，其中毗尼藏主乃是负责教团所辖各个寺院僧众、尼众的持戒和整纲肃纪的。大量阴氏僧官的存在说明阴氏在佛界占有重要地位，这正好跟阴氏在俗界的地位相呼应，僧俗二界互为表里，共同发展。从敦煌文献中我们看到那些担任高级职务的高僧，如法荣、何法师、阴海晏、王僧统等，所住持建造的大型洞窟都无一例外地被冠以营造者各自的俗姓而被称为“家窟”，作为其宗族子孙后代世袭相承的家产，而与敦煌佛教教团毫无关系。这些高僧大德似乎脱离了由他们负责的教团组织而为其家族做事，让自己的佛教事业面向家族、面向社会。这是僧尼与家族互为依存的表现。

　　每当过节或是有什么重大活动，敦煌佛寺都有道场，人们常以上香、施舍等方式参与，为亡故的亲人追福，或祈求平安。在敦煌文献中阴氏向寺院施舍的例子很多，如下表所列：

　　施舍是阴氏财力的一种表现，更是加强在僧界影响的手段，俗界的帮助应是阴氏在僧界占据高位的重要支柱。又S.6424V《开宝八年(975)十月兄弟社社官阴幸恩等请宾头庐波罗堕和尚疏(拼合)》载：

　　1.谨请西南方鸡捉山宾头庐波罗堕上座和尚
　　2.右今月八日，南澹部洲萨世界大宋国沙州阴族
　　3.兄弟，就于本居佛堂子准旧设供，伏愿
　　4.誓授佛敕，不舍苍生
　　5.兴运慈悲，依时
　　6.降假(驾)，谨疏
　　7.开宝八年十月日兄弟社官阴幸恩等疏。
　　S.5855《雍熙三年(986)阴存礼请三界寺都僧录为亡考七七追念设供疏》载：
　　1.三界寺谨 都僧录 周僧正刘僧正张僧正法华大师 张大师 刘大师
　　2.松大师 大张法律 小张法律罗法律 王法律成子阉梨 车家新戒
　　3.右今月廿日奉为故慈父都知口弊(妣)考七七追念设供幸望
　　4.法慈依时降驾并口口谨疏
　　5.雍熙三年岁丙戌六月日口子弟子节度都头阴存礼疏。
　　这二例都是阴氏奉请名僧大德祈求平安、为亲人追福的，从阴氏所请到的僧界人物的身份就可以看出阴氏社会政治地位之高低，这是其权势的表现。

　　综上所述，正如池田温先生所说“以张氏为首的索、王、李、汜、令狐、曹、宋、阴等家族，从二、三世纪以来，到十一世纪初，经过近千年的时间，已成为以交通要冲城市——敦煌为中心的绿洲世界的代表者。并且，由于大姓之间的频繁通婚，形成了亲族社会的上层集团。他们在这个地区的社会中，永久的获得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主动权。”当然各个大族在敦煌地区所占的地位由于各自势力的强弱而互有高低。阴氏家族总体来说政治、经济上都占据重要地位，只是文化上稍欠不足，说其为豪族是再也恰当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