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诸葛之十七面对强盗的勒索

绝色倾城

面对强盗的勒索

襄子立四年，知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晋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孙骄，是为晋懿公。知伯益骄。请地韩、魏、韩、魏与之。请地赵、赵不与，以其围郑之辱。知伯怒，遂率韩、魏攻赵。赵襄子惧，乃奔保晋阳。

——《史记·赵世家》

知伯联合韩、赵、魏灭了范氏和中行氏之后，又毫不掩饰地将贪婪的黑手伸向了韩、赵、魏三家。用韩康子的谋臣段规的话说，知伯乃是个“好利而鸷复”（追逐利益，心地狠辣）的家伙，赵襄子说他是“阳亲而阴疏”（表面看起来和你很亲近，背地里却很疏远）。就当时的势力来说，知伯无疑是最雄厚的，具有绝对的优势。这很有点战国后期秦与东方六国的关系。
知伯使人“请地于韩”（向韩国索要一部分土地）的时候，韩康子一开始准备不给。说老实话，这土地确实给得冤枉。韩氏不亏不欠知氏，凭什么要无原无故将土地拱手相送呢？就凭你兵多将广，地大物博，实力雄厚？这不明摆着是强盗逻辑吗？可是，段规的一席话，又让韩康子茅塞顿开。“来请地不与，必加兵于韩矣。君其与之。与之，必狃，又将请地于他国，他国不听，必乡之以兵；然则韩可以免于患难，而待事之变。”（智伯来要土地，如果不给他，他就会带兵攻打我们。您还是给他吧，给了他，他必定很得意，又会去向其他国家索取，其他国家不给他，就会和他打起来，这样我们韩国就可以免于战火，也就可以根据局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对策。）这后面一句才是最重要的。“他国不听，必乡之以兵”我们韩国就可以暂时让别人替我们抵挡一阵子灾难，我们就可以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了。这是一记损招，也是一记弱招，是卑鄙无耻的恶劣行径。
当知伯如愿以偿地从韩襄子那里得到“万家之邑一”的时候，他又有恃无恐地“请地于魏”，结果，魏的小算盘打得跟韩一样精明，知伯又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万家之邑一”。接着，知伯将黑手伸向了最后一家赵氏。没想到赵襄子果断地拒绝了他。读到这里，我的心里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赵襄子的拒绝真是太大快人心了，其实就该这样。有些时候，强盗之所以敢于横行无羁，完全是一些软弱的受害者纵容的结果。假如一开始，知伯的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就算一家受到攻击，其他家立即给予支援的话，他也就不敢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盛气凌人，恃强凌弱了。
有时候，我常常想，知伯请地于韩，韩与之，请地于魏，魏与之，大家都抱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态度。如果知伯请地于赵，赵襄子也抱着同样的想法，与地于知伯，历史是不是就该重写呢？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其实，只要稍微熟悉先秦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其后的秦跟东方六国的冲突和结局，不就是一个知氏跟韩、赵、魏的翻版吗？当时，秦国最强，其他六国则相对较弱，秦这个“虎狼之国”采取“远交近攻”的谋略，在东方六国的周围，指东打西，左右逢源，最终将其一个个灭掉，完成了江山一统的宏图伟业。要我说，秦国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实力雄厚以外，正是得力于他对手的“委曲求全”，以“待事之变”上。其时，虽有苏秦的合纵之术，勉勉强强将松散而各怀异心的六国组织起来，他本人也借此乐滋滋地配着六国相印，衣锦还乡，还发了一通关于权势富贵的感叹，但肴山一战，六国的百万兵马瞬间土崩瓦解，四散而逃，这并不仅仅源自秦军有通天的能耐，事情的根结恰恰在于六国自己。就像知氏与韩、赵、魏的关系一样，只不过前者出了个并不太听话、买帐的赵襄子，以至于历史就该这么写，不然，秦灭六国的历史早在百年前就该上演了，怎会等到现在？遗憾的是，赵襄子的子孙并没有先祖那种不畏强暴的勇气，而所面对的又都是当年乃祖所面对的那种助手，于是，历史理所当然就要那么写了。
当然，历史的发展和演变，是有其客观规律和无法预测的变数的，我的某些主观的想象和臆断，只能是对历史的曲解，但是历史的某些角落，又确实需要人们长久地探究和拷问。
关于六国合纵之术为何失败，我又想起了《战国策·秦策》中的一段话。“秦惠王谓寒泉子曰：‘……诸侯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止于栖之明矣。’”（秦惠王对寒泉子说，东方六国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这就好比互相捆绑在一起的鸡似的，不能栖息在一个地方。）
原来合纵的六国，在秦惠王的眼里就好比捆绑在一起的鸡似的。于是，他胸有成竹地举起了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