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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周姓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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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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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9 22:12: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周 氏 史 考

周忠新
说到商洛的周家姓氏,就不能不提商洛“四皓”,这里我就以“四皓“为线索,对周氏宗祖作一下探究。


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秦王朝的统治呈现出不稳定的情势,朝庭内部又发生了关于统治方针的争辨。据《史记》《秦始皇本记》和《李斯列传》记载,这年赢政在咸阳宫置酒会宴群臣,博士仆射周青臣进颂辞说,由于秦的统一,把分封割据的诸侯国改为郡县,使得“人人皆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听了非常高兴。但博士淳于越却挺身而出,指责周青臣是面谀之言,“非忠臣。”他慷慨进奏说:“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他认为应该象分封子弟功臣,自为弼辅,才可保无虑。淳于越的这番议论,遭到丞相李斯的驳斥。李斯认为这是“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是“惑乱黔首”。他进而指责诸生对秦始皇的法令是“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率群下以造谤”。为了维护皇帝尊严,加固秦王朝的统治,他奏请并经嬴政批准焚毁秦史宫、法家、农家、医药、卜筮以及国家所有藏以外的“诗书百家语”等一切书籍,限于令下三十日内焚毁,不烧者,处以黥面城旦刑。还下令:三三两两谈论诗书的杀头示众,颂古今的杀掉全族。第二年,曾为秦始皇寻求长寿仙药的方士侯生、卢生逃亡之前,散布了不满秦始皇的言论。赢政盛怒之下,派人追查审问,涉及儒生四百六十多人,他们均被指控为“犯禁”,“为妖言以乱黔首”。被活活坑埋于咸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就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被后世称为四皓的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四位老先生也潜逃了。陶渊明在他著名的《桃花源诗》一开头就说:“赢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这三句诗精辟地概括了上述四皓隐居的历史背景。



四皓躲避秦乱出走后隐居于何处?后世有不同的说法。

司马迁在《留侯世家》详细地记载了四皓的功绩。但遗憾的是关于四皓隐居于何处,只说了“逃匿山中”四字。《汉书》却在王贡或两龚鲍中说此四人“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这是我们见到最早的记载。到了汉未,大文学家曹植写有《商山四皓赞》,可见他也认为四皓隐居于商山。到了东晋末年,大诗人陶渊明直书”黄,绮之商山“,并叮咛他的友邻羊松龄”路若经商山“时凭吊一下四皓的遗迹。说明他也确信四皓隐居于商山。初唐的大政治家张九龄,训诂大师颜师古都认为四皓隐居于商洛。此后,这一看法一直延续下来,到商洛凭吊四皓遗迹的人越来越多。


四皓隐于商洛几乎已是定论。但商洛地方大了,究竟隐于何处,却是好几种说法。有趣的是从汉以来许多人都认为四皓隐居于商山,但最早记载四皓隐居地点的班固却只说他们隐居于“商洛深山“,并没有说他们隐居于商山。上述的颜师古对“商洛深山”加的注释是即今之商州商洛县山也”。张九龄的《商洛山行怀古》中说四皓隐居于“此山阿”,也认为他们隐于“商洛山”。上述数人中,只有曹植和陶渊明认为是隐于商山。可见在具体隐居的地方上,自古就有不同的说法。


现根据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四皓在商洛隐居的地点有三处:一处是商山,位于今丹凤县商镇以南的商山。因其地处于当时的县首府附近,且濒临京都长安“东南行“的大道旁,更加有四皓墓在此,所以这个地方遐迩闻名,古今皆誉。另外,还有二处:一处是在今洛南县永丰镇南部的山中,今称四皓乡;一处是商县西南八十里杨斜和牛槽交界处的秦王山莲花峰。《陕西通志》说这里是亦“四皓隐处”。我们的看法是,这三种说法在没有更确切的证据的情况下,世代传说下来的说法还是合理的。四皓初入商,居于今洛南县永丰镇南部山中;当“焚书坑儒”的事态发展到紧急关头,四皓先生又辗转流离逃往商县西南的秦王山莲花峰。这里山大林深,沟壑纵横,利于藏身避难。赢政辞世,中原逐鹿,楚汉相争,刘邦即皇位,改国号汉,定都长安,社会局势比较稳定,时过境迁,灾难已过,四皓先生遂迁居商山,即使辅佐惠帝以后,他们仍隐于此。


如果四皓真是一隐到底,就会老死于林泉,不为人所知。但他们并不是这样,而是出来干过一番事业的。《史记.留侯世家》记载:汉高祖刘邦很宠爱他的姬妾戚夫人,他每次领兵出征,戚姬常伴随。赵王如意是戚姬的亲生子。刘邦以为太子刘盈(吕后子)仁弱,常说如意类似自己,虽于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封为赵王,但常留在长安自己身边。戚姬乘机常吹耳旁风,日夜啼泣,求立其子。刘邦欲废太子盈而立赵王如意,由于大臣们有争议,刘邦也下不了决心,事遂未定。有一次刘邦与臣下又争议另立太子的事,争议情况被吕后知道了,她十分吃惊,派其心腹建成侯吕泽(有人认是吕释之),问计于留侯张良,留侯说:皇上现在没有得到四个人的扶持,这四个人年纪都很老了,都因为皇上傲慢而轻视别人,所以隐居在山中,不愿意做汉朝的大臣。但皇上很器重这四个人,曾屡招不应。现在你如果能豁出金玉细缎,让太子写信,用谦逊的语言和征聘的车辆,派能说会道的人去聘请他们,他们会以天下苍生的安宁和国家社稷为重,他们就会出来。如果他们来,就让他们为宾客,经常跟随太子入朝,让皇上能见到。皇上一见,必定惊奇而询问。皇上知道这四个人的贤才,就一定会对太子有帮助。吕后听了这个计策,就命吕泽派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往商洛迎四皓。四皓为天下苍生计,来到长安,住在建成侯那里。刘邦破黥布回长安,设筵庆功,太子携四人至,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果然刘邦怪而问:“彼保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姓名。刘邦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自从吾儿游乎”?四人齐言:“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不耳”。刘邦回答:“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离去。事后,刘邦失望地告诉戚姬说:“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遂打消了废太子的主意。据传说,四皓先生不慕富贵,甘心林泉,在太子继位后仍归隐商山。死后葬于秦阳村,即今丹凤县商洛镇西(此处现存有四皓墓,规模宏大,墓冢庄重,画像清晰,碑文明了);另一说法:汉孝惠文帝登基后,周处功成身退,毅然到商山隐居,最后在商南双峰山一山洞中寿终正寝,该山洞有古人立的“甪里先生隐居处”的碑牌。吕后闻知大悲,孝惠帝亲自颁诏,要求官员四时祭奠,文武官员至周处墓地都要下马下桥以示祭奠。现商县城西郭村(市运输总公司院内)的四皓墓据说是明代为祭祀方便而设的衣冠冢。之后,汉惠帝感四皓之功,为其建祠于商县城南南秦垭(又名高车岭)上。


四皓为谁?其说法不一:

《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四皓在辅佐惠帝后见到刘邦,问及他们的名姓时,他们自称是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很明显,这些称呼是四个人的号,不是真实姓名。在皇帝面前自称外号,是有些不伦不类的,这就产生了问题,他们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他们的外号有无错讹?后世在这些方面众说纷纭。


人们多肯辗转引用《陈留志》。此书记载:东园公姓庚,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修道,故号曰夏黄公。甪里先生,河内(黄河以北,总谓之河内,《史记正义》说古帝王三都,多在河东,河北,故呼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轵(故城。在今河南济源东南十三里)人,太伯之后,姓周名术,字元道,京师号曰霸上先生,一曰甪里先生。但《陈留志》对绮里季却未作任何解释。《资治通鉴》,《纲鉴》等书都沿用了这个说法。


《直隶商州志》引用《鸿书》认为“东园公唐秉,字宣明;绮里季吴实,字子景;夏黄公崔广,字少通;甪里先生周术,字元道。”鸿书何人所作,作于何时,此说有何根据,笔者才疏寡闻,遍找所有资料未得一见,所以无从说起。


《直隶商州志》载:宋代罗泌著的《四皓辩》中说:“四皓之名言者不一,如圈公在《史记》以来,《汉书》,《法言》诸所记载,俱作圈公。《洽闻记》作郭圈公,《仙传拾遗》又以为东园公。

《古今人物别名索引》中认为:绮里季即朱晖,夏黄公即崔广,东园公即唐秉,甪里先生即周术“。也还有夏黄公即周术的说法。

《中国人名大辞典》对四皓的解释是:“东园公,汉,姓唐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隐商山为四皓之一。夏黄公,汉,鄞(鄞本春秋越地。越故城今在浙江省奉化县东五十里)人,避秦匿商山中,四皓之一。(按史记留侯世家注引〈陈留志〉云,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隐居夏里,故号夏黄公。〈四皓文献志〉云,宋毕文简以为绮里季夏黄公为一个人,后人误将夏字属黄公读。宋潜溪非之,著论以夏黄公为的。但考南史阮孝绪语及杜甫诗,俱称黄,绮而不言夏,是毕说正非无据)。甪里先生,汉,轵人,或曰吴(今江苏吴锡县)人姓周名术,字元道,避秦居商山中,四皓之一。甪里亦作禄里。绮里季,汉,居绮里,季其字也。或云姓朱,名晖,避居商山中,为四皓之一。

综观上述记载,在四皓的称号方面,对甪里先生没有争论,“甪”,“禄”的差别是属于“同音通假”。对绮里季,夏黄公二人的号称出现过如何断句的争论,但毕文简没有提出依据,只是臆测,也可以定下来为绮里季和夏黄公。关于东园公的园和圈,是东园公或是园公,也或是圈公,难以肯定。但也无妨以司马迁最早的记载定下来。认为是“同音通假”。若如此,则也都可。

最分岐的是四皓的姓名和字。这是什么原因?唐代颜师古在《汉书》卷72中四皓的称号后边加了一段注释:“四皓称号,本起于此,更无姓名可称知。此盖隐居之人,匿迹远害。不自标显,秘其氏族,故史传无得而详。至于后代皇甫谧,圈称之徒,及诸地理书说,竟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借互语又不经,班氏不载于书。诸家皆臆说,今并弃略,一无取焉”。这段话说明了《史记》,《汉书》未著四皓姓名的原由,也说明了后世记载分岐不一的原因。但由此而得出的结论,说四皓的姓名不可知,那就有些悖谬了。如果发现了新资料,谜团是可以渐解开的,例如最近几年,在商洛就发现了商州周家磨周姓家谱,此谱修于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又在丹凤县发现了在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二月续修的商镇周姓家谱。后一谱记载说:‘周氏西姬姓,家于商山者,自甪里先生始,溯先生之世系而尚论之,因为荆蛮吴仲雍之乱,先生官秦博士,避乱于商山,迄今经七十余世,历时两千年“。另据前一家谱记载说,”荆蛮吴雍之后,姓周名讳术,字元道。秦会稽洞庭山甪里村人,因以为号。今苏州府西三十里即其地。官秦博士,避始皇乱,隐于商山。汉高祖混平定天下,以礼为罗,茹芝不出。帝所不能致者四人,先生其一也。配沙氏,生子凤翔。“凤翔同母沙氏,妻马氏诣上洛商山,见甪里遂家焉。生子二,长洁,次浩”。按周姓谱序中说,在同治年间修谱前曾做了大量的调查追溯工作。另据商南群众传说该县甪山清风观亦系甪里先生隐处,死亦葬此,惜,至今遍找不得其冢。

从这两个家谱可以认为:过去有些记载说甪里先生是轵人的记载不正确,应是秦时会稽洞庭山甪里村人;他姓,名,字,号在各史书上的记载都是一致的。至于商镇周姓家谱中说“因为吴仲雍之乱”一句中的“乱”字。串连前后并和周家磨家谱相较,乱字似为笔误。再查阅秦以前的资料,《史记.吴太伯世家》有一段话: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乃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如果再无第二个吴仲雍的话,那么吴仲雍从未乱过。因此,商镇家谱中的乱字当为后字。至于这段记载,原包涵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

世人大都知道的《封神演义》中的周文王就是吴太伯的父亲。周太王(周文王)即古公亶父,于殷商末纪,原在今陕西扶风周原一带。他的三个儿子:老大名字无考,史称太伯,老二名雍,老三名历。历的儿子姬昌(周武王),颇有才德,太王想让昌继承国君之位。但按封建法统,得要姬历先当国君,当然再传位给昌。太伯,姬雍懂得了父亲的意思,为了放弃君位的优先继承权,就自动奔逃出国,跑到荆蛮(吴越)去了,在那里建立了句吴(越国的前身),弟兄相继担任了国君,甪里先生周术便是他们的后代。至于四皓中其余三人的姓名,只能从四皓为“周、吴、崔、唐”中推测另三人为吴、崔、唐,至于更多的就我们现掌握的史料尚无确切的资料予以考证。


这样说来,周氏原姓姬,从周朝时才用了周姓。自甪里先生入商洛安居乐业已二千二百一十年之久,后代八十多世,真是人丁兴旺,子孙无数。现生活在丹凤山阳的大部分周姓人都是从丹凤的商镇移居的,银花的周姓相对比较集中,保存在周述凯家的周家家谱清楚的记载着祖先姓周名述字元道,又名甪里先生,此家谱与丹凤商镇的周家家谱对祖上记述完全一致,说明银花周姓都是甪里先生的后裔,但是对先辈们是如何到银花的说法也是不一致的,我们这一门人是从商镇迁居到丹凤县的四平,后从毛里岗移居到银花的,也有说是从商县迁去的。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祖先是从州河迁去的。到银花最少有四百年历史了,到了赞字辈已是第八十世人了,周姓家谱是完整的。从赞字辈后又排出“忠孝仁爱,礼义和平”的排辈次序。二00二年银花周氏家族在周赞柱周赞成老弟兄的昌议下积极捐款,钢圈等人尽力修成周家宗祠,使周家子孙更加重视周氏家族的祖德承传。现有以周述玉为首的几位族长主持整理续写家谱,到时周姓后人对自己的身世更加明了。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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