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男人之屈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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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灵魂每把身体放逐
  
  江上荒城猿鸟悲，
  隔江便是屈原祠。
  一千五百年间事，
  只有滩声似旧时。
  ——陆游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男人，他一度以一己之力挺起了中国文坛半壁江山，并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标杆。人们甚至发明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载歌载舞地纪念他的人格、传诵他的事迹。诋毁他的认为他写的是“怨妇文学”、软性文风，成天哼哼唧唧的，不象个男人；喜欢他的，则谓他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端，中国诗歌不可企及的高峰，中华男儿敢爱敢恨、为国为民的楷模。

  这个男人，大名叫屈原。他还有个称呼——楚人的优秀代表。
  
  一、话说楚人
  
  楚人多才。古谚有云，“惟楚有才。”楚汉大地人杰地灵，山川竞秀，湖泊遍野，长江汉水中分而过，蕴育出一代代有异于正统中原文化的荆楚风流人物，在历史的天幕上熤熤生辉。从炎帝神农的传说到道家始祖老子的兴起，古有诗圣屈原、茶圣陆羽、智圣诸葛亮，今有杨献珍、闻一多、胡风……“将军村”、“文化乡”、“状元县”，如春天雨后滋滋生长的小花，漫山红透,层林尽染。楚人多才，但刚愎自用、自视甚高（这方面有项羽为典型代表），喜耍小聪明，窝里斗，导致留不住人才，“楚材晋用”。想当年战国林立，楚地人才济济,多如恒河沙数，却一律如容颜凋谢的女子般被打入深宫,独自偷窥着窗外漏进的阳光，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终生不得起用。于是,伍子胥因楚王杀其满门而搬来吴兵，一朝掘了楚王的陵墓；范蠡有济世之能，却不得不委身于小小的越国帮助勾践成就其春秋霸业；李斯有经天之才，不为楚王所识，一气之下当上秦国臣相协助始皇统一六国……时至今日，湖北作为一个教育大省，高校数量仅居北京上海之后，但每年数以万计的大学生毕业后仍是“孔雀东南飞”，为他人去作嫁衣裳。
  楚人多勇。从西楚霸王项羽叱咤天下，到湘军骁勇平捻克疆，到武昌首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哪一仗打得不是漂漂亮亮荡气回肠？春秋战国末期，在遭遇来自秦国的灭顶之灾后，面对野蛮的屠城政策和烧杀抢掠，楚南公道出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令秦人夜不安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十四年后，是楚人陈胜、吴广以“张楚”为国号揭竿而起，点燃了秦朝灭亡的引线，应验了先人的预言。自古以来，楚人因为骁勇善战，常被中原人称为“南蛮”、“蛮子”。不过中原人也就那点眼光,占据了河南陕西山西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就志得意满起来，“东夷西狄南蛮北戎”地乱叫，好象就他们是正宗华夏民族，其他人都是小媳妇生的，历代君主如果都象这样小家子思想，中国的疆域就不是如今的一千多万平方公里了。
  楚人多智。“天下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楚人的秉性一是聪明智慧灵活多思，二是敢为天下先。清末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张之洞，唯有在汉楚地域才敢坚定将国家大事做出新气象的决心。著名的汉阳造步枪、汉阳铁厂、大冶铜矿，像明珠一样让中华文明的近代史栩栩生辉。又有举国闻名的汉正街，首开小商品自由贸易自主经营之先河。楚人善创业，却不能守业，再好的商铺、项目和公司兴旺不了几年就整垮整没影儿了，因楚人聪明过度，典型的中国氏思维，“一个中国人是龙，两个中国人是虫”，几个楚人聚在一起，九个头互相咬啄，谁也甭想比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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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楚地的疆域和范围，专家一直争论不休。尤其是湖南湖北关于“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笔墨官司这些年是越打越不可开交。其实，天下一家，楚国的疆域也是随着国力的强盛不断变化的：小时仅为荆州纪南城一小块地方，大时几乎包括了整个江南地带，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大部，铁蹄所向，势力范围甚至一度达到江淮、吴越一带。
  自古以来，楚文化就是一枝绚丽多姿、丰富多彩的南国文化，怒放在中华大地上的一朵奇葩。追溯楚国的历史，它可谓是最古远的民族自治区之一。《史記》卷四十·楚世家第十云：“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自周代之始，楚已经是独特的实体。他们偏安南方，自给自足，创造了独特的荆楚文化。随州出土的编钟，古荆州的城墙，马王堆的汉墓，时不时向人们提示着楚地昔日的辉煌与荣光。
  楚人的先祖是苗裔，以炎帝为主的部落，后被黄帝击败，这就合称为历史上的炎黄，是一种部落形式，没有特定的文化内涵。
  春秋时期，楚人老子李耳宣扬道教思想，主张无为而治，成为一大流派。而楚庄王作为“春秋五霸”之一，将国土扩张到江淮流域。
  战国时代，楚地出现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政治家屈原，以其博大的忧国忧民情怀，赢得了整个华夏民族的尊重和爱戴，由此为楚文化树起一块碑石，也成为楚文化的核心内容。他那种在战争年代忧国忧民的思想，容易被后人所尊重所认同，所以以屈原为主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辉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但无论何时何地，楚文化仍一再受到以河南、中原为代表的北方文化的排挤。
  西元前223年，与中原文化并存800多年的楚国为秦所灭，楚文化遭到重创，乃至逐渐被人遗忘。先秦儒家治史的人患有偏执狂，对楚文化抱有不切实际不以为然的鄙夷之态，对之记载甚少，致使楚国前期的历史简略略得近乎一纸空白。楚人故老相传的典籍文化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木寿杌》等等,均已荡然无存。在人为的压制面前，文化的力量是很脆弱的，楚人筚路蓝缕八百年的辉煌业绩与高度文明以及重要人物的名字都如风中叶片般随风而逝、湮没无闻。更荒谬的是,为了表示对楚人的无视与抗议,在先秦古籍里，连大诗人屈原的名字都没有提及。等到两百多年后司马迁为之立传时，翻遍国家图书馆的古书和机密档案也找不到一些关键材料，司马老人家灵机一动，借人抒怀，把好端端的一篇“传紀”生生整成一篇抒情散文式的东东，因文采斐然而致该文该事流传千古，楚文化也因之重新为人们所认知。
  秦末起义者多为楚人后裔，汉王朝的建立，可算兑现了“亡秦必楚”的豪言，楚人从秦人手里夺回了天下。但这时的楚文化已不可能全面复原了，它只不过与其他区域文化融合，共同组成带有新质的彬彬之盛的汉文化。楚汉文化一脉相承不可分割，这是今人的认知。就精神文化，特别是就文学艺术领域而言，这说法是有道理的。但就总体而言，楚文化的独立体系已如滔滔东逝水，淹没有岁月的长河中不复存在。汉武帝纵然爱楚辞爱得要命，但从长治久安考虑，终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庸讳言，汉文化里有诸多楚文化的基因，可是我们要了解、确认先秦楚文化的面貌和特征，却不能以汉证楚，只能以遗存作出实证。楚文化遗存却少之又少,造成楚地近来考古所得,每出必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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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研究和记载楚文化最宝贵、最权威的材料，自然是司马迁的《史记》。但或因客观条件所限，或因着眼点不同的关系，书中还没能充分显示出当时楚国实有的文明高度，对楚的物质文明、技术手段严重展示不足。当然,这是不能苛求于司马迁先生的,我们只能珍惜他已提供的东西, 不能责怪他还未为我们提供什么。比之当时的其他正史，司马迁已经给足了楚人面子。除《史记》而外，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韩婴的《韩诗外传》等书以及汉人其他著作,也记有一些楚人楚事，但都零星散落，既不系统，也不全面，还如野狐禅一般，有偷偷偷摸摸的嫌疑。中原文人对楚地的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非要给出个溯源，恐怕只能从以下两方面找原因了：一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余悸，二是对项羽火烧阿房宫和坑杀三万秦军的仇恨，与后来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和日本鬼子南京大屠杀相类，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者的野蛮行径的仇恨是世世代代不可原谅的，而当时项羽与作为正统国家的秦汉的对抗和烧杀行为，也大体类此。
  
  楚的精神文化能流传后世，恐怕主要得力于“屈宋”创作的楚辞，“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自传于世。这里，屈是屈原，宋是宋玉，据传宋玉是屈原的弟子，亦写得一手好辞赋。可是，无论从文品还是人品方面来说，宋玉都比老师低了不止一个档次，替屈原拎靴子都不配的说。楚辞是楚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最高结晶，也是楚文明发展高度的标志，对后世的影响或在《诗经》以上。楚文化的生命力通过楚辞在汉代就顽强地表现出来了。有汉一代的文学正宗——汉赋，就是直接承接楚骚而兴起。楚辞研究也是一种文化活动，自汉以后，历代楚辞文化研究出现过许多里程碑式的成果。如刘安的《离骚传》、司马迁的《屈原列传》、王逸的《楚辞章句》、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以及清人近人的众多著论，蔚为大观，已成一门楚辞学。因为离骚的影响，后世甚至把诗人称之为“骚人”。这些，都拜史上最牛的楚人——屈原君所赐。

  二、屈原之死
  
  作为楚人和楚文化的代表，“风骚”二字，本是屈原发明的，可他自己却半点也风骚不起来。不但自己不风骚，看见别人风骚他还要上去痛骂一顿，这样的人，结局注定是悲惨的。
  公元前278年，因力阻楚王风骚而获罪的屈原独自流浪到沧浪河边，故意地衣衫不整，披头散发，双目无神，一副要死不活的失魂落魄状，浑身上下哪有一点贵族后代与世界著名文化名人的影子？也许,屈老爷子是故意这样的吧。人到伤心处，都容易做一些自毁容貌自戗肉体之类的事来吸引别人注意，有自残的性质。诗经形容古时女子不注意形象的重大理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意思是自从我喜欢的他走了，就没人值得我为他去打扮了，所以小女子我这样衣衫不整地出来逛街影响市容也休得怪我。屈原向来爱以香草美人形象自居，他的楚怀王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他的“伯”，楚怀王不要他了，顷襄王也代表国家抛弃他了，他老人家自然也不管不顾一个劲地“首如飞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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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是典型的士大夫没落子弟，死要面子活受罪，墨守成规，不知权变，楚怀王对他也有一个从喜欢到不喜欢的过程。一开始因为国难当头人民急愤，需要他出出主意撑撑门面，只好硬着头皮向屈原请教，没想到屈原这个文人也还有两把刷子，凭着他的努力和才能，也还把国家治理得有模有样。可后来等到国家兴旺些了，楚怀王翅膀也硬了，就想韵韵主子的味，过过每天看看戏聊聊天抱抱美女的滋润日子。可屈原看不惯这些，整天想着强秦在侧，岂能安睡，一看楚怀王贪财贪色胸无大志就气不打一处来，天天不是劝谏挖苦就是神经兮兮地念叨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胡言乱语，耳朵都听起茧子了。于是觉得文人就是迂，老爱搞些煞风景的事，实在不会生活和及时行乐，于是慢慢地怕了屈原。一见他靠拢来就假装没看见，王顾左右而言他，或者索性假称头痛躲进内庭。屈原走开后，楚怀王就快活地跟靳尚、子兰和大美人郑袖混在一块，三个五四个六地摇鹘子喝酒。屈原不知进退，象太平洋的警察一样，一听说楚怀王在享乐就立马飞奔过来搅局。怀王烦了，嫌他没大没小，正好上官大夫奏上一本，也就将计就计，生生把屈原流放到汉北去了。后来这个楚怀王自己也被当成人质囚秦三年，还落得个客死异乡，也算是他一惯“亲小人远贤臣”的报应。
  继位的顷襄王做得更绝，天生见不得诗人，早在当太子时期就跟屈原对不上眼。这不，人屁股还没坐热呢，就把屈原赶出了王宫。你不是喜欢写诗吗？那好啊，到外面体验体验生活，搞你的专业创作去吧，我要及时行乐，别成天叽叽歪歪唐僧般地烦完老爸又来烦我！
  所以司马迁说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付诸侯”，是掌管内政、外交的大臣，完全是以偏概全或者故作夸张。用脚都想得出来，跟“诗人”两个字挨上边的，能在官场上混久吗？做官必须气定神闲，机关算尽，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小资情调或心生善良的都做不长。想做长，就把尾巴夹紧点。纵使聪明绝顶，也要装疯卖傻；纵使曲高和寡，也要假装与同僚打成一片；纵使满腹文章，千万不要拿出来卖弄。实在技痒难熬，就避开人点上灯悄悄地去写。写得再牛也不能炫耀，最好自我陶醉，没事偷着乐。要是一不小心让上司欣赏到了，立马调你去幼儿园教书。屈原不懂职场规矩，拒不同流合污，受排挤是早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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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官大夫与子兰等人也不是成心要陷害他，几次向楚王进言，其实也不乏好意。也没多说别的，不外乎就是说屈原书呆子气，不适合从政，这可也算一点也没冤枉他的。中国有句话叫各取所需，各就各位，该干什么干什么。诗人天生就该写诗，楚国怎么样，秦国怎么样，那是政客们的事，轮不到诗人瞎操心。屈原应该感谢楚国贵族，要不是他们促成他的两度流放，哪有《九歌》《怀沙》《招魂》横空出世呢？
  中国有句话叫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由于在生活中压抑过度，万千郁闷郁结于胸，于是屈原写起诗来讲究超级夸张，特级浪漫。“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吟起来特别上口，一咏三叹，怡然自得。虽然，吟出此诗时候的屈原还是很狂欢而矜持地年轻着的。后来还有“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一下子让我们找到“美人迟暮”的出处。如此美妙的诗，一个日理万机的政客，哭都哭不出来。更有《离骚》，长短四百行，洋洋三千字，开了古体诗歌的先河。当代那些所谓“著名诗人”，动不动搞些“口水诗”或“制诗机”出来，不将工夫花在诗歌本身上，老是把重心放在整些花里胡哨的派别或名称上，重读屈诗岂不要羞死？
  楚怀王父子两代挖空心思地送他这么好的创作机会，而且收效这么丰富后果如此明显，屈原却不领情。他是个认死理的人，一出宫门犹如旧时女子被夫家休掉一般，又气又怒又羞又恼，天塌下来了一般，从此就立下了必死之心。只是心里挂念着楚国的人民，还有宫里一帮一起打江山的兄弟，也就慢慢压住心头之恨，徐图东山再起。屈原从宫里出来，专找有水的地方走，悲悲切切，长吁短叹，凭风舞袖，临水作歌，动不动作出要投河的架式，都因被人们及时发现而不好意思地放弃了。屈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死都不肯随便，也不想麻烦别人。屈原走了几年也没死成，倒是博得了当代最高产作家和诗人的美名，一想到这，他就想笑，也更加想死。
  这天他走到天沔地界，突然听到当地人民奔走相告，说是秦楚又交战起来，楚军不战自败，国家这回算是保不住了，大家纷纷收拾细软准备逃命。屈原站在那里，眼泪象决堤的水，哗哗地流，流得连脚下的路也看不见了。他知道他的一辈子就这样完了，他的理想他的事业他作为一个男人生存的根本，已经完蛋了。他支开了仆人和车马，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哭呀走呀，走呀哭呀，转过一个路口，突然看见了一条清清的河——沧浪河。沧浪河是长江的支流汉水的一条支流，所以是支流的支流，水流自然很小，加之刚出山，极清澈，适合打鱼，也适合洗露天澡。屈原睁开惺忪的泪眼，发现这地方风水不错，风景也还可以入画，一个人能有这样的归宿，也就值了！于是他在那儿瞎转悠，打算趁没人的时候，来一个屈体前空翻转体三周半下水。周围的人都在纷纷逃命，独有一个打渔的渔父若无其事地在那里悠然撒网，发现路边有个人不大正常，就把船划过来打招呼。
  渔父是见过世面的，虽然屈原面色憔悴，形容枯槁，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咦，这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不赶紧逃命，还在这里写诗玩？”
  屈原凄然道：“您老人家不也是一样没逃吗？”
  渔人说：“我跟您不一样，您是名人，而且跟秦国是死对头，国家安全局挂了号的，抓住了值好几百两纹银。我们渔民，到哪个国家都是打渔，所以不怕。”
  屈原说：“八百年楚国，一朝灭亡，我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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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人问：“恨是你们当官人的事，天下兴亡，老百姓反正是一个苦字，我们已经不知道恨了。恨又有什么用？”
　  屈原道：“话虽如此说，但，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空有满天抱负却落到了这步田地，苍天啊大地啊，叫我怎么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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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屈子生平
  
  屈原死后，每到端午佳节，江南一带都有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这是我国人民对他的崇高纪念。尤其是他的故乡秭归，每年都有盛大的纪念活动和端午诗赛。现在许多人却把这个极具意义的“纪念节”当成了“美食节”，甚至有学者还时刻努力着要把屈原与端午节生硬地割裂开来，认为端午节与屈原无干，活该被韩国人抢去，这种出卖祖宗的搞法，是很需要打板子的。
  屈原，名平，字原。公元前３４０年出生于楚国一个没落贵族家庭。青年时期，为了掌握渊博的知识，他如饥似渴的阅读了大量有关天文、地理、历法、农业、文学、艺术方面的著作。在他的家乡秭归，至今尚存他幼时藏身过的“读书洞”、“照面井”和一些美丽动人的传说。
  在屈原的老家秭归香炉坪的正对面，有座三星岩，三星岩的半山腰，有眼泉水井。井水清亮清亮，如同一面菱花镜子，散发着幽幽的光。井边有块古碑，刻着“照面井”三个大字。相传它是屈原小时候为了方便周围的老百姓一锄一锄地挖出来的，被当地人誉为“既能解渴、又能浇田、又能照面、又能照心”的千年古井。这井水好怪异，好人喝它，清爽津甜，不生疔疮；坏人喝它，五内俱焚，腹如刀绞。好人愈照愈美，坏人愈照愈丑，素有“照面井寒奸侫胆”之称：有一回，从郢都来了一帮贪官，游山玩水吆五喝六地逛到香炉坪，听说三星岩有一眼屈原时代留下的宝井，都跑来看热闹。他们趴到井边朝水里一望，井底立刻出现一群牛头马面和骷髅，一个个吓个半死，回去就生病了。
  屈原在家乡和国都，不断刻苦学习，还努力钻研写作，二十多岁时，他根据楚国祭神的歌词改写的《九歌》，以精采的文风迅速传遍了楚国。他的学问和才干，加之贵族世家的出生，博得了楚怀王的赏识，任命他担任左徒（比丞相稍小一级）。
  屈原当朝之时，正处战国时代，称雄的秦、楚、齐、燕、赵、韩、魏七国，争城夺地，互相杀伐，连年混战。屈原见百姓受到战争灾难，十分痛心。他立志报国为民，保家卫国，恢复大楚景象，即使永不称霸，也不能任人宰割。那时西方的秦国最为强大，动不动就找个由头攻打六国。屈原采用连横之计，亲自到各国去联络，用联合的力量对付秦国。经过苦口婆心的劝说，屈原的外交成功了。楚、齐、燕、赵、韩、魏六国君王齐集楚国的京城郢都，结成联盟，怀王成了联盟的领袖。联盟的力量，暂时制止了强秦的扩张和统一天下的妄想。屈原于是更加得到了怀王的亲睐。
  屈原是浪漫主义诗人，天生不是见好就收的人物。他走上重要岗位后，一心要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施，极力主张实施变革，任用贤能，富国强民，完成楚国中兴的大业。但变法刚开始，就遭到楚国贵族集团的仇恨和排挤。以公子子兰、上官代表为首的一班新兴贵族，因为自己的强势地位受到挑战，便对屈原非常嫉妒和忌恨，常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挑拨的人多了，怀王对屈原渐渐不满起来。秦国间谍得知后把这一情况，立即快马加鞭报告给野心勃勃的秦王。秦相国张仪一看，机会来了，他知道六国中间，齐楚两国最有力量，只要离间这两国，联盟也就名存实亡了。联盟一散，秦国各个击破、统一中国的日子也就近在眼前。张仪自告奋勇，愿趁楚国内部不和的机会，亲自去拆散六国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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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猾的张仪首先找到子兰，告诉他：“有了六国联盟，怀王才信任屈原，拆散了联盟，屈原就无立身之地了。我现在就是来帮你促成这个心愿的。”于是，楚国的贵族就和秦国的奸细沆瀣一气了。瓦解总是从内部开始的，庞大的楚国自此急速地向衰落、灭亡之路上滑去。张仪又通过走后门拜见怀王最宠爱的王后郑袖，把一双价值万金的白璧，献给了郑袖。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愚昧的郑袖当即表示，愿意帮助他们促成秦楚联盟。
  而要秦楚联合，先要拆散六国联盟；要拆散联盟，先要怀王不信任屈原。于是他们想出一条毒计，就说屈原向张仪索取贿赂，由郑袖在怀王面前透出这个风声。接着，张仪又拜见了怀王，要怀王绝齐联秦，他说：“只要大王愿意，秦王已经准备了商于地方的六百里土地献给楚国。”怀王是个胸无大志、耳朵根子又软的贪心小人，听说不费一兵一卒，白得六百里土地，还能和强大的秦国结为联盟，觉得倍有面子。到了后宫，得意忘形地告诉了郑袖。郑袖也很配合地把怀王大大赞美了一番，然后皱着眉头一拍脑袋：“唉呀，好是好啊，只是我突然想起来，听说屈原曾经向张仪索要一双白璧未成，怕要反对这桩好事呢，别说我没提醒您哦！”第二天，躇踌满志的怀王摆下酒席，招待张仪，并向群臣宣布这一利好消息。刚一宣布，屈原果然丧考妣般地激烈反对，与子兰、靳尚进行了暴风骤雨般的争论。鬼迷心窍的怀王想起郑袖所说，不禁怒极，拂袖而去。再也不想理会屈原。屈原关在家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忧心忡忡，彻夜不眠，一不小心就写出了著名的《离骚》，把对楚国前景的忧虑和自已的怨愤全写了进去。“离骚”就是“离别的牢骚、离别的忧愁”。他预知到了自己的离开和人民的苦难，焉能不满腹牢骚？
  屈原在鸿运当头时，凭着自己的一腔忠诚热血和贵族身分，动不动以楚国代言人自居，时不时对楚怀王劝谏嘲讽一番，很是扰人兴致。他把自己的能力和影响估计的过高了，口气很大，抱负很大，除了楚怀王和楚国，全然不把其他权贵放在眼里。他既然不愿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也就罢了，还动不动跟别人唱对台戏，自然成了其他贵族势力的“眼中钉”。屈原实际上对政治策略并不擅长，对政治环境根本没有基本判断力。人家邹忌知道暗讽齐王纳谏，孟子也会以比喻论政，只是这个屈原狂妄自大到以为只有自己才能救楚国，自己就能救楚国，其他人都害是害群之马。诗人毕竟是诗人，浪漫有余，勇气可嘉，搞权力斗争就不行了。但在中国这样一个非法治而是人治的人情社会里，你没有后台，不懂权谋，哪怕有经天纬地之才，也注定要失败的。
  而正是一篇《离骚》，使屈原又遭厄运。子兰等人因为与奸细勾结，心里自然有鬼，怕屈原再出来生事，正是日不安夜不寝，正愁找不到理由除掉这个心腹大患。读到此诗后，马上如获至宝，他们飞快地找到怀王，一起进谗言说屈原素有怨恨之心，还明目张胆地把英明的国王比作残暴的纣王，简直是目无尊长大逆不道，这样下去如何得了？昏庸无能的怀王，果然又信谗言，把屈原降职为“三闾大夫”（管理皇族事务、主持宗庙祭祀的闲职），又找个机会把他发配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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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降职了，屈原对楚国的命运仍十分关注。他挂念着国事，每到一处都要首先打听一下国家的消息。那时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脑，他只好放下架子向地方官向老百姓到处讯问。有一天，他看到一座古庙里的墙壁上，画着天地神灵和历代圣贤的故事。圣君贤王的事迹触动了他的心事，他想不通怀王为什么这样糊涂。他对神灵大声喝问：“世界究竟有没有是非？人间到底有没有真理……”写成了《天问》这篇著名长诗。
  神灵没有回答他，可事实却对他作了回答。当怀王毅然决然地和齐国断了邦交、拆散了联盟以后，就派人跟张仪到秦国去接收土地，却连根毛也没得到，反被秦人羞辱一番。怀王气极，这才知道被人耍了。为了挽回面子，仗着屈原这几年养精蓄锐打下的底子，就派了十万大军，进攻秦国。结果秦国反而联合齐国，把楚国军队打了个稀里哗啦落花流水。流放在外的屈原闻听此事，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回国都，希望怀王能够就此痛定思痛幡然悔悟，重新起用自己的基本国策，亲贤臣远小人，这样楚国或许还有救。
  军队吃了败仗也无所谓，反正对自己的地位没有丝毫损伤，可听说屈原回来了，子兰、靳尚等人可受不了了，他们大惊失色，连忙进宫来报告王后郑袖。作为屈原天生的死对头，他们担心屈原再回郢都，留在怀王身边受到重用，勾起前尘旧事，日久必是大患。于是又集体到怀王面前狠狠地参了一本，说屈原不听指挥擅自回来把怀王的话当耳边风，还说屈原写诗批评怀王这回吃败仗是罪有应得。可怜的屈原，兴冲冲赶回国都，连屁股也没捂热，连怀王的面都没见着，就莫名其妙地又被贬职。
  屈原一走，楚国满朝文武都投入郑袖、子兰一党。楚国国势一天不如一天，失掉了对抗秦兵的力量。前去讲和的楚怀王也被秦国扣留。噩耗传遍全国。郑袖为了安定人心，立太子熊横为顷襄王；自己掌握国政，又任命子兰做管理全国军政的令尹。屈原听说新太子即位，又拼死赶回郢都，苦口婆心地请求顷襄王恢复六国联盟，用强大的实力，向秦国讨回怀王。当权的子兰等人是力劝怀王去秦国的始作俑者，担心怀王回来问罪，更怕得罪强大的秦国。因此不但不听屈原主张，还立刻驱逐他出城，要他离郢都越远越好。
  过了三年，楚怀王竟很没出息地死在了异国他乡。秦国把他的枯骨送还楚国。怀王的灵柩到达郢都的时候，楚国百姓个个感到奇耻大辱，沿路不断有人痛哭流涕，情景非常凄绝。这事件把屈原的心都击碎了，他本来把复兴楚国的希望寄托在怀王的醒悟上，现在觉得什么都完了。他在怀王灵柩面前哭昏了过去。他又回到郢都，要求顷襄王趁各国都在怨恨秦国的机会，设法联络，一同对付秦国。顷襄王全不听他。他就日夜在宫门前痛哭，期望打动顷襄王。这可惹恼了郑袖，她叫顷襄王革掉屈原的三闾大夫职位，流放到江南去，永远不准过江。直至公元前２７８年，屈原投江，他一直在楚国南方的大地上象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狗般游荡着。
  屈原的一生，本以救楚兴业为要，在心情不爽时就作了一些诗来抒发心中块垒。他本无意作大诗人，只想作政治家，却无心插柳柳成荫，最终成为名扬青史的大诗人。他一生创作了《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２５篇长诗，被誉为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发韧和源起，是继《诗经》后我国诗歌史上的另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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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作为楚文化的巅峰，首先表现在他是一个具有崇高人格魅力的诗人。无论在朝在野，他心心念念的都是国家和人民，虽然他的爱国和忠君联系在一起，但他并没有在一味愚忠间迷失自我。他并不把自己看作君主的奴仆，而是以君主从而也是国家的引路人自居。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有坚定的信念，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惜与自身所属社会集团的大多数人对抗，宁死不渝。这就在忠君爱国的公认道德前提下，保存了独立思考、忠于自身认识的权利。作为理想的殉难者，后人不断地从他身上受到感召。屈原以他爱祖国、爱人民的高贵品格，光辉灿烂的诗篇，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和文学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忠直不阿、宁死不屈的高洁精神，更是千百年来为文人墨客、贩夫走卒争相传诵。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将屈原与波兰哥白尼、法国拉伯雷、古巴何塞·马蒂一起，并称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号召全球一起隆重纪念之。
  
  屈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一个爱国者的悲剧,一个改革家的悲剧,一个正义毁于邪恶的悲剧。屈原一生，在今人功利化的眼睛看来，是失败的一生。作为一位政治家和改革家,他输了，输得一塌糊涂，甚至连生命都赔了进去。也许他在政治方面是失败的，但他在做文做人上的高洁品质，却如同一颗瑰丽的明珠，闪亮在世界舞台上，与山川河流同在，与日月星辰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