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读《水浒》

loong

文坛周氏兄弟是上世纪名副其实的文学上的双璧，张中行先生和季羡林先生都无一例外的承认文章只要读几行就知道这一篇是鲁迅作的，那一篇是知堂作的。要说我自己的感受，先前读大先生的多些，于艰涩中有切肤之痛是一点也不假的。后来慢慢的读启明先生的，真是和风细雨，如僧入定。上世纪七十年代旅居香港的曹聚仁先生写过一本《鲁迅评传》，我上大学的时候泡在图书馆里翻过，曹先生是鲁迅身边生活过的人，对鲁迅的见识真应了大先生关于批评的名言：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并不为尊者讳，其实很多评鉴更多的也许是曹先生自己的罢。评论二先生周作人的文风，曹先生用龙井茶作比喻，说“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前人评诗，以‘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来说明神韵，周氏小品，其妙正在‘神韵’。”应当说，这一个比方启明先生还真是当得起。越是读他的文章，觉得这个请朋友到苦雨斋里品苦茶的二先生用自己所谓的“苦味”是占尽了天下文人写文章的韵味的，当然也有曹聚仁先生说的“龙井茶”那一味在的。也许可以这么说，哥哥的文章当得起崇山峻岭之伟岸，沉郁隽勇之深刻，弟弟的文章就当得起清泉山涧之质朴，涓涓溪流之平淡。


这大概和两个人受文学传统的熏陶和个人情趣的相似有关吧。作为同行和并肩战斗过的胡适之先生就说：“豫才和启明两兄弟真是可爱，启明能创作，豫才不仅能创作，还有鉴赏力。”相信这是胡博士的真话，因为他自己在创作和鉴赏两面都较之周氏兄弟多有不逮之处。同样研究《水浒传》，鲁迅三言两语就能将一本书的全部核心概而括之，虽然后世有印在《水浒传》扉页上的广为流传，胡博士就很难说出那样的话来。


我记得小时候我读《水浒传》的时候，对印在扉页的这句话是一点认识都没有的。这句话出自杂文集《三闲集》中的“流氓的变迁”一文：“‘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子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轮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去了。终于是奴才。”抛开思想深度上的认识，就说品读《水浒传》，大先生将李逵砍看客的抑愉完全抖落出来，纳入“打劫的是平民”这个非人道主义里，李逵就不免有些“面目可憎”的，尽管李逵兄弟的忠义和孝道在一百零八个好汉里是当之无愧的。其实，这里也就可以看出鲁迅读《水浒传》时显示的个人情趣来。在后来大先生写《集外集》序的时候，临末是这样说的：“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老将黄汉升，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利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的张翼德；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去，淹得他两眼翻白。”我以为大先生的这一个人趣味一直就没有变，因为他憎恶动辄就杀的“非人道”行为，“迁怒”于鲁莽的李逵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一点上，周氏兄弟其实是完全一致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评价《三国演义》的刘备时就以为“比曹阿瞒少杀人，这是他唯一的长处”。启明先生不喜欢《三国演义》的“传道与正统”，说起他喜欢的《水浒传》来：

（水浒传）这部书比《三国》更有意思得多了。……《水浒》的人物中间，我始终最喜欢鲁智深，他是一个纯乎赤子之心的人，一生好打不平，都是事不干己的，对于女人毫无兴趣，却为了她们一再闹出事来，到处闯祸，而很少杀人，算来只打死了郑屠一人，也是因为他自己禁不起打而死的。这在《水浒》作者意中，不管他是否施耐庵，大概也是理想的人物之一吧。李逵我却不喜欢，虽然拿来与宋江对比的时候也觉得痛快，他就只是好胡乱杀人，如江州就宋江时不寻官兵厮杀，却向人多处砍去，可以说正是一只野猫，只有以兽道论是对的吧。


将李逵上升到“兽道主义”，这却比哥哥的“憎恶”还要让人觉得尖刻。凭心而论，我也是喜欢花和尚的，但不知怎的对李逵也并不厌恶，只觉得黑子有些愚蠢和盲目，心地还并不算坏的。一想起李逵有一个除了大家都知道的“黑旋风”的绰号外，启明先生又给他一个“野猫”的封号，觉得好笑得很。


本着人道主义的立场，启明先生进一步对这只“野猫”和“打杀高手”武松及石秀等“无迹可寻”地评点道：

设计赚朱仝上梁山那时，李逵在林子里杀了小衙内，把他梳着双丫角的头劈作两半，这件事我是始终觉得不可饶恕的。武松和石秀都是可怕的人，两人自然也分个上下，武松和可怕是煞辣，用于报仇雪恨却很不错，而石秀则是凶险，可怕以至可憎了。武松杀嫂以至飞云楼的一场，都是为了报仇，石秀的逼杨雄杀潘巧云，为的是要表白自己，完全是假公济私，这些情形向来都瞒不过看官们的眼，本来可以不必赘说。但是可以注意的是，前头武松杀了亲嫂，后面石秀又杀盟嫂，据金圣叹说来，固然可以说是由于作者故意要显他的手段，写出同而不同的场面来，可是事实上根本相同的则是两处都惨杀奸犯的女人，在这上面作者似乎无意中露出了一点马脚，即是他对女人憎恶的程度。《水浒》中杀人的事情也不少，而写杀潘金莲尤其是杀潘巧云迎儿处却是特别的细致残忍，或许有一点欣赏的意思。－－可是话又得说回来，在向来看不起女人的社会里，况且这又是在至少四百年前所写的小说里边，我们怎好以今日的看法来责备他们，或者他也是借此写出一种人来，有这么残酷，正如写一个纯朴的鲁智深，是同一的用意呢。


在思想上，鲁迅和周作人都很重视对传统的批判和警惕，两人对妇女问题又深有浸研，启明先生更是五四时期研究儿童问题的专家，因此无论如何在对《水浒》的“打杀”上，兄弟俩有着惊人的一致，我想这和他们自身坚持的理想与坚守的道义有关。以周作人对武松与石秀的“打杀”对比而言，启明先生虽然有利用金圣叹的嘴替施耐庵（或罗贯中）说话的地方，在他的思想根底上我觉得还是对这样的“看不起女人”的社会“憎恶”与“鄙视”要更多些的。







附：论好汉，都是好汉，说英雄，皆非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