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三兄弟（6）

云端

第六章 身前身后事

1935年冬天，鲁迅到饭馆请客，精力已大不如从前，说话也变得絮叨。菜刚上满，他要在躺椅里吸一支烟，闭一闭眼睛。宴会还没结束，鲁迅又要坐回躺椅，阖着眼睛，庄严地沉默着，任凭手里的纸烟烟丝袅袅上升。整整十年前，鲁迅写过一篇散文《腊叶》，那正是与周作人失和不久肺病发作的时期。鲁迅面临死亡威胁，《腊叶》便成了他面对终点时的一次深刻思考。在《野草"献辞》中，鲁迅写道：“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并非空虚。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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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世前几天，鲁迅做过一个恶梦，梦见自己走出家门，看到两旁埋伏着敌人，当他们正要向自己进攻时，自己拔出匕首，扎到敌人身上。可以说，这个恶梦恰是鲁迅一生的写照。他曾为亲族、为朋友、为社会作出牺牲，但他收获的却是误解、背叛、迫害。

在北京的时候，鲁迅常爱在吃饭前开个玩笑，他经常手一按桌子一下子跳过去。但现在，鲁迅再不能像过去那样灵便。

1936年早春，鲁迅的体重降低到七十四斤，史沫特莱请美国医生为他检查，医生惊讶说，这个人肺病已有二十年，早在他十年前写《腊叶》时就该在劫难逃，能活到现在实在是个“东方奇迹”。

美国医生不给鲁迅开药，他已比上帝规定的死期多活了十一年，现在该休息了，什么药都无济于事。

在生命无望的状态中，鲁迅挣扎着，把方志敏《可爱的中国》遗稿转交中共中央，他还特地买了二十罐白锡包香烟和两只火腿，托史沫特莱转交毛泽东。

1936年6月5号，鲁迅的肺结核更加严重，他已无法坐立，不得不停下二十五年如一日的不间断的日记。但即便如此，他仍以口授方式，抨击周杨和夏衍，把他们的国防文学贬低为“卖国文学”。三个月后，鲁迅在《死》中写道：“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他已知道来日不多，便对许广平口授遗嘱：“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否则便是愚蠢。”对于那些被他视为敌人的人，鲁迅表示，一个也不宽恕。

1936年10月19号清晨，鲁迅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五岁。

或许是忽然觉得对不起他，几乎所有中国作家都出席了葬礼。鲁迅的棺木由三十六位政见不同的作家抬着，大上海万人空巷，自发的送葬队伍绵延数公里。

左联成员梅志回忆说：当时的场面和人们的情绪，我都体会到和看到了，有些人一面鞠躬一面眼泪“刷刷”地流下来。这些人有老的，有小的，尤其是年轻学生。这个场面让人想象不到，所以搞得巡捕房很紧张，怕出暴动，骑着高头大马，在两边押道。后来冯雪峰他们也怕出事，其实大家都很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口号喊了，但却是喊“纪念鲁迅先生”，不敢喊“打倒帝国主义”。

在一万多名送葬者悲怆的《安息歌》中，鲁迅棺木沉入大地，沈钧儒题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却长久地留在了中国人的记忆中。

消息传到北京，朱安很想南下，参加丈夫的葬礼。但周老太太年过八旬，身体不好，必须有人照顾，朱安只能把鲁迅在西三条的书房辟为灵堂，独自为他守灵。

周作人也没去上海，却在北大法学院礼堂参加了纪念会。鲁迅病逝第二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地走进教室。在长达一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下课铃响了，周作人挟起书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才看到周教授的脸色是如此幽黯，叫人觉得他的悲痛和忧伤不是笔墨所能形容。他不哭，所以没有泪，但眼圈却是红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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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是鲁迅去逝20周年，他的棺木也迁葬到上海虹口公园，毛泽东还亲笔书题写下了“鲁迅先生之墓”的字样。另外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实际上，对与周作人和周建人来说，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十分重要。鲁迅越是正确，周作人越是狼狈，而周建人也就越是自豪。

鲁迅在生命最后一年，从欧洲陆续邮购了法布尔的《昆虫记》，打算和周建人一起翻译。虽然这个计划没能实现，但周建人和大先生鲁迅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

而在鲁迅去世第二年，周建人与二先生周作人的关系却急速瓦解。那时，冯雪峰去找周建人，希望通过他去接近周作人，动员他南下，避开日本人。商务印书馆甚至表示愿把周作人养起来。面对这些热忱的援助者，周建人热泪盈眶，马上给二先生写信，但却像鲁迅的最后一次努力一样，遭到周作人冷落。从此，周建人和周作人断绝了往来。

建国后，周建人历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他是一位谨慎的学者官员，在五十年代初那场科技领域全盘苏化的大潮中，周建人负责在《学习》杂志创刊号上介绍李森科及所谓的“米丘林生物学”。周建人和李森科只有一面之交，因此他对李森科理论所持的立场平和冷静，鲜有溢美之辞。

由于意识形态大势所趋，周建人对“米丘林生物科学”在中国进入鼎盛传播期负有当然责任，但他的传播热情却十分节制。他在《人民日报》上套用米丘林的话，语重心长地告诫中国学者：“在利用我的方法的事业中，必须不断地向前看，因为单纯利用我的方法会把它们转变为教条……”

周建人的良苦用心是，尽可能在中国保住遗传学研究。此时，遗传学在苏联受到严禁，遗传学家遭到残酷的处决。

周海婴回忆叔父时说：大概是65年以前，我们去参观一个地方，是石雕厂。他是省里管这方面的领导，很关心这个石雕厂，他们那一些产品给他看。看完以后，他们就跟他说：“老周，给您送的东西在车的后备箱里。”他坚决要他们拿走。拿掉以后，他才开车。

1984年7月29号，周建人寿终正寝，在北京逝世，天年九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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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个兄弟中，晚年凄惨的只有周作人。周作人喜欢用周家祖上的一句话来说明自己的处境，那就是“寿则多辱”，意思是，多活一天，多受一天罪。1946年，教育部长朱家骅、前北大校长蒋梦麟、现任北大校长胡适使尽浑身解数，把周作人从枪口下夺回来。1947年，周作人由十四年徒刑改为十年。1949年，周作人从老虎桥监狱提前释放，暂住上海，开始了暗淡的余生。

周作人出狱后，得知胡适也在上海，便托人致意，劝他留住内地。胡适焦急万分，反倒两次叫人告诉周作人，只要去台湾，保证蒋介石既往不咎，还会保他当院士。但周作人拒绝了，他认为“汉奸”罪名是蒋介石定的，毛泽东未必承认，况且，毛泽东是自己的学生，三十年前还曾拜谒八道湾，请求自己援助。没错儿，三十过去了，这次换到周作人去求自己的学生，毛泽东拿到老师洋洋洒洒的六千字信，匆匆看过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

随着年龄增高，周作人对往事的负疚越来越深，特别是对鲁迅。晚年，周作人几乎陷入痴痴的眷恋之中不能自拔。

在《知堂回想录》中，他追述起四十年前卧病的故事。那一次，周作人和晚年的鲁迅一样，患的是肋膜炎，每到午后就会高烧，烧到晚间人已昏沉。是鲁迅送他进医院，尔后送到西山疗养，不时抽身探望，代理他处理信件和琐事。

鲁迅病重的时候，周建人去看鲁迅，发现鲁迅读的是周作人的著作。反过来，周作人临死之前，他也读了鲁迅的著作。

周作人认识的鲁迅是真鲁迅，他在1958年5月20号写给曹聚仁的信中，对上海鲁迅墓前的塑像表示不满，认为哥哥是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是戏弄。这段话公开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于是他一步步走进了自己的陷阱。

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观员叶淑穗回忆说：周作人被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棚里，已经站不起来了，躺在那里，穿着一件黑的衣服，胸口戴着一块白牌，白牌上就写着他的名字。周作人躺着，脸煞白。红卫兵说：“起来了，你起来！博物馆的同志要向你问一点事。”他费力地起来，他一件事也说不出来了。红卫兵就拿皮带揍：“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1967年5月6号，周作人趴在八道湾的临时铺板上猝然死亡，脸上没有丝毫痛苦，享年八十三岁。

可以说，在近代文化史上，周氏三兄弟是段引人入胜的故事。在同样的一个世纪里，还没有哪一家兄弟能像鲁迅、周作人、周建人那样，提供给我们如此丰富的精神财富、如此浪漫凄婉的经历、如此杰出而不朽的传奇。任何时候，只要翻开他们的传记，那个时代庞杂的历史便会同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