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三兄弟（3）

yunzhe

第三章 聚散天注定

鲁迅北上的同时，周作人夫妇从日本回到绍兴，鲁迅除了在经济上继续接济他们之外，开始在事业上为周作人投入更大的关怀。周作人翻译了中篇小说《木炭素描》，但投稿在中华书局和《小说月报》连连碰壁，一时万分苦恼。鲁迅就为弟弟奔波，敲定了在文明书局出版。鲁迅还和周作人一起合用“周绰”的笔名发表作品，以至于在《鲁迅全集》中，实际上有好几篇杂文都是周作人的作品。
1

到北京以后，鲁迅一直独居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三十年前，自己在绍兴出生时，祖父点翰林，就在这里候选。想到致使家族败落的祖父，鲁迅感想连连。此时，他的职务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然而，他对北京的政治完全是失望的。

1913年夏天，鲁迅南下省亲，回京后寂寞难当。周作人担心哥哥太苦闷，便叫南京水师学堂的老同学季自求常去看望。季自求在总统府供职，周作人希望他能在人际上对鲁迅有用。为了回报并在名声上提携弟弟，鲁迅便把花费了大量精力编成的《会稽郡故事杂集》，用“周作人”的名字出版发行。但在大量的时间里，鲁迅孤坐青灯黄卷，沉缅于拓片残书之中。

实际上，这种情绪一直在鲁迅生命中秘密延续，临近40岁时，还曾想到过自杀。甚至在《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发表后数年，这种孤寂和死的念头，依然缠绕着他。据许广平回忆说，鲁迅在床褥下藏有利刃，被她发现后扔掉了，她十分担心鲁迅会作出失常举动。这就是周作人来京工作鲁迅为什么会感到如此高兴的原因。在沉寂中，他需要兄弟，需要手足之情。

1917年，辞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手持黎元洪总统的委任状，去北大走马上任。鲁迅在惜别这位顶头上司时向他推荐周作人，蔡元培欣然应允，打算聘他为中文系教授。

4月1日，周作人一到北京便雇了洋车，直奔绍兴会馆。鲁迅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到，兄弟俩“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周作人的日记是：“至四时睡。”由此可以想见，兄弟久别重逢，该是多么兴奋。

夏天，鲁迅应蔡元培邀请，为北大设计出校徽。校徽由三个人形组成“北大”两个篆字。背向侧坐在上的是两名学生，坐在下面的是一位老师。老师十分吃力，肩扛着学生。尽管刘半农教授诙谐地称它是“哭脸校徽”，但北大用它作正式校徽一直延续到1949年。周作人也不负众望，写出了《欧洲文学史》。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像样儿的西方文学史专著。从1917年开始，在绍兴会馆，两颗文化新星冉冉升起。

新文化运动给周氏兄弟带来巨大声誉，也带来稳定的高收入，然而此时，周家天南地北，生活上十分不便。北京两兄弟除了月月要给绍兴母亲寄钱，还要负担周作人太太的日本娘家。为了改变骨肉分离，实现十年前的诺言，鲁迅和周作人买进体面的八道湾新宅。但是，严重的危机恰好潜伏在美好的理想之中。
2

家庭琐事致使兄弟失和，这是一个没有多少兴趣的话题。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如果用普遍的平常的心态来看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不必去过多地探究的问题。值得探究的是另外两个与之关联的问题，一个是这次失和对他们兄弟两个人有什么影响，对他们心理上造成了什么影响？另外一个是他们兄弟失和后始终没有恢复，这给他们双方都带来什么样的痛苦？

八道湾这所大宅子的名义上的主人，是鲁迅，但周家的财政大权却由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掌管，鲁迅必须把每月的收入全部交给信子处置。不过呢，鲁迅倒没有觉得这种体制有些过分和碍手碍脚，反倒是信子觉得，这位名义上的主人有些多余甚至可疑。

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和周作人本是一体形象，但到了八道湾时期，周作人在文坛上的地位日益升高，由于他的背景是北大教授，所以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工薪收入，都远远超过鲁迅。这段时间的日记里，鲁迅的活动记录明显减少，兄弟之间的隔膜潜移默化地增长。

恰在此时，教育部接连五个月发不出薪水，鲁迅随愤怒的同事们到财政部集体静坐，最终只是领到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信子从鲁迅那儿收到的钱少了，便怀疑鲁迅私蓄。而羽太信子自己，早已自视为“名教授的太太”，她忘记穷苦的出身，出门必坐汽车，买来的东西必须是日货，仅家里雇用的管家和工仆就有八人之多，大家庭的收支逐渐失衡。

1921年早春，周作人患病住院，鲁迅一次借款七百大洋，相当于两个月的薪俸。如此沉重的生活负担，使得鲁迅的心情糟透了，他甚至无钱买烟，那是他熬夜写作必不可少的工具。鲁迅开始隔三岔五地提醒信子节约用度，勤俭持家，信子表面不言，心里却是一肚子怨气。

兄弟三人中，周建人尚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没有收入上缴，反倒每月支出。在绍兴时，周建人对信子的妹妹芳子产生了爱情，结为伴侣。一对姐妹嫁给一对兄弟，本是亲上加亲。但此刻，周建人暂无建树，经常遭到芳子和信子的白眼。他决定离开北京，自强自立，去上海商务印书馆作校对员。周建人的出离，成为大家庭彻底破裂的先兆。

周作人喜欢安静地看书，对家事表现出明显的疏懒。正是这个弱点，他第一个被信子征服。凡有什么事丈夫不愿做，信子便闹个不停，让他无法读书，直至迫使他俯首贴耳。有一次，周作人告诉鲁迅，要把岳父岳母从日本接来，作个更大的家庭。鲁迅坚决很反对，认为多年寄钱供养他们，已是仁至义尽，何况他们还有别的子女，何必非要到中国！周作人很不高兴，完不成这个任务，他在太太那里没有好日子过。果然，信子开始大声告诫孩子们，不许搭理那个“孤老头”，不许吃他的东西，让他冷清死！她还对周作人说，鲁迅常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偷听，这是兄长的不检点。

1923年7月19号，周作人把一封绝交信丢给鲁迅，从此，不再邀请鲁迅一起吃饭。8月2号，鲁迅再也受不了充满火药味的气氛，决定搬出八道湾。

这个事闹出来以后，家里所有人都同情鲁迅——除了周作人——包括周丰一都不相信，大伯对他母亲有什么不正当企图。

周作人采取不辩解主义，把7月17号到8月2号之间的日记全部剪掉。鲁迅更甚其弟，他说：“我的小说中所写的人物，不是老大就是老四，因为我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横竖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绝不能提一句，以免别人误会。”
3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是《诗经》里的一句诗，意思是，金星有两个名字，当它出现在凌晨，便是启明星，而它出现在黄昏，却叫“长庚星”。后人借用这种天象来形容兄弟失和。而鲁迅一周岁的时候，父母按绍兴习俗，把他抱到长庆寺，拜龙住持为师，龙师父给他起的法名是“长庚”，而周作人的字恰好是“启明”。鲁迅决计搬出八道弯时，老母亲埋怨周作人糊塗，并想起长庚和启明不能在一起正好是一种天命。

鲁迅迁入西四砖塔胡同61号暂住，与周建人的学生比邻而居。他得了一场大病，时常吐血，只能以稀饭为食，直到冬天才能正经吃饭。这当儿，母亲生病，想去医院，信子不答应，母亲便哭着来找鲁迅。为了不让母亲受苦，鲁迅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下一套四合院。从此，母亲再也没有回过八道湾。

转眼到了1924年初夏，鲁迅最后一次回八道湾，想取走自己的东西，却遭周作人夫妇无情痛骂。周作人抄起一尺高的狮子铜香炉，朝鲁迅的头上打去，幸好被门客抢下。鲁迅也不客气，回敬了一只陶瓦枕。风波过去，两兄弟极力避免正面接触，但在各自的文章中经常有对此事的隐秘影射。第二天，周作人写了篇短文《破脚骨》，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破脚骨”在绍兴话里是“流氓”的意思，他不惜残害自己的身体，比如割破自己手脚，用以达到制服对手的目的。在周作人看来，鲁迅就是这样的流氓。

而1925年冬天，鲁迅写出《兄弟》，取材于周作人1917年刚到北京治病的故事，无情嘲讽了手足之情。十一天之后，鲁迅创作出著名小说的《伤逝》。大多数读者误以为这是一篇爱情小说，但只有周作人看得出，《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而是假借男女死亡，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

多少年后周作人说，我深信，我的这种感觉是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