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氏剖夫看法治的两极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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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历史之十一


《宋书．顾觊之传》讲述了一起令人胆战心惊的案例。

南朝刘宋的沛郡相县（今安徽濉溪县西）有位名叫唐赐的人到岭村彭家去喝酒，回到家后就得病了，呕吐出一大堆东西，其中有蛊虫二十余条，从此一病不起。


按照现在的医学观点来看，这正是血吸虫病的典型症状。血吸虫病经皮肤接触有尾蚴的疫水而被感染。一般成虫寄生在门静脉系统，发育成长，然后逆流至肠系膜静脉内交配产卵，排出体外。偶然童虫经过肺微血管时，有透过右侧肺底，经过右侧膈肌而进入肝脏的可能。童虫移行经过肺组织时，可以出现机械性损害，产生广泛而可变的移行性肺炎。病人可有短暂的咳嗽和痰中带血。在血吸虫病的早期，恶心、呕吐、咳嗽都是典型的过敏性反应；随着病情的发展，会使肝脏肿大，进而使肝硬化，产生腹水，造成呼吸困难。唐赐呕吐，实际上是血吸虫虫卵对肠粘膜的刺激所引起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平时寄生在肠道、胆道里的蛔虫发作。


然而，中国古代的人们没有这样的卫生知识，对于肚子里生虫这件事情总是认为那是有人给自己施展了“蛊毒”的巫术魔法。唐赐见自己吐出这么多长虫，自然就感到是死期来临，精神崩溃，果然就一命呜呼。异常痛苦的时候，他预感自己不久于人世，于是告诉自己的妻子张氏，等自己死后剖开自己的肚子，看看究竟是什么样“蛊虫”在作怪。


后来，他的妻子张氏按照唐赐遗言，在其死后将其胸膛剖开，只见内脏已全部糜碎，没有医学知识的张氏当然看不出什么名堂。她想，一个人到了种地步，也只有死掉了，她也不忍心再细看，匆匆安葬了丈夫。这件事被邻居知道后，就去“报警”，到当地官府告发她破坏丈夫的尸体。当地官府将张氏以“忍行刳剖”丈夫遗体的罪名抓了起来。另外，又以唐赐的儿子唐副不阻止母亲干这“伤天害理”的事情，把唐副也抓了起来。


正值审判之际，朝廷发布了大赦令。按照古代法律，发生在大赦令下达前的普通刑事案件都一律不得受理和处置，只有被认为是特别严重的“不道”案件才可以照常处理。而这个案件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法律也没有明确这是“不道”罪名，有关的法律只是规定：伤害死尸的，要处以四岁刑（关押服四年苦役）；妻子伤害丈夫，应判处五岁刑；儿子不孝顺父母的，处以“弃市”（死刑）。这三条法律都不能直接适用于这个案件。地方官府思来想去，无法定夺，只好将这个案件上报到朝廷，请求朝廷裁决。


这件奇案在朝廷各部门官员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看法不一，主要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主管司法审判的三公曹的郎官刘勰认为：“张氏是忍痛遵从丈夫的遗言，唐副作为儿子也没有阻止的道理。考虑到这件事情的动机，并不是残忍伤害丈夫遗体，应该可以宽大处理。”

吏部尚书、朝中著名的老臣顾觊之却截然相反：“法律规定移动道路上的遗尸，都要作为‘不道’来处理，更何况是作为妻子，而敢于施行常人所不忍心做的行为？法官不应偏离正道去照顾小恩小惠，应当按照大是大非的道理来裁断。唐副应作为‘不孝’罪，张氏要作为‘不道’罪来处理。”


这场针锋相对的讨论谁也无法说服谁。宰相只得将双方的意见都上报给皇帝。当时的皇帝名宋孝武帝一直很欣赏顾觊之的见识，前一年还曾特意批示已到退休年龄的顾觊之留任吏部尚书。因此他很快就批示按照顾觊之的意见判决此案：张氏与唐副都遭到了严厉的惩处。


《孝经》里明确指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是中国儒家的传统观念，历代都将亵渎他人尸体作为极其严重的犯罪来处罚。


问题是，张氏母子是遵照遗言而作的，这在情与法之间就产生了冲突。


不过，仔细分析，张氏实际上是完全可以逃脱法律的惩处，因为，她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情有可原，遵照丈夫的遗言；二是遇上大赦，运气好。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尽管如此，张氏母子还是遭到了严惩，主要原因在于顾觊之的顽固坚持。我想，顾觊之之所以如此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在于别的，在于他极力维护当时现行的道德伦理秩序，其实他也是在维护自己的威望。


由此，我想到当今很多案件的审理和裁决，其中许多案件最终判决的尺度可严可松，法律条文的规定本来就不是死板板的，留有相对的余地。这个“相对的余地”是完全有必要的，就是要考验法官的公正严明和智慧，一个法官是否合格，是否严谨认真，不枉法，不私情，是否有现代的司法精神，就在这个“相对的余地”。


情与法之间的冲突，自古有之，今后也不可能避免。学习和研究法律，不应仅仅关注法律本身，更不应把法律条文视为一种简单符号，从而使思维机械与平面化，让自己的思想停留在技术层面。司法独立，司法公正严明，看来还有许多有关法理的东西需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