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家谱·谱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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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家谱·谱牒文化





























中国的姓名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旧社会对起名有一套规范，而且十分严格，在社会交往中，相互的称呼也是很复杂而有规范的，违反了规范就会引出笑话，甚至引出问题，把事情搞糟。

　　过去人际关系强调礼制，强调长幼有序。这在互问姓名和称呼姓名问题上尤为突出。最普通的如问对方姓名，在问话前首先要加“请问”二宇，以示尊重。问到对方的姓，要说“尊姓”或“贵姓”，对方为了谦虚，一般说“敝姓x”。问名字时，问者用“名讳”，文雅点用“台辅”，通俗点问“大名”。过去人在名之外，还要起“字”，文化高的人还起“号”。在“名”与“字”之间有密切联系，要具一定的文化才能取上恰当的“字”。如毛泽东字润之，李宗仁字德邻，张飞字翼德，诸葛亮字孔明等，都可以看到名与字之间的联系，“泽”与“润”，“仁”与“德”，“飞”与“翼”，“亮”与“孔明”。有些人的名与字的联系很简单，如胡适字适之，李白字太白。所以中国人的名与字之间也代表着一种文化内涵。以我个人的名字为例，我原名欧元方，字智圆，取之于古语
“智欲圆而形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人一生下来，就由父亲取乳名，入学后再取学名和字，至于“号”，则不受限制，一般是自己随个人兴趣起的，那些画家、书法家、作家，可以取很多的“号”。有许多作家取许多“笔名”，而且用了一生，原姓名反而鲜为人知了。如鲁迅原名周树人，茅盾原名沈雁冰，冰心原名谢婉莹，老舍原名舒舍予，曹禹原名万家宝，等等。有些原姓名一生始终是不改的。有些人参加革命后，觉得原来的名字“俗气”，改了一两个宇，涵义即大不相同。如宋任穷原名宋韻琴，贾平凹原名贾平娃，江泽民父亲江世侯改名江上青，他弟弟江伯世改名江树峰。他兄弟俩感情甚骂，改名，是取唐代诗人钱起句诗“曲中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我个人原名欧元方，参加革命后改为欧远方，是自己改的，觉得比原来好些。

　　中国人称呼别人很有考究，直呼姓名只有长辈可以，一般人之间直呼其名是不礼貌的，只有审讯犯人例外。称呼对方，不论是口头上的，还是书信往还，或书画题签，郡只称名而不加姓，加上姓，似不礼貌，至少不够亲切，同志间或上下级之间，一般都以只称名而不带姓为最好，如“泽东同志”、“恩来同志”、“少奇同志”，当然加上姓也是可以的。在过去
(解放前)，因为一般有知识的人或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除“名”外还有“字”，为了表示客气、亲切、尊重，对对方多称“字”而不称“名”。如章士钊，字行严，朋友见面，不称士钊先生，而称行严先生，或行严老，称冯玉祥为焕章先生，称柏文蔚为烈武先生。以此类推，称张治中为文伯，称陈诚为修辞。看电影里，蒋介百对同僚或部下均称字，且不带先生。先生尊称，且极通行，用于上下级皆可。先生不仅可对男性，亦可对女性，以示尊敬。毛泽东给人写信，一般均称同志，对党外人士称先生。个别的例外，对女性亦可称先生，毛泽东对宋庆龄、何香凝写信均称他们为先生，以示尊重。

　　不论古今，以最高职务代替名字是常见的。如包拯曾任天章阁待制和龙图阁直学士，后人尊称他为“包待制”和“包龙图”。称杜甫为杜工部
(官至检校工部员外郎)，称庾信为庾开府，称鲍照为鲍参军，杜甫有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中国人对毛泽东习惯上称毛主席
(军委主席)，或简称主席；称周恩来为周总理，或简称总理；称朱德为朱总司令或总司令；称陈毅为 陈老总
(解放军三野总司令)；称徐向前为徐帅。唯独对刘少奇 始终称“少奇同志”，使人有尊敬和亲切的感觉。在解放区和解放初，同志间多称
“同志”(军队除外，一般称职务)或在姓前加个老字，如老张、老李，对高级领导除外。只有个别例外，如对毛泽东，只有极少数人如彭德怀称他老毛。

　　华国锋当国家主席后，他过去的领导人周惠“解放”后第一次晤面觉得不好称呼，华国锋说：就称我“老华”吧。50年代后，对领导人称同志或老x的渐少，称职务者渐多，有些领导人对下级称他“同志”、“老x”都不高兴，以为只有称职务才算尊重。但直到现在，若同志间仍称老x，甚至直呼其姓名，彼此不但不见怪，而且觉得亲热。《皖北日报》时，王维当社长，上上下下以至他的通讯员都一概直呼其名“王维”；黎洪当了《安徽日报》副总编辑，直到他离休后人们仍直呼其名“黎洪”。过去在解放区，若同志喜称年轻人为“小张”、“小李”，习惯了，直到结婚生子，甚至到老，熟识的老同志见面时仍称“小x”，如原《安徽日报》编委、安徽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蔡迪
(女)，老同志一直喊她小蔡，也使人有亲切感。
　　至于对老人称谓，流行在姓或名字后加一老字。原来60岁后即得此尊称，现在老龄人增多，70岁后才能这样称呼。至于在名字之后加老的称呼，大抵是在名人间，如周恩来称章士钊为“行严老”，安徽人称张恺帆为
“恺老”，以示尊重，也很亲切。称公也是一种时尚，年纪略大，还不够称老的火候，就互称张公、李公，也有尊重之感。甚至把名字中一个字称公，如周恩来称张学良为“汉公”。因张学良字称汉卿。这是尊称。

　　还有乳名问题。乳名或小名
(上学以后取正式名字，叫“大名”，或“学名”)，只有父母或仗辈喊，民间过去读书少，小名可以喊到老。中国历史上重男轻女，一生下男孩，唯恐不能存活(过去婴孩死亡率高)，就取一些下贱的小名，如阿猫阿狗之类。解放战争时《江淮日报》编辑部住在小王庄，房东生下男孩取又脏又贱的“狗x”为名，而且希望别人多喊，喊得越多越能健康成长，女同志尚末结婚的就羞于出口。

　　重男轻女在名字上也反映出来。女孩生多了，盼望生男的，于是把女儿取名为“带弟”、“招弟”，解放后少见了。五四运动之后，为了强调女子的地位，起名“越男”、“超男”或男性化之类的名字也不在少数，这方面，起召反映了社会风气的变化。过去中国女的多数只有乳名，而无名字，出嫁后只称姓加上一个“氏”，文书上或墓碑上一般都称“
x氏”，或加上丈夫的姓。读书人给女孩起名，但不和男孩同样排辈分，也不能和男孩一样排名次，如兄弟姐妹五人，老大是女的，老二是男的，习惯上常把男的说成是老大。新潮的女士还在自己姓名上加上丈夫的姓，如中国妇女界名人刘王立明，香港知名人士陈方安生等，这是吸收了外国习惯。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子孙隔代同姓。明代湖北麻城人吴万一和妻子张秀英迁移四川健为，张的弟弟中途病故，为不便张家断了香火，夫妇俩决定其后代实行隔代姓，一代姓张，一代姓吴，并写人族谱，世代相传。还有一个隔代姓的例子也在原四川，即大邑县
(今属重庆市)的“李郭姓”家族，迄今已在那生活300余年。李正春于明崇祯年间迁来大邑定居，娶妻黄氏。黄氏对前夫郭某仍寄托深情，而李正春也钟情于黄氏，为了娶黄氏为妻，使与黄氏约定，子孙一代姓李，一代姓郭，作为家规，世代相传，从末紊乱。

　　安徽省文联副主席柏龙驹还介绍一个奇特现象：他们柏家和陈姓、戴姓共一个祠堂，原因是南北朝时代民族大迁移，北方大名府有三位把兄弟，老大姓柏，老二姓戴，老小姓陈。三人靠卖
艺为生，走到安徽巢湖已穷困潦倒，在湖边村落住下，老大柏和老二戴已年过半百，老三陈正当壮年。为传宗接代，三人拼命劳
作，攒钱为老三陈娶妻，他们三人情同手足，言明生第一个男孩
过继给老大柏，第二个男孩过继给老二戴，以后生的皆由老三陈养育。后来子孙繁衍，三姓共建共祭共用一个祠堂。从血缘关系
看，三姓子孙都是陈姓之后，故把陈姓放在前头，周围乡亲习，惯称这个祠堂为 “陈柏戴祠堂”，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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