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当政时滥用监察权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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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御史台尽管有独立的监察权，但御史行使弹劾、推鞫狱讼和纠正违失是否有效的最后裁决权，则掌握在皇帝手里。于是专制的皇帝即可利用御史大兴冤狱，庸懦无能的皇帝就可对监察官的奏劾是非不分，甚至包庇被弹者，采用各种手段对监察官打击报复。这是监察权削弱的根源所在，也是历代封建王朝监察权无法有效行使或监察权逐步削弱的通病。

  武则天夺取李唐皇位后，针对当时“大臣未附，李氏诸王不满”，为翦除政敌，毒害良臣，将一邦凶残暴戾的酷吏提拔为监察官，然后指使他们滥用监察权。她把品质恶劣的酷吏来俊臣提拔为御史中丞，侯思之、王弘义、来子殉、郭弘霸、李仁敬等为侍御史，傅游艺等为监察御史，万国俊、刘光业、王德寿、鲍思恭、王大贞等摄监察御史。这帮素质低劣、凶残成性的监察官同恶相济，招集社会上的无赖之徒数百人，“令其告密，共为罗织，千里响应”。来俊臣还与万国俊等人编了《告密罗织经》一卷，供这帮无赖、酷吏仿效。若欲诬陷一人，无赖们“即数处别告，皆是事状不异”，并同称“请来俊臣推鞫，必获其情”。于是武则天别置推事院，专会来俊臣等按鞫。这伙刽子手在武则天的指使操纵下，利用手中的监察权和独立审判权，大兴冤狱，严刑逼供，其酷刑凡被罗织者见之魂胆飞越，无不自诬。被来俊臣等人按鞫遭无辜杀害的李氏王朝宗室、大臣及家属，先后达1000余家，“侯王将相被其罗织受戮者不可胜计”。武则天对这帮无赖和酷吏则“重其赏以酬之，故吏竟劝为酷”’，由是“告密之徒，纷然道路”。被诬构流放者更多，如狄仁杰、任令晖等大臣都曾被来俊臣诬告，就连御史中丞魏元吉也被诬告入狱。按鞫魏的侯思之，是个“贫穷不能理生业”的无赖，因告密诬舒王元名等谋反，武则天授予游击将军。侯思之一个字也不识，还向武则天求当侍御史，武则天欣然授散朝大夫、侍御史。他严刑拷打魏元忠，并以“奏斩”进行逼供。事实上，武则天专政时的监察官几乎成了杀人魔王，肃政台实际成了御用工具，由执法之地，变为罗织罪名滥杀无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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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执政的开元年间，号称治平，滥杀无故者明显减少。但仍有些御史“擅行威福”。天宝年间，玄宗与杨贵妃恣行宴乐，不理朝政，一切委托权相李林甫，“至此复起大狱”，通过御史中丞杨慎矜、王铁及京师号“三豹”的监察御史王旭、李嵩和李全交，“诬陷所杀者数十百人，如韦坚、李邕皆一时名臣，天下冤之”。天宝八年，咸宁太府赵奉章列举李林甫罪20余条，正准备上告，为李林甫所知，命御史台逮捕，“重杖决杀”。李林甫还重用酷吏吉温、卢铉为侍御史，!希爽为殿中侍御史，为其大兴冤狱。吉温后来又投靠安禄山，在安禄山为相日引为御史中丞。安禄山又出任范阳节度使，吉温在京充当安的耳目，为安禄L发动叛乱效力。可见，天宝年间的多数监察官，不但竭力为昏君、权相效劳，违背了御史台的宗旨，同时也成了制造社会动乱的根源。

  从《旧唐书》记载“酷吏”条上，可以看到两个事实：一是所列的酷吏23人其中18人是监察官，占唐朝酷吏近80％；二是这些酷吏都是武则天、中宗、玄宗和肃宗四朝的。由此可见，监察官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监察是促进廉政还是加速腐败的问题。唐朝这四朝的监察官由于偏重于“能整人”的恶劣素质所以这些官员掌握监察大权以后，大多成了大兴冤狱、无恶不作的刽子手。同时说明，不能缺少对监察官员自身的监察，要有一套严密的制度防范监察官员滥害无辜。否则，象唐代这四朝一样，听任君主无视法制，随心所欲，纵容监!官对推鞫制度的自身践踏，必然削弱以至毁灭监察机构的防腐护廉机能。最高领导者不能提倡诬告风，必须严格实行诬告者须反坐的制度，杜绝靠诬告得赏当官的现象。否则，靠诬告当官的“执法官”必然会变成凶残可恶的黑暗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