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幕府与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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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大批奏保幕僚主要是在咸丰十年出任两江总督之后。咸丰四至七年曾国藩第一次带兵出省作战期间，很少奏保幕僚，他在籍丁艰时期曾为此甚感苦恼，觉得很对不住与自己患难多年的幕友李元度、甘晋等人。咸丰八年再出领军后，奏保幕僚较前为多，但又常遭议驳，难获批准。咸丰九年曾国藩奏保其老友吴嘉宾升任候补同知，即为吏部驳回。同年，奏保按察使衔候补道员李鸿章升任两淮盐运使，亦未获批准。咸丰十年担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补官职自不待言，即请旨简放实缺，亦无不获准。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咸丰十年七月曾国藩于一折之中，同时举荐李鸿章、沈葆桢二人堪膺封疆之寄。同治二年十一月又一次奏保涂宗瀛等九员皆学行修饬，可备任使。其他三三两两的陆续奏保者更是难以尽举。此时，清政府出于各种原因，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以致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四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其中沈葆桢、李鸿章由道员直升，恽世临半年两迁而至，郭嵩焘、李瀚章则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位至巡抚。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地方督抚的权力略加限制。吏部颁布新章规定，凡各省保荐人员，寻常劳绩概不准超级保升及留省补用，对粮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国藩不得不变换手法，免遭部讦。其后曾国藩奏保幕僚，多以整顿吏治、荐举人才为词。尤其北上剿捻和移督直隶前后，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实缺。迨至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去世时，其幕僚官至三品以上者已达22人，其中总督四人，巡抚七人。至于官至道、府、州、县者则难以尽举。可以说，曾国藩幕僚凡愿意做官而又差可委任者，几乎人人有官可做，甚至连方宗诚那样不习政务的迂腐书生也谋得直隶枣强县实缺。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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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曾国藩幕僚中，得保既多且优者主要是秘书人员和筹饷人员。差不多湘军每打一次胜仗，曾国藩都在奏保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以劳绩保荐一部分幕僚。有时来不及办理保案，就在奏折中留下话语，以便具折续保。例如，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曾国藩就在奏保前线将领时声称，对几年以来随其办理文案、善后、粮台诸务之印委各员，“均当确切查明，续行分案择优请奖”[4]。对于筹饷人员则无须借此挂带，仅根据其筹款成绩就可迳直保荐。例如，在江西办理厘金的李桓、李瀚章、孙长绂，办理饷盐的万启琛以及湖南东征局的恽世临、黄冕等人，都是以此为由加以奏保的。

  曾国藩奏保幕僚，通常有直接奏保、委托奏保和交互奏保三种办法。直接奏保即由其本人具折出奏。这种办法最为便捷，在受保幕僚中所占比例亦最大，但有时却不大方便。例如刘蓉和郭嵩焘二人，追随最久，功劳亦大，才能足任方面。曾国藩早想让他们升任高位而碍于儿女姻亲，例应回避，不能由自己出奏，只好托人代办。第一次曾国藩打算将刘蓉送到湖北由胡林翼保奏，因故没有办成。其后骆秉章入川奏请携左宗棠同行，曾国藩留左而荐刘，终于达到目的，使刘蓉二年之中连升四级，由候补知府跃居陕西巡抚之位。郭嵩焘则先由李鸿章保为两淮盐运使，再托两广总督毛鸿宾奏保广东巡抚。有时是因事暂离，奏保不便，也托人代办。如同治四年曾国藩北上剿捻时，只带部分秘书人员随行，便将留在两江总督衙门中的幕僚一一托付给署理江督李鸿章，要他予以奏保。交互奏保亦是遇有某些不便而采取的一种权变之计。例如，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后，欲整顿皖北吏治，又怕受到直接管辖这一地区的安徽巡抚翁同书的阻挠，便致函于翁有恩的湖北巡抚胡林翼，要求安徽与湖北间各举数员，交互奏保，庶几二人“交易而退”[5]，各得其所。翁碍着胡的面子，不便拒绝，遂使曾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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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曾国藩幕僚中，得保既多且优者主要是秘书人员和筹饷人员。差不多湘军每打一次胜仗，曾国藩都在奏保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以劳绩保荐一部分幕僚。有时来不及办理保案，就在奏折中留下话语，以便具折续保。例如，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曾国藩就在奏保前线将领时声称，对几年以来随其办理文案、善后、粮台诸务之印委各员，“均当确切查明，续行分案择优请奖”[4]。对于筹饷人员则无须借此挂带，仅根据其筹款成绩就可迳直保荐。例如，在江西办理厘金的李桓、李瀚章、孙长绂，办理饷盐的万启琛以及湖南东征局的恽世临、黄冕等人，都是以此为由加以奏保的。

  曾国藩奏保幕僚，通常有直接奏保、委托奏保和交互奏保三种办法。直接奏保即由其本人具折出奏。这种办法最为便捷，在受保幕僚中所占比例亦最大，但有时却不大方便。例如刘蓉和郭嵩焘二人，追随最久，功劳亦大，才能足任方面。曾国藩早想让他们升任高位而碍于儿女姻亲，例应回避，不能由自己出奏，只好托人代办。第一次曾国藩打算将刘蓉送到湖北由胡林翼保奏，因故没有办成。其后骆秉章入川奏请携左宗棠同行，曾国藩留左而荐刘，终于达到目的，使刘蓉二年之中连升四级，由候补知府跃居陕西巡抚之位。郭嵩焘则先由李鸿章保为两淮盐运使，再托两广总督毛鸿宾奏保广东巡抚。有时是因事暂离，奏保不便，也托人代办。如同治四年曾国藩北上剿捻时，只带部分秘书人员随行，便将留在两江总督衙门中的幕僚一一托付给署理江督李鸿章，要他予以奏保。交互奏保亦是遇有某些不便而采取的一种权变之计。例如，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后，欲整顿皖北吏治，又怕受到直接管辖这一地区的安徽巡抚翁同书的阻挠，便致函于翁有恩的湖北巡抚胡林翼，要求安徽与湖北间各举数员，交互奏保，庶几二人“交易而退”[5]，各得其所。翁碍着胡的面子，不便拒绝，遂使曾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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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认为，大才乃天然生成，而中等以下人才则可通过培养教育造就出来。同时，科举制度耗人精力，误人青春，使天下无现成人才可取，要做好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亦必须自己动手培养人才。所以，他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工作。他的幕府一则治事，一则育人，既是办事机构，又是有计划培养各种人才的学校。他从军从政多年，在部下面前始终保持着两种身份：既是统帅和官长，又是老师和父兄。而幕府乃文人聚集之地，故他主要以老师的身份出现，不行军营规矩，略似私塾约束，同幕僚之间犹如严师教弟子，馆师课蒙童。曾国藩所拟“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8]的对联，基本反映了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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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主要有三条：读书、历练、言传身教。他在专为幕僚拟定的劝诫条令中规定，凡入其幕府者，必于军、政、饷、文四事之中精习一事，并结合实际进行学习，增长才干。而学习又不外学古与学今两种途径，学古则多读书籍，学今则多找榜样，多向人请教。他对身边秘书人员抓得尤紧，不仅经常找人个别谈话，还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规定课程，定期考试。同时，他还利用茶余饭后之隙谈古论今，向幕僚传授自己的读书心得和实践经验。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则主要通过书信和批札，结合实际事项进行开导，传授知识和经验。在培养方向上，曾国藩亦注意因材施教，根据各人的特点进行培养。有的人，如张裕钊文学基础很好，但不适于做官，曾国藩就令其专攻文学，以求发展。对其所谓“文学四弟子”中的其他三人吴汝伦、薛福成、黎庶昌，曾国藩也都在文学方面进行过培养，不过与张裕钊的要求有些不同而已。在培养人才问题上，曾国藩真可谓呕心沥血，终生不懈。不少幕僚受其感动，拜他为师。例如，赵烈文咸丰六年初入曾幕，咸丰十一年再次入幕，同冶四年始行拜师大礼，改变称呼。此足见其郑重其事，并非草率之举，阿谀之行。曾国藩幕僚中有如此众多的人才，对他们大多数来说，恐怕是同曾国藩的教育、培养分不开的。

  四

  曾国藩与幕僚之间总的来说是主从关系，具体而言则又可分为互慕、互助和相互影响三个方面。首先，他们双方都有相互结合的愿望，可以说是一种相互倾慕、相互追求的关系。曾国藩认为，远而言之则天下之兴亡，国家之强弱；近而言之则兵、饷、吏、文四事之成败利钝，无不以是否得人为转移。故多年来爱才如命，求才若渴，为吸引和聘清更多更好的幕僚尽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他于率军“东征”之前，即号召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奋起捍卫孔孟之道，反对太平天国，盛情邀请“抱道君子”参加他的幕府。其后行军打仗，每至一地必广为访察，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延至，收为己用。闻有德才并称者，更是不惜重金，驰书礼聘。若其流离失所，不明去向，则辄具折奏请，要求各省督抚代为查明，遣送来营。曾国藩与人通信、交谈，亦殷殷以人才相询，恳恳以荐才相托，闻人得一才羡慕不已，自己得一才喜不自胜，遂使之爱才之名闻于全国。由于曾国藩精研百家，兼取众长，早在青年时代即已“道德文章”名满京师，称誉士林，加以其后出办团练，创建湘军，“战功”赫赫，威震天下，遂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救星，受到不少知识分子的崇拜。由于清朝政治腐败，等级森严，满汉藩篱未除，加以取士不公，仕途拥塞，使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空有一片“血诚”，满腹才华，而报国无门，升发无望，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寻求政治上的出路。有的知识分子则非但升发无望，且身遭乱离之苦，徙无定居，衣食俱困，亟须庇护之所，衣食之源。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既无升官发财之念，亦无饥寒交迫之感，甚或已是学问渊博，名满士林，但却仰慕曾国藩的大名，以一与相识为幸，一与交游为荣。他们闻曾国藩能以诚心待士，破格用人，遂纷纷投其麾下，入其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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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幕僚们助曾国藩功成名就，曾国藩使幕僚们升官发财。多年以来，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科技等等，出尽了力，效尽了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和帮助。即如镇压太平天国一事，他之所以获得成功，也并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尤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曾国藩对幕僚的酬报亦为不薄。众幕僚入幕之初，地位最高的是候补道员，且只是个别人，知府一级亦为数极少，绝大多数在六品以下，有的刚被革职，有的只是一般生员，还有的连秀才都不是。而数年、十数年间，红、蓝顶子纷纷飞到他们头上，若非曾国藩为他们直接间接地一保再保，是根本不可能的。李鸿章的经历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他于咸丰九年入曾国藩幕，后又因故离去。郭嵩焘劝他说：“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之以立功名。”[9]李鸿章听其劝告，重返曾幕。果然，青云直上，步步高升，一、二年间位至巡抚，五，六年间位至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已和曾国藩双峰并峙，高低难分了。试想，李鸿章不回曾幕，能够如此顺利吗?恐怕要谋得按察使实缺亦并非易事，虽然他此时已是未上任的按察使衔福建延建邵道道员。

  当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这种关系的维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曾国藩要尊重幕僚，以礼相待；而幕僚也必须忠于曾国藩，绝不许中间“跳槽”，改投新主。说明这种情况的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冯卓怀的拂袖而去和李元度的被参革职。冯卓怀是曾国藩的老朋友，一向对曾国藩非常崇拜，为了能够朝夕受教，曾放弃条件优越的工作去当曾国藩的家庭教师。曾国藩驻兵祁门时，冯卓怀又放弃四川万县县令职位投其麾下，充任幕僚。后因一事不合，受到曾国藩的当众斥责。冯卓怀不能堪，决心离去，曾国藩几经劝留皆不为动，最后还是回家闲住，宁可丢掉官职也不能忍受曾国藩对自己的无礼举动。李元度是在曾国藩最困难时入幕的，多年来患难与共，情愈家人，致有‘六不能忘’之说。不意其后曾国藩两次参劾李元度，前后态度悬若霄壤。究其原因则主要由私情而起。曾国藩明知李元度并非领兵之才而令其领兵，屡经败溃而复委重任，皆由私情太厚，盼其立功太切，即所谓“心欲爱之，实其害之”者。故李元度失守徽州，曾国藩也有责任。他第一次奏参，也只是气忿李元度故违将令，颇有挥泪斩马谡之意，并无私恨。不料李元度转身投靠浙江巡抚王有龄，并很快开复一切处分，连升两级实授浙江按察使。曾国藩深感受辱，积怒于心，不能忍受，遂借杭州失陷一事再次参劾李元度，将其革职。曾国藩在与友人的信中谈到与李元度的关系时，曾引春秋时豫让故事，称其“以中行待鄙人，以智伯待浙帅”[10]，说明此次参劾全出私恨，而究其缘由则不外“改换门庭’四宇。人们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同幕僚的关系，归根结底还是主从关系，其维系纽带全在私谊，私谊对他们双方都是神圣的，高于一切的，任何—方如有违背，这种关系即会解除，甚至结成私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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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合作共事过程中，曾国藩和幕僚之间相互都产生过一定影响。曾国藩每遇一事决疑不下，不仅向部下个别征求意见，还往往令幕僚各抒己见，进行讨论。有时也让他们呈递书面意见，以供参阅。这样做，既有令其历练政事之意，也为从中吸收高明建议和看法。据说，咸丰十年曾国藩关于北援问题的决策，就出自李鸿章的启发。有时幕僚也单独呈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供曾国藩采择。例如，赵烈文就曾就招贤用人问题上书曾国藩，提出不少甚有见地的看法。所有这一切，无疑都会对曾国藩产生一定影响。在有些问题上，诸如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等，幕僚的意见和影响还对他的思想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例如，派遣留美学生一事，就是接受容闳的建议，同李鸿章等人协商之后决定的。其江南制造局的迁址扩建，翻译馆的增设及其与上海同文馆的合并等，无疑也是接受了幕僚的建议。因为在这些方面他所知不多，如果没有幕僚们为其谋划和经办，他是很难下定决心，向前迈出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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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而言．曾国藩对幕僚的影响显然会更大，更深远。多年来曾国藩一直对其幕僚精心培养，视若子弟。除为数不多的几个老朋友和名儒宿学之外，一般幕僚亦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一言一动无不视为楷模。从道德修养、为人处世到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以至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曾国藩的影响。尤其经常在曾国藩身边的人员，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受其熏陶，增长了见识和才干。正如薛福成说的那样，他们虽“专司文事，然独克揽其全。譬之导水，幕府则众流之汇也；譬之力穑，幕府则播种之区也。故其得才尤盛”[11]。曾国藩的另一幕僚张文虎在谈及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也说，盖“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馈诨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12]。至于那些才识敏捷，善解人意如李鸿章者，则更是心领神会，独得曾国藩思想政治之真谛，成为其公认的正宗传人。李鸿章就曾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部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挈，即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13]。

  五

  曾国藩幕府在历史上存在了近20年，随着曾国藩的去世，他的幕府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它的作用和意义却并未随之消失，而是通过其数目众多的幕僚继续发挥着作用，产生着巨大的历史影响。

  曾国藩幕僚出幕之后，所从事的工作各式各样，但归根结底不外两途，一是从事科学文化活动，一是做了清政府的实缺官员。从事科研、翻译工作的主要有李善兰、徐寿、华衡芳等科学家。他们在数学、物理，化学等各个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其主要功绩和贡献是同英、美学者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等合作，翻译西方科技书籍数十种，首次把西方的物理、化学、矿物学及数学中的代数、几何、三角、概率论、微积分等介绍到中国来，从而为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从事文学活动，在古文方面较有成就的是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四大弟子”。他们皆有文集刊行于世，其中尤以张裕钊造诣最深，成就最大。他谨奉曾国藩的教令，一生不去做官，一面主讲书院、培养学生，一面苦心探索古文的奥妙，著有《濂亭文集》一部，其门生亦有知名于世者。民国年间的著名文人徐一士等人认为，张、吴、黎、薛四人在古文方面具得曾国藩真传，既继承和发扬了桐城派的优良传统，又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可自成一家，称为湘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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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曾国藩幕僚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从政人员。他们有的身居要津，有的独任封疆，一时形成“名臣能吏，半出其门”[14]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出身曾国藩幕僚而后官至三品者达47人，位至督抚者33人，其中大学士一人，军机大臣一人，大学士入值军机者一人。他们就象曾国藩播下的“种子”，在其身后纷纷开花结果，致使清朝晚期的用人、行政、国防、外交无不打上曾国藩的思想政治烙印，一时形成风气，影响到整个政局。这种湘、淮军系统，尤其是曾国藩幕僚出身的官员到处主持要政的情况，曾国藩在世时已经出现，而到了光绪年间就变得更为明显。仅就掌握地方最大实权的各地总督而言，当时除河、漕二督外，主持军、政者只有八员。光绪元年至十年全国先后担任是职者共有18人，其中湘淮系官员12人，曾为曾国藩幕僚者即有6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光绪三至四年则情况尤为突出，不仅八名总督全属湘淮系官员，且曾为曾国藩幕僚者竟有5名，占总数的将近三分之二。这种现象在历朝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难怪清末文人夏震武会说：“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15]《清史稿》在李瀚章、陈士杰、李兴锐等人传后也评论道：“此十人虽治绩不必尽同，其贤者至今尤挂人口，庶几不失曾左遗风欤。”[16]（《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5期）

  [1] 早在李书出版前六、七年，罗尔纲先生就曾在《湘军新志》中续补曾国藩幕僚五人，皆准确无误，但未被李书采纳，其所增五人多不准确，且与罗不同。

  [2] 这些机构初设时都是临时性的，均在清政府的正式编制之外。军务结束后有的裁撤，有的则保留下来，成为各省的常设机构，如各类厘金局、盐务局、制造局及营务处等。

  [3] 曾国藩的筹款系统是曾国藩幕府和幕僚研究中难度最大和最为薄弱的环节，究其原因，不外资料缺乏事倍功半八字。笔者经过多年的探索，大致摸清了曾国藩筹款系统的机构设置和来龙去脉，拟于《曾国藩的幕府和幕僚》一书中辟专章阐述。本文限于篇幅，只能略述梗概。

  [4]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以下简称《曾文正公奏稿》)，第21卷，第23页。

  [5] 《曾文正公书札》，第12卷，第28页。

  [6]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咸丰十—年八月初九日。

  [7] 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

  [8]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05页。该对联分上下两部分，此处仅引下联。

  [9] 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第7页。

  [10] 江世荣编《曾国藩未刊倌稿》，第3页。

  [11] 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庸庵文编》，第4卷，第2l页。

  [12] 张文虎：《覆瓿集·杂著》， 乙编上，第7—8页。

  [13] 吴永：《庚于西狩丛谈》，第131页。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曾国藩未刊往来信稿》，第273页。

  [15] 夏震武：《灵峰先生集》，第4卷，第57页。

  [16] 《清史稿》，中华书局版，第41册，第12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