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成为邓小平“笔杆子”的前前后后

花生

　“文革”后复出

　　胡乔木得到邓小平的重新起用之后，成为邓小平身边的“笔杆子”。往日，胡乔木为毛泽东起草文件，如今胡乔木为邓小平起草文件。

　　1977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冯兰瑞和苏绍智的文章《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文章发表后引起邓小平的注意，邓小平说，这个文章观点是正确的，作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放开，国务院研究室要另外再写一篇大文章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这么一来，胡乔木和于光远、邓力群决定另写一篇关于按劳分配的有分量的大文章。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下半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此文颇长，转往第三版后，占了整整一版。

　　文章的发表，为经济领域拨乱反正、纠正“左”的观念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主持起草该文的时候，胡乔木又忙于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稿的定稿工作。

　　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稿，最初由国家科委起草。由于起草者对邓小平的思想脉络比较了解，所以讲话稿写出了邓小平对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问题一系列的新见解，邓小平审阅后，表示可用。不久，这份讲话稿送中央审阅。

　　汪东兴看了邓小平的讲话稿，说道：“这稿子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关于科学、关于知识分子，有那么多的指示，稿子中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毛主席所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在稿子中谈一下嘛！”

　　邓小平并不理会汪东兴的话。1978年2月底，邓小平找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商谈讲话稿的修改问题。邓小平说：我还有一些话想讲一讲。我想讲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的书里写过了；第二个是关于又红又专；第三个是关于科学技术队伍；第四个是关于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

　　在邓小平谈话以后，邓小平在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稿由胡乔木负责修改。

　　起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胡乔木真正的复出，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胡乔木当时不是中共中央委员，只能以列席者的身份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至关重要的会议，首先要在理论上拨乱反正，邓小平以为，胡乔木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列席者，参与的程度毕竟有限。正式出席者必须是中共中央委员，起码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可是，当时胡乔木连候补委员也不是。如果胡乔木要进入中共中央委员，必须等到中共十二大。

　　然而，这次会议采取了特殊的措施，决定增补胡乔木为中共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胡乔木以这样特殊的手续，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果真，胡乔木发挥了他特殊的作用———为这次历史性的会议，起草了公报。公报做出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论断。如今，这一公报已载入史册。起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意味着胡乔木再度成为“中共中央大手笔”。协助邓小平审定《邓小平文选》

　　1985年5月10日，胡耀邦在接受香港百姓杂志社社长陆铿时，曾谈及胡乔木：

　　胡乔木同志读的书多，写的论文也多，概念的应用比较准确。我写的一些东西到最后发表时，也请他看一下。在中共党内，这几乎已成了“惯例”：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朱德的文章、陈云的文稿……都请胡乔木看一下。他还协助邓小平审定《邓小平文选》。

　　《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于1983年7月1日出版。7月13日，胡乔木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谈论他对《邓小平文选》的见解。他首先答复了一些外国报纸所说的“学习《邓小平文选》是恢复个人崇拜”的问题。

　　胡乔木说：“《邓小平文选》一方面表现了他对重大问题的个人首创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集思广益、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群众路线、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作风。《邓小平文选》中有一篇在1980年8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报告，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的。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恐怕还是第一次。小平同志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过，有些即席发言，事先没有准备稿子，不可能每句话都对，哪有金口玉言？他反对‘两个凡是’，当然也反对对他实行‘两个凡是’。”（摘自《胡乔木》叶永烈／著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责编:刘金兰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