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观念成就周恩来廉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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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同志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在他的众多著作、论述和讲话中，体现出丰富的廉政建设思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深入研究、学习周恩来同志的廉政思想，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党员干部价值观，完善为民谋利的宗旨观、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培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想信念，倡导廉洁奉公、弘扬清风正气，从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

  一、周恩来廉政思想的主要内涵

  周恩来的廉政思想博大精深，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

  1、高尚的世界观、人生观

  周恩来认为，思想改造的目的是要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要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必然要求有坚定而崇高的信仰和理想，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在“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而在“精神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7页。)这一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他始终以人民利益为准则，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毕生追求，把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人生的乐趣和幸福。

  1954年2月，他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讲到，“一切骄傲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受到批判。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周恩来：《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他的一生都遵奉着青年时代立下的誓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6页。)

  2、为民谋利的宗旨观

  首先体现在他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念上。周恩来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生前常说：“要为人民服务而死”，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这样说，也这样做，真正做到了心系人民，克己为民，急人民所急，忧人民所忧。“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有所惧，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周恩来选集》上卷，第52页。)这种爱憎分明的政治态度决定了我们党的政治宗旨必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41页。)他对邓颖超和亲属说：“我是总理，我每件事都要想到全国人民。”“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他经常教导身边工作人员说：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像春蚕那样吐出最后一根丝。(《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61页。)他一再告诫我们的党员和干部：“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同群众甘苦，共命运。”(((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l页。)到了晚年，周恩来的胸前总是别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就在逝世前，他还交待说：“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上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一个人在自己将要离开人世时还想到要为人民服务，这是一种何等的境界!

  其次体现在他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上。周恩来认为，社会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即使“大家都幸福。不是少数人幸福。”“谁要是幻想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长期地保留他的剥削，甚至于过那种极度豪华的生活，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全中国都不那么豪华，少数人那样豪华是不能允许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64-265页。)

  3、服从大局的权力观

  周恩来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从工作上说，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彼此平等地交换意见，决不能个人自居于领导地位。”(《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92页。)

  周恩来一生中有许多次机会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领袖，但他虚怀若谷，甘居次位，从不谋取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他总是扮演着用实干而不是靠权力控制和高谈阔论来实施领导的领袖角色。从1 928年至1932年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这一段时间，他常常是全党工作的主持者和指导者，在党内的地位比毛泽东高。1932年7月29日，中央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总政治委员，周恩来致信中央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坚持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1932年7月29日致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信。)同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他坚持要毛泽东留在前方。1935年1月，洛甫提出要变换党中央领导时，他毫不豫犹地说：“当然是毛主席领导，听毛主席话。”表达了党内军内大多数人的要求，丝毫不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1945年党的“七大”后，他极力举荐老同志朱德和有能力的刘少奇同志，退居朱德和刘少奇之后。

  4、立足实际的发展观

  1956年，周恩来针对当时出现的“左”倾冒进情绪，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得出了不能提早宣布实现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这条科学结论，并及时对那些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坚决压缩调整，从而使国民经济免遭重大损失。“大跃进”时，周恩来对下面报来的浮夸数字不相信，但苦于得不到实际材料。于是他就利用各种机会，找一些能向他说真话的同志个别询问，了解国务院各部门和各行各业的实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以便向党中央汇报。

  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党风不纯，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周恩来分析指出：原因之一是一些领导好大喜功，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规律，向下乱压任务，给人乱扣帽子，结果是一些人“准备两本帐”，“看领导颜色说话”。因此，要“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真话，反对说假话。”(《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9页。)

  5、不尚浮华的政绩观

  几十年来，周恩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伟大的功绩，但他从来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周恩来认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25页。)

  他曾多次告诉记者，要多宣传群众，不要突出他自己。在重庆时，他坚决不让《新华日报》登他的照片。他出国时，发现有的驻外使馆挂他的像，立即取下，只挂毛主席的像。他坚决不许把他在延安、淮安等地的旧居辟为他的纪念馆。1955年，邓颖超同志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发现纪念馆内周总理的像比别的教员的像大一些，他便委托邓颖超转告农所的同志，把他的像放成同别的教员的像一样大，并深情地说：“那几位同志都为革命牺牲了，我们的像不应当超过他们。”

  对形形色色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他深恶痛绝。有一次，周恩来观看密云水库修建规划，当场向有关人员严肃指出，“这个规划见物不见人，没有对几万移民的安排”，要求重新规划。1958年，北京市给总理送了一个远景规划模型，一直放在西花厅，其中有国务院办公大厦、各部办公楼的规划。总理明确表示，在他任职期间，不盖国务院办公大楼。他担任共和国总理长达27年，一直住在西花厅。

  邓颖超同志曾对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和亲属指出：周恩来“一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的功劳越大，越是虚怀若谷，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戒慎恐惧。”(邓颖超：《继承遗志永远向前》。)

  6、唇齿相依的群众观

  “‘党员’和‘群众’相对，始终是不合逻辑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57页)其实‘‘党员也是群众中的一员，包括领导人在内，不能自居于群众之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67页。)在周恩来整个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最不能容忍那些高高在上、不关心人民疾苦的现象。1955年至1956年间，广西一些地区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一些干部对救灾未采取有力措施，饿死了几百人，周恩来听了这一事件的报告后，心情沉痛地说，事情的性质是严重的，“我们的国家制度所以优越，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的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与人民息息相关的，不关心人民疾苦或者关心不够，那是不允许的。”

  周恩来历来主张，不论革命和建设都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领导者的工作“应该靠同志们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27页。)周恩来早在四十年代制定的修养要则中，就规定自己“不与群众隔离，过集体生活”。在周恩来看来，“一个人孤陋寡闻，不进则退，怎能有科学性?”因此，“要让大家说话，要不断同大家商量”。他还尖锐地提出了脱离群众的严重危害：“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0页。)“离开了群众，我们就会枯死!锢死!”这些话语掷地有声，犹如警钟长鸣，至今令人警醒。

  7、一心为公的党性观

  周恩来“把自己看作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来始终如一地遵守着这条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准则。”(邓颖超：((继承遗志永远向前))。)他把为广大群众谋利益，概括为“立党为公”。1973年8月23日，他主持召开协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会议，指出“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陈晋：《领袖与人格》，《周恩来和他的事业》第553页。)第二天晚上他在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在今天，重读周恩来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仍然使人热血沸腾。这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党内那些严重的不正之风，特别是党员干部尤其是那些高级领导干部贪污受贿、只为自己和小集团谋私利的腐败行为的锐利武器。周恩来言行一致。“立党为公”，他不但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一生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他身后没有儿女；他和邓颖超仅有的5000元人民币，也全部交了党费。

  一一用人负责的观念。一旦发现别人犯了严重错误，他都要“站在中央工作岗位上”，“觉得自己有失察之咎”，“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5页。)在周恩来看来，一个政治领导者不但要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要对他所领导的人做的事情负责。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的。

  对于亲属的任用，他是严格把关。他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74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被周恩来给压下来了。直到他去世后，1977年全国人大选举邓颖超任常委会副委员长，她才知道毛泽东早有批示。

  一一严明的纪律观念。他说：“如果说‘严于责己，宽以责人’，对共产党应该要求严些。”(《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0页。)特别对于党的干部，更要严于要求自己，因为身为领导，“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6页。)周恩来人党时，邓颖超加入了共青团，虽然是夫妻，但彼此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这种习惯也一直延续到周恩来与邓颖超以后的婚姻生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跟接触原子弹的人说：“你们跟任何人都不要讲，邓颖超是中央委员，我都没让她知道。”爆炸前一天，总理值班室除了办公室的经手人知道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周恩来逝世后，很多人见了邓大姐讲一些事情，邓大为诧异，“哟，这件事情我还不知道!”对方也很奇怪：邓大姐，你怎么还不知道?“这种情况，外人奇怪，我们不奇怪。”(赵炜：我的西花厅岁月，《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l期。)

  8、无私奉献的工作观

  “只要于共产党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一切全可牺牲”。(《周恩来书信选集》第39页。)

  周恩来是人民忠实的公仆，也是勤政高效的公仆。他在工作上总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他在日理万机中送走一个个不眠之夜，迎来一个个繁忙的早晨，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从不午睡。周恩来规定，从白天到深夜，凡有重要事情，无论他是在盥洗室、办公室、会议上，还是在睡眠，都要随时报告。他疲倦了，就走一走，或是用湿毛巾擦把脸。有时忙得顾不上吃饭，就在汽车里吃点干粮。他患癌症后仍然忘我地工作，1975年3月至9月间，他还和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102次，会见外宾34次。

  周恩来常说，共产党员“应该象牛一样努力奋斗”。1966年春节，他对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说：“如果没有战争，就要努力工作，拼命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的国家和人民。

  9、本色不变的廉洁观

  对于一名党员及其领导者来说，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作风清正起来呢?周恩来曾概括地说：“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要反对特殊化作风，恢复和发杨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当好人民的勤务员，树立新风气。”(《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3页。)

  ——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说：要“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2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党的工作中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之际，周恩来一再告诫道：“我们要继续保持和发扬长期在农村中建立起来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我们现在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但旧衣裳还是要穿，不要向剥削阶级造成的奢侈腐化的生活看齐，要向我们历来的艰苦朴素的生活看齐。”(《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7页。)建国后，他强调：“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7页。)

  一一生产为先的消费观念。周总理是我国第一个乘国产红旗车的人。红旗车刚研制出来，他就将这种车定为自己的专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坐国产车。”有关部门想给总理换一辆奔驰车，他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谁就去坐，我不喜欢，我仍坐红旗。”他还说：“我们国家底子薄，还是一穷二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都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光荣传统。外汇很宝贵，要用在建设上，不该花在消费上。”

  ——杜绝礼尚往来，拒斥不正之风。1961年春节前夕，他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莲子、藕粉等土特产，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100元钱。信中说：“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有一次，他过去的一位老警卫员给他捎来一筐新鲜桔子。他问清值25元钱后，让寄去50元。他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

  ——不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周恩来曾给他的亲属定下十条“家规”，要求“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车子”、“生活要艰苦朴素”、“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等。十条家规体现了他也体现了我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O、惩防并举的反腐观

  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建国后，周恩来特别反对党员和干部的蜕化，认为党员及干部如果蜕化，就必然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自己毁掉自己，因此，他强调：“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19页。)他针砭社会上不良现象说：“党员有一些政治上特殊；不要说高级领导做官当老爷，就是一般的党员在群众中间也做成一个小老爷，这怎么行呢?”(《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60页。)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特大贪污案时，他说，“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2页。)

  不断改造自己的灵魂，从思想上进行教育防范。他认为如果不注重预防，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他说：“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4-425页。)他还以自己为例，说明领导干部不能说“已经修养得很好不必改造了”。1943年，他在重庆领导整风学习时，曾结合自己的特点与需要，进行严格反省，有针对性地写下了7条《我的修养要则》，提出“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等自律要求。1954年2月10日，周恩来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内目前主要的危险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党内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正是这种思想滋生的温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7页。)所以，他认为全会“敲起这种警钟是适时的，绝对必要的，哪怕只发现了这种危险状况的萌芽”。(《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22页。)“如果不把问题提得这么严重，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便不会认识这种状况的危险性，甚至还会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听任这种危险的萌芽蔓延滋长，这样，必致贻害全党”。(《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20页。)

  加强监督制约，从制度上进行预防。建国初期，周恩来积极主张依法治理贪污腐化，不搞人治，反对“领导人定生死”和“功过相抵”等陋习，主持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监察室等专门监督机构，强调监督要实现多元化，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工会、社会各界、新闻媒介和政府机关内部的相互监督作用，协助或主持制定了共和国第一批惩治腐败的专门性法规文件。

  1949年12月30日，为了节俭地过好新中国的第一个春节，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13次会议，通过了《新年和春节期间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不得宴请、收送礼物和相互拜年的规定》。(《周恩来年谱》上卷，第19页。)1951年 l 2月，党中央决定开展“三反”斗争，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和《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等文件，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1952年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3月，他又连续主持政务院工作会议，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两个文件，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杨宗丽：《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

  二、周恩来廉政思想的来源

  周恩来廉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廉政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形成同其他任何科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一样，都有其产生的客观条件和思想来源。

  1、周恩来廉政思想的理论渊源

  120多年前，巴黎公社成立之初，马克思就总结了巴黎公社进行政权建设的经验，肯定“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号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7页)，用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代替了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更难能可贵的是巴黎公社为防止国家机关蜕化变质，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探索。正如恩格斯所言：“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国家中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人工人同样的工资。”并且一律废除高薪、兼薪，不得享有特权。“这样，既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5页。)这些措施对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廉政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也对早期的周恩来廉政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周恩来1917年便东渡日本，寻找救国救民真理。到日本后，他细心观察、研究日本国情，广泛阅读介绍各种新思潮的书籍报刊。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列主义传到日本，使他受到极大鼓舞。他以极大的热情认真学习钻研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开始新的飞跃。

  1920年，为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真理，寻求根本改造中国的方法，周恩来又到欧洲，如饥似渴地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对欧洲社会进行深入的考察，用社会实践来检验他所接触到的各种主义。经过近三年时间的艰苦探索，推求比较，慎思明辨，他终于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从此义无反顾，并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为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斗争的伟大事业中，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观点不仅是周恩来廉政思想的直接来源，而且为它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周恩来廉政思想的历史依据

  周恩来的历史知识十分丰富，其廉政思想与其正确的历史观密切相关。

  在中国，旧的风气和习俗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周恩来曾指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毒害，在中国的阶级社会中已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是有着浓厚的社会基础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81页。)在他看来，尽管我们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脱离群众，事事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是这样的，我们也容易这样做。因此，每个党员和干部要做到作风上的清正，是一场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周恩来十分重视从中国古代历史中吸取兴亡盛衰的教训。从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相约：进京赶考，要考出好成绩，不当李自成。历史证明，周恩来考出了优异的成绩，经受了执政的考验。他在《反对官僚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在1956年4月、5月关于昆曲《十五贯》的两次讲话中，他称赞戏中的苏州知府况钟“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这是符合唯物主义思想的。”而戏中的巡抚周忱则是一个草菅人命的官僚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他借批评戏中的官僚主义者，为我们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者敲了警钟，严肃地指出：“我们有的官僚主义者比戏中的巡抚还严重，这巡抚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周恩来选集》下卷，

  第198页。)1963年5月，他曾引用秦始皇溺爱秦二世，

  结果秦亡于秦二世的教训，要求在座的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73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以史为鉴，“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

  对封建制度中的一些监督官员的具体办法，他认为也可以吸取。他说：“尽管我们对整个封建的剥削制度是否定的，但他们的有些制约的办法还有可取之处。”如封建衙门的击鼓上堂。但是，“我们现在有些官僚主义者甚至在‘击鼓’后还不出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3页。)因此，“我们也需要一套制约的办法。”(《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8页。)

  3、周恩来廉政思想的乡土根源

  周恩来一生俭朴，反对浮费奢华、繁文缛节，这与他从小出入当铺，关系至深。清王朝覆亡前夕，以河、漕、盐、榷而兴的淮安和清江浦，虽已日渐衰败，但奢靡之风仍盛，“婚丧之费不惜称贷以相夸耀”。周恩来生母病逝，外祖母就硬逼着周家大操大办，使家境日益拮据，只得常靠典当、借货来维持各项开支。

  地方历史名人的事迹、传说和精神风貌，对酷爱读书的周恩来影响也很大。淮阴著名历史文化人，清嘉庆年问礼部尚书、道光年问协办大学士汪廷珍(1757-1827年)就是其中的代表。史载汪廷珍及官学政，制订《学约》“辨途、端本、敬业、裁伪、自立”五则以训士。与士讲话，谆谆如父兄之于子弟，士风为之一变。为人风裁严峻，立朝无所亲附。出入内廷，百官见之莫不肃然。其著作身后由他人辑为《实事求是斋集》。立朝30年，以文章品谊高天下，被誉为“正人”。周恩来学习汪廷珍恪守“为义为人，不为利为己”，勇于修正错误，维护真理，坚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效仿汪廷珍一生勤慎，从政“不棘不阿不党”以及“不以隆隆赫赫为名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大公无私的精神和人民公仆的思想，最初是从乳母蒋氏那里受到熏陶和启迪的。周恩来的生活成长过程中，有三个女性——周的生母万氏、养母陈氏、乳母蒋氏对周的影响最大。万氏虽未读过多少书，但她特别聪慧精明能干，善良大度，陈氏热爱知识，会动脑筋，沉静温和，这都给童年的周恩来以耳濡目染。蒋氏勤劳俭朴，对主人忠诚不二。万氏和陈氏相继去世后，尽管没有了工钱，蒋氏仍留在周家照料恩来。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期间，蒋氏还不远千里前去看望。“她是那种死心塌地效忠于主人的佣人。”((英)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第16一17页。)周恩来在《射阳忆旧》中，记述了一主题：“固特书之，以风天下之公仆”。(《周恩来早期文集》(上)，第2l页。)周恩来曾说过：“我从她(指蒋氏)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教我大公无私”。((英)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第13页。)

  4、周恩来廉政思想的革命和现实来源

  追求真理、坚持正义、讲求情操、崇尚气节的传统理想人格，培育了周恩来强烈的正义感。

  周恩来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黑暗混乱的时期，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少年周恩来深切地感到，广大同胞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着强烈社会使命感和远大志向的周恩来，曾在作文《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中明确提出学习应以肩负“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为目的，开始把个人前途和国家民族命运联系起来了。当校长问大家“读书为了什么”时，周恩来庄重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最初廉政思想萌芽，说明他学习目的明确而正确，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读书，不象古人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1916年，周恩来早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曾在该校((敬业)第五期发表《我之人格观》，文中认为“人格之造就，端端良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道所在，正理趋之。处世接物，苟不背乎正理，则良心斯安，良心安，人格立矣。”这是周恩来早期朴素人格观的体现，也是他日后廉政思想形成的基础。此后，他又围绕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和拯救国家等问题，先后写了《论名誉》、《国民宜有高尚思想说》等作文，认为一个人应当珍惜自己的名誉，把它看作“人生第二生命”，但又不能“存遨名之心，当以正义以绳其轻重”，否则“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同时一个人应有远大志向，不为金钱高官所惑，而要以“拯救神州陆沉为己任。”他的知识面广，思想活跃，视野开阔，使他对救国救民问题的探索比较深入，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比较厚实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

  他经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重大事件，参与了党中央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决策的制定和组织实施.

  井冈山时期，以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党风廉政建设放在巩固新生红色政权的重要位置，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29年8月20日，中央发出了由周恩来同志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从纪律等多个方面对红军战士开展教育。

  解放后，周恩来对于少数领导干部的腐败堕落问题，与毛泽东一样有着敏锐的洞察力。1951年10月，天津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向河北省委组织部揭发了天津地委两任书记刘青山、张子善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委查实后，建议省人民政府依法逮捕刘、张二人。并请示华北局，华北局讨论后报请周恩来批准，周恩来立即签字同意。在这一问题上，他与毛泽东一样，向来以教育为主，不主张打击面过宽；能不杀尽量不杀。他在与毛泽东及刘少奇、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议论时，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对那些所谓“手上不干些净”的，还应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调查核实，实事求是地分别对待，以免整错、杀错。但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周恩来明确赞成枪毙刘、张二犯。(尹家民：《共和国风云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事后又迅速开始了“三反”运动的领导工作，主持制定和出台了多项惩腐文件制度。

  三、学习周恩来廉政思想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周恩来同志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这是对周恩来一生的公正评价。邓小平同志说：“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周恩来同志的廉政思想同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一样，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已经成为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

  探讨周恩来的廉政思想，对于我们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每个共产党员都要牢记周恩来同志的教诲：“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的一面旗帜，今天我们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就要像周恩来那样做人、学习、工作、生活，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要求真务实，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要学习周恩来追求真理的精神，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心，且自觉地为它宣传奔走。”树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心，对党的反腐倡廉工作的信心；像他那样顾全大局，“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立足本职，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目标任务而奋斗。

  二要无私奉献，坚持党的宗旨不懈怠。要像周恩来那样，密切联系群众，时刻关心群众，把为人民服务视为共产党员的天职和人生的第一需要，心甘情愿地为人民“服役”，为人民解忧，一息尚存，就得奋斗。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三要严于自律，坚持“两个务必”不变色。要像周恩来那样，严于律己，反对得过且过。“用党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的言行，时时处处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像他那样，艰苦奋斗，学会知足常乐，享受多了应居之不安；不谋私利，不循私情，自觉过好思想、政

  治、社会、亲属和生活等“五关”。

  参考文献：

  [1]《周恩来早期文集》(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1 998年版。

  [2]《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80年版.

  [3]《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周恩来年谱》1 949--1 976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 997年版。

  [5]《周恩来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6]《周恩来大辞典》[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 998年版。

  [7]《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84年版。

  [8]《周恩来教育文选》[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 984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72年版。

  [1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M]，北京：中央文影出版社，1 993年版。

  [11]《周恩来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 988年版。

  [1 2]赵炜：我的西花厅岁月，《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1期。

  [1 3]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1 4]杨宗丽：《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1 5](英)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 992年11月版。

  [1 6]《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c]。

  [1 7]尹家民：《共和国风云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

  [1 8]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版。

  [1 9]王家云：周恩来廉政建设思想新探[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281～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