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雄谱：方振武

珍爱

抗日英雄谱：方振武  收复察哈尔的总司令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方振武（1885━1941）字叔平，安徽寿县人。安庆武备学堂毕业。曾在安徽新军中任队长。武昌起义爆发后投入革命军，参加了进攻南京的战役。后加入中华革命党。1918年任广东护法军政府海军陆战队大队长。1924年在奉系军阀张宗昌部任直鲁联军别动队支队司令、补充旅旅长、二十四师师长。1925年12月脱离张宗昌，率部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后任国民军联军援陕副总指挥，第三方面军总司令。1928年改隶蒋介石指挥，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第6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职。1929年因反对蒋介石被押，1931年获释后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部分国民党爱国将领也产生强烈不满。方振武将军奋起抗日，立志“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1933年2月，方振武将军在晋南组织了抗日救国军，自任总指挥，向全国通电，北上抗日。5月26日，方振武将军与冯玉祥、吉鸿昌共同在张家口联名发出通电，宣告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方振武任副总司令。6月20日，同盟军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率军北进，收复察东失地。同盟军连续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及黄旗营子等地。7月7日，吉鸿昌、方振武下达进攻察北重镇多伦的总攻击令。当日夜至8日拂晓，同盟军连克敌两道外围防线，直抵城下。日军以飞机轰炸我攻城部队，致我军“伤亡累累，遂暂退守原阵地”。后派数十名战士化装潜入城内为内应，再次发动攻击。经过五昼夜苦战，终于在12日收复多伦，将日伪完全赶出察哈尔省。
　　蒋介石对同盟军的兴起和抗日发展极为恐惧，担心危及个人统治权力，因此不仅未予以支援，反而极力设法扑灭。蒋对方振武将军许以西北边防督办名义，继以拉拢诱惑，均被拒绝。方振武和吉鸿昌两将军，在同盟军遭到蒋介石瓦解、攻击之下，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直至10月，终于在蒋、日军联合夹逼下失败，方振武将军被迫流亡国外。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战和所进行的抗日救亡宣传，对于推动全国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9年方振武将军闲居桂林，后在蒋介石胁迫下出走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又化装潜回广东，1941年12月在中山县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其他宗亲回复：2008-10-25 16:36:13

其人其事：
方振武是寿州人，阮玄武是合肥人，两人虽同是安徽人，但早年并不相识。二人之间初次见面是在1924年齐卢之战时。那时，方振武被卢永祥派为别动队司令，拨归杨化昭司令指挥，杨又将其拨给第一支队司令张义纯指挥；阮玄武那时在第一支队当团副。方振武为了给养问题，常到驻在浏河的第一支队司令部接洽，因此二人就认识了。齐卢之战后，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垮台，奉军进驻关内。方振武到天津投奔张宗昌。那时，阮玄武也在天津，寄住在杨化昭家里。张宗昌委派方振武为奉军先遣第二梯队司令。  方振武请杨化昭推荐干部，杨化昭便把阮玄武介绍给他，阮玄武就当了他的参谋长。从此。阮玄武和他共事近十年，由奉军变成国民革命军，又变成国民革命军；他由司令、旅长、师长、军长升到总指挥、总司令，官越做越大。他每升一级，阮玄武也水涨船高地提升一步。直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两人才分手。  方振武的父亲一面耕种，一面在镇上当塾师，以资糊口。方振武因生活困难，于清末应征到南洋新军第九镇三十三混成协辎重营当兵，后加入同盟会，参加了1908年熊成基领导的安庆马炮营起义。失败后被捕，在押往原籍途中逃走。1911年他参加光复南京的战斗。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入尚武学校学习军事。19l7年回国到广州，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军陆战队司令。1921年孙中山举兵北伐，方振武率部随许崇智出师北江，旋因陈炯明叛变，北伐失败，方振武率部打着北伐旗号，由江西进入皖南，陷入困境。在无奈情况下，准备赴浙江投奔卢永祥，但在浙西开化队伍被卢永祥缴械遣散。  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方振武再次投奔卢永祥，被委为别动队司令。卢永祥失败下野后，方振武到天津投奔奉军第二军军长张宗昌，被委任为奉军先遣第二支队少将司令，阮玄武则由杨化昭推荐任方振武部参谋长。1925年进驻上海闸北后，扩编一个教练营，新兵全从他的家乡寿县、凤台一带招募，连、排长则选用他的旧部，这支部队便成了他最基于的部队。他派阮玄武任梯队副兼教练营长，所遗参谋长职由他的旧袍泽苏致臣(后改名苏宗辙)继任。  　　1925年5月，方振武率部开往苏北、山东，被张宗昌扩编为山东陆军第六旅。同年秋，方振武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方振武治兵有方，军纪严明，张宗昌为了控制这支队伍，派来一些心腹担任要职，处处掣肘。张宗昌的一些部下如程国瑞等人对方振武歧视、排挤，自视是张宗昌的嫡系，看不起方的“半路出家”。而方振武也看不惯他们那种土匪作风，曾对阮玄武和部下其他将领说：“我方某革命了多年，跟随孙中山先生多年，今天处身在这样的土匪部队里，实在无法忍受下去。”正当方振武与张宗昌的矛盾发展到十分尖锐的时候，国民革命军冯玉祥派徐谦(季龙)对方进行联络策反工作。1926年1月，方振武毅然率部脱离张宗昌集团，一夜行军四十公里，开到郓城以西，通电宣布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军，自任军长，苏致臣为第一旅旅长，阮玄武为第二旅旅长，郑植为第三旅旅长。  1926年3月底，方振武率部辗转北上，开到北京附近。这时，由于直、奉的联合进攻，冯玉祥已被迫下野，3月22日国民一军放弃天津，4月15日又由北京撤往南口。方振武率部担任掩护，任务完成后也西撤。9月16日，冯玉祥从苏联回到绥远五原，即与孙岳、方振武等共商组织国民联军。4月17日，联军全体将士在五原举行誓师，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联军总司令部，就任总司令，并宣布国民革命军全体参加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那时，西安被围，城中情况日紧，亟盼援军。第五军奉命前往救援，由五原经宁夏、固原、平凉、乾州到咸阳，先解猴儿寨之围，继与刘汝明等部进攻围攻西安的刘镇华镇嵩军，使被困八个月之久的西安军民于11月27日重见天日。  不久，冯玉祥和蒋中正商定，国民革命军开出潼关，参加北伐。冯玉祥派方为第三方面军总指挥。方振武率部过华阴，出潼关，沿陇海路东进，占灵宝、陕州，克新安。接着，方振武率先头部队，身先士卒，先后攻占洛阳、郑州、南阳、襄樊等地，并一路扩充队伍，实力发展到三个军及直属部队、特种部队，共五万多人。驻襄樊期间，方振武在进军路线、给养补充等问题上和冯玉祥发生了一些矛盾，宣布脱离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接受武汉国民政府委任的“国民革命军中央直属第九方面军总司令”之职。不久参加了南京方面“讨唐(生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总指挥，辖第三十四军(军长阮玄武)、第四十一军(军长由方自兼)、第四十二军(军长马文德)。1928年春，方振武部奉蒋中正之命参加北伐，由湖北孝感、花园一带开往归德、砀山，进攻山东，克金乡、兖州、济南等地，立下了赫赫战功。  　　1929年初，蒋中正以裁军编遣为名，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裁减别人的力量，以实行其军事独裁统治。蒋中正给方振武第四军团两个师(陆军第四十四师；第四十五师)番号。方振武要求增加一个独立旅给高桂滋，蒋中正坚决不允，而且发表阮玄武为第四十四师师长，方振武为第四十五师师长，将他的部队一分为二。对此，方振武很不满意。他的四十五师照编遣方案规定编为三个旅外，还保留一个骑兵团、一个特务团和一个教导团。他成立了第四十四师和第四十五师“联合办事处”，处理两个师的人事调动、指挥和领发款项事宜，实际上是方振武通过这个机构，依然把两师的大权一把抓在手里。  方振武部被编遣后，他一直不愉快，认为这是蒋中正有意削去他的兵权，降低他的地位。  1929年初，驻南口、昌平的徐源泉部奉调开往南方。方振武和徐源泉本是旧相识，感情甚好，他和徐源泉私下约定并叫阮玄武准备，于徐源泉部开拔前一天，派一团占领昌千，另一团占领南口。阎锡山得到报告后极为震动，以为这一行动是出于北于行营主任何成浚的授意，连忙向何成浚交涉。何成浚问方振武为什么擅自调防地，方振武答复是因为古北口太冷，而又找不着适当的练兵地点，所以调些部队到昌平附近整休。何成浚劝他早日撤回原防，以免引起误会。经过好多天反复交涉，方振武才允许让出南口、昌平。  1929年3月，蒋中正和桂系的矛盾表面化，蒋中正诱骗李济深北上，软禁于汤山，并下令“讨伐”李宗仁、白崇禧。蒋中正发表方振武为讨逆军第六路总指挥，唐生智为第五路，韩复榘为第三路，何键为第四路。当时韩部进驻河南信阳一带，石部进驻襄樊一带，唐则由蒋秘密送到北方，接收了被白崇禧收编过去的旧部，白闻风逃走。部队奉命从津浦路南下，第一步开到德州、禹城、平原一带，停下来待命。4月初，由于蒋中正收买了俞作柏、李明瑞等，桂系内部分化，所谓讨桂战争，意外地迅速收场了。在此以前，蒋中正和李宗仁都派人和坐镇中原的冯玉祥联系，冯玉祥两面答应相助，而实际却两面都不插手，把重兵开在襄樊和信阳一带，坐山观虎斗，准备伺机抢占武汉。蒋中正因此对冯玉祥切齿痛恨，因此，在蒋桂战事结束后，他立即把矛头指向冯玉祥。冯玉祥见势不妙，即命孙良诚放弃山东，把部队撤至河南，摆好了抗击的态势。  蒋中正得悉孙良诚已从山东撤兵，立即电令方振武派四十四师迅速南开。因为那时济南尚被日寇侵占，蒋中正指定方部由齐河县渡过黄河，避开济南，绕道张店，进驻泰安。山东省府那时暂设在泰安。阮玄武军开到时，代主席石敬亭也走了，由吕秀文代理主席职务，准备交代。正在这时，蒋中正和日方的妥协告成，日寇撤出济南。蒋中正派陈调元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所遗安徽省主席，发表方振武继任。蒋中正并分电方振武和阮玄武：“陈主席亲率大军赶赴泰安、济南接防。”并命令阮玄武立即开回黄河以北的禹城一带驻防待命。很明显，他是怕方振武抢占济南。  阮玄武到德州的时候，就接到蒋中正的命令，把高桂滋旅由四十五师抽出，编为一个独立旅，鲍刚升为四十五师师长兼旅长，四十五师另外两个旅的旅长为王占林和王中孚，他们都是方振武的亲信。  不久，队伍奉命由德州南下，第六路总指挥部及四十五师开往蚌埠，四十四师并高桂滋独立旅开黄口、砀山一带，拟向归德前进(那时归德还驻有冯军)。阮玄武率四十四师到达砀山后，蒋并令驻在徐州的第三师毛炳文部一个旅归阮玄武指挥，以便增强攻击归德、开封的力量。  是年5月，南京正式发表“讨冯”的命令。正当忙于布置阵地，准备进攻的时候，冯玉祥军忽然全部撤至平汉线以西地区。有一天，蒋中正突然拍来一个十万火急的电报，说冯玉祥军驻，在马牧集的部队把铁路大桥炸毁了，另外，冯玉祥军又把武胜关的隧道炸了，判断冯玉祥将集中兵力经豫东南楔入皖北寿县一带，直奔津浦南段，威胁南京。因此，蒋中正命阮玄武师迅速调至寿县沿淮布防，迎击冯玉祥军。同时，命令高桂滋独立旅留在黄口驻防(以后调至山东归陈调元指挥，从此脱离了方振武)。哪里知道，当开到寿县时，听说冯玉祥军确已全部撤到洛阳以西，并没有借撤兵为名，突袭南京的企图。  当判明冯玉祥军已全线西撤后，蒋中正急电第四十四师从寿县经颍州、周口迅速向漯河方面前进。蒋中正得知韩、石倒戈后，即命方振武率第四十五师(欠一旅)由蚌埠乘车疾驰郑州，与韩、石联系。方到郑州与韩、石会晤后，相谈甚欢，三人结为金兰之好。马鸿逵也于这时离冯投蒋，到达了郑州。  蒋、冯之战告一段落后，方振武回蚌埠，率一团人驰往安庆就安徽省主席职．另一团仍留驻蚌埠，那时在河南驻军地点是：第六路总指挥部和四十五师(欠一旅)驻防许昌，第四十四师驻防漯河，一部驻在周口。  方振武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的任命发表后，他自己随军去河南，派秘书长方植之和委员苏宗辙等前往安庆，搭起班子，把可以接收的机关先接收过来。对于治理家乡他兴致本来是相当高的。哪里知道，蒋中正给他的只是一个光杆的主席，各厅厅长都由蒋中正派定，像民政厅厅长吴醒亚，财政厅厅长袁励宸，建设厅厅长李范一，教育厅厅长程天放，全是蒋中正的人；只有几个空头委员阮玄武、苏宗辙、方植之(兼省府秘书长)是方的人，另一个委员孙养癯是一向办教育的，和方振武是寿县同乡，也算和方有关系。苏宗辙本来是在归德被方振武打了两耳光打走了的，但他们毕竟是老朋友，当方振武发表为主席后，未经苏宗辙的同意就保苏为委员。方就职后，看到县长、警察局长和税局局长都由民政厅、财政厅委派，很不甘心，就“霸王硬上弓”，强派出一批自己的人要民政厅、财政厅委派，特别是税局局长。  因此，方振武和袁励宸、吴醒亚等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另外，何应钦和陈立夫、陈果夫都曾向安徽推荐人，方振武一律置之不理，使南京这些实力派对他也很不满。吴醒亚到南京去告状，袁励宸的父亲在南京也到处说方振武的坏话。开始，蒋中正对方还采取敷衍态度，把吴醒亚调走，以苏宗辙继任民。政厅长。但方振武还是不满意。他命令各县扩充保安队，每几个县合编一个保安团，他以兼全省保安司令的名义，派了不少保安团团长。这就引起了蒋中正对他的怀疑。  蒋中正早就决心要解决方振武了。他曾多方拉拢阮玄武，因为他知道阮玄武是方振武部下最有实力的人。从对方内部进行分化收买，是蒋中正一贯的伎俩。远在1928年砀山阅兵和济南省府会议时，蒋中正就特别表示对阮玄武“器重”。攻下平津后，方进协和医院割治盲肠，阮玄武指挥军队循平津路开到通州，即乘汽车到北平去看方，方交给阮玄武一张蒋中正亲笔写的条子，上写：“叔干兄：阮军长到后着即来见我。中正。”方振武一面给阮玄武这字条，一面说：“蒋总司令叫你去，你应该去看看他嘛。”阮玄武看出方振武的神气并不主张去，就说：“我去看他做什么，部队要忙着安顿，没功夫去。”他也不置可否。可见那时蒋中正已着力进行方和阮玄武之间的分化工作，方也有了戒备。后来，吴忠信、何成浚、杨杰、卫立煌都曾谈起蒋如何对阮玄武“关切”，暗示阮玄武脱离方振武，阮玄武都婉辞加以拒绝。军队离开漯河时，方本仁也曾经过阮玄武处做了一次说客，也被阮玄武拒绝了。  另一方面，方振武也暗中作反蒋的酝酿，他在到皖就任主席以前，在郑州和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刘镇华搞了一个“五人小组织”，相约相互扶持，相互帮助。方振武和韩、石是“兰谱”兄弟，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方振武到安徽接任省府主席后，即向蒋中正要求把他的总指挥部和第四十五师全部调回安徽，蒋中正同意了。这一师调到安徽后，三个团驻安庆，三个团驻芜湖，接着方振武又要求把四十四师也调来安徽，这就引起了蒋中正的疑忌。他先不同意，方振武就发牢骚，经方一再要求，蒋中正才允许调防。  1929年8月初，蒋中正一面命令阮玄武师调防，一面就派他的嫡系部队接防。具体措施是第一道命令着第四十四师调至颍州驻防。由漯河徒步行军，经过周口、槐店、界首、太和，刚到颍州(阜阳)，就接到蒋中正的第二道命令，着移防寿县。阮玄武师到了寿县，没住几天，蒋中正又来命令，着移合肥，寿县防务交由第七师王均部队接替。那时蚌埠防务，已由方鼎英的第十师接替了。阮玄武师到了合肥，蒋中正再来令着分防巢县、舒城等地整训。于是，阮玄武命一三○旅王日新部驻舒城，一三二旅，萧之楚部驻巢县，一三一旅余亚农部随师部驻合肥。就在这个时候，方振武把余亚农调到安庆接替四十五师鲍刚所兼的旅长，遗缺由团长徐衍昆升旅长。很显然，蒋中正要搞掉方振武的阴谋已经毕露。当时没有向这方面设想，今天回忆起来，真是麻痹大意了。  当方军开到安徽分驻皖南、皖北时，全国的反蒋空气日益浓厚，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在南北酝酿策动。他们都曾派代表到安徽活动。方振武也跃跃思动，派代表和写信到各方面去联络，主要是联络韩、石、马鸿逵、刘镇华这些属于他们“五人小组织”的人。这些人，过去都是和冯玉祥有关系的，方振武企图和他们结成一个联盟，自己当盟主，在蒋和冯、阎、李之间形成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不想他写给马鸿逵的亲笔信被马拿去告密(一说是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告的密)，密信落到了蒋中正的手中。蒋中正立即采取措施，开始动手，来电要点编队伍，把两师缩编为一师一旅(即裁去四个团)。方振武明知苗头不对，但亦无可奈何。  就在那年9月上旬，方振武急电叫阮玄武到安庆去，说有要事相商，阮玄武连忙从合肥赶去。俩人密谈了两天。他说，蒋中正对他的误会很深，看来对我们不利，他准备自己去南京解释解释，并决定阮玄武代理安徽主席。阮玄武疑心方可能因为缩编部队，要阮玄武让出师长，怕阮玄武不肯，才以主席的名义饵之我。因此阮玄武说：“我从来没有搞过政治，我不会搞这一套。缩编如有困难，可以叫鲍刚当师长，王占林当旅长。”方振武听了这话，知道阮玄武有疑心，于是很诚恳地对阮玄武说：“又玄，我们同事多年，我对你决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只编为一个师，师长也一定给你。至于要你代理主席，一则因为我非亲去南京解释不可，二则我对这几位厅长和这里的一些人难以应付。不如让我到南京去住一段时间再说。你是军人，和他们素无往来，比较容易应付。”阮玄武听他讲得很开诚布公，态度也极诚恳，就同意了。阮玄武只提醒他去南京是否妥当，他说不致有什么问题。这样，就决定了。他立即致电蒋中正，说准备到南京述职，主席一职拟请派阮玄武代理。蒋电照准。  阮玄武本来预备先回合肥安排安排再来就职，方说：“你还是先就了职再去。”阮玄武就约请几位厅长李范一、程天放、苏宗辙等谈谈，他们公宴了一下，就算就了代主席职了。就职后，阮玄武坐了专轮赴芜湖转合肥去。阮玄武到芜湖，当地商会会长等正在请阮玄武吃饭，警察局长来电话说：“方主席的专轮没有停靠就直驶南京去了。”  阮玄武回到合肥就接到报告，说总部的点编人员已到巢县，阮玄武连忙赶到巢县陪同总部人员点验萧之楚旅。正在点验，蒋中正忽来电，将第六路总指挥部名义撤销，命令第四十四师师长阮玄武与第十师师长方鼎英对调，第四十五师师长鲍刚与第六师师长方策对调。很明显，表面上是调动师长，实际就是把部队全部收编过去。阮玄武点验完毕，召开旅团长会议，说明情况，就回到合肥。当天接到方振武派他的亲信高副官送给阮玄武的一封很长的亲笔信，措词很沉痛。大意说，我们患难多年，相知甚深，务望一切听从命令，等等。这信显然是蒋中正强迫他写的。高副官暗地对阮玄武说，方振武已被软禁了。于是，阮玄武就复电蒋中正，表示服从命令，阮玄武即专轮赴南京当面报告一切，请令寿县和蚌埠方面部队停止向合肥前进，否则发生误会负不了责任。  阮玄武到南京，先到羊皮巷方家(是方振武自置的房子)。阮玄武是穿着军装去的，到门口，便衣看守人员看看阮玄武的领章。阮玄武说：“我是四十四师中将师长阮玄武，进去看方先生。”他们没有说什么，阮玄武就进去了。  方振武听到阮玄武来了，出来迎接阮玄武，到了客厅，他对阮玄武说：“你来了很好，见过总司令没有？”  阮玄武说：“还没有去，先来看你的。”  他说：“我不干了，你们好好干吧。”  谈了约一刻钟。方振武说话很谨慎，没有明白表示他的心意。阮玄武从方家辞出后，即驱车至三元巷总司令部去见蒋中正。  蒋中正开口第一句话便问我：“见过叔平没有？”  阮玄武说：“见过了，刚从他那里来。我是今天刚到的。”  蒋中正说：“我对叔平没有什么，他做的事太对不起我，这次我是从轻教训教训他，他有真凭实据在我这里。尽管他对不起我，我还是以老同志对待他。你再去看他时，把我的意思对他说说。”  阮玄武说：“我不想再去看他了。我来京时，对方犯了什么错误一点也不知道。我跟他拼死拼活干了几年，落得这样的结果，我什么也不想再干了。”  蒋中正说：“你很好，你对党国有贡献。你的电报我收到了，我已去电叫第七师和第十师就地停止前进了。”并说：“你快回去，和伯雄(方鼎英字)具体研究研究，什么事都好商量。”意思是说，只要听他的话，就是担任原师长不调也可以。于是，蒋中正亲笔写了一个字条，叫他的前副官长、首都公安局长姚琮向津浦路局长孙鹤皋要了一辆头等专车，送阮玄武到蚌埠转回合肥办理交接。  蒋中正对第四十五师采取的办法是，一面电令鲍刚与方策对调师长，一面派方策率第六师分乘兵舰驶抵安庆，鲍刚猝不及防，遵令交接后，径赴南京见蒋中正。  同时蒋中正派吴醒亚、袁励宸等随方策军舰到达安庆，接收省府，把苏宗辙、孙养癯软禁起来，方植之闻风事先出走，故未被扣，后因余亚农在安庆起兵反蒋，苏宗辙、孙养癯二人被押送到南京军法处关起来了。  不久，余亚农在安庆起兵反蒋，鲍刚在芜湖起兵反蒋，都被蒋镇压下去了；阮玄武在河南反蒋，也失败了。  事后阮玄武和方振武见面时，方振武谈起被蒋中正扣押的情况。大致经过是这样的：方振武到南京后，就去见蒋中正。方振武先说：“我此来是述职，同时想在京休养休养，因为多年打仗，精神不好，加之去年在北平，因患盲肠炎动过手术，一直没有复原。”蒋中正就说：“好，你来子很好，我们有什么误会，都可以解决。你在此休养一个时期，回去还当你的主席，总指挥交给阮师长好了。”方振武听了怒火上冲，高声说：“我什么也不干了，都交给阮玄武好了。”蒋中正冷冷地说：“好，好，你回去吧。”方振武在回家路上，车子后面就有小车跟上，到了家里，前后门都有军警看守了。从此方在南京，虽还可以外出，但到哪里都有车子紧紧盯住。  是年12月初，石友三部奉调开往福建，到浦口候轮，石过江到方振武家里谈了很久。当天晚上，石友三部在浦口哗变。本来对于阮、鲍、余等的反抗，蒋中正都怀疑与方振武有关，这次石的哗变，又认为和方振武有联系，因此，派宪兵把方振武由家里抓到军法处押起来，上了镣铐，准备枪毙。后因石友三部没有过江，方振武才幸免于死。  那时，苏宗辙、孙养癯二人同方关在一起，他们事后对我说，当方被抓到军法处，在上镣铐时，曾大喊大叫：“总理啊！总理在天之灵啊！我犯了什么罪？我什么罪都没有犯啊！”方的言词，充满愤怒情绪。  方振武被扣押后，先押在军法处，关了一个时期，后来被软禁于汤山。直到“九一八事变”后，宁粤会谈，粤方要求以释放被蒋扣禁的胡汉民等为先决条件之一，蒋中正被迫把在汤山关禁着的胡汉民、李济深、方振武、居正和蒋百里(他是在唐生智二次反蒋时被扣的)等释放。方振武这才结束了历时一年多的监禁生活。  1931年10月，方振武被释放，到上海住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他自己的房子里。  国民党宁粤合流后，所有一、二、三届的中委，全都算是第四届的中委；另外，南京、广州分别开会，选举出若干中委，汪精卫的改组派则在上海大世界开会，也选举若干中委，合起来成为第四届的“大杂烩”。方振武是第三届经蒋中正“圈”出的中央执行委员，照例连任下去，所以他没有进行什么政治活动，但那时他和汪派往来相当频繁。  1932年初，爆发了“一二八”上海抗战，南京政府宣称准备迁都洛阳。但蒋中正一心坚持不抵抗政策，破坏上海抗战。所谓迁都，召开国难会议等等，只是摆摆样子而已。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阮玄武在北平忽然接到上海朋友的电报，说方振武病得相当严重，已进中西疗养院治疗。阮玄武连忙赶到上海去看他。他虽在病中，但对于日寇入侵义愤填膺，尤其对于蒋中正的不抵抗，极为愤慨。他感慨系之地说：“我们是两手空空，大牯牛掉在水井里一一有力无处使“阿。”  方振武在医院里住了二、三个星期，阮玄武不断去看他，谈了好几次，他总是念念不忘日寇步步深入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他一再对阮玄武说，鲍刚、张人杰现在山西的两师人，是我们今后唯一可用的力量，要好好照顾他们，如果他们有困难，我们要想尽办法帮助他们。他的态度诚恳。使阮玄武很感动。所以阮玄武回北平后，即写信给鲍、张，信中说：“叔公(方振武)病在医院，谆谆以两弟为念，老成谋国，具见苦心。”  方振武的病逐渐好起来了，不久就移家南京，仍住在羊皮巷。他什么职务也没有担任，只是以空头的中央委员参加一些会议，和各方联系接触。看来，他这样做是有他的深意的。是年秋末冬初，他的岳母高夫人死了，他大发帖子，大举开吊。阮玄武接到帖子，赶到南京。这是他们分开后第三次见面。记得开吊那天，真是冠盖云集，南京所有的“党国要人”几乎全到了。蒋中正没有亲来，派了代表，送了挽联，何应钦等不仅来了，而且参加执绋送灵，可见方振武那时和他们敷衍得不错，蒋中正也在极力拉拢他。  开过吊后，方振武和阮玄武密谈，他说：“鲍刚、张人杰那里，已派人去联系过，并送去几万元接济他们，这支部队我们可以抓起来抗日救国。”他们还反复讨论了具体进行的办法，谈了几天，阮玄武就回北平去了。  1932年底，日寇侵入热河后，方振武写信给阮玄武说：“决心毁家纾难，抗日救国。”他先把家眷送到上海，收集了自己存款十万元，带了支票，剃了胡子(他在南京蓄须)，化装好了，带着一向跟随他的军需处长孟芸生秘密离开南京，到了山西介休。他先慰劳了鲍、张两个部队，然后和鲍等商定，把部队改称抗日救国军，他自己担任总指挥，鲍刚为第二师师长，张人杰为第三师师长。他们三人联名发出通电。通电只是说明自己坚决要抗日救国，并没有骂蒋中正。他一面派代表四出联系，一面派人到北平找我。他没有要阮玄武立即去介休，通电也没有列阮玄武的名，是想让阮玄武先在北平做些联络工作，主要是联络当时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据阮玄武后来知道，方振武和各方联系，着重在韩复榘、石友三、李烈钧和孙科等人。孙科那时对蒋中正也不满，曾帮助方三万元，韩复榘也暗中有所接济。方振武也派代表去太原见阎锡山，要求帮助，阎锡山一个钱都没有送，只是表示赞成方振武早日北上抗日。显然，他盼望方振武早日离开山西，越快越好。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冯玉祥离开南京再上泰山。蒋中正不断压迫韩复榘，要韩复榘驱逐冯玉祥。韩复榘在蒋中正的一再压迫下，把冯玉祥的一团卫队缴械解散，另派他自己的一营人去“保护”冯玉祥，冯玉祥当然受不了。正好这时宋哲元任察哈尔主席，冯玉祥就离开泰山，移住张家口，和吉鸿昌等决意在察省坚持抗日。他派张允荣赴晋与方振武联系，希望方振武速将部队调到察哈尔。(待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0-25 16:54:14编辑过]